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高適《燕歌行》札记

读高適《燕歌行》札记

高適《燕歌行》入选苏教版高中语文选修教科书《唐诗宋词选读》。这首反映唐王朝开元年间幽、蓟地区^[1]战乱的诗作，被称为高適诗中“声情高壮”的“第一大篇”（赵熙《唐百家诗选》批语），也是在编年、背景、本事、用典、主旨诸多方面颇有争议的作品^[2]。本文结合教材涉及的内容，谈谈对诗中若干问题的理解。

一、一条多余的注释

“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教材注：

唐朝开元十八年（730）五月，契丹族可突干杀死国王李邵固，并胁迫奚族叛唐降突厥，从此唐朝与契丹、奚族的战争连年不断。（事见《资治通鉴》卷二一三）

这条注释牵涉到《燕歌行》的写作背景。让我们循着注释的提示看一看《资治通鉴》卷二一三的记载：

初，契丹王李邵固遣可突干入贡……己酉，可突干弑邵固，帅其国人并胁奚众叛降突厥，奚王李鲁苏及其妻韦氏、邵固妻陈氏皆来奔。制幽州长史赵含章讨之，又命中书舍人裴宽、给事中薛侃等于关内、河东、河南、北分道募勇士。六月，丙子，以单于大都护忠王浚领河北道行军元帅，以御史大夫李朝隐、京兆尹裴伷先副之，帅十八总管以讨奚、契丹。……可突干寇平卢，先锋使张掖乌承玼破之于捺禄山。

由上引史料可知，开元十八年六月，唐王朝以忠王李浚领河北道行军元帅进行的平叛进行顺利。是年，破坏唐与契丹友好关系的可突干成为新生反叛势力的军事首领。可突干并非“残贼”，此次十八总管的平叛与高適诗中描写的“孤城落日斗兵稀”“相看白刃血纷纷”情景也相去甚远。将《燕歌行》的创作背景设定于开元十八年“唐朝与契丹、奚族的战争”，是没有充分史料依据和相应文本依据的。这是一条多余的注释。

“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社科院文研所编《唐诗选》认为：“这四句描写开元时东北地方常受骚扰及张守珪立功受赏情况。”这四句诗写唐师出征平叛，与“立功受赏”字面上没有联系。可突干的叛乱延续到开元二十二年（734）十二月，终为幽州节度使张守珪一鼓荡平。此数年中，唐王朝大规模出师平叛有三次。开元十八年（730），河北道行军元帅忠王李浚率军出征；开元二十年（732），河东、河北道行军副大总管信安王李祎率军出征；开元二十二年（734），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率军出征：三次出征均获胜利。《燕歌行》的核心内容却是写唐军的失败。诗歌以唐与契丹和奚的战争为背景毋庸置疑，至于是哪一次出征，其实是无法落实的。从下文的分析中，读者可以进一步看到，《燕歌行》并不是写某个人物、某次出征、某场战斗。《燕歌行》用典型化手法，对开元年间幽、蓟地区的战乱以及“沙场征战苦”作了形象描述。

二、《燕歌行》的编年

不同版本对《燕歌行》作年有不同说法。《又玄集》《唐文粹》作“开元十年”（722），《河岳英灵集》《文苑英华》作“开元十六年”（728），四部丛刊本《高常侍集》作“开元二十六年”（738）。据刘开扬《高適诗集编年笺注》、乔象钟陈铁民主编《唐代文学史》（上册），开元十年，诗人十九岁，开元十六年，诗人二十五岁，其时诗人尚无蓟北漫游经历，至开元十九年（731）秋，诗人始北上蓟门漫游边地。《燕歌行》这样的诗作，没有对前线生活的感性体验显然是不太可能创作的。此诗编年于作者自蓟北归来之后较为合理。

另一个有力证据是诗前小序：

开元二十六年，客有从御史大夫张公出塞而还者，作《燕歌行》以示適。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

