中国文化产业未来十年发展空间

中国文化产业未来十年发展空间——以扩大文化消费需求与共享为目标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　王亚南　刘　婷　赵　娟

内容提要：遵循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文化建设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根本宗旨，面向国家“十二五”发展规划，突出“协调增长”、“均衡发展”的基本目标，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空间必须从不可或缺的“内生动力”中拓展出来，更应当落实在自身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之上。文化产业发展路向应以扩大人民群众文化消费需求和促进城乡、区域均衡共享进行定位，单纯追求“文化GDP”支柱产业目标并不足取。

关键词：中国文化产业；扩大文化消费；需求与共享；增长目标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文化建设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加快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缩小城乡文化发展差距；增加文化消费总量，提高文化消费水平，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增强城乡居民消费能力，增强城乡区域发展的协调性，逐步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等，这些已经成为国家发展规划的约束性指标。同时，在未来十年间推动中国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也成为全国文化建设的一项指导性目标。

这就意味着，在“十二五”期间以至未来十年，一方面，经济发展、民生增进应当与城乡文化消费需求增长实现良好协调，另一方面，文化产业发展必须与文化消费需求增长实现良好契合。这就需要对未来十年经济、民生与文化消费需求之间的协调增长，包括城乡、地区之间民生与文化消费需求的协调增长，以及文化产业生产发展与文化消费需求增长之间的协同目标作出预期测算，以此衡量文化产业何以才能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空间必须从不可或缺的“内生动力”中拓展出来，更应当落实在自身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之上。以城乡人民群众文化消费需求增长来衡量文化产业支柱发展目标，可以破解源于“GDP崇拜”而在各地愈演愈烈的“文化产业增加值追逐”。全国及各地文化产业的发展路向应以扩大人民群众文化消费需求和促进城乡、区域均衡共享进行定位，单纯追求“文化GDP”支柱产业目标并不足取。

一、全国城乡文化教育消费需求增长态势

城乡文化消费需求总量是文化产业生产总量实际进入城乡居民日常生活消费的具体表现，也是文化建设和文化生产的发展成果实际转化为城乡人民群众文化消费需求的具体体现。不过，首先现有统计制度对乡村文化消费与教育消费未予区分，而是笼统视之为“文化消费”，实际上其中“文化消费”比例很低，视之为“教育消费”更为合适，因而本文反过来取城镇文化消费与教育消费之和，进行全国城乡“文化教育消费”综合分析。其次，总量数值有利于把握全国总体态势，但总量演算受到人口增长及其分布变化影响，误差较大，因而本文仅在开头和结尾涉及总量演算，中间则基于人均数值展开分析测算。

2000～2010年全国城乡文化教育消费总量及城镇与乡村人均值增长态势见图1。

注：左轴面积为全国乡村、城镇人均文化教育消费（元转换为%），城乡间年度变动形成直观比例；右轴柱形为全国城乡文化教育消费总量（亿元）。

图1　全国城乡文化教育消费总量及城镇与乡村人均值增长态势

2000～2010年，全国城乡文化教育消费总量从4 334．93亿元增长至13 049．35亿元，增长了8 714．42亿元，总增长201．03%，年均增长11．65%。其中，“十五”期间，总增长91．08%，年均增长13．83%；“十一五”期间，总增长57．54%，年均增长9．52%。两个五年规划期相比，全国城乡文化教育消费总量“十一五”年均增长幅度低于“十五”年均增长幅度4．31个百分点。

同期，全国城镇人均文化教育消费总增长159．25%，年均增长9．99%。其中，“十五”期间，总增长74．80%，年均增长11．82%；“十一五”期间，总增长48．31%，年均增长8．20%。两个五年规划期相比，全国城镇人均文化教育消费“十一五”年均增幅低于“十五”年均增幅3．62个百分点。

全国乡村人均文化教育消费总增长96．40%，年均增长6．98%。其中，“十五”期间，总增长58．25%，年均增长9．61%；“十一五”期间，总增长24．11%，年均增长4．41%。两个五年规划期相比，全国乡村人均文化教育消费“十一五”年均增幅低于“十五”年均增幅5．20个百分点。

在这十年间，全国城乡文化教育消费需求增长态势显露出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与“十五”期间相比，“十一五”期间年均增长幅度明显下降，无论是城乡总量值综合测算，还是城镇与乡村人均值单行测算，情况都是如此；第二，城乡差距显著扩大，十年来城镇人均值总增长为乡村的1．65倍，年均增幅高出乡村3．01个百分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十一五”以来城乡差距加速扩大，“十五”期间城镇人均值总增长为乡村的1．28倍，年均增幅高出乡村2．20个百分点；“十一五”期间城镇人均值总增长为乡村的2．00倍，年均增幅高出乡村3．79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就全国城乡总体而言，提升文化教育消费需求并促进城乡共享迫在眉睫。

当然，全国城乡文化教育消费需求状况分析不能孤立地进行，前后时段之间、城镇与乡村之间增长比较也只是一种初级的比较，还需要把全国城乡文化教育消费需求增长放到经济发展、民生进步的社会背景当中展开全面考察。全国历年人均产值、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消费和积蓄（收入与消费之差）各项绝对值（详见后续各图表）转换为以上一年数值为100的年度增长百分比指数，得出2000～2010年全国人均产值、城乡人均收入、消费（分为非文消费与文化教育消费两部分）、积蓄增长态势见图2，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若干具有规律性、趋势性的动向。

