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立叶的体系〔苏联〕维·彼·沃尔金

傅立叶是十九世纪上半叶独树一帜的思想家中的一位，他留下了四大本结构复杂的著作、不少的论文和他逝世后由他的门徒发表的大量手稿。无论就其结构、内容或风格来说，傅立叶的著作都是不容易理解的。

在傅立叶的丰富的思想宝库中，各部分绝不是都具有同等的价值的。除了傅立叶的学说外，未必能够找到另一种思想体系，其中天才的、先进的思想会和荒谬及落后的思想会这样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傅立叶这位敏感的观察家和分析家向我们极其深刻地阐述了他当时的社会制度及其起源与发展。对十九世纪前二十五年这个阶段的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抨击，是他学说的一个极有价值的方面；这种批判无疑对社会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尽管傅立叶关于未来社会的学说无疑带有小资产阶级的倾向，但他的学说含有不少别出心裁的思想，这证明这位伟大空想家的眼光远大，这些思想至今还使人感到兴趣。傅立叶主义中那些倾向在当时也起过非常重大作用。不过，无论是傅立叶对资本主义关系的抨击也好，还是他的社会理想也好，在他的体系中都是以那种往往不仅在实质上反动，而且荒唐到令人吃惊的“哲学”理论为根据，并且是利用这种理论而结合起来的。恩格斯说，在他的著作中“并不是没有最荒唐的神秘主义的色彩”^[1]。为了识别并对使傅立叶成为近代最出色的思想家之一的特点给予充分的估计，他的读者们就不仅要克服结构、风格和术语上的障碍，而且还要克服与他的论据的实质有关的困难。

一

傅立叶出身在贝占桑中等商业资产阶级的一个文化水平不高的家庭。他曾进过省立学校，很早就不得不中断自己的学业，到一家商业企业中当伙计。在他一生很长的时间中，他是靠当店员或办事员为生的。傅立叶的大部分知识是自学得来的。他缺乏系统的学校教育，这点在他的体系中留下了烙印，尤其明显地表现在他的体系的一般理论部分。

傅立叶在他的哲学中基本上接近于十八世纪哲学思想的“神智”学派，他无疑受了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影响（这一点下文还要谈到）。上帝的概念是傅立叶哲学中的中心概念。上帝是推动世界的力量，生存的积极原则。此外还有物质与数学这些非上帝创造的原则^[2]。虽然物质并非神造，但它本身却是消极无为，要上帝使它运动的。由于数学本身的存在也不依赖上帝，上帝在创造并管理他由物质所创造的世界时应当与数学协调一致^[3]。因此在物质的运动中存在着数学规律。但数学规律服从于作为手段的目的论规律。世界由上帝利用数学把物质组织为适当的机体。世界上的一切都按照一种天意的计划发生。在傅立叶看来，认识某种运动的基本原因，就是要认识引起这个运动的上帝的指导目的。科学的任务是了解支配运动的规律。但由于这些规律是上帝给予物质的，所以了解这些规律就是要发现神灵的目的，了解神意中的世界。

傅立叶体系中的神灵远不是一种抽象的东西。上帝是有着许多在其创造中打下烙印的特性的人。当然实际上的过程与此相反：并非上帝使宇宙具有它的特性，而是傅立叶把他认为宇宙所具备的特性赋于他心目中的上帝，例如：引力作用下运动的不可分离的方向，体系的一致性，分配的公平合理等^[4]。除了这些一般的属性之外，上帝还具有与人的情欲相同的情欲，包括追求多样化与互争高低的情欲。尤其重要的，是上帝在活动中愿意有一个伙伴，这就是人^[5]。

按照傅立叶的学说，整个被创造的世界都与造物主相似，反映出他的特性。此外，整个被创造的世界在它的所有部分又服从于数学规律。这就是傅立叶所宣布的普遍相似规律的基础。宇宙类似上帝；人好似宇宙，或者如傅立叶常说的，人是宇宙的镜子。这样，傅立叶实际上也就接近了基督教关于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创造出来的学说。傅立叶认为普遍相似规律是自己学说的极重要的部分，他广泛运用它来论证自己的原理。例如，他打算说明人的情欲的本质，就举出音调与花朵同它们作类比；他把社会发展的阶段与天体的阶段相比，等等。

上帝根据造物的总目的而给予宇宙的各个部分以规律。傅立叶推论，不可能设想上帝不给与人类社会以规律^[6]。上帝不可能不给“和上帝相似”的人留下社会法典。上帝规定的人们社会生活的规律，是可以而且应当根据人的基本特性，根据人的情欲来发现的。通过这些情欲，上帝在人身上表现出自己的意旨，并实现他的神意的计划^[7]。不应当宣传克制情欲，而应当对情欲加以研究，应当去了解上帝向人类提出的目的^[8]。世界服从运动的规律。物质运动的规律是引力。社会运动的类似规律是情欲的引力。头一个规律是牛顿发现的，傅立叶把发现第二个规律的光荣归之于自己。

总之，为了确定社会法典的条文，必须研究人的情欲。知道了多种多样的情欲之后，就不难用纯逻辑的方法从中得出符合人的情欲，从而也符合人的本性和上帝意旨的社会规律。可见，傅立叶的社会法典不是人类社会现实生活规律的体系，而是“自然权利”理论的一种特殊形式的新变种。这是一种保证社会和谐、从人性中引伸出来而被看作是基本的东西的准则的总和。确定这些准则的方法是唯理论方法。傅立叶学说的这些唯理论与自然权利的特征，使他与十八世纪启蒙哲学有所联系，虽然他也有自己的独创之处。

傅立叶断言，人类还没有达到自然所期望他达到的目的^[9]。社会法典不是现有的，而是理所当然的，是人类的命运，只有当人类通过了许多准备阶段之后，社会法典才能实现。这个原理在傅立叶的体系中是从他断定的运动两重性的规律中得出来的。在一切被创造的世界中，两种运动，即不规则的运动与和谐的运动是互相交替的。傅立叶举出彗星和行星作为物质世界的实例。在他看来，彗星服从于不规则的运动，行星服从于和谐的运动。而且彗星经过一定的时间也会变成行星。人类社会存在中同样也应当存在无秩序、不和谐的纪元和有秩序、和谐的纪元^[10]。

