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核对峙擦肩而过的年代

1969年3月，中苏边界乌苏里江的珍宝岛突然爆发了枪声。

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北京紧急疏散。

勃列日涅夫的“新沙皇”梦

苏联领导人的大国沙文主义，遭到中国的坚决抵制和反抗，两国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苏联不仅在中苏边境制造了一系列局部冲突，精心策划入侵珍宝岛，而且像美国媒体说的，考虑动用核武器，对中国“为数不多的核设施”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突袭。

《纽约时报》记者合利逊·E·索尔兹伯里在他所著的《中苏战争》中写道：“一位最优秀的苏联科学家，在1969年春曾同他的美国朋友谈到，苏联已经非常讨厌中国，有可能爆发战争。他说：‘假如发生战争，我们就不会像你们美国人那样，只是小打几下，我们是要彻底干的’。”

日本著名军事评论家小山内宏在他所著的《中苏战争》中也说：“苏联正在策划对中国的战争，将是一场世界上从未经历过的战争，也就是说不但使用原子弹，而且将使用氢弹。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虽然对火箭核战略进行了调整，提出核战争和常规战争双轨并行，将核威慑分为全面战争和有限战争威慑两个等级，并且重点放在有限战争上，但调整后的核战略，仍然坚持三个目标：一是苏联准备实施第一次核打击，二是首先打击对方的硬目标，三是要打赢核战争。珍宝岛事件前后，苏联所奉行的正是这样一种核战略。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苏联才重新对核战略进行了调整；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进一步否定了核战争的可能性，强调核战争意味着人类的毁灭，认为在核军备竞赛漫长而昏黑阴暗的隧道中看不到胜利的尽头。”

其实，从1960年开始，苏联多次对中国境内进行骚扰，使中苏边界问题尖锐化。虽然中国政府1960年8月和9月两次主动提出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但苏联政府矢口否认中苏存在边界问题，拒绝进行谈判。直至1964年2月25日，苏联才同意双方在北京举行边境会议。可是在会谈中又拒不承认沙皇政府签订的条约是不平等条约，致使谈判破裂。

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不但继续推行赫鲁晓夫的政策，而且使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和紧张。在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在中苏边界驻军只有10个师，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增加到54个师，达100多万人。与此同时，苏联在中苏边界进行的挑衅事件明显增加。1966年1月，苏联同蒙古签订了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苏蒙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同时，还在中苏边界进行针对中国的多次军事演习。苏联在远东布置的中程和准中程弹道导弹只有70枚左右，但是上世纪60年代后期，苏联在远东的导弹武器不断加强，例如1969年5月，进驻蒙古的苏军兵力达到20万并配备了能够进攻中国核基地兰州和包头的导弹。

1968年春天，莫斯科把坦克开入布拉格，结束了杜布切克的“自由化”。毛泽东对此十分敏锐，恰如其分地把勃列日涅夫称为“新沙皇”。

1969年夏，勃列日涅夫召开国际共产主义会议，并且提出一个莫斯科制定的东南亚条约组织计划，其形式为亚洲集体防卫条约。对此，毛泽东讽刺说，“新沙皇”的做法是既要当婊子，又想立贞节牌坊。

预计勃列日涅夫会向中国施加军事压力，重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事件。对此，毛泽东无所畏惧，毫不妥协，向全中国人民发出号召：“要准备打仗”。毛泽东向全世界表明，中国不会被军事威胁吓倒。

早在1968年，勃列日涅夫就曾召集苏共中央全会，研究中苏战争的可能性。珍宝岛事件发生后，克里姆林宫不仅采取步骤调动坦克、飞机，还调动了导弹，妄图对中国发动“预防性战争”，或对中国“为数不多的核设施”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突袭。甚至设想过联合美国，共同对中国的核设施实施核攻击，破坏作为中国核武器研制基地的新疆罗布泊、兰州及其他地区的设施。

1969年8月27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秘密地向少数记者透露，苏联代表向其东欧盟国通报了可能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的情况。美国情报机构透露，苏联驻远东空军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种种迹象表明，苏联指挥部正在从“战略上”设想、研究和准备对中国进行一场核战争。

“面对新的沙皇战争叫嚣，我们不能单纯去组织防御，应该触一触勃列日涅夫的神经，看他敢不敢去动那个核按钮。”

1969年9月23日和29日，美国、苏联地震监测台及卫星，几乎同时都收到了能量巨大的震动信号，马上判断出中国又进行了两次核试验。

奇怪的是，数天过去了，中国所有新闻媒体都悄无声息，连一条简短的消息都没有发，好像这事没发生过一样。外电对此议论纷纷，其中美联社指出：“中国最近进行了两次核试验，不是为了谋求某项具体成果，而是临战前的一种检测手段。”

这次地下核试验和300万吨TNT当量氢弹空投试验，等于警告勃列日涅夫，如果你敢按动核按钮，中国就会立即给予还击。

10月，中国政府严正声明：“一小撮战争狂，胆敢袭击中国的战略基地……那就是战争，那就是侵略，7亿中国人民将奋起抗击，将用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