“御史大夫张公”指张守珪。据《旧唐书·张守珪传》，“二十三年春……拜守珪为辅国大将军、右羽林大将军，兼御史大夫”。开元十六年，张守珪未兼御史衔，不可能称“御史大夫张公”，这一称谓开元二十三年之后始见运用。由此，应定作诗年代为“开元二十六年”，时诗人三十五岁，正浪迹于梁、宋之间。

三、从张守珪出塞的幕客

《燕歌行》诗前小序中提到的那位“从御史大夫张公出塞而还”之“客”是何等人物，作者未作明确交代。其时，幕客作《燕歌行》一首示高適，高適“感征戍之事”，和作一首。高適的这首和作显然吸纳了这位幕客讲述的不少战地信息。

幕客身份有三说。王运熙《谈高適＜燕歌行＞》疑为高式颜。高式颜为高適族侄，曾在张守珪幕府任职，张守珪被贬，复召入幕。高適《宋中送族侄式颜，时张大夫贬括州，使人召式颜》：“不改青云心，仍招布衣士。平生怀感激，本欲候知己。”但高式颜为高適“族侄”，似不必以“客”称之。

彭兰《高適系年考证》、岑仲勉《读全唐诗札记》指“客”为诗人畅当。高適《睢扬酬别畅大判官》：“言及沙漠事，益令胡马骄。”这位畅大判官应为“从御史大夫张公出塞而还”之“客”。但诗人畅当未有任职“判官”的记录。

刘开扬《高適诗集编年笺注·高適年谱》认为“客”指畅璀：

作诗之客或即畅大璀也。据《旧唐书·畅璀传》：“璀举进士。”自亦能诗也。

畅璀为诗人畅当之父。《旧唐书·畅璀传》：“畅璀，河东人也。乡举进士。天宝末，安禄山奏为河北海运判官。……璀廓落有口才，好谈王霸之略。”天宝末畅璀始为判官，则开元末其子畅当自无任判官之可能。至于题目中的“判官”，应为编集时追记。三说之中，刘说较为合理，录以备考。

四、高適对开元名将张守珪的揄扬

高適对开元名将张守珪的态度，可能会受到畅璀的影响。由上引两诗可以看出，高適对张守珪十分敬重。《睢扬酬别畅大判官》：

大夫拔东蕃，声冠霍嫖姚。兜鍪冲矢石，铁甲生风飙。诸将出井陉，连营济石桥。酋豪尽俘馘，子弟输征徭。边庭绝刁斗，战地成渔樵。榆关夜不扃，塞口长萧萧。

此诗咏颂的是张守珪平定契丹屈烈、可突干的战功。据《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开元二十二年（732）十二月，“幽州节度使张守珪斩契丹王屈烈及可突干，传首。时可突干连年为边患，赵含章、薛楚玉皆不能讨。守珪到官，屡击破之。……守珪出师紫蒙州，大阅以镇抚之，枭屈烈、可突干首于天津之南”。引诗对是役之战况、战果作了生动描述，称颂张守珪“声冠霍嫖姚”。

《宋中送族侄式颜，时张大夫贬括州，使人召式颜》则作于张守珪因罪被贬括州之后：

大夫东击胡，胡尘不敢起。胡人山下哭，胡马海边死。部曲尽公侯，舆台亦朱紫。当时有勋业，末路遭谗毁。转旆燕赵间，剖符括苍里。弟兄莫相见，亲族远枌梓。不改青云心，仍招布衣士。平生怀感激，本欲候知己。

高適赞美张守珪的“击胡”功业，认为张守珪受宦官“谗毁”才被贬黜。据《旧唐书·张守珪传》：“守珪隐其（指张守珪裨将赵堪、白真陁罗）败状而妄奏克获之功。事颇泄，上令谒者牛仙童往按之。守珪厚赂仙童，遂附会其事，但归罪于白真陁罗，逼令自缢而死。二十七年，仙童事露伏法，守珪以旧功减罪，左迁括州刺史。”张守珪隐匿败讯妄奏克获，左迁括州，本属咎由自取。在这个问题上，高適因功讳过，为张守珪开脱是有失公允的。高適产生这种看法的原因，可能是未详其事，也可能是受到张守珪所招“布衣士”族侄高式颜的影响。不管如何，开元二十七年，高適揄扬名将张守珪的态度没有改变。

