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对这次会议有满意之处，也有不满意之处。能够被邀请出席这次会议并做综述性演讲，这本身就让爱因斯坦十分满意，更何况他可以在这次会议上认识以前只知其名未见其人的许多著名科学家，还和他们进行了积极的交往。他在11月份给朋友章格（Heinrich Zannger，1874—1957）的信中写道：“我有不少时间与佩兰、朗之万和玛丽·居里夫人在一起，而且深为他们所吸引。居里夫人甚至答应要和她的女儿们来拜访我。”也许还有让爱因斯坦感到满意的是，当地许多报纸都提到了他早期的研究成果；索尔维的慷慨，想必也给爱因斯坦深刻的印象。
比利时工业化学家索尔维。
尽管满意的事情不少，但对爱因斯坦这样不断思考更深层领域奥秘的人来说，他往往会埋怨同行们为什么如此蹒跚跛行。1911年12月26日他给贝索的信中写道：
在布鲁塞尔，人们怀着悲伤的情绪看到这个理论的失败（指电子论——引用者注），找不到补救方法。那里的大会简直像耶路撒冷废墟上的悲号。没有出现任何积极的东西。我那些不成熟的见解引起了很大的兴趣，却没有认真的反对意见。我得益不多，所听到的都是已经知道了的东西。
彭加勒在这次会议上表现得十分活跃和明智。开始，会议主席洛伦兹还没有想到邀请彭加勒，认为他对量子论并不了解。但事后证明，邀请他实乃明智之举。彭加勒虽说是老一辈科学家，但他对量子论却持积极欢迎的态度，并以其新鲜的、探索性的疑问提高了会议的质量。他在会上没有谈论相对论，但在会下却对相对论做了评论，这可以从1911年11月16日爱因斯坦给章格的信中看出，他在信中写道：“彭加勒虽然机敏过人，但总的说来只知道反对（狭义相对论），他激烈的言辞说明他对形势没有什么了解。普朗克有些偏见……但是没有人真正了解这一切。”
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彭加勒。
这段话的后一句中，是说普朗克在会上对爱因斯坦的光量子假说持反对态度。所有这一切，也反映在这次会议的会议录中。会议录对爱因斯坦的工作做了比较客观的评价。在简短地评述了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以后，会议录写道：
尽管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已经表明是物理学原理发展的基础，可是它现在的应用还与测量的限制密切相关。他对于现在处于热门的其他问题的研究，已经证明对物理学具有重大意义。正是他第一个表明了，对于原子和分子运动能量的量子假说的重要意义；从这一假设便可推导出比热公式。虽然这个公式还没有充分详细地予以证实，但无论如何它为新原子运动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个基础。他还利用新的有趣的关系，把量子假说与光电和光化学的效应联系起来，并可以用实验检验这种联系。他也是第一个指出晶体的弹性常数和光性质之间联系的人。一言以蔽之，人们可以说，在丰富了现代物理学的许多重大问题中，几乎没有一项是爱因斯坦没有做出某种显著贡献的。在他的科学生涯中，他有时会出现失误，例如他的光量子假说就是如此；可是不能因此而责怪他，因为即使在最严谨的科学中，要引入一种真正的新思想而不冒一点风险，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从这份记录来看，虽然它对相对论的重大价值估计不充分，对光量子论的看法也不正确，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两种学说都还没有找到确凿的实验证据证实，也还没有广泛传播，所以应该说评价还是比较公正的。但从爱因斯坦给贝索的信来看，他似乎不满意这次会议，甚至有点全盘否定的意思：“大会简直像耶路撒冷废墟上的悲号。没有出现任何积极的东西。”这恐怕有些过分了。不过他说“在布鲁塞尔我得益不多”，这恐怕也合乎事实。
不过，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次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会议，正如阿尔明·赫尔曼在他的《量子论初期史》一书中所说：“由于布鲁塞尔这次国际会议的召开，结果使量子概念从四面八方突破了德语世界的边界，而成为一个在法国和在英国一样使人感兴趣的论题。”
在法国，路易·德布罗意详尽无遗地研读了第一届索尔维会议阐述量子的文献。他这样描绘会议报告所给予他的巨大冲击：
我以青春的活力醉心于这些已被深入研究而又饶有兴味的问题，我立誓要不遗余力地去弄懂这些神秘量子的真正本性。普朗克早在十年之前就把它们引进到理论物理学中来，但那时还不了解它们的重大意义。
量子概念在1911年底和1912年初进入了英国，这对“新原子运动论进一步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玻尔在1911年底同卢瑟福进行的一次个别讨论中，获得了关于索尔维会议上开展的那些讨论的“一个生动的介绍”；当几个月之后会议报告出版时玻尔仔细地研读了它，后来由于玻尔进入量子论研究领域，给整个物理学带来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赫尔曼指出：“量子概念在英国科学的唯理智传统中找到了特别肥沃的土壤。在英国，更多的是倾向于唯象论—经验论，并且与德国不一样，一些时候以来原子的组成问题早已成为人们兴趣的焦点。”
对于爱因斯坦个人来说，这次会议更是十分重要，几乎可以说改变了他此后的生活。这次会议后不到半个月，即1911年11月17日，居里夫人为爱因斯坦写了一封推荐信，大约也正是这段时间里，彭加勒也为爱因斯坦写了一封推荐信。他们都是应苏黎世联邦技术大学的邀请而写的，因为这时爱因斯坦正在为离开布拉格德国大学而忙碌着。布拉格大学这座小庙，藏不下爱因斯坦这尊“大菩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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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8月，居里夫人和她的两个女儿果然到瑞士与爱因斯坦一起徒步游历瑞士东部的昂加地纳。在这一旅行者中间还有爱因斯坦的儿子汉斯。居里夫人的女儿艾芙在《居里夫人传》中有生动的描述：
“孩子们在前面跳跃着做先锋，这次旅行使他们高兴极了；稍后一点，那个爱说话的爱因斯坦精神焕发，对他的同行叙述他心里萦绕着的一些理论。而玛丽因为有极丰富的数学知识，是欧洲极少数能了解爱因斯坦的人之一。
“伊伦娜和艾芙有时候听见几句有点奇怪的话，觉得很惊讶。爱因斯坦因为心里有事，不知不觉地沿着悬崖边上向前走，并且攀登了一个高峰，而没有注意到他走的是什么样的路。忽然他站住了，抓住玛丽的手臂，喊着说：
“‘夫人，你明白我需要知道的是，当一个电梯坠入真空的时候，乘客准会出什么事……’
“这样一个动人的忧虑，使那些年轻一代的孩子们哄然大笑；他们一点也没有猜到这种升降梯的坠落，含有‘相对论’上一些高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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