为什么没有撕下核武库封条

中苏边境冲突是零星的、局部的，即使在珍宝岛冲突中，也没有一次遭遇战持续时间超过几小时，但是中苏冲突却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因为这是两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进行地面作战的唯一事例。人类进入核时代以来，除中苏冲突之外，核国家之间的对杭，要么是间接的，要么是没有发展成相互之间的地面战斗。然而值得深思的是，拥有核优势而且咄咄逼人的“新沙皇”，最终还是没有撕下核武库的封条。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和战争准备。

首先，中国发展核武器，一直坚持三个宗旨，即保证不首先使用，目的是为了防御，最终目标是彻底销毁核武器。对于试图发动核战争的“新沙皇”来说，中国的核武器是不可忽视的反击手段。中国当时最主要的轰炸机“轰-6”，是一种亚音速中型轰炸机。它是在苏联“图-16”轰炸机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虽然在1970年才首次报道进行大量生产，但在1968年就开始服役了。珍宝岛之战期间它的数量虽然不多，但可以装备一个百万吨级的核弹，已对苏联的乌拉尔以东地区摆出了一种威慑的姿态。1972年，中国部署这种轰炸机的数量已达到100架。从1969年到1970年，部署在中国东北、西北的中程导弹已达50枚。由于这种导弹的射程可以达到西伯利亚城，当苏联1969年开始在中国边境部署重兵时，中国增加了部署的数量。如果苏联要对中国使用核武器，其决策者就不能不考虑到：它所面对的对象不仅不像捷克斯洛伐克那样软弱，而且有能力进行核报复，中国可以从中苏边境的任何一个地方向苏联领土纵深发动进攻。

不仅如此，中国陆基导弹的分散、隐蔽和机动性，也使得中国在受到先发制人的攻击后，仍然能够保持对对手的第二次打击能力。这种情况，使超级大国的国防决策者往往无法确定卫星是否探测到了中国所有的导弹基地。20世纪80年代西方的观察家都认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在第一次打击中摧毁中国所有的陆基导弹。

中国有备无患的一个更引人注目的方面，是建立起了以防御为主的核战略体系。毛泽东提出增加国防的三条措施——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全国大中小城市人口和工厂进行了疏散，有效地限制了侵略者使用核武器的效果。小山内宏对20世纪70年代中国修建的民用防空地道设施的评价是：“中国和瑞典同是世界上拥有最大规模的一般民用地下防空设施的国家，7亿人口几乎都可以进入地下隐蔽。这些地下避难设施，即使受到苏联强大的百万吨级核武器的全面攻击，也将会出现极高的‘存活率’。”

叛逃到西方的苏联高级官员谢甫琴科说，他认为苏联之所以没有对中国进行核袭击，“除了美国警告苏联，这样会导致美苏间严重对抗外，还在于中国有了充分的准备”。事后，美国学者也认为，若不是中国严阵以待，“苏联甚至可能在30分钟内突袭并摧毁中国微不足道的核力量”，此外，“中国的原子弹无疑是苏联人避免使用核弹头攻击的理由，而通过这一事件，中国人肯定会更加坚定地认为，他们在建立核威慑方面投资是明智的”。

苏联当年没有撕下核武库封条的第二个原因，是美国的警告。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之后，苏联领导人对另一个超级大国美国产生了敬畏。因此，苏联在把袭击中国的计划付诸行动之前，还必须了解美国人的态度。苏联通过驻外武官对美国进行试探。基辛格建议对苏联的“试探”作出更加严厉的反应，以防止苏联在核武器问题上进行冒险。美国不仅明确回绝了苏联关于苏美共同对中国进行核攻击的主张，还通过美国驻波兰大使，把苏联的企图通报给中国驻波兰大使。1969年1月20日，中断了两年的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又恢复了会谈，美方代表斯托塞尔在发言中申明，美国不谋求“参加针对中国与苏联共同主宰世界的谋划”，“美国准备考虑派一个代表团到北京去同你们的官员直接讨论问题”。这就是尼克松总统刚刚入主白宫，采取的新举措之一。尼克松派黑格先遣人员到中国，黑格对周恩来说：“美国非常关心中国的生存能力，所以，我们双方有共同点，可以共同对付苏联。”周恩来对黑格说：“我们反对霸权主义，反对任何国家在任何地区称霸的企图，这是中国的一贯立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存，不需要任何国家或集团来保护。”

这时，美国对越南及东柬埔寨的侵略，使美国人民十分不满，经常有群众示威，尤其俄亥俄州国民警卫队开枪打死了州立肯特大学四名学生。1970年5月9日，有十多万群众在白宫南面的椭圆形广场示威，尼克松与基辛格不得不从被抗议示威群众团团包围住的房子搬到白宫地下室。正是由于美国内困外患，急于撤出越南和柬埔寨，才使尼克松找到了中美解冻的思想。