五、是否讽刺张守珪隐匿败状

与教材配套的《教学参考书》录徐公持先生《唐诗鉴赏集》文字：

此诗是有感而发的，其所感之事，则与张公有关，张公者，张守珪也，当时担任辅国大将军兼御史大夫的要职，主持北边对契丹军事；史载他曾隐匿所部将领的败状，而向朝廷妄奏有克捷之功。所以此诗含有讥刺张守珪的意思，具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

这种说法由来已久。《唐百家诗选》赵熙批语：“其于守珪有微词，盖与国史相表里也。”岑仲勉《读全唐诗札记》：“此刺张守珪也……二十六年，击奚讳败为胜，诗所由云‘孤城落日斗兵稀，身当恩遇常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也。”

“刺张守珪”之说，于诗歌文本是没有内证的。张守珪隐匿败讯妄奏克获被贬，《资治通鉴》载于开元二十七年六月，其事之泄已在高適作《燕歌行》一年之后。退一步说，即令开元二十六年高適从张守珪幕客畅璀那里了解到战败的真相，讽刺的对象也不应是张守珪。因为“轻敌”“斗兵稀”“未解围”这样的危局，也是“守珪裨将赵堪、白真陁罗等假以守珪之命”造成的。张守珪罪在妄奏克捷之功，这就与诗歌文本一点联系也没有了。何况“事露”之后，高適对张守珪依然持揄扬态度呢？

《燕歌行》是高適在实地观察和多方了解的基础上，用典型化手法，反映东北幽、蓟地区战争情况的作品。诗序称“感征戍之事”，可见诗作重“感”而不重“记”，所“感”之“征戍之事”不专对某人，也不单指某事。《燕歌行》是一首典型化的诗歌，如果把它看成是专刺张守珪，就会缩小这篇作品的社会意义。何况，根据上面的分析，高適是无意于“讥刺”开元名将张守珪的。

六、“美人帐下犹歌舞”的困惑

但《燕歌行》又是有广泛现实针对性的作品。诗中某些现象是边塞情况的客观反映。有一种很有影响的看法，见于陈沆《诗比兴笺》卷三：

张守珪为瓜州刺史，完修故城，版筑方立，虏奄至，众失色，守珪置酒城上，会饮作乐，虏疑有备，引去。守珪因纵兵击败之，故有“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之句。

陈沆称“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之句“断非无病之呻”是正确的，言“追咏其事”就有胶柱鼓瑟之嫌了。一者，张守珪以“空城计”逼退吐蕃入侵，事在开元十五年（727），距此诗之作已有十一年之久。一者，“置酒城上，会饮作乐”，毕竟与带有对比谴责口吻的“半死生”“犹歌舞”不是一回事。

这两句诗写军中苦乐不均，边将不得其人，不能体恤战士，引起他们的怨恨。《旧唐书·高適传》就记载了高適向唐玄宗揭露哥舒翰潼关守军中苦乐不均情景：“监军李大宜与将士约为香火，使倡妇弹箜篌琵琶以相娱乐，樗蒱饮酒，不恤军务。”西北军中如此，东北军中亦必如此。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高適年谱中的几个问题》认为：“‘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是用典型化的诗句写出军中的苦乐不均，如果以为专指历史上的具体某事，反而将其典型意义缩小了。”“美人帐下犹歌舞”与张守珪对付吐蕃的“空城计”应该无关。^[3]

七、“死节”：榆关都山之战

但《燕歌行》描写的惨烈战斗毕竟是有现实基础的。唐王朝进行的东北战争中，最惨烈的一仗是开元二十一年（731）三月的榆关都山之战。据《资治通鉴》卷二一三：

幽州道副总管郭英杰与契丹战于都山，败死。时节度使薛楚玉遣英杰将精骑一万及降奚击契丹，屯于榆关之外。可突干引突厥之众来合战，奚持两端，散走保险；唐兵不利，英杰战死，余众六千余人犹力战不已，虏以英杰首示之，竟不降，尽为虏所杀。