根据这一条总的规律，傅立叶提出了和个人发展的公式相类似的人类发展的公式。按他所说，整个人间生活将继续八万年，分为四个阶段和三十二个时期。前七个时期是不和谐的时期，同时也是人类成长和积蓄力量的时期。这七个时期构成第一个阶段，好似个人生命中的童年，这些时期应该延续五千年。然后是和谐生活的十八个时期，这种生活将在十六、十七时期达到顶峰。和谐的纪元将延长七万年。从第二十六个时期起，人类重又进入不和谐的阶段，这个阶段包括最后七个时期，也就是人类的晚年。和第一阶段一样，第四个阶段也延长五千年。这五千年过后，人间生活的终点就将来到。

这就是傅立叶的哲学历史的公式。傅立叶仅仅对于这种纯空想的公式的第一阶段用具体内容来加以说明。首先，他不满足于“运动两重性”的抽象公式，他提出头几个时期的不和谐是由于那些具体的情况造成的问题。这种不和谐的原因在于，地球上缺少人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因而不能从存在的开头起就保证自己和谐的发展。傅立叶认为，在其他物质更充裕的天体上，尽管有两重性的规律，这种发展却是可能的^[11]。总而言之，只有经过长期努力之后，地球上的人类才能达到富足（因而也能达到和谐，没有富足是不可能得到和谐的）。

人类带着上帝适应协调生活而创造的情欲出现在地球上，这种和谐的生活将延长七万年；这些情欲不适应于不和谐的纪元，也就是不适应于这个从总的预见计划的观点来看是短促的发展阶段^[12]。所以人们在被创造出来后的第一个时期，听从自己的情欲，本能地按照社会法典准则结合为自由的联合——谢利叶。这个制度中个人的情欲与公共福利不相矛盾；因此人类还不知道政权组织。在傅立叶和他的先驱者，即十八世纪自然权利的理论家们看来，这是人类幸福的童年和“自然”状态的时期。这种“人间天堂”的物质前提就是人口稀少和比较容易满足需要。人们采集果实，从事狩猎和捕鱼以谋生。但这个时期也已经有了农业和畜牧业的萌芽^[13]。

人类生活中这一极乐世界的时期不可能太长。随着居民的增殖，谋取生活资料的困难增加了，日益增长的需要瓦解了原始的谢利叶。由于大自然交给人类支配的资源已经不足，人就应当发展自己的生产活动。只有生产才能保证和谐所必需的富足。但为了建立这种生产，人类应当经历几个困苦的世纪。人类应该抛开自己的原始状态，积蓄力量作新的跃进^[14]。

原始公社瓦解，代替它们的是氏族、家族的经济单位。各个力量不足的家庭联合为部落，出现了部落的首领，但他们还没有强制的权力，妇女在家庭中处于从属的地位。人们的主要事情是畜牧业。傅立叶把这个时期称为蒙昧时期。但蒙昧时期建立的制度并不能够使人类摆脱由于居民增加而产生的困难。在需要和因此而引起的纠纷的压力下，野蛮人的社会组织即部落，瓦解为互不往来的家庭，家长的专权增长起来了。家庭的其他成员沦落到半奴隶状态。这是宗法时期。这时人们之间形成统治与服从的关系。但是这强制性的组织使生产有可能向前发展。

然而宗法制也不能够使生产大大发展，从而为和谐制度创造条件。人类还必须后退一步。宗法家庭重新结合起来。从家长的权力中产生出暴政，出现一个新的时期——野蛮时期。社会分解为两个阶级：主人和奴隶。野蛮时期是劳动者和妇女完全受奴役的时期。但奴役使人类能在提高生产的道路上跨出新的一步。如果宗法时期的标志是小生产，那么野蛮时期已在建立中等生产。傅立叶说，人类在野蛮状态中已经掌握足够的技能来组织和谐制度的物质方面^[15]。

下一个时期，即文明时期的目的在于进一步发展生产，但已经是更完备的新形式的生产，不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个人自由基础上的生产。在傅立叶的学说中，文明制度根本不与资本主义相吻合。他所指的文明时期是从古代世界国家开始的。所以文明时期既包括奴隶制社会、封建制度，也包括原始积累时期和资本主义胜利的时期。傅立叶用“无联系的大生产”的概念包括了这个有多种多样内容的时期。文明时期的第一个阶段解放妇女，第二个阶段解放劳动者。文明时期的第二个阶段之后就是文明时期所能达到的顶峰。这时，文明时期建立起和谐制度完全胜利所必需的科学与艺术。傅立叶举出实验化学与航海术作为文明时期的这些成就的象征^[16]。

在文明时期达到顶峰之后，过渡到和谐制度所需要的一切已准备就绪。文明时期实现自己的使命，为社会的新组织创造前提。但并未及时地找到摆脱文明时期的出路，文明时期也必然发生偏向。人类福利所必需的成就本身开始为害于人类。自由本是文明的产物，但在它的第三个阶段上蜕化为商业无政府状态，最后导致商业公司的垄断。人类沿着文明曲线向前发展，必定产生商业封建主义，它是从商业垄断中产生的。文明时期在自己上升的阶段中解放人类，而在最后两个阶段中则奴役人类。代替野蛮时期个人奴役的，是立足在经济依赖、私有制暴政之上的集体奴役。文明时期的存在是从大诸侯、从宗法或贵族寡头开始的，它应以恢复新式大诸侯（股份公司的经理或董事）而告结束。两端的交接是运动的普遍规律^[17]。

人类的理智在这个历史过程中起着什么作用？尤其是，傅立叶如何把他的历史哲学和他认为他所“发现”的神的社会法典相联系呢？

人类发展按照上帝预定的计划进行。但傅立叶的上帝并不愿成为暴君，如上所述，上帝在一定的意义上是社会的生物。他希望人不是他的奴隶，而是他的伙伴，所以他给人一定的自由，这种自由通过理智的活动表现出来^[18]。人类可以加速或延缓历史发展的进程，人类甚至能够完全避开历史发展的一定时期。为了达到和谐制度，需要有一定的生产水平；但是另一方面也需要人类了解他的命运，需要人类理智来发现社会的法典^[19]。理智在这以前不能解决这个任务。在蒙昧、宗法和野蛮的纪元时，这种状况是符合于上帝的计划的。即令上述时期中发现了社会法典，人也由于生产水平低而不能将其实现。明显意识到和谐制度中人们的福利，同时又不能实现，就会使人绝望，甚至可能使人类的发展停顿。但在和谐制度的物质前提业已具备后，人类理智如果不能发现社会法典，就只会阻碍和谐制度的建立。在傅立叶看来，社会法典早在梭伦的时代就能够实行。如果未能如此，如果人类在文明时期度过了多余的二千三百年，这只能怪理智的错误和它的伪科学。人类经受的苦难，好象是上帝因为人类离开了他指示的道路、延缓了历史发展的过程而对他们施加的惩罚^[20]。

