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愤》赏析中的一个问题

《书愤》赏析中的一个问题

陆游《书愤》尾联：“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教师教学用书》鉴赏如下：

这是诗的表达方式，实际上是诗人以诸葛亮自况。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曾说过“鞠躬尽力，死而后已”的话。诗人正是以此自勉，表明他至死也不会放弃恢复中原之志。

类似说法，在不少赏析文章中也可读到，如影响较大的上海辞书版《宋诗鉴赏辞典》：

但老骥伏枥，陆游的壮心不死，他仍渴望效法诸葛亮的“鞠躬尽瘁”，干一番与伊、吕相伯仲的报国大业。

文学作品的鉴赏，一条重要的原则是论世知人。《书愤》是一首著名的爱国诗歌，倘称陆游于诗中以矢志北伐的诸葛亮“自勉”“自况”，须探究一下这种“自勉”“自况”的主客观条件是否存在。

从创作背景看。据于北山《陆游年谱》，《书愤》作于宋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年初，时陆游蛰居山阴落职赋闲。这一年。陆游六十二岁。自淳熙七年（1180）被劾居乡后，陆游离开政治中心已五年之久。作此诗前，陆游有诗记其精神及身体状况：

志士凄凉闲处老，名花旁落雨中看。（《病起》）

病起清羸不自持，年光即上鬓边丝。（《山居戏题》）

在可以确证与《书愤》作于同时的诗作中，陆游坦陈其“背时”“杜门”之心态处境：

扫榻欲招贫与语，杜门聊以醉为乡。（《新年》）

佳人空谷从来事，莫恨桃花笑背时。（《梅花已过……》）

虽说“终忆祁连古战场”（《新年》）为志士本色，但当年在南郑前线“铁马秋风”建功立业的一腔豪情，应该说是烟消云散了。佳人空谷志士不遇，杜门谢客一醉消愁。如此心态，如此境况，陆游离诸葛亮的勋业无论如何是很远的。

自视如此，朝廷又是如何看待陆游的呢？这一年，陆游新蒙起复，除朝请大夫、知严州。陆游至临安觐见宋孝宗之时。皇帝对这位一生大声疾呼抗金的志士的训谕是：“严陵，山水圣地，职事之暇，可以赋咏自适。”（《宋史》本传）皇帝眼中，“一生报国有万死”的忧国之士，其实不过是咏风弄月浅吟低唱的一介文人。

落职赋闲毫无实权的一位贬官，皇帝定位“赋咏自适”的一介文士，欲以诸葛亮“自况”，岂不有自作多情之嫌！能以蜀相诸葛亮“自况”之人，当得有诸葛亮那样的身份、地位、权力、威望，否则，便难免贻人以笑柄。从淳熙十三年陆游的境遇看，与诸葛亮有一丝一毫的可沟联相通之处吗？称陆游以诸葛亮“自况”，不是表彰诗人的爱国之心，倒是将其置于大言不惭的尴尬境地了。

从意象运用看。“拈风想象梁甫吟，尚忆幡然答三顾。出师一表千载无，远比管乐盖有余。”（《游诸葛武侯书台》）陆游一生景仰北伐曹魏的诸葛亮，《出师表》成为陆游诗中的常用意象。淳熙三年（1176），陆游五十二岁，作《病起抒怀》，诗云：

病骨支离沙帽宽，孤臣万里客江干。

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

天地神灵扶庙社，京华父老望和銮。

出师一表通今古，夜半挑灯更细看。

此前，诗人有一段在四川的从军经历，夜读《出师表》，激起报效国家的壮志豪情，以诸葛亮“自勉”之情的确有过。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也看不出诗中的“自况”意味。诗人在擘画进军关中的抗战派四川宣抚史王炎幕府，度过一段在大散关前线的烽火岁月，更有可能成为“当代诸葛亮”的，应该是职位较陆游高得多的这位封疆大吏。“出师一表通今古”，诗人运用这一意象，正是道出了对当权者的一种希望，尽管王炎的北伐后来成为泡影。

《书愤》作后又过十年，庆元二年（1196），陆游作《七十二岁吟》，诗中再一次运用《出师表》这一意象：

七十人言自古稀，我今过二未全衰。

读书似走名场日，许国如骑战马时。

秋晚雁来空自感，夜阑酒尽不胜悲。

渭滨星云逾千载，一表何人继出师！

尾联意思十分清楚：千载而下之今日。像诸葛武侯那样的一心报国者已后继无人了。“一表何人继出师”其实正是“千载谁堪伯仲间”的同义语，区别仅在前者说得更为明确罢了。

所以，终陆游一生，以诸葛亮“自勉”，抑或有之，诗人却未曾以诸葛亮“自况”过。“千载谁堪伯仲间？”——“千百年来谁可与诸葛亮相比？”答案应当已包含在这反问之中：绝不是“舍我其谁”，只能是“世无英雄”！三十年中，诗人三次运用《出师表》这一意象，“一表何人继出师”这一结论，是从现实的屈辱政治中得出的。

从诗歌内容看。杜甫《咏怀古迹》（其五）：“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陆游《读杜诗》：“常憎晚辈言诗史，《清庙》《生民》伯仲间。”凡言伯仲，当指相去不远，可资比照。千载而下，谁堪与诸葛亮相比？这样的人物应当是身居中枢要津之当权派。“塞上长城空自许”，年轻时，陆游自比自况的对象是南朝宋文帝之大将檀道济，但那也是遥远的过去了。而今，“镜中衰鬓已先斑”，连“塞上长城”的“自许”也显得空邈而不切实际，更不用说是自比挥师北伐的诸葛亮了。

陆游抗战的热诚从来没有消逝过，对当权的投降派的揭露也从来不曾停止过：

诸公尚守和亲策，志士虚捐少壮年。（《感愤》）

庙谋尚出王导下，顾用金陵为北门。（《感事》之二）

不忘夷吾出江左，新亭对泣更无人。（《追感往事》）

公卿有党排宗泽，帷幄无人用岳飞。（《夜读范致能揽辔录，言中原父老见使者多挥涕，感其事作绝句》）

与上列诗句直斥衮衮“诸公”有别，《书愤》一篇则间接曲折，通过对诸葛亮的高度评价暗中谴责主和派。“世事艰”就艰在主和派当权，自己虽有作“塞上长城”的报国之志，却投闲置散，横遭压抑，不受重用。“千载谁堪伯仲间？”陆游抚今追昔，用一则典故婉转地写下了对政坛人物的客观评论。

诗歌的这一内容在诗题中有明确交待。《书愤》所抒之“愤”，涵盖两个时段：昔时和今朝。“塞上长城空自许”，一个“空”字，热泪满襟，明言往昔人生失意的无穷感喟。“千载谁堪伯仲间”，一个“谁”字，明知故问，坦陈当代世无英雄的可悲现实。其中最主要的，还是对文恬武嬉的主和派的绵绵不绝之“愤”。辅弼重臣多庸碌苟安之辈，竟无一人能像诸葛亮那样倡言北伐恢复中原，诗人的现实之“愤”，正集中表现于《书愤》之末二句。诗人以酣畅淋漓之笔猛力抨击死气沉沉的现实政治，如此解释，方可使《书愤》之“愤”落到实处。

综上，可知“自勉”“自况”之说不过是赏析者臆想的产物。用这种说法诠释陆游《书愤》尾联，甚为不妥。于北山先生“指斥当局，蔑视强敌”（《陆游年谱》）之八字短评当为不易之论。

（原载《语文建设》200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