《燕歌行》并非完全针对死节六千余人的都山之战而作。但从诗中“孤城落日斗兵稀”“力尽关山未解围”“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种种描写中，不难看到都山之战的影子。“黯黯长城外，日没更烟尘。胡骑虽凭陵，汉兵不顾身。古树满空塞，黄云愁杀人。”（高適《蓟门五首》之四）灰暗惨淡的氛围，壮烈牺牲的精神，从语言到内容，这首描写榆关都山之战的诗作，可为解读《燕歌行》提供参考。

八、由“横行”“轻敌”观照高適对边塞战事的看法

“男儿本自重横行”“身当恩遇常轻敌”，反映了诗人高適对边塞战争的看法。开元二十四年（736）三月发生的一件事可为这两句诗作注释：

张守珪使平卢讨击使、左骁卫将军安禄山率军讨奚、契丹叛者。安禄山恃勇轻进，为虏所败。夏，四月，辛亥，守珪奏请斩之。禄山临刑呼曰：“大夫不欲灭奚、契丹邪！奈何杀禄山！”守珪亦惜其骁勇，欲活之，乃更执送京师。

“幽州多骑射，结发重横行。”（高適《蓟门五首》之三）安禄山“恃勇轻进”，兵败获罪，如果张守珪不刀下留人，唐玄宗不法外施恩，唐朝的历史也许会重写。高適曾赴蓟北，“喜言王霸大略”（《旧唐书·高適传》），对边陲形势的认识远较唐代一般诗人为深刻。高適并非一味歌颂边塞战争。积极防御，待机出击是守边的基本战略思想。“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李白《战城南》），“本自重横行”^[4]的唐将薛楚玉、安禄山之流轻启边衅导致惨败。诗人对这种恃勇“轻敌”^[5]的态度，不是歌颂，而是谴责。《燕歌行》形象地告诉人们，料敌不足，轻启战端，会造成万劫不复的被动局面。筹划卫边，必须以守备为本，这两句诗正表现出诗人对唐代开元末频频出现的边塞“烟尘”的冷静反思。

九、李广，还是李牧

“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李将军”向有李广、李牧两说。《唐诗宋词选读》编者持主流观点^[6]，注“李将军”为“汉代名将李广”，“教参”则称：

李将军即汉代李广，他勇猛善战，作风朴实，能善待部伍，与士卒同甘苦，士卒亦乐为之用，从而博得了广泛的尊重，连匈奴都称他为“汉之飞将军”。

如果仅从关爱士兵这一角度立论，“李将军”无论是指李广还是李牧，均可说通。李广以“善待部伍”知名于世，而李牧也是一位以“厚遇战士”（《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著称的将军。可见，光从这一角度来破解“李将军”之谜是远远不够的。

“犹忆”原因为“沙场征战苦”，析出《燕歌行》具体描绘的“沙场征战苦”，就可以看出，将士的埋怨完全是针对轻开边衅、轻敌陷围、贪图安逸的唐军统帅的。那么，将士追念的这位“李将军”，就应该具有与“轻敌”的唐军将领完全不同的特质。这是一位不盲目出击，一击即可致敌死命的将军；这是一位善用奇谋妙策，将战争主动权牢牢掌控手中的将军；这是一位激励将士乐战，令伤亡减至最低程度的将军。一句话，这位将军给守边将士带来的不是“沙场征战苦”，而是“沙场征战乐”。

《燕歌行》点出了这位将军之姓，其人只能指赵国名将武安侯李牧。且看（《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对李牧抵御匈奴，“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的记载：

匈奴数岁无所得。终以为怯。边士日得赏赐而不用，皆愿一战。于是乃具选车得千三百乘，选骑得万三千匹，百金之士五万人，彀者十万人，悉勒习战。大纵畜牧，人民满野。匈奴小入，佯北不胜，以数千人委之。单于闻之，大率众来入。李牧多为奇阵，张左右翼击之，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灭襜褴，破东胡，降林胡，单于奔走。其后十余岁，匈奴不敢近赵边城。