正如傅立叶所断言，他所发现的社会法典使人们能够轻易而无痛苦地走向和谐制度，按照傅立叶的公式，第一个和谐的时期以前有七个时期。其中四个时期欧洲人民已经渡过。这就是：乐园、蒙昧、宗法与野蛮的时期。第五个时期是文明时期。按照他的公式，在文明之后是保障制度和协会制度。这是第六和第七个时期。如果不是傅立叶的发现，人类也必须经过的。由于人类现在已经知道应当怎样组织和谐制度，他们就可以运用上帝授与人类理智的权利，缩短对社会有害的过程，绕过保障时期和协会时期。至于还生活在野蛮或蒙昧时期的人民，他们可能一举越过所有的中间时期，其中包括文明时期^[21]。

在傅立叶看来，人类向和谐制度的过渡不仅是人类史上，而且也是宇宙史上的一个纪元。作为上帝在创造中的合作者的人类的成就，秘而不宣地在一变而为改善人类生活物质条件的新的创造行动中反映出来。傅立叶在描绘这些改变时，听任他的热情的空想奔放不羁：他预言由于“北极光轮”和新的光热泉源的出现，地球气候将会改善；海水将变为可口的饮料；有利于人类的新品种的动物将会出现。这些异想天开的思想在傅立叶的学说中和他的世界观的原理中有着逻辑上的联系，尤其是和普遍相似的规律有着逻辑上的联系。

傅立叶的历史哲学具有唯物主义和不自觉的辩证法的某些特征。例如，傅立叶把每一个历史时期都和一定生产特征相联系：宗法——小生产，野蛮——中等生产，文明——大生产。但他并不把生产发展的程度看作是该社会结构的基础，而是把它看成社会结构的目的，这种目的是符合他的思想体系的总目的论性质的。傅立叶根据他的情欲是上帝意旨在人身上的表现的理论，认为每个时期的基本特征不是生产的特征，而是与情欲奔放最有联系的特征，即男女关系的性质。对于乐园时期来说，自由恋爱是它的主要特征，对于野蛮时期来说，妇女完全受奴役是它的主要特征，等等。在第一个阶段，社会是在它的需要和周围自然界的资源相矛盾的压力下前进的。这个矛盾由生产的建立和发展来克服。第一阶段的个别时期的发展与此相似。相对人口过剩所引起的需要是发展的起点。由需要推动的社会，建立起这个时期所特有的暂时满足社会要求的组织形式。然后这种组织形式又显得不够了；这个时期的社会制度将瓦解，让位于新制度。无论这些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因素本身何等有意思，但它们在傅立叶的学说中是与目的论和唯理论交错在一起，没有获得应有的发展，因而不能改变他的体系的总的性质^[22]。

二

现实社会离开人类未来命定的制度还远得很。照傅立叶说来，这是人类一时的病痛，犹如儿童换牙一样；但这种病痛多余地延长了二千三百年的时间^[23]。人类在经历着文明衰退的时期，文明已经给和谐制度创造出了一切前提条件。文明生活的继续，正在带来无数不能辩解的罪恶，它是对于人类理智不能发现社会法典的一种惩罚。

在傅立叶看来，现存的社会制度是无秩序、贫困和淫乱的极限。对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形式、道德和哲学，傅立叶一概予以否定的解释。哪里能够看到比地球上更可怕的无秩序状态呢？——傅立叶问道。地球一半的地面上居住着猛兽和野人，他们实际上是一模一样的。另外“有文化的”一半地面上，四分之三居住着野蛮人和暴徒，他们奴役妇女和农民。因此地球上只有八分之一的地面留给所谓“文明人”，他们以自己的优越而自我吹嘘，同时却使贫困和淫荡扩大到了极限。可是，大自然的宝库远没有用尽；人的能力是伟大和可以发展的。人在生产和科学中取得了重大成绩。如果人还不能充分利用自己的能力和成绩，原因就在于罪恶的社会制度。

照傅立叶说来，在社会上现存的制度下，将近三分之二的居民靠其余三分之一的人的劳动过着寄生的生活。傅立叶以他特别喜欢分类的癖性，详细考察了文明社会中各类寄生虫。他将寄生者分为三类：家庭寄生者，社会寄生者，补充的寄生者。

被他归入第一类（家庭寄生者）的，首先是大多数的妇女，她们从事家务或者根本不工作（在城市中有四分之三，在农村中有一半）。那些根本不工作的人显然过着寄生的生活；那些从事家务的人，从社会观点来看完全不适当地浪费了自己的力量。属于这一类的有四分之三的儿童，他们的力量在现有条件下在城市中根本未加利用，在乡村中则几乎未加利用。最后，这一类中还应当包括大部分的奴仆，他们既不从事任何生产劳动，也不从事那种当社会一旦摆脱了分散的家务时将成为社会中多余的劳动。

属于社会寄生者这一类的人数还要多些。傅立叶首先把军队、各种军人划入这一类。军队吸引最强壮的青年脱离劳动，强迫这些人把自己的黄金年代作为寄生职能的牺牲品。当军队未被用来进行破坏活动时，他们不从事任何生产事业而被供养着。属于第二种数量很多的社会寄生者，是各种各样的财政官吏和其他官吏、收税官、警卫。仅仅关卡就占去了法国两万八千人。其次是整整一半的工业家们，相对的说是不生产的，因为他们生产质量不好的产品。这里还包括十分之九的商人和他们的职员，以及三分之二的运输工作人员。傅立叶把走私者列人这一种人中。

补充的寄生者——首先是各种由于自己或他人的过错而旷工的人，以及忽而借口“神圣礼拜一”、狂欢节、婚礼，忽而借口行会的节日和革命节日而逍遥游乐的形形色色的懒汉。这里还包括当老板一离开就停手不干，用各种小借口中断工作的工人，因此他们每周至多工作四天。其次包括“诡辩家”，其中占首位的是法律家、绅士和为他们服务的人，以及囚犯和病人。这些人在和谐的制度下会减少十分之九。最后是社会的一切渣滓——骗子手、妓女、乞丐等等。和直接的寄生者并列的，傅立叶还提出两个社会集团：积极从事破坏的人和专门把好事办成坏事的人。前者包括指挥和组织战争的人，用自己的阴谋诡计造成饥荒的投机者，等等。后者包括建筑无益的或有害的工程的工地主任：容易毁坏的房屋、毫无用处的道路和桥梁的建筑者，采伐为了国家利益而必须保存的树林的伐木者^[24]。