图2直观显示并以数据精确表明，以2000年起点为100不计，2001～2010年，在全国人均产值、城乡人均收入、人均非文消费、人均文化教育消费与人均积蓄之间的年度增长指数关系中，有三对数据组之间的相关系数很高：

注：年度增长指数：上年＝100；相关系数：（1）与（2）0．932 8，（2）与（3）0．903 1，（4）与（5）－0．527 4、－0．763 0（2001～2005年）、－0．230 1（2005～2010年）。

图2　全国人均产值、城乡人均收入、消费、积蓄增长态势

数据项（1）与（2），即全国人均产值年增指数（柱形）与城乡人均收入年增指数（带菱形曲线），二者相关系数为0．932 8，亦为其间历年增长幅度在93．28%的程度上保持同步。

数据项（2）与（3），即城乡人均收入年增指数与人均非文消费年增指数（带方形曲线），二者相关系数为0．903 1，亦为其间历年增长幅度在90．31%的程度上保持同步。

数据项（4）与（5），即城乡人均文化教育消费年增指数（带圆形曲线）与人均积蓄年增指数（带三角形曲线），二者相关系数为负值0．527 4（若排除增长态势稍显例外的2010年，则为负值0．610 0），其间2001～2005年为负值0．763 0，2005～2010年为负值0．230 1（若排除增长态势稍显例外的2010年，则为负值0．517 7），形成较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即日常所说的“成反比”。

这意味着，十年间平均下来，全国城乡人均积蓄年度增长幅度每上升1个百分点，城乡人均文化教育消费年度增长幅度便下降0．53个百分点。如果在“正相关”关系中，这一相关系数还算很低，但在“负相关”关系中，这一相关系数已经较高。何况，其中在2001～2005年间，全国城乡人均积蓄年度增长幅度每上升1个百分点，城乡人均文化教育消费年度增长幅度便下降0．76个百分点，反之亦然。这是很高的“负相关”关系的表现。

很容易看出，2002年全国城乡人均文化教育消费年度增长出现增长高峰，与之相对应恰恰正是全国城乡人均积蓄年度增长低谷；2005～2008年，全国城乡人均文化教育消费年度增长开始下滑，并最后跌入低谷，与之相对应恰恰又是全国城乡人均积蓄年度增长高峰。其中“负相关”关系显著。2009年，全国城乡人均文化教育消费年度增长出现很大幅度回升，增长态势延续到2010年，这与国家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于2008年底开始实施“拉动内需、扩大消费、改善民生”策略密不可分。与此拉动文化内需、扩大文化消费、改善文化民生成效形成鲜明对应的，恰恰还是全国城乡人均积蓄年度增长在2009年出现很大幅度下降。其中仍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

在全国城乡人均文化教育消费年度增长曲线与人均积蓄年度增长曲线之间，仅有2010年显得例外，其余年度大体呈现出一种横向“镜面对应”或“水中倒影”的负相关关系。这就是本项研究多年以前揭示出来并不断补充后续年度数据再加以证实的一个重要发现——中国城乡文化教育消费需求体现出一种“积蓄增长负相关效应”。其中的社会背景因素在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必须辅之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相配套，而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严重滞后，广大民众不得不更加注重积蓄以求“自我保障”——譬如建立“家庭购房基金”、“子女教育基金”、“个人病老基金”等。加大“必需积蓄”势必抑制消费，中国经济增长长时期面临内需不足的困扰，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必需消费刚性难减，挤压“非必需”的精神文化消费自然是首当其冲。

二、城乡文化教育消费需求背景的增长协调性分析

按照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联系，从以上分析中提取三对关键性的数据组，正好构成了从全国经济增长到全国城乡文化教育消费需求增进的完整而简明的数据关系链：全国人均产值增长——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全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人均非文消费增长；（取人均收入与人均非文消费之差反转为）全国城乡居民人均非文消费剩余增长——人均文化教育消费增长。由此可以揭示出全国人均产值增长→全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多→全国城乡居民人均非文消费增加→全国城乡居民人均非文消费剩余增大→全国城乡居民人均文化教育消费增进之间的多重协调关系状况。这是本项研究独创的一种分析思路和检测方法。

这三对数据组分别形成一种比例关系：（1）全国城乡人均收入与人均产值的比例值，检验“国民总收入”与城乡居民收入的关系；（2）全国城乡人均非文消费占人均收入的比重值，检验城乡居民收入与“必需”的非文消费的关系；（3）全国城乡人均文化教育消费与人均非文消费剩余的比例值，检验城乡居民“必需消费”之外余钱与“非必需”的文化教育消费的关系。特别是其中后两项比例关系值分析，为本项研究从“中国现实”出发的独到构思设计，没有以往的研究经验和现成数据可供参照。于是在本文里，全国总体层面的既往事实也就成了“第一手”参考依据。以“十五”以来全国城乡综合演算的以上三项比例值的历年最佳值作为一种“应然”参考值，追求全国城乡总体自身近期曾经实现了的“目标”，这样一种期待显得更加切合实际。