其后，基辛格又两次秘密访问中国，向中国领导人赠送了有关苏联军事活动的、敏感性极强的情报，其中包括与中国接壤地区的苏军及其活动情况。这些情报，都是通过窃听、高清晰度卫星拍照和其他途径得到的。美国的警告，很难说对苏联有多大影响，但至少也使苏联在动用核武器方面增加了顾虑。使苏联更加不安的是：如果把相当数量的核武器消耗在对中国的作战中，那么苏联在美苏核力量对比中就会处于相对的劣势，从而显著降低苏联对美国的核遏制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假如美国从背后对苏联发动核进攻，就可以在不受损失或少受损失的形势下，给苏联以歼灭性打击。这种战略设想，使得莫斯科的决策者坐立不安，在考虑同中国进行全面核战争时瞻前顾后，犹豫不决。

基辛格回忆说：“尼克松认为，1969年3月苏联和中国军队的边境流血冲突，就是这样的机会。由于害怕莫斯科进行一次先发制人的进攻，或者是一次全面战争，中国人希望找到一种对抗苏联压力的反威胁力量。就在那个时刻，美国微妙地向北京发出了信号，表示有兴趣从根本上改变两国之间的关系。”这是美国内困外患时期，尼克松想借此机会与中国改善关系的真实写照。

苏联没有撕下核武库封条的第三个原因，是苏联认为在对中国的核战争中得不到任何利益。

首先，要使用核武器杀伤中国半数以上人口，彻底破坏主要军事设施和军事力量，从而消灭其战争能力，至少需要10亿吨乃至40亿吨级的核攻击力量。但是在短时间内使用这样多的核武器，会产生大量的放射性，“死灰”也将飞扬起来。这就使得苏联一部分地区不能不受到中国境内核爆炸的影响。这种地理和气象的后果，不能不使苏联在对中国发动全面核战争的问题上受到制约。

其次，假如苏联对中国进行全面核攻击，必将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对和谴责。世界人民将把苏联看成使地球上的环境蒙受巨大破坏的罪魁祸首，看成图谋屠杀大量人类的罪犯。

再次，全面的核攻击即使能给中国以沉重的打击，但从地面的一切都遭到巨大破坏和完全污染的中国那里，能得到什么实际利益呢？

莫斯科在中苏边境冲突中没有撕下核武库的封条，还在于中国的武力反击有理、有力、有节。珍宝岛事件，周恩来总理指示：“我们主要是守卫住珍宝岛，炮弹至多打到江边，不要再向纵深打，不要误伤了苏联的边民！”他还一再叮嘱：“注意，我们打的是一场局部的边界战争，一方面要打疼，一方面不要扩大。不打疼，我们的边防战士和老百姓不愿意，他也不老实；扩大了也不行……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具有战略思想啊！”

正如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所说：“两个大国中每一方都能够毁灭对方的文明和生命，当然也有毁灭自己的风险。可以把两个大国比作一个瓶子里的两只蝎子，每一只都能杀死对方，但是，必须冒着毁灭自己的风险。”

1969年9月11日，苏联总理柯西金参加越南胡志明主席葬礼回苏途中，周恩来邀请柯西金在北京机场进行会谈。柯西金说，虽然我们走了一段弯路，但并不遗憾，我们很高兴到这里来。原来柯西金一行中转环节耽搁了一段时间，他未能得到何时到北京的回音，而不得不取道印度回国。9月10日，当柯西金飞到塔吉克首府杜尚别时，才得到回音；于是，又转经伊尔库茨克在9月11日上午到达北京，整整转了一大圈。两位时代的巨人，性格和命运相近。柯西金比勃列日涅夫开朗，从斯大林起，历任领袖都很器重他的才干，但是却没有人认为他是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他的行动并不为实现个人野心服务。周恩来更是这样的人，虽然他们两人代表的身份不同，但友谊和感情大于争执和敌视，坦诚相见，为共同的命运着想。

柯西金与周恩来会谈都取得了谅解，所以周恩来说：“我们应该努力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中心问题是边界问题，要停止边界的武装冲突，撤出有争议的地区。我们试制核武器，只是为了打破核垄断，我们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柯西金本人反对对中国进行核打击，但他不承认苏联想打仗。周恩来邀请柯西金会谈的目的之一，是向他表明北京没有向苏联发动战争的意图和可能，而且要从他那里查明：可能对中国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打击的“传说”是否属实。

在英国《星期六邮报》刊登“苏联正在讨论打击中国在罗布泊核基地的可能性”文章的第三天，即9月18日，周恩来给柯西金发去一封密信，信中建议双方承担不动用武装力量，其中包括核力量的相互攻击的义务。9月26日，柯西金也给周恩来回了一封密信，建议“实行严格监督，使中苏边界得到无条件维护”。

1969年10月20日，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举行，中苏边界的紧张局势才逐渐缓和。1970年5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曾对苏联代表团副团长说：我们应该谈判，谈出个睦邻友好关系来。要耐心，要文斗，不要武斗。莫斯科曾宣称，它曾四次使中国免受美国的核攻击；而美国官员们私下里暗示，美国同中国的接触，使中国免遭苏联的核攻击。这些话很难完全相信，但也说明了一个问题，两个超级大国都曾试图对中国实施核打击。于是，这场由美国传递，苏联一手制造的中苏核危机产生的“核冬天”，擦肩而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