总之，很大数量和各种各样的居民不参加生产劳动；他们由少数劳动者供养。但当傅立叶转而来研究这少数人的状况及其劳动组织时，他发现眼前的景象更是凄惨。社会中从事工作的这一部分人的劳动生产率是非常之低的。在现存制度下，社会不能保障自己的成员过富足的生活。现代社会的劳动组织使得生产的成就不是增加福利，而是引起更大的贫困。文明的生产或是过分分散，或是过分集中。傅立叶分析现有生产种类（小生产和大生产）的特点时，对两种生产都作出否定的结论。

在分散的生产中，劳动是“自由”的。私有者从事劳动，依个人兴趣为转移，因而能够在自己的劳动中表现个人的主动性。但这种“自由”仅是一种空洞的钓饵：它使群众贫穷，不能保证发扬真正爱好劳动之心，而是助长诈骗行为^[25]。技术的成就和合作的福利，对于小私有者是可望而不可及。由于生产服从各种各样的私人利益，结果引起社会经济中的混乱和无秩序。生产分散妨碍它的发展。农业是分散生产的典型，在这里，分散与占统治地位的偏见是分不开的，仿佛家庭单位耕种土地是适应人的本性的^[26]。结果，农业完全没有参加技术的进步。私有者和农民的小经济没有必要的资本，不能改善机械装备，不能进行必要的土壤改良的工作，不能保证充分施肥和实行正确的轮种制。虽然私有者的劳动比雇佣工人的劳动更能引人动心，但只有在大经济单位，而不是在孤立的家庭经济中，人才能获得经济和机械化的一切优越性。小经济在农业中占统治地位，必然引起农民的贫困。

在文明社会这许多分散的生产中，产生了集中的大生产，并且迅速获得推广。傅立叶指出，在这种大生产中，既有技术进步，又有合作。但这种企业中的劳动是强迫劳动。铁面无情的需要把工人赶进工厂，把他们变为劳动的奴隶。他们大批集中，在自己的工作中服从自私自利的领导。他们从产品的增产中得不到一点好处，所以毫不关心自己劳动的结果^[27]。所以他们的劳动生产率低下，质量很差。劳动本是一种幸福和乐事，而文明时期的劳动则是痛苦和该诅咒的东西。文明时期完全不能把劳动的吸引力和劳动的热忱同高度技术的采用及合作的优越性结合起来。而只有这样结合才能达到增进劳动者福利所必需的劳动生产率水平。

文明使得有自己劳动工具的人数日益减少。劳动领导者与劳动者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资本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在文明时期，必需的生产扩大成为社会的灾难。生产集中把社会交给一小撮资本家去摆布，他们利用自己的地位来加紧对人民群众的剥削。从生产的分散和竞争中产生垄断，从无政府状态中产生自私自利的寡头^[28]。如上所述，由于这种过程，社会就受到了比旧封建制度更可怕的封建主义——商业封建主义的复辟的威胁。大多数劳动者的状况在这个体系中每况愈下。社会进步成为泡影。富有阶级不断发展，而穷苦阶级却停滞不前^[29]。财富不断增长，但穷困现象不见减少。

傅立叶认为商业是整个社会制度毫无组织的鲜明标志。他特别详尽地分析了商业。照他说来，商业及其恶果正如一个焦点，集中了文明制度的一切基本缺陷。商业实质上应该只是消费工具，它应当便利社会利用生产者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商人是消费者的公仆。在现存社会制度下，商人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中介，与其说它促进了商品从前者转入后者手中，不如说它破坏了两者间的联系。商业占据了中介者的有利地位，使生产者与消费者都服从它。农业，即社会的基本职能，完全受商业的奴役^[30]。傅立叶说，从十八世纪起，商人就逐步掌握了社会并利用交易所一跃而为主宰之主宰。投机奸商和冒险家掌握着整个帝国的命运。

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这个中介环节的存在引起了许多恶果。傅立叶认为这样的恶果首先是生产与消费的脱节。投入市场的商品或者不能满足最重要的需要，或者大大超过这种需要。投机倒把与买空卖空引起危机^[31]。傅立叶对1825年的危机作了有趣的说明，并举出它来作为当时的一个实例^[32]。但他认为危机主要是因为商人的阴谋。有一帮商人贪婪地打算最大限度地利用意料中的美洲市场的扩大，向美洲抛出超过市场容纳量四倍的商品。这就引起商业的停滞、商品的跌价和厂主的破产。另一方面，棉花的收购人因为打算扩大生产而买进市场上的全部棉花。当工厂停工，收购人破产的时候，新的破产浪潮接踵而来。可见，傅立叶不是从生产组织，而是从交换组织中寻找工业危机的原因，这使他接近于小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评。他也具有这样的思想：文明时期所具有的生产无政府状态，本身会引起供求之间的失调并促使整个经济制度的不稳固。他也认为1825年的危机是“生产过剩的危机”。

商业吞噬了大量资本家，使许多人离开有益的事业，给社会造成无穷的害处。商业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所占的有利地位，使它能够无耻地假造消费者所使用的产品^[33]。傅立叶说，在巴黎根本不可能得到一杯纯牛奶。商业产生数不清的投机行径。商业以它的收买方法和投机倒把的行径，大大加剧了社会上的无秩序。最后，在商业的基础上产生了一切欺骗手段中最虚假和无耻的手段——破产。对某个商人有利的破产，总是给大多数居民带来恶果。傅立叶特别仔细地谈到破产的问题，占用了很多的篇幅，并且按照自己的惯例对破产作了十分详尽的分类。他列举了九种三十六类的破产，并且断言这个数字可以增加到三倍至四倍^[34]。

在文明时期特有的经济混乱的基础上，文明社会中发展着社会矛盾。工人的劳动不是建立在自由愿望上，而是建立在贫困和饿死的威胁的基础之上，所以工人不仅毫不关心自己劳动的结果，他们还开始痛恨他们理解为灾难的劳动过程。对他们来说，劳动是真正的地狱^[35]。他的劳动所得只是微不足道的工资，而且在竞争的压力下不断减低到最小的数额。国内工业愈是发展，工人的境况则愈加恶化。企业主愿意把工人工资减到最低限度，从而把工厂的繁荣建筑在工人的贫困的基础之上。傅立叶说，“工业主义是我们最后的科学上的空想”^[36]。工业最发达的英国同时又是工人最不幸的国家。英国的工人们正在一个有剩余食品的国家里饿死。工人甚至没有信心，不知他是否能够经常找到使他免于饿死的工作。雇佣劳动不仅奴役工人的身体，而且奴役他的精神：他的地位全凭雇主的意旨决定，甚至受他任意的摆布。工人对自己的雇主和整个社会制度抱有敌意^[37]。这是自然的、而且可以理解的，因为现存制度可以说是私有制对群众的暴政^[38]。企业主也与群众经常处于斗争状态并敌视他们^[39]。傅立叶说，整个社会制度浸透了对抗。但应当指出，傅立叶对分裂文明制度的对抗所作的说明虽然有声有色，他对社会阶级结构的观念却远不是明确的。他和十八世纪的社会主义者一样，对社会的基本划分是区分富人和穷人。有时傅立叶企图对社会集团作更详尽的分类；即令在这类情况下，他的分类也是五花八门的（例如：农户，贵族，资产阶级，人民，贱民）。