此外，“城乡比”倒数演算和“地区差”指标演算系本项研究的独创方法，专门用于测算全国各方面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的“发展缺陷”。本文同时测算全国人均收入、人均非文消费和人均文化教育消费的历年城乡比变化，以及全国城乡人均收入、人均非文消费和人均文化教育消费的历年地区差变化，作为全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各方面增长协调性分析的“应然”参考值。就此说明两点：第一，本文特地展开全国城乡“文化教育消费”综合检测，这样得出的“城乡比”指标分析结果将更加准确，由此测算“城乡无差距”应然增长目标也更加合理。第二，全国31个省域之间差异极大，基于各省域数值的“地区差”指标演算极其复杂，本文最后将采用一种简便方法测算“地区无差距”应然增长目标。

（一）民生基础系数检测

在本项研究中，居民人均收入与人均产值的比例值设定为“民生基础系数”。“人民共享发展成果”首先就落实在居民收入之上。

按照国际通行做法，我国现行统计制度以“国内生产总值”（英文简称“GDP”，中文可简称“产值”）来体现经济总量。“国内生产总值”再加上国外净要素收入，就构成“国民总收入”。“国民总收入”原称“国民生产总值”，即我国以往统计制度长期使用的“GNP”。国家统计局历年公布的全国国外净要素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份额极低，甚至还在逐年降低，2009年度仅为0．86%，2010年度降为0．51%，近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看来，“国内生产总值”是构成“国民总收入”的主要部分，于是不妨将居民人均收入与人均产值的关系近似地类比为居民收入与“国民总收入”的关系。同时，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分地区经济统计数据只有作为“国内生产总值”分解的“地区生产总值”，而无“国民总收入”的地区分解数据。本项研究把“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国民总收入”的相近替代数据看待，相关演算就可以推演至各地。这就是设定居民人均收入与人均产值的比例值为“民生基础系数”的数据依据和技术原因。

在本项研究中，这一“民生基础系数”以数值大为佳，直接反映“初次分配”基本情况。本文将以此检验全国经济增长带动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历年变动状况，并提取“十五”以来历年“最佳比例值”，作为推演测算所依据的应然参考值。“国民总收入”分配是决定城乡居民收入的基本前提，而城乡居民收入又是其民生消费与文化民生消费的直接基础。离开以全国产值增长来体现的经济发展，自然就谈不上以城乡居民收入增多来体现的最基本的民生增进（就业当然属基础环节，但不在本项研究范围之内）；离开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城乡民生消费与文化民生消费提升也就无从谈起。所以，这一项指标分析是本项研究逐步向下推演测算的逻辑基点。

2000～2010年全国人均产值、城乡人均收入绝对值、比例值、城乡比和地区差变动态势见图3。

注：左轴面积为全国人均产值、城乡人均收入（元转换为%），二者年度变动形成直观比例；左轴曲线为收入与产值比例值；右轴曲线为收入城乡比（乡村＝1）；城乡收入地区差（无差距＝1）。

图3　全国人均产值、城乡人均收入绝对值、比例值、城乡比和地区差变动态势

图3将全国人均产值、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绝对值转换为图形面积比例，并附人均收入城乡比和地区差演算数值变动曲线。从中可见，2000～2010年，全国人均产值年均增长14．33%，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12．80%，产值年增幅度高于居民收入年增幅度1．53个百分点。其中，“十五”期间，全国人均产值年均增长12．54%，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11．41%，产值年增幅度高于居民收入年增幅度1．13个百分点；“十一五”期间，全国人均产值年均增长16．15%，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14．21%，产值年增幅度高于居民收入年增幅度1．94个百分点。两个五年规划期相比，二者增长差距有所加大。

详细考察，除了2002年和2009年出现微小回升以外，全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与人均产值的比例值一直呈现逐步下降趋势，由2000年的46．87%降低至2010年的40．97%。十年间，全国城乡此项比值的最高值（最佳值）为2002年的47．69%，最低值为2010年的40．97%。“民生基础系数”大体上一直在降低，意味着在民生基础层面“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程度逐渐降低。这一问题已经引起经济学界、社会学界和政府界的高度重视。本项研究将此变动态势作为一项检测指标，推演测算由此而来的“协调增长”应然差距。

2000～2010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11．77%，乡村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10．14%，城镇年增幅度高于乡村1．63个百分点。其中，“十五”期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10．81%，乡村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7．63%，城镇年增幅度高于乡村3．18个百分点；“十一五”期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12．74%，乡村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12．70%，城镇年增幅度高于乡村0．03个百分点。两个五年规划期相比，城乡收入增长差距有所减小。

详细考察，除了2004年、2008年和2010年以外，全国城镇人均收入增长一直高于乡村人均收入增长。作为城乡差距的衡量指标，全国居民人均收入城乡比呈现逐步扩增趋势，由2000年的2．786 9扩大至2010年的3．228 5。十年间，全国人均收入城乡比的最小值（最佳值）为2000年的2．786 9，最大值为2009年的3．332 8。全国人均收入的城乡差距大体上一直在扩大，意味着城乡之间在民生基础层面“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程度有所降低。这一问题还没有引起学术界和政府界的足够重视。本项研究将此变动态势作为一项检测指标，推演测算由此而来的城乡“均衡发展”应然差距。

令人欣慰的是，同期，除了2001年、2003年和2005～2006年以外，全国城乡综合演算的人均收入地区差一直呈现缩小态势，各地之间在民生基础层面“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程度有所提高。鉴于地区差最后测算将采用简便方式，此处不再展开分析。

