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改变了我一生

罗德老师花了几天时间，帮助一位他找来的、在惠尼中学教科学的年轻老师，趁开学前清理教室。第二十四号教室延续到今天才空出来，不能不说是个分水岭，画下一个时代的句点，而正式送一位深受众人喜爱的人物离开，用的却是一个毫无感伤意味，犹如轿车大小的大垃圾箱。在罗德老师的协助下，放置在教室门口的垃圾箱很快装满了如山的纸张、档案袋、旧教案、边角卷起的练习解答、教师用的课本、剪报、缺了角的显微镜载玻片、铅笔头、墨水干掉的圆珠笔、断裂的粉笔和蜡笔、一个复活节篮子——积累了二十五年的教学用品，对主人来说是无价之宝，对继任者却一无用处，即将填入垃圾坑。罗德老师发现自己瞪着这堆纷杂的收藏品：文章、海报和杂志，有些十几二十年来每天使用，有些从未见过天日，心想学校要怎么才能弥补这个损失，他扛着一撂又一撂，把普勒尔一辈子留下来的遗物扔进老旧的绿色垃圾箱。

所有学生提到普勒尔时都只喊姓，并非缺乏尊重，而是充满敬畏。七个月前她去世了，当时学年才刚过了一半。之后过了这么久，却一直没有人硬得起心肠，去拆毁她的王国，翻动她的柜子、抽屉、箱子。“没有人忍心跟她道别，”罗德老师告诉妮塔·宋（Nita Song），她是接手普勒尔职位的新老师，对眼前清理的规模之大，心中感到十分骇异，“没关系，我们会做完的。”

已经五年了，大家一直知道普勒尔得了癌症，在接受治疗。虽然最后几个月情况的恶化尤其明显，可是似乎所有人都没有料到她会去世。孩子们，以及大多数教员，几乎没有一个真的相信她会对任何事情示弱。自从学校创办以来，她就在一直呆在那儿，没有跳过槽。每一个学生都会警告自己的弟弟、妹妹，老生也会告诉后辈，学校有这么一个老师：一个令人敬畏的教师，一个让他们爱戴的老师，一个多年后还无法忘记的老师。罗德老师听见他们在物理实验室外的储物柜旁谈论：“等到你上普勒尔的课，你就知道了，她会活活把你吃掉。”“等你看到她的幻灯片，你就知道了，她吊人胃口，不把话说完。”“等着瞧吧，老兄，到时候你会一辈子都不想吃菜花了。”惠尼中学有三个老师以前当过普勒尔的学生，他们谈她时说的话一模一样。就连戴夫老师也让她三分，如果她要他干什么，他拒绝不了。

普勒尔棱角分明，身高将近182厘米，笔挺、简洁有力，仪表几乎像是军人，很能配合她干脆、直爽的教书风格。“这个不能成为理由。”有一次，一个学生宣称没办法考试，因为她的笔写不出来。普勒尔一把抓起女孩一直在摸弄的笔，站在教室当中，划了一根火柴，态度严厉得让三排以外的学生都吸了口气，她用火烧了圆珠笔的笔头，然后把修复的文具还给惊讶地张着嘴巴的女孩。普勒尔说：“现在开始写。”教室里每一颗脑袋立即同时低下，专心无比，所有的借口立刻人间蒸发。至少，可以维持55分钟。普勒尔是独一无二的，是从另一个时代走过来的人物。她十分固执地把礼仪和用餐规矩加进课程里，坚持学生亟需学习如何遵守生活中的各种规矩，而且她在校园的水泥荒漠中种了一些玫瑰，逼着学生去培育，说他们除了获取平均分数，还应该培育点别的东西。她为健康教育搜集一张又一张令人毛骨悚然图像的医学幻灯片（只因为是她，别人才不敢讲话），年复一年地把无防护性行为的危险后果灌输给低年级学生。只有普勒尔会在上课时间走出校门，追捕一个经常迟到、缺席的学生，如她所料，他正在家里睡大头觉，并没有生病。她摇醒他，吓唬他，然后命令他去上学。普勒尔在担任老师的同时，还担任学校的逃学纠察。

普勒尔的学生记得最牢的东西似乎跟科学没多大关系，反而跟生活有关，也许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学生反而觉得跟她有交情，也是为什么平常指甲里不沾一点灰土、从来不割家里草坪的学生，反而很乐意（至少勤快地）替普勒尔的花园浇水、除杂草。学生们都说，她一副老古板模样，很酷。他们需要忠告或安慰的时候，往往找的是普勒尔，有时候甚至是在走出她的教室多年以后。一个十一年级学生拼了老命要提前毕业，好早一年读大学，结果是他八年级的科学老师，发出跟朋友、跟其他老师都不一样的声音，说：“你急什么？”没有别人质疑过他的速成努力，或是质疑过这种努力背后的智慧，只有普勒尔一个人，很简单地问道，“你得到的会是什么？所以你会早一年毕业？然后，早一年开始一辈子的工作？”之前从没有哪个人把这一最基本的问题放在这么清晰的框架里。于是，该学生决定放慢步调，跟同班同学一起毕业。“她改变了我的一生，”他说，这可是任何一个老师都不得不羡慕的一行墓志铭，“普勒尔自成一派。”