文明时期的无政府状态，无限制竞争，无限制经济自由的制度，是完全没有计划的。在这个制度下每个人只关心满足自己的利益，谁也不去想到整体的利益。文明时期的经济中，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是互相矛盾的。现存社会制度是个人反对全体和全体反对个人的一场战争。个人与集体处在经常斗争状态，一些人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不幸甚至是毁灭之上^[40]。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进行冒险，即令有害于社会也在所不顾。只有少数人（约八分之一的居民）才满意这种制度。不满现状的大多数是工人和贫民，他们仅仅由于害怕受到惩罚而不敢举行起义。只有少数游手好闲和特权人物才满意文明时期^[41]。他们企图强迫野蛮人接受这种使最“文明的”民族都会遭到毁灭的罪恶制度。由于这样强迫传播文明的结果，产生了在美洲灭绝土人，在非洲贩卖黑人，以及疾病和酗酒到处泛滥成灾的情况。傅立叶说，野蛮人单是由于和文明人为邻就在生理上发生退化现象^[42]。

在傅立叶的抨击中占中心位置的，是对文明时期经济制度的分析。傅立叶同样尖锐地痛斥了文明时期的政治制度以及在其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而且他往往中肯地指出政治问题和思想体系对经济关系的依赖。在他看来，政治的不公正是经济上的无秩序在政治范围中的反映。国家实际上是特权者和富人压迫居民群众的仆从和保卫者。国家的任务是保证富人太平无事的占有。国家武装一小部分奴隶，以驯服赤手空拳的奴隶^[43]。法律仅仅对于受到法律保护的人才有利。大多数人仅在纳税时才领教法律。国家甚至拒绝穷人于公正的法庭之外，因此穷人在面对富人时永远不能保证自己得到应有的辩护。傅立叶说，政府完全受制于“批发商”。商业是一种新的权力，它与国家并起并坐，并且打算使国家完全服从它。许多战争，尤其是殖民战争的基本原因在于商人的贪欲。国际法是一篇空话和谎言；这方面决定事情的只是利益，在国际法中，除了背信弃义与巧取豪夺以外，没有别的准则。

社会的道德状况也并不美妙。在每个人都为自己打算的文明时期，自私自利笼罩着一切。社会中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种道德体系。在经济方面，傅立叶集中火力抨击商业，在道德方面，他认为无秩序的典型要数婚姻关系。他说在现存社会中，婚姻制度对于妇女来说仅仅是一种受压迫受苦难的结构。婚姻好象是为了犯罪而专门发明出来的。这是一种特殊的投机，利用它可以得到自己不应有的财富和尊敬。妇女是一种商品，是罪恶拍卖的对象。婚姻之中并无真正的爱情，因为夫妻互相欺骗。对于大多数的婚姻来说，通奸乃是正常甚至必然的现象。婚姻中的淫乱和婚姻外的淫乱是贫困的必然结果，实质上同样鲜明地表明了社会道德的败坏^[44]。

我们已经知道，在傅立叶看来，文明时期的伪科学使人类向和谐制度的过渡延缓了两千多年。傅立叶对精确科学的估价很高。而对不精确的科学（道德、政治、政治经济学、哲学），他却加以最严厉的批评。这是些虚假的知识，不能说明任何道理，也不能发现什么道理^[45]。傅立叶摒弃基督教道德，因为它鼓吹禁欲，克制情欲——上帝在人身上的声音。今生苦难将会在来世得到报偿的思想使他反感，这种思想为现有的罪恶辩护，并且贬低了世界的创造者^[46]。哲学家的道德也不见得更高明一些。他们全体都鼓吹克制情欲。当然，他们的反对情欲的道德规律与人的本性毫不相干。他们反对人性的企图如果不是引人发笑，便是危险的。

傅立叶说，近来道德学家在舆论中受到新的宗派——经济学家的排挤。道德宣传蔑视财富；经济学家则陷入相反的极端，开始赞扬发财。他们不顾卢梭和马布里的抗议，崇拜“金牛犊”。怎样会有这种变化呢？十八世纪中叶以前，反对商业的偏见到处占统治地位。但等到商业取得了完全的胜利，科学家就开始赞扬起商业来了。哲学家迁就了当代的意见，他们受了黄金的迷惑。在奉承与批判之间作过短期斗争之后，黄金得胜了，于是哲学家变成了商人的最下贱的奴才。他们用虚假的理论尊崇文明的罪恶，而不是找寻一条摆脱它的出路^[47]。

政治也不能找到这条出路。傅立叶对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及一般革命家持否定态度。他断言，革命家永远不能建设起什么持久的东西的。他们的方法仅仅有利于瓦解和破坏。他们的博爱平等是十足的欺骗。法国革命带来了象它所许诺的福利那样多的不幸。革命家的政治目的——共和国——也是盲目的。傅立叶讥笑人民主权的原则：难以了解，人民在全国拥有丰富产品的情况下没有一口面包吃，“经纪人”不愿保证他获得劳动权和生活的必需用品，这算什么有主权呢！傅立叶也不相信普选权：普选权会使人民为了一个埃奇去出卖自己的一票。代议制政体是十足骗局^[48]。因此，如果革命家的理论和实践不能给人民任何东西，那末政治改革的拥护者和自由派在改造事业中也同样是软弱无力的。他们的方案是无用的，不彻底的。他们完全不能够根除罪恶，最后倒是巩固了罪恶^[49]。他们甚至想象不到，经济和社会制度必须进行深刻的改变。他们想改革国家行政，同时又不触动经济。而社会是不能够分成各个部分进行改造的。任务不在于改善文明制度，而在于说明文明制度的荒谬，并发明一种新的和更好的社会结构^[50]。

傅立叶断言，社会的状况就是如此，为了拯救社会，必须采取紧急措施。社会矛盾的尖锐化有发生社会动荡和混战的危险。傅立叶在这场行将来到的社会斗争中看不见解决文明制度危机的方法。他极力警告社会面临着大灾难的危险，他把自己的发现与政治家、经济学家和道德家的学说相对抗，在他看来，他的发现能够使一切人和解。