在此作出若干假定作为预设：如果（1）全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与全国人均产值的比例值能够保持2002年最佳水平，（2）全国人均收入城乡比能够保持2000年最佳水平，乃至实现城乡居民收入无差距理想状态，（3）全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地区差得以消减至各地无差距理想状态，那么全国城乡综合演算的人均收入数值就会有很大或极大的增高，随后逐步推演的一切数值都会发生变化。最后在全国今后十年“协调增长”、“均衡发展”的预期目标测算中，将取全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与人均产值比例值的历年最佳值，全国人均收入城乡比的历年最小值，乃至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人均收入无差距理想值，分别推演后面的各项数值，最终测算出全国城乡文化教育消费需求应然增长目标。

（二）民生消费系数检测

在本项研究中，居民人均非文消费占人均收入的比重值设定为“民生消费系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群众的“需求”主要表现为消费需求，满足人民群众“基本需求”主要体现为满足必需消费，包括最基本的衣食温饱也不例外。“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最终应落实在民生消费之上。

原初的“恩格尔定律”试图表明，当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时，维持生存所必需的人均食物消费支出有可能接近成为一个常量，即便还会有所增长，也有一定的限度。但是，在经济增长、社会进步、民生发展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阶段的当今时代，人类不能只维持一种延续物质生命的“动物性生存”，仅仅将食物消费视为“必需消费”势必已远远不够。因此，本项研究在人均总消费之中划分出“非文消费”部分，假设全部非文消费皆为“必需消费”，其间包含人们不可或缺的物质生活消费，譬如习惯所言“衣食住行”等；也包含当今时代必要的社会生活消费，譬如时新所谓“资讯”、“保健”等。以通讯为例，全国城乡座机加手机总量超过了总人口数量，通讯消费无疑已经成为中国国民生活中的一大“必需消费”。

全国城乡居民人均非文消费占人均收入的比重关系无疑形成一种放大了的“恩格尔定律”关系。这样一种放大了的“恩格尔定律”关系或许将会表明，当城乡居民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时，必需的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消费支出也有可能接近成为一个常量，甚至相对于收入的比重值还会有所降低，这就为“非必需”的文化教育消费需求增长留出了更多的余地。显然，这一“民生消费系数”以数值小为佳，反过来即以“必需消费”之外的余钱增多为佳。本文将以此检验全国城乡居民收入保障基本民生消费的历年变动状况，并提取“十五”以来历年“最佳比例值”，作为推演测算所依据的应然参考值。与“必需消费”相对应的另一面则是“必需消费剩余”，文中称为“非文消费剩余”，其中正包含着本项研究最终关注的“非必需”文化教育消费需求。

2000～2010年全国城乡人均收入、非文消费绝对值、比重值、城乡比和地区差变动态势见图4。

图4也将全国城乡人均收入、非文消费绝对值转换为图形面积比例，并附人均非文消费城乡比和地区差演算数值变动曲线。从中可见，2000～2010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12．80%，人均非文消费年均增长12．01%，人均收入年增幅度高于人均非文消费年增幅度0．80个百分点。其中，“十五”期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11．41%，人均非文消费年均增长10．88%，收入年增幅度高于非文消费年增幅度0．54个百分点；“十一五”期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14．21%，人均非文消费年均增长13．15%，收入年增幅度高于非文消费年增幅度1．07个百分点。两个五年规划期相比，二者增长差距有所加大。

注：左轴面积为全国城乡人均收入、人均非文消费（元转换为%），二者年度变动形成直观比例；左轴曲线为非文消费占收入比重值；右轴曲线为非文消费城乡比（乡村＝1）；城乡非文消费地区差（无差距＝1）。

图4　全国城乡人均收入、非文消费绝对值、比重值、城乡比和地区差变动态势

详细考察，除了2005年和2009年出现微小回升以外，全国城乡居民人均非文消费占人均收入的比重值一直呈现逐步下降趋势，由2000年的68．11%降低至2010年的63．44%。十年间，全国此项比值的最高值为2000年的68．11%，最低值（最佳值）为2010年的63．44%。“民生消费系数”大体上一直在降低，亦即“必需消费”之外的余钱占收入的比重一直在增高。这意味着，全国城乡居民“必需消费”增长已没有多少余地，“必需消费剩余”正日益增多，在基本民生消费层面“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效应日益得以显现。这是本项研究的独有设计带来的一个发现，可以说明最近十年全国经济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增多体现在基本民生消费层面的实际成效明显。本项研究将此变动态势作为一项检测指标，根据已经取得的“协调增长”实际进展继续推演测算。

2000～2010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非文消费年均增长10．48%，乡村居民人均非文消费年均增长10．47%，城镇年增幅度高于乡村0．01个百分点。其中，“十五”期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非文消费年均增长9．39%，乡村居民人均非文消费年均增长8．78%，城镇年增幅度高于乡村0．61个百分点；“十一五”期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非文消费年均增长11．59%，乡村居民人均非文消费年均增长12．18%，城镇年增幅度低于乡村0．59个百分点。两个五年规划期相比，城乡非文消费增长差距有所减小。