李牧创造了作战匈奴的经典战例。从《史记》的记载中可以看出。李牧的安边奇策是积极防御，御敌谋略是诱敌深入，克敌战术是以众击寡。在这些方面，《燕歌行》中的那些“汉将”的军事行动与李牧将军的作战方略完全相反。

汉代名将李广是不是具有这样的资质呢？答案应该是否定的。不错，李广是一员驰骋战场的勇将，是军人的楷模、不朽的英雄。但是，李广是将才而非帅才。^[7]冲锋陷阵生死肉搏，李广锐不可当，行军布阵领兵作战，就非李广之长了。同时代的名将程不识治军严明，而李广治军松懈。对此，司马光分析道：“效不识，虽无功，犹不败；效李广，鲜不覆亡。”（转引自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这是一针见血的评价。

如果让唐代边关将士在李广式将领和李牧式将领之间作出选择的话，他们必然选择后者，特别是在陷入“孤城落日斗兵稀”“力尽关山未解围”这样的绝境之时。

十、主题阐释：“征戍之苦”

一首优秀的作品，其意蕴往往十分丰厚。《燕歌行》的主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笔者认为，唐汝询《唐诗解》卷十六“述征戍之苦”这一分析比较到位：

此述征戍之苦也。言烟尘在东北，原非犯我内地，汉将所破特余寇耳。盖此辈本重横行，天子乃厚加礼遇，能不生边衅乎？于是鸣金鼓，建旌旆，以临瀚海。适值单于之猎，凭陵我军，我军死者过半，主将方且拥美姬歌舞帐下，其不惜士卒乃尔。是以当防秋之际，斗兵日稀，然主将不以为意者，以其恃恩而轻敌也。何为使士卒力尽关山未得罢归乎？戍既久，家家相望之情极矣，则又述士卒之意曰：吾岂欲树勋于白刃间耶？既苦征战，则思古之李牧为将，守备为本，亦庶几哉！

“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沙场征战苦”一语，可以概括这首诗的主题。这种“征战苦”至少表现于四个方面。首先，轻开边衅的部署。敌人本非犯唐内地，这是一次贪功冒进的出征。从天子到将帅都充满着扬威边关的盲目自信。其次，身陷绝域的危局。“轻敌”导致唐军陷入重围，损兵折将，难以突围，士气低落。再次，厌战思乡的情绪。“征人蓟北空回首”，战争无休无止，归家遥遥无期，发为征人强烈思乡盼归的情绪。最后，浴血苦斗的场面。白刃格斗，流血纷纷，在完全被动的情况之下，战士为解围力战，此时为国献身，死伤惨烈，已经顾不上谈论什么“功勋”。其中，“铁衣远戍”以下四句，暂时离开了战斗场面的描写，插入了征人思乡这一内容，从结构上看，不能不说是一处败笔，从内容上看，却是表现《燕歌行》主题的必要文字。^[8]《燕歌行》的风格，的确是“沉痛语不堪多读”（宋宗元《网师园唐诗笺》）。从这些方面看，《燕歌行》堪称全方位表现唐代边塞战争的一曲悲歌。

（原载《新语文学习》中学教学版2007年第6期）

【注释】

[1]“借汉喻唐”是唐代边塞诗中常用的手法。《燕歌行》中的“汉家”“汉将”（唐朝唐将）、“匈奴”“单于”（契丹及其首领）不会误解。“瀚海”“大漠”（浩瀚的沙漠）为西北边地景象，事实上，“汉家烟尘”在东北幽、蓟地区，唐与吐蕃在西北边境的军事冲突与《燕歌行》没有丝毫关系，因此，“瀚海”“大漠”不宜按字面意义解释，可理解为边塞荒凉地区。借汉代史书中常用地名“瀚海”“大漠”指代唐代边塞荒凉地区，这种乖离本义的用法，也可从“借汉喻唐”这一角度获得解释。