三

我们已经看到，傅立叶是如何对待美好的社会制度的问题的。在他看来，有一种适合人性的预定的社会制度。这个计划可以通过研究人的基本属性来发现。既然傅立叶认为情欲乃是反映在人身上的神灵意旨的人性的一定特点，所以建立正常社会制度的任务就是要创造这样的条件，以便使得情欲的自由满足能够保证所有个人的和谐的结合。傅立叶认为，这个任务是完全可以解决的，因为创造宇宙的上帝也创造出情欲，通过它们在人身上表现自己的意旨，以适应于和谐的制度。现在的不协调的制度毁坏和压制情欲，使它服从于人们想象出来的准则。和谐的制度要求情欲的自由；和谐制度要求完全享受生活的乐趣，或者如傅立叶所说的，要求创造物和造物主的完全一致。在傅立叶看来，上帝是通过吸引而不是通过强制来管理世界的：享乐乃是上帝的打算中的一种十分重要的因素。每个人的幸福在于满足他的情欲，使它得到完全的发展。为了得到普遍的幸福，必须找到满足一切人的情欲的手段^[51]。

照傅立叶所说，人的情欲分为三类：物质的或感性的情欲，依恋的、感应的情欲，以及高尚的、分配的情欲，傅立叶将发现它们的荣誉归之于自己。五种物质的情欲和五种感宫相适应。依恋的情欲有四：友谊、爱情、爱虚荣和爱家庭。它们推动人们去组成集团。在傅立叶的社会理论中，最后一类情欲——分配的情欲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分配的情欲有三：竞赛或倾轧的情欲，多样化的情欲和创造的情欲或热忱^[52]。

迄今以前人们没有充分注意分配的情欲。人们把他看作恶行。但上帝赋予人的情欲本身不可能是恶劣的，恶劣的是歪曲人的本性的文明制度。倾轧虽然造成不安，但增长人的力量，锻炼人的能力，并且改进生产。经常变化的情欲与现时存在的劳动组织不相容。工人如果不是终生，也是长期被单调的劳动所束缚。但从这种矛盾中只应得出必须适应情欲来改变劳动组织的结论，而绝不能认为这种情欲是一种恶行。创造或“composite”（组织）的情欲要得到满足，就应当要把精神和肉体同时感到的享乐结合起来。这样的结合能鼓舞人心，使人产生热忱，这种热忱使一切其他的情欲变得更加崇高。

上述三类情欲的共同作用能导向和谐。因此发现和运用它们是和谐制度的必要前提。人的情欲的完全发展会造成第十三种情欲——和谐欲或统一欲。和谐欲是人使自己的幸福与整个周围世界、整个人类的幸福一致的愿望。“这是普遍的互利的好意，它只是在全人类都富足、自由和公正的时候才能发展”^[53]。正如白色的花朵是由许多花朵组成的，和谐欲也是各种情欲的结合。

总之，为了使和谐制度在人类社会中占统治地位，应当建立一种社会组织，使它既符合物质的情欲和依恋的情欲，又符合分配的情欲。物质情欲要在物质福利和舒适达到一定水平的条件下才能得到满足。因此，傅立叶称这种情欲为“豪华主义”（由luxe奢侈一字而来）。为了满足依恋的情欲，人们应该在劳动过程中根据好感与厌恶自由地结合起来。因此，这四种情欲的共同名称是“结合欲”。最后为了满足分配的情欲，必须有这样一种制度，劳动过程要符合人的天然情欲，使劳动者得到肉体和精神上的满足，引起他们的热忱；在这种制度下，人不被束缚在一种劳动上，而能够在工作时间内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在这种制度下，各种类型的劳动者能够进行劳动竞赛和互争高低。按照傅立叶的理论，为了必须满足分配的情欲，就决定了必须把社会组织划分为专门的劳动单位——谢利叶。因此，傅立叶称这类情欲为“分类欲”^[54]。

当劳动组织得能满足人类的基本情欲时，劳动才能有吸引力，成为一种享乐：那时社会中的对抗就会消失，将没有寄生虫，那时劳动生产率就会增长两倍、三倍，以至十倍，产品数量将大量增加^[55]。

照傅立叶所说，和谐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他称之为法郎吉的协会。法郎吉的规模也是根据情欲理论的原理来决定的。傅立叶说，每个人的情欲不尽相同。因此才会有形形色色的个性。傅立叶按照情欲的数量，依照他素来爱好详细列举的癖性，确定人类可能有的性格的数目为八百一十种。在建立劳动单位时，必须估计到性格的不同。劳动单位中存在八百一十种性格，就保证每个人都能找到他所爱好的工作，每一种工作都能找到适当的人去做。傅立叶把八百一十的数目乘二，以便经常都有副职，他决定法郎吉的正常规模为一千六百二十人。他又设想人员会有所增减，所以确定劳动单位的组成人数为一千六百人到二千人不等^[56]。

法郎吉是一种生产消费的联合社。法郎吉中主要的劳动形式是农业。在傅立叶看来，人们对农业劳动和工业劳动的爱好为三比一。因此工业在法郎吉中占第二位，只占用全部劳动的四分之一。法郎吉需要土地，傅立叶根据人数计算，确定土地为一平方英里。要获得这块土地和第一批装备，需要有四百万法郎的资本，傅立叶指望吸收资本家作为股东加入法郎吉来获得这笔资本。他们这样做绝不应出于慈善的想法。资本家在法郎吉入股，成为全权的成员，享有法郎吉生活中的全部好处，并且可以分到收入的一部分，作为投资的很可观的利息。

傅立叶一贯主张劳动应适合人的爱好。法郎吉中没有谁是被迫劳动的，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劳动。例如，照傅立叶说，儿童喜欢在泥泞中游戏。因此儿童劳动队首先应用来干脏活。傅立叶甚至极力给饕餮之徒这样有特殊嗜好的人找到适当的工作。但劳动组织应当不仅保证使劳动适合人的感觉的情欲，还应当满足依恋的情欲和分配的情欲。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是将劳动者按特殊方法分成为各个谢利叶，然后再划分为各个小组（每组不少于七人）。每个谢利叶与一定种类的劳动有关：因此可能有园艺谢利叶、牧畜谢利叶、纺织谢利叶等等。协会的成员参加某一个谢利叶或某一个小组由他的爱好和“情欲”决定，因此傅立叶称它们为“series passionnelles”（情欲的谢利叶）。情欲的爱好在谢利叶机构中找到自己的组织形式^[57]。