详细考察，除了2001～2003年、2007年和2009年以外，全国城镇人均非文消费增长幅度逐步减小，有可能接近成为一个常量；与之相反，乡村人均非文消费增长幅度逐步增大，保持着进一步增长态势。作为城乡差距的衡量指标，全国居民人均非文消费城乡比呈现先明显扩增、后逐步缩减趋势，由2000年的2．946 0扩大至2003年的3．265 7，再缩小至2010年的2．949 8。十年间，全国人均非文消费城乡比的最大值为2003年的3．265 7，最小值（最佳值）为2000年的2．946 0。需要注意，2010年的2．949 8为次小值，已经极为接近最佳值。全国人均非文消费的城乡差距先扩大后缩小，意味着城乡之间在基本民生消费层面“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程度先有所降低，后持续回升，接近“十五”以来最好状态。这也是本项研究的独有设计带来的一个发现，至今还没有引起学术界和政府界应有的注意。本项研究将此变动态势作为一项检测指标，根据已经取得的城乡“均衡发展”实际进展继续推演测算。

更让人欣喜的是，同期，除了2001年、2003年和2010年以外，全国城乡综合演算的人均非文消费地区差一直呈现缩小态势，各地之间在基本民生消费层面“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程度也有所提高。

在此作出若干假定作为预设：如果（1）全国城乡居民人均非文消费占人均收入的比重值能够保持2010年最佳水平，反转过来则是全国城乡居民人均非文消费剩余占人均收入比重增大而余钱增多，（2）全国人均非文消费城乡比能够保持2000年最佳水平，乃至实现城乡居民非文消费无差距理想状态，（3）全国城乡居民人均非文消费地区差得以消减至各地无差距理想状态，那么随后推演的全国城乡综合一切相关数值也会发生很大或极大的变化。最后在全国今后十年“协调增长”、“均衡发展”的预期目标测算中，将取全国城乡居民人均非文消费占人均收入比重值的历年最佳值，全国人均非文消费城乡比的历年最小值，乃至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人均非文消费无差距理想值，分别推演后面的各项数值，最终测算出全国城乡文化教育消费需求应然增长目标。

（三）文化需求系数检测

在本项研究中，居民人均文化教育消费与人均非文消费剩余的比例值设定为“文化需求系数”。这是衡量在精神文化生活方面“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实际效果的重要指标。

本项研究多年前揭示出中国城乡文化教育消费需求的“积蓄增长负相关效应”，当然一向特别关注全国城乡居民文化教育消费增长与积蓄增长的特殊互动关系，特地从总消费里分解出“非文消费”，别出心裁地设置了与之对应的“非文消费剩余”。借用经济学把收入与总消费之差称为“消费剩余”之说，收入与非文消费之差也就可以视为“非文消费剩余”。换一个角度来看，居民“非文消费剩余”其实也就是居民收入当中除“必需”的非文消费外的其余部分，属于必要生活开支之外的余钱范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当今人民群众的“富足生活”。物质温饱之后才可能出现精神需求提升。对于本项研究格外重要的是，在非文消费剩余之中，正包含着“非必需”的文化教育消费。

人均文化教育消费与人均非文消费剩余的比例值正好体现了文化教育消费与积蓄之间的关系，二者之间此消彼长的“负相关”关系势必形成对于“必需消费”剩余部分的相互“争夺”。在本项研究中，这一“文化需求系数”同样以数值大为佳，间接涉及“二次分配”状况，能够衡量文化教育消费的民生需求涨落。与之对应的背景因素则是社会保障建设的实际效果，由此自然能够缓解广大民众的“必需积蓄”，从而增加“非必需”的精神文化消费。本文将以此检验全国城乡居民非文消费剩余增减左右文化教育消费需求涨落的历年变动状况，并提取“十五”以来历年“最佳比例值”，作为推演测算所依据的应然参考值。

2000～2010年全国城乡人均非文消费剩余、文化教育消费绝对值、比重值、城乡比和地区差变动态势见图5。

图5仍将全国城乡人均非文消费剩余、文化教育消费绝对值转换为图形面积比例，并附人均文化教育消费城乡比和地区差演算数值变动曲线。从中可见，2000～2010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非文消费剩余年均增长14．35%，人均文化教育消费年均增长11．01%，人均非文消费剩余年增幅度高于人均文化教育消费年增幅度3．35个百分点。其中，“十五”期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非文消费剩余年均增长12．52%，人均文化教育消费年均增长13．10%，非文消费剩余年增幅度低于文化教育消费年增幅度0．57个百分点；“十一五”期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非文消费剩余年均增长16．21%，人均文化教育消费年均增长8．95%，非文消费剩余年增幅度高于文化教育消费年增幅度7．26个百分点。两个五年规划期相比，二者增长差距有所加大。

注：左轴面积为全国城乡人均非文消费剩余、人均文教消费（元转换为%），二者年度变动形成直观比例；左轴曲线为文教消费与非文消费剩余比例值；右轴曲线为文教消费城乡比（乡村＝1）；城乡文教消费地区差（无差距＝1）。

图5　全国城乡人均非文消费剩余、文化教育消费绝对值、比例值、城乡比和地区差变动态势

详细考察，除了2002年、2005年和2009年出现微小回升以外，全国城乡居民人均文化教育消费与人均非文消费剩余的比例值一直呈现逐步下降趋势，由2000年的29．23%降低至2010年的21．71%。十年间，全国城乡此项比值的最高值（最佳值）为2002年的31．45%，最低值为2010年的21．71%。“文化需求系数”大体上一直在降低，意味着文化教育消费需求增长明显持续受到积蓄增长的反向牵制，其社会背景因素在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依然显得滞后，广大民众应付“未来不明年景”而自保的“必需积蓄”难以降低。这还是本项研究的独有设计带来的一个发现，揭示出十年以来全国城乡居民文化教育消费需求增长并不容乐观，反过来看也可以说还蕴藏着巨大潜力。本项研究将此变动态势作为一项检测指标，推演测算由此而来的“协调增长”应然差距。