罗德老师把一堆旧文件丢进垃圾箱时，其中一份文件恰好翻了开来，上面以红笔标明了“礼节”两字。里面写的是正确的餐桌礼仪，包括在朋友家吃饭时发现一根头发要怎么做、初次见面的几条基本原则。附在里面的礼仪小考有三个问答题，两个选择题，以及一连串的判断题：你的面包奶油盘子，总是放在你的右手边；如果食物量很少，可以含着食物说话；如果你在做客，你绝对不应该帮忙洗碗，客人是不做事的。普勒尔的笔迹，红色签字笔的厚重笔画，写着答案。

没有人期望第二十四号教室新来的年轻老师会填补（或是能填补）普勒尔在惠尼中学留下的空白。罗德老师虽然对于自己跟学生建立关系的能力颇为自豪，他可不会在教案里加入礼仪或刀叉餐具的物理位置。但是，那天在清扫的时候，他有个感觉，这次人事更替，可能会威胁到一样更为基本的东西，一样学校无法像丢旧文件一般、轻易抛入垃圾堆的东西，那就是普勒尔的坚持：有些东西价值永存、不能遗忘，不论它是否跟正式课程相符，都必须教给学生。普勒尔所信仰的学习，不能用SAT或平均成绩来衡量，更不能用联邦政府、州政府规定的越来越多的标准化测验来测量，后者为的是满足官僚体系，可是顶多只能把教室里一小部分应该发生的事情予以数量化。我们可能失去了普勒尔，罗德老师发现自己陷入了沉思，可是我们不应该失去她全心拥抱的大理念，那也是学生记得她那么牢的原因：成绩好跟学习好不见得是一回事，就这么简单，而且学习应该优先。罗德老师想，伊琳娜这样的孩子需要记住这个理念，坚定地信仰这个理念。

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尤其是在当前的教育系统里，考试成绩关系到学校的名誉及经费，是唯一的裁判标准。比如在惠尼中学，只要分数低于A，学生就可能陷入沮丧，期望值过高的家长就可能冲进校长室，要求解释以及更高的分数。他们当中很多人总是心怀恐惧，担心一旦摔了跤，一旦有一个学期表现不好，前往斯坦福、普林斯顿、麻省理工的梦幻之旅就要中断了。在物理这一类课上可能尤其困难，重力、光、时间，像百慕大三角般神秘，尽管能使罗德老师无限着迷，每年却吸引不到五个孩子的想象力。其他人，绝大多数只管跟图表及数学公式角力一番，等他们得到想要的成绩，就不在乎了。这些孩子能力够强，但是没有热情，学到的东西没有多少会跟着他们一辈子。

因此他一直在反复思考一个问题：他能不能从普勒尔那儿学一招，改变成绩与学习对立的等式，至少稍微改变一会儿？最近有个朋友告诉罗德老师她在大学里的一个经验，让他颇为震撼，有个教授第一次来上课，向大家自我介绍时宣布：“这间教室的空间只够容纳一个老师，这就是我。”据说这个教授相当杰出，但是罗德老师的朋友立刻退出了该选修课程。这个故事引起他的共鸣。照他的想法，这家伙根本不应该待在教育界。一间教室里应该能容纳很多老师，每个人，只要他愿意，都应当有个位置可以献出自己的知识面和见解，而不只是接受上面的教导。因为，如果孩子可以教别人，真的是可以教人的话，那么他们必须了解自己教的东西。

因此，循着这条思路，他一直在想办法设计一个计划，什么样的实验或研究题目或独立学习的课题，能让班上学生——包括都会它们的物理老师——不但学习，也能互相都会一些新东西。不只是物理的公式和原理，还有科学的好奇、独立的精神和自信。他还要下功夫考虑细节，但他大致决定把一整个学季的时间放在这个计划上。他的设想是，学生要从中学到怎么做一个科学家，而不仅仅是学到科学的内容。或许并不容易量化，但是更有意义，而且对学生将来在大学里，甚至以后的生活上，都会有用。他要一些留得住的东西。噢，对了，他也会让学生全心全意通过测验、拿到高分。罗德老师跟他的先驱普勒尔一样，是个现实主义者，他知道，甚至是在打破游戏规则的同时，别忘了还是要给他们一点甜头，特别是在你将要打破游戏规则的时候。

罗德老师心想，说不定他们以后一辈子都会记住这些东西，也或许，结果凄惨得很，他们会一辈子都竭力想忘掉。他知道虽然大部分的惠尼中学学生都聪明到家，但还是喜欢一切井然有序，最好是所有事情都在掌控中。他们会说，罗德老师，告诉我们要读哪几章，你讲课我们听，考试一定高分过关。他们是办得到，差不多每次都能办到，一群考试机器。但是，罗德老师心目中另有一种新的挑战：结果无法预料，需要独立作业成绩，逃脱僵化模式的思考；常用的考试技术、熬夜死记硬背都将派不上用场。他知道有些学生——说不定还是最优秀的学生——可能会跟他争，对新方式裹足不前，不肯花上几天甚至几个星期去做这个计划。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临时抱佛脚，不愿意面对不确定的结果，他们向来只朝底线看齐：学业平均成绩和常春藤盟校的入学标准。我们目前不是做得很不错吗？他们会说，干嘛改变？但是，对于有点失去目标的孩子，像伊琳娜那样的孩子，还有那些已经挣扎了一整年的孩子，这可能是个转折点。不论后果如何，罗德老师不是那种年复一年照本宣科的老师，他的教学方式每年都不同。

清理普勒尔的教室让他看清楚学校面临多大的威胁：今年有个前所未有的真空。罗德老师要尽自己的一份力去填补这个真空。

“下学期，”他告诉班上学生，“我们要做完全不同的事情。你们要当我的老师，一定会很酷很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