协会的成员在某一个谢利叶的范围内按照自己的爱好选择某个小组。但他不是在一个谢利叶中，而是在好多个谢利叶（三十到四十个）中工作的。他的工作日不是由他在某个生产部门的全部劳动构成的，而是按照他所参加的那些谢利叶中经常变换工种的不长的工时计算，这种工作时间是按一小时、一小时半加起来计算的。小组在谢利叶内自由组成，每个小组在该谢利叶专业的范围内完成一定种类的劳动，例如在玫瑰花谢利叶中培植各种玫瑰花。协会的每个成员一天中由一个谢利叶转到另一个谢利叶，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从而满足人的多样化的情欲，以及满足人在现社会中被压抑的喜欢变化的情欲。

在每个谢利叶中，法郎吉的成员参加某个小组，小组中集合了被共同的工作兴趣和个人的爱好所联系起来的人们。这个小组与这个谢利叶中的其他小组竞赛，力图在这场劳动竞赛中战胜对方。因此，小组的划分和小组的工作有助于满足依恋的情欲以及分配的情欲。因为在自由选择的小组中根据自己的爱好所从事的劳动，使人在身体和精神上得到满足，所以他也感受到最高的情欲——热忱。协会的成员与文明时期的工作人员相反，受到自己劳动的鼓舞，他在劳动中表现出创造的热忱。最后，一切情欲的全部发现和满足，就会促使作为它们的综合体的和谐制度繁荣起来。对于法郎吉的成员来说，他个人的利益完全与社会的利益溶成一片^[58]。

协会与雇佣劳动制度绝缘。协会的全体劳动者都是它的成员。但不应该认为，协会的制度是平等的制度。傅立叶是“空中楼阁”的平等的坚决反对者。他认为其他的社会改造方案的主要缺点正在于它们追求平等。在他看来，经济平等与自由是不相容的^[59]。和谐制度中绝没有清一色的和平均主义的情况。在每个法郎吉的成员中，应当有富的也有穷的。傅立叶坚持在法郎吉中不仅应当有人的不同爱好和不同的劳动专业，而且在可能的条件下也应当有不同的资本的规模。协会制度也和财产的平等不相容，犹如它和性格的千篇一律不相容是一样的^[60]。财产的不平等会不会成为法郎吉内部的对抗和内部纠纷的根源呢？——傅立叶深信，在和谐的制度中，穷富之分不会是冲突的基础，富有的上流人和城市贫民将能和睦共处。

资本家既是法郎吉的股东，就能够享受法郎斯泰尔生活的一切好处和便利，甚至不参加劳动。但傅立叶深信，法郎吉中的劳动满足人的情欲，这种享乐般的劳动必然会吸引资本家参加。资本家将和穷人共同工作。然而傅立叶却不能把这些道理发挥得很彻底。他在拟定法郎吉内标准劳动日程表时提出两种方案，一种是富人的，另一种是穷人的。这两种方案具有相当大的差别。

卢卡的一日

3时半　起床，准备　4时　在马厩工作

5时　在园丁小组工作　7时　早餐

7时半　在刈草小组工作　9时半　在温室中工作

11时　在牧人小组工作　1时　午餐

2时　在林业小组工作　4时　在工厂中工作

6时　在浇水小组工作　8时　在交易所内

8时半　晚餐　9时　娱乐

10时　就寝

蒙多尔的一日

3时半　起床，准备　4时　了解情况

4时半　第一次早餐　5时半　在狩猎小组工作

7时　在捕鱼小组工作　8时　早餐，读报

9时　在果园小组工作　10时　在教堂

10时半　在养鸡院子里工作　11时半　在图书馆

1时　午餐　2时半　在温室中工作

4时　在奇花异草小组工作　5时　在养鱼小组工作

6时　在户外用点心　6时半　在养绵羊小组工作

7时　在交易所　9时　晚餐

9时半　参加音乐会，舞会，招待会，观剧，艺术活动　10时半　就寝

如上所述，富人免去了马厩工作、刈草工作和工厂中的工作。他花去更多的时间在欢宴游乐上。而且，挑选给他的劳动项目主要是那些在文明社会中也是富人在闲暇时间酷爱的事情：狩猎、捕鱼、培植奇花异草等^[61]。

然而，在傅立叶看来，协会中的工作是促进穷富接近的十分有效的手段。富人不再厌恶劳动和轻视劳动者，他觉得与自己的穷邻居在工作中的利益是一致的。他再不会遇到穷人的乞讨和受到穷人的诈骗。而穷人也不再会嫉妒富人，因为他如果给富人作点什么事，也是全凭友谊和自愿，而不是受雇佣的。此外，在和谐制度中穷人的状况改善了很多，足可与文明制度中资产阶级的状况相比：“他的生活将不比我们的资产阶级的生活差”。最后，对儿童的共同教育也将按照这个方向进行。社会中各阶级由共同的利益联合和团结起来，就会忘掉互相的仇恨，何况人民被诱人的劳动所迷惑，不再在劳动的重压下呻吟，而富人则不再蔑视他们自己也将参加体力劳动。阶级纠纷将在普遍和谐的气氛中消失^[62]。

我们已经说了，工业在法郎吉中占着次要的地位，因为人类对工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爱好是一比三。傅立叶深信，在和谐的制度下对工业品的需要将大为减少；人们在生产纺织品和日用品方面将达到很完善的地步，衣服和家具都很坚实耐用。东西的优等质量和使用的爱惜，将使法郎吉获得大量的节约，这就能够使工业劳动按照爱好所规定的标准进行^[63]。

农业在法郎吉中的性质与文明制度的农业截然不同。无怪乎在上面我们举出的法郎吉的两个成员的劳动日时间分配表中，没有一段时间与耕种有关。傅立叶认为，面包作为主食是历史原因造成的，但这不应当永久如此。面包本身不是人们爱吃的食品，人们宁愿吃肉和水果。面包的取得要付出艰巨的劳动，但是，很少有人愿意进行这种劳动：耕种、收割、打谷都是很乏味的事。照傅立叶的意见，由于这一切原因，在和谐的制度中，面包的生产和食用数量将是很少的；它将受到肉类、水果、乳品、糖果的排挤。因此，种植蔬菜、水果和饲养家禽的工作在生产中将占首要地位，而粮食种植面积将缩减到最低限度。