2000～2010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文化教育消费年均增长9．99%，乡村居民人均文化教育消费年均增长6．98%，城镇年增幅度高于乡村3．01个百分点。其中，“十五”期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文化教育消费年均增长11．82%，乡村居民人均文化教育消费年均增长9．61%，城镇年增幅度高于乡村2．20个百分点；“十一五”期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文化教育消费年均增长8．20%，乡村居民人均文化教育消费年均增长4．41%，城镇年增幅度高于乡村3．79个百分点。两个五年规划期相比，城乡文化教育消费增长差距有所加大。

详细考察，除了2003年、2005年和2008年以外，全国城镇人均文化教育消费增长一直高于乡村人均文化教育消费增长。作为城乡差距的衡量指标，全国居民人均文化教育消费城乡比一直呈现持续扩增趋势，由2000年的3．362 4扩大至2010年的4．438 4。十年间，全国人均文化教育消费城乡比的最小值（最佳值）为2000年的3．362 4，最大值为2010年的4．438 4。全国人均文化教育消费的城乡差距大体上一直在扩大，意味着城乡之间在文化教育消费需求层面“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程度有所降低。这仍是本项研究的独有设计带来的一个发现，揭示出十年以来全国城乡之间文化教育消费需求增长极不平衡。本项研究将此变动态势作为一项检测指标，推演测算由此而来的城乡“均衡发展”应然差距。

使人感到不安的还在于，同期，除了2003年、2005年、2007年和2010年以外，全国城乡综合演算的人均文化教育消费地区差同样呈现不断扩大态势，各地之间在文化教育消费需求层面“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程度也有所降低。

在此作出若干假定作为预设：如果（1）全国城乡居民人均文化教育消费与人均非文消费剩余的比例值能够保持2002年最佳水平，（2）全国人均文化教育消费城乡比能够保持2000年最佳水平，乃至实现城乡居民文化教育消费无差距理想状态，（3）全国城乡居民人均文化教育消费地区差得以消减至各地无差距理想状态，那么全国城乡综合演算的人均文化教育消费数值就会有很大或极大的提升。最后在全国今后十年“协调增长”、“均衡发展”的预期目标测算中，将取全国城乡居民人均文化教育消费与人均非文消费剩余比例值的历年最佳值，全国人均文化教育消费城乡比的历年最小值，乃至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人均文化教育消费无差距理想值，分别推演结果数值，最终测算出全国城乡文化教育消费需求应然增长目标。

有必要补充说明，以上就全国城乡三个方面逐一开展独立分析，类似设置了一种纯化的“实验室”条件，分别针对全国城乡三个方面之一的比值关系及其变化单独进行演算，而暂时搁置全国城乡其他方面的比值关系及其变化影响。然而实际上，全国城乡这三个方面的比值关系及其变化恰恰密切联系在一起，因此最终必须综合在一起进行全国城乡统一分析演算。

三、文化需求增长目标暨文化产业发展空间测算

按照以往年度的年均增长幅度推算以后年度的增长数值，只是一种基于概率演算的常规或然预测。在此前提之下，本项研究增加了基于既往事实和未来理想的应然测算，设置出诸种检测方式，对国家“十二五”规划突出“协调增长”、“均衡发展”的各项指标多有涉及，针对全国各地实际情况适当选用相应的测算方式，借以检验文化消费需求相关各方面协调增长的目标差距，以及文化产业成为支柱性产业的供需协同增长目标。

在“十二五”期间注重“协调增长”的预定目标之下，寄期实现既往年度“最佳状态”的应然测算，在技术上提供了一种简单易行的检测方法，在现实中也实在不过是一种起码的期待。同样，面向科学发展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理念要求，寄期实现未来“理想状态”的应然测算，可以检验出距离“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理想目标的现实差距。

2011～2020年全国城乡人均文化教育消费需求增长暨文化产业发展空间测算见图6。作为必不可免的背景因素，2011～2020年全国人均产值增长先按照2000～2010年实际年均增长率推算，得出文化教育消费需求增长目标差距；再按照国家“十二五”规划预定的产值年均增长7%推算，得到增长目标差距校正数值。

图6同时提供了全国城乡人均文化教育消费需求增长的八类测算结果。除了第（1）类以外，其余各类测算均以所需年均增长幅度来表现距离“协调增长”目标的差距。各类测算的目标取向、演算方法不同，其间各类增长曲线即使十分接近，也不可视为相互涵盖。

第（1）类，年平均增长测算：以2000～2010年全国城乡人均文化教育消费年平均增长率推算未来年度文化教育消费需求增长趋势，这是基于统计概率的最“可能”增长结果。如果2011～2020年同前保持11．01%的年均增长幅度，那么到2020年全国城乡人均文化教育将达到2 771．26元。但是，由于2000～2010年全国城乡人均文化教育消费与人均产值的比例值呈现下降态势，2020年城乡人均文化教育消费增长测算值与全国人均产值增长测算值之间的比例值将持续下降至2．42%。显然，继续维持这样一种常规增长态势，不能实现支柱性产业发展目标，尤其不能适应“十二五”期间“协调增长”的既定要求。