[2]施蛰存先生《唐诗百话》将这些争议概括为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这首诗所反映的历史事实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这首诗的主题思想。作者对于这些‘征戍之事’的‘感’，到底是什么态度？肯定呢，还是否定？歌颂呢，还是讽刺？”“第三个问题，是这首诗的结构，到底是集中描写一件事实呢，还是概括了许多‘征戍之事’？这些地名，是记实呢，还是借用？所提到的人物，是一个人呢，还是许多人？如果是一个人，是特写张守珪呢，还是另有别人？‘汉将’是谁？‘男儿’是谁？‘身当恩遇’是谁？‘死节’又是谁？”施蛰存先生认为，这三个问题，“似乎一向没有弄清楚”。

[3]蔡义江先生《高適＜燕歌行＞非刺张守珪辨》认为《燕歌行》讽刺的对象是安禄山：“安禄山喜好歌舞声色，能自作胡旋舞，此史书中屡见，与诗中‘美人帐下犹歌舞’亦合。”称此句讽刺安禄山，可以成立，称全篇讽刺安禄山，同样证据不足。

[4]“横行”语出《史记·季布栾布列传》：“上将军樊哙曰：‘臣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樊哙大言不惭，被季布斥为“面谀”“可斩”。可见“横行”是贬义词。教材注：“指在战场上纵横驰骋，与敌军作战。”似乎《燕歌行》对“重横行”的“汉将”持肯定态度。本文不同意这种看法。

[5]“轻敌”，语义显豁。但有学者如此解释：“轻敌显然不是轻敌冒进的意思，而是指藐视敌人，甘愿为报答国恩而奋战到底。”（陈伯海《高適＜燕歌行＞三题》）唐军幽、蓟作战的历史证明，陷敌重围无一不是“轻敌”的恶果，薛楚玉、安禄山、赵堪之类败军之将落败原因皆在恃勇轻敌贪功冒进。在这一点上，高適对“轻敌”的否定是毫不含糊的。

[6]另一种看法认为“李将军”为李牧。唐汝询《唐诗解》卷十六：“既苦征战，则思古之李牧为将，守备为本，亦庶几哉！”吴乔《围炉诗话》卷二：“《燕歌行》之主中主，在忆将军李牧善养士而能破敌。”方东树《昭昧詹言续录》卷二：“指李牧以讽。”当代唐诗研究专家刘开扬《高適诗集编年笺注》明确指出李将军为李牧：“沙场征战苦辛，故今人犹忆李牧之将才，以其善于筹划卫边也。”

[7]李广一生久历戎行，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史记》描述了李广率军与匈奴骑兵三次短兵相接的战斗。汉景帝时，匈奴入上郡，李广率“百骑”出逢匈奴“数千骑”，凭借精湛射术，虚张声势逼退敌军脱身而去。此战，李广擅自出击，与部队失去联络，“大军不知广所之，故弗从”。汉武帝元光六年，李广与匈奴作战被俘，凭借精湛骑术，夺弓劫马，离奇脱险。此次，“广所失亡多，为虏所生得，当斩，废为庶人”。元狩二年，李广将四千骑兵冲破匈奴四万骑兵的包围，“是时广兵几没，罢归”“军功自如，无赏”。众所周知，李广一生未被封侯，关键在于命运“数奇”未建大功。李广是具有传奇色彩的英雄，却不是善于统兵作战的将军。李广之死，直接原因竟是因为走失向导、迷失方向的错误。而这样的低级错误，在一般作战指挥者身上是很难发生的。对李广一生戎马生涯作这样简单的梳埋，可以说明，李广是将才而非帅才。

[8]《燕歌行》是乐府古题，吴兢在《乐府古题要解》中解释这个曲调的内容是“言时序迁换，而行役不归，佳人怨旷，无所诉也。”高適既然用此题作诗，就应该符合这个曲调的内容要求。这就是“铁衣远戍”以下四句暂时离开战斗场面的描写，插入了征人思乡内容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