注：2011～2020年全国城乡人均文教消费年均增长：（1）11．01%（2000～2010年实值）；（2）11．86%；（3）15．77%；（4）18．40%；（5）20．46%；（6）21．38%；（7）29．05%；（8）32．33%。文教消费与产值比：2010年实值3．25%；2020年测算值（1）2．42%；（2）2．61%；（3）3．69%；（4）4．61%；（5）5．48%；（6）5．91%；（7）10．92%；（8）14．03%。作为背景因素，2011～2020年人均产值按2000～2010年实际年均增长推算。若2011～2020年产值按年均增长7%推算，则2020年全国城乡人均文教消费：（5）3 235．20元，年增12．74%；（6）3 488．71元，年增13．59%；（7）6 441．87元，年增20．78%；（8）8 300．57元，年增23．88%。文教消费与产值比：2010年实值3．25%；2020年测算值（1）4．70%；（2）5．07%；（3）7．15%；（4）8．95%；（5）5．48%；（6）5．91%；（7）10．92%；（8）14．07%。

图6　全国城乡人均文化教育消费需求增长暨文化产业发展空间测算

第（2）类，最小城乡比测算：以2000～2010年全国人均文化教育消费城乡比的历年最小值测算未来年度文化教育消费需求增长趋势，即假设“回到”并维持原有的文化教育消费城乡比“最佳状态”不至进一步扩大，作为下一步缩小以至消除城乡差距的基础。如果到2020年全国人均文化教育消费城乡比实现“十五”以来最小状态，那么全国城乡人均文化教育消费应达到2 992．59元，即2011～2020年年均增长幅度须达到11．86%，城乡人均文化教育消费增长测算值与全国人均产值增长测算值之间的比例值将上升至2．61%。尽快实现这一测算目标，实属控制文化教育消费需求城乡差距不再扩大的基本要求，应争取尽快做到。

第（3）类，消除负相关测算：以2000～2010年全国城乡人均文化教育消费与非文消费剩余比例值的历年最佳值测算未来年度文化教育消费需求增长趋势，即假设文化教育消费增长不至继续受到“必需积蓄”增长的反向牵制。如果到2020年全国此项比值实现“十五”以来最佳状态，那么城乡人均文化教育消费应达到5 280．41元，即2011～2020年年均增长幅度须达到18．40%，城乡人均文化教育消费增长测算值与全国人均产值增长测算值之间的比例值将上升至4．61%。这是三项“最佳比例值”中的单项差距测算，也是影响文化教育消费需求增长诸因素里最为重要、最为直接的一项单独测算。

第（4）类，弥合城乡比测算（最小城乡比“倒挂”地区仅用此类测算而不做最小城乡比测算，以免“矫枉过正”）：以全国人均文化教育消费城乡比的无差距理想值测算未来年度文化教育消费需求增长趋势，即假设城乡差距得以消除测算增长状况，这是需要争取实现的“理想”。如果全国乡村人均文化教育消费增长幅度迅速提升，至2020年人均绝对值与全国城镇水平持平，那么全国城乡人均文化教育消费应达到4 219．70元，即2011～2020年年均增长幅度须达到15．77%，城乡人均文化教育消费增长测算值与全国人均产值增长测算值之间的比例值将上升至3．69%。这是全国推进城乡共享文化发展成果的基本要求，有必要及早实现。

第（5）类，最佳比例值测算：以2000～2010年城乡人均收入与产值比、非文消费占收入比、文化教育消费与非文消费剩余比三项比例值的历年最佳值测算未来年度文化教育消费需求增长趋势，即假设维持曾有的三项比例关系“最佳状态”不至进一步失衡。如果到2020年全国城乡三项比例值实现“十五”以来最佳状态，那么城乡人均文化教育消费应达到6 277．07元，即2011～2020年年均增长幅度须达到20．46%，城乡人均文化教育消费增长测算值与全国人均产值增长测算值之间的比例值将上升至5．48%。尽快实现这一目标实属协调增长的起码要求，应当努力实现。

第（6）类，支柱性产业测算：以文化产业支柱性发展目标测算未来年度文化教育消费需求增长趋势，即依据通常支柱产业的产值比重，按照文化生产与文化教育消费的供需协同增长，以文化教育消费增长目标来反推文化生产增长目标。基于文化教育消费测算值与产值测算值之间的比例值达到5．91%反推，到2020年全国城乡人均文化教育消费应达到6 768．93元，即2011～2020年年均增长幅度须达到21．38%。全国城乡文化教育消费需求持续保持21．38%的年均增长幅度，已经是2000～2010年实际年均增幅的1．94倍，但却为到“十三五”末年中国文化产业达到支柱产业供需目标所必需。

本项研究设定全国城乡人均文化教育消费与全国人均产值比5．91%（此项比值演算逐年修订，现为2010年度实际统计数据校订值）为中国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必需“临界值”。其演算依据在于：2010年全国文化产业增加值为11 052亿元，占同期GDP的比重为2．75%。本项研究采用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演算得出可对应值：2010年全国城乡文化教育消费总量为13 049．35亿元，城乡人均文化教育消费为975．41元，与全国人均产值的比例值为3．25%（更精确小数为3．252 3%。以人均值计算更为精确，便于在各地之间进行通约演算）。在文化产业增加值——文化生产数据与城乡文化教育消费——文化需求数据之间，存在着一定对应关系，其间的差额包括公共文化服务部分（大多未能进入城乡居民日常生活消费），当然也包括文化产业提供产品和服务没有进入城乡居民日常生活消费的部分（譬如公费书报刊购订）。假定此间的对应比值关系在一定时期内大致恒定，那么当全国城乡人均文化教育消费与全国人均产值的比例值增高到5．913 2%（更精确小数）时，全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同期GDP的比重也将达到5%。

第（7）类，城乡无差距测算：以人均收入、人均非文消费、人均文化教育消费三项城乡比的无差距理想值测算未来年度文化教育消费需求增长趋势，即综合以上“应然”测算，首先假设全国城镇方面保持曾有的三项比例关系“最佳状态”，其次假设全国乡村方面加速增长最终与城镇持平。如果全国乡村人均各项数值增长幅度迅速提升，至2020年各项人均绝对值与城镇水平持平，同时按全国城镇标准保持2000～2010年三项“最佳比例值”，那么全国城乡人均文化教育消费应达到12 498．78元，即2011～2020年年均增幅须达到29．05%，城乡人均文化教育消费增长测算值与全国人均产值增长测算值之间的比例值将上升至10．92%。这是推进城乡共享经济发展、民生进步成果的理想假设，属于未来既定努力方向。

第（8）类，地区无差距测算：全国各地之间差异极大，“地区差”指标演算极其复杂，在此采用一种简便方法测算全国文化教育消费需求地区无差距增长目标，即在“城乡无差距测算”基础上，取东部整体平均值，以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两个方面均实现无差距理想值测算未来年度文化教育消费需求增长趋势。到2020年全国城乡人均文化教育消费应达到16 056．51元，即2011～2020年年均增幅须达到32．33%，城乡人均文化教育消费增长测算值与全国人均产值增长测算值之间的比例值将上升到14．03%。这一类测算仅用于全国总体，当然更是一种理想假设，需要留待今后较长时期逐步实现。

如果按照国家“十二五”规划，把全国“十二五”期间产值年均增长控制在7%，并延续至“十三五”期间，则以上图6全国城乡文化教育消费需求人均值增长测算中，与产值演算间接相关的前四类测算的文化教育消费绝对值不变，而与产值比将分别增高至4．70%、5．07%、7．15%和8．95%；与产值演算直接相关的后四类测算的文化教育消费绝对值相应减少，而年均增长幅度（其实是目标差距）将分别减低至12．74%、13．59%、20．78%和23．88%（详见图后注）。总量值增长测算与之类似，显然更加容易实现。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中，不仅经济与环境（包括资源和能源）的关系要求适当控制GDP增长，而且经济与社会（包括民生及文化民生）的关系也要求适当控制GDP增长。这正体现出一种应有的发展智慧。增强经济与民生（包括文化民生）发展的协调性，增强城乡之间发展的协调性，应当成为科学发展理念之下政府实绩考核的主要指标。

注：2011～2020年全国城乡文教消费总量年均增长：（1）11．65%（2000～2010年实值）；（2）12．51%；（3）16．45%；（4）19．09%；（5）21．16%；（6）22．08%；（7）29．80%；（8）33．09%。作为背景因素，2011～2020年产值按2000～2010实际年均增长推算。若2011～2020年产值按年均增长7%推算，则2020年全国城乡文教消费总量：（5）45 858亿元，年增13．39%；（6）49 452亿元，年增14．25%；（7）91312亿元，年增21．48%；（8）117 659亿元，年增24．60%。

图7　全国城乡文化教育消费需求总量暨文化产业增长目标测算

在人均数值增长测算基础上，2011～2020年全国城乡文化消费需求总量暨文化产业增长目标测算见图7，图中同样提供全国城乡文化消费需求总量增长的八类测算结果。总量数值有利于总体把握基于扩大文化消费需求、促进城乡文化共享的全国文化产业发展目标。数据演算是对事实的数理抽象演绎，年度数据链所体现出来的增长走势已经说明了一切，不再展开解释。

还需要补充说明一点，人均数值与总量数值测算在本项研究的演算测评数据库里同步分别完成，由于所依据的基础数据不同（总量增长会受到人口增长及其分布变化影响），所求取的目标数值不同，其间年均增长幅度演算结果略有差异。

The Development Space of China’s Cultural Industry in the Next Decade

—The Objective to Expand for Cultural Consumption

Demand and Sharing

Wang Ya’nan Liu Ting Zhao Juan

Abstract：Following the fundamental purposes emphasized in the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7th CPC Central Committee—“the starting point and the ending points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can be nothing but to meet the spiritual and cultural demands of the people”，“cultural development achievements should be shared by the people”，and basic objectives of“coordinated growth”and“balanced development”emphasized in the“Twelfth FiveYear Plan”，the development space of China’s cultural industry must expand from the indispensable“endogenous power”，should be implemented in its own“starting and ending points”．The cultural industry development should be positioned according to the demand enhancement of the masses and balanced sharing promotion of urban and rural，among different regions，the sole pursuit of“cultural GDP”is undesirable．

Key words：China’s cultural industry；expansion of cultural consumption；demands and sharing；growth object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