法郎吉中社会劳动产品的分配，将反映并巩固法郎吉中所保存的阶级划分。我们已经说了，法郎吉的资本家股东按投资取得利润。全部社会收入在法郎吉中分为三分。这些收入中给资本十二分之四，给才能十二分之二到十二分之三，给劳动十二分之五到十二分之六^[64]。傅立叶指望在法郎吉中有很高的劳动生产率。因此，按照他的计算，资本家的投资应取得很高的利息，这可以刺激资本家向法郎吉投资，因为法郎吉带来比私人企业更多的收入。法郎吉的股票按照它们带来的收入分为三类。“工人”股票的利息最大（达40%），这种股票只许有一两张。第二种股票的收入少得多，但数目也有限制，有大量股票的人得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七，即大致等于文明制度下资本的利息。可见，不大的资本（劳动者节约的果实）在法郎吉中提供较大的收入，资本家的大量股金却提供较少的收入。不愿自己的收入依赖法郎吉经济成绩的好坏来决定的资本家，可以要求定息。

法郎吉的股票可以继承、出卖或根据持有入请求由法郎吉本身赎买。傅立叶强调在和谐制度中必须保持资本的充分的流动。每个法郎吉中都有交易所，在规定时间内进行交易^[65]。

拨归劳动者的十二分之五至十二分之六的收入，按法郎吉中规定的估计劳动的基本原则分配给劳动者。一种劳动愈不愉快，吸引力愈少，对于巩固法郎吉公有关系愈是重要，它的估价就愈高。根据这些原则，法郎吉规定谢利叶在总收入中所得的分额。法郎吉中劳动的安排保证谢利叶之间分配收入能够公平合理。事实上，如果什么人只是当木匠或石匠，他出于自私就会竭力维护木匠和石匠的利益而损害别的行业的利益。但在法郎吉中个人的利益激励每个人维护极严格的公平：因为每个人参加许多谢利叶，他作为某一种谢利叶的工作者因为不公平的分配而多得的东西，必然是作为其他谢利叶工作者所失去的东西。分配收入的制度使法郎吉中劳动分配制度有了新的面貌。资本家（协会的股东）可能挑选比较不费力的谢利叶。资本家不乐意担任刈草、看马等费力而不愉快的劳动，虽然这种工作报酬较高，因为资本家的主要收入不在给予劳动的十二分之五上，而在给予资本家作为投资利息的那十二分之四上。相反地，协会中穷苦的成员除了劳动以外没有别的股份，所以自然就愿意做估价较高的工作，那怕是比较劳累都行^[66]。

在每个谢利叶的范围中，劳动的估价也是不同的。较老的能干的成员得到较多的收入，新手则收入较少。才能出众的人们得到分给才能的十二分之三的收入，而且他们劳动的个人价值和个人收入的数目由公民表决来决定^[67]。不论这些收入多少，法郎吉的每个成员都有一定最低限度的收入作为保证。他知道，他在衣食住方面最直接、最基本的需要经常会得到满足的。对于刚刚参加法郎吉，无权分得去年收入的贫穷的成员，这种最低限度的收入实行预支，从下一次的收入中扣回^[68]。暂时丧失劳动力的人也可以领取这种预支。享受最低生活资料的权利，如同享受劳动权利一样，这种权利相当于人类被文明制度所剥夺去的狩猎、捕鱼、采集果实、畜牧等自然权利^[69]。

法郎吉中任何人都不领薪俸或工资。法郎吉中只有分享共同收入的伙伴。如资本家在法郎吉中由于劳动的吸引力而成为劳动过程的伙伴一样，劳动者也可能在或长或短的时期内成为股东。傅立叶预料，法郎吉的收入很多，每个成员如果愿意的话都能储蓄，或在法郎吉中入股。不论他的股票多少，他已经会感觉自己是个所有者了。傅立叶断言说，目的并不在于消灭所有制，而在于把雇佣劳动者变为所有者^[70]。

和许多先行者，即十六至十八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一样，傅立叶十分重视法郎吉的外形和生活。法郎吉的全部成员都住在法郎吉所在地中央的一所公共大厦中，傅立叶称这所大厦为法郎斯泰尔。这所大厦预备容纳一千六百至二千人，它应当比凡尔赛宫或爱斯库里宫还大。大厦的中央部分拨作公共机关：食堂、图书馆、交易所、教堂、电报局、冬季花园等。一侧是有噪音的工场（铁工厂、儿童工厂）。另一侧是集会用的大厅和住宅。法郎斯泰尔的主要建筑物通过一套有屋顶而暖和的长廊和地下走廊而与其他一切建筑物相联。所以，在法郎斯泰尔中可以从住宅到图书馆，从图书馆到马厩，甚至不知户外天气怎么样。

法郎吉中的消费也应按集体原则来组织。一切与消费直接有关的工作由相当的谢利叶来进行^[71]。傅立叶是分散的家庭经济的坚决反对者；他提出了还是教会神甫用来替消费性的共产主义辩护的全部论据，主张由社会组织消费。他计算，如果用一个仓库代替三百个分散的仓库，会有多大的节约，等等。然而这决不是说，法郎吉中的消费具有共产主义性质。在法郎斯泰尔中，有不同质量和不同价格的住宅，法郎斯泰尔的食堂供应不同“等级”的早饭和午饭^[72]。高级的住宅和食堂只有富人才住得起和吃得起。穷人则应当满足于低级的住宅和食堂，因为他们的收入不能够偿付高级的住宅和精美的食品的费用。然而，傅立叶附带说明，“下层人民这个第三等级的食品将比我们现在讲究吃食的美食家们的食物还要精美讲究得多”。

法郎吉中的商业是协作社所垄断的；法郎吉中不许有私人商业。法郎吉的行政上建立为专门的谢利叶服务的公共货栈和商店。产品的价格由仲裁人决定。法郎吉没有商业中间人，在文明制度下这班人利用自己的地位抬高物价以增加收入。和谐制度中的商业按其规模来说将比文明制度的商业扩大二十倍，然而商业经营人员却少到二十分之一。法郎吉的每个成员都能够在法郎吉的商店中按他的爱好和能力买到必需的一切^[73]。

我们上面说到的生活和劳动中的不平等，在傅立叶的体系中与和谐制度中的基本社会不平等相联系。与其说吃住的选择由协作社成员的需要和劳动收入所决定，不如说是由他的资本大小所决定。同样，劳动的选择与其说由能力决定，还不如说是由社会地位决定；法郎吉这些特征是由于保存资本家阶级和资本家利润而自然产生出来的。如果资本家不能利用非劳动收入来改善生活，协作社中资本和劳动结合的思想就会毫无意义。傅立叶丝毫没有感觉到从这些条件中必然会产生出对抗。

教育制度和法郎吉的经济制度密切联系着，因为儿童和儿童劳动在总的劳动组织中占很大的地位。教育在法郎吉中有双重的目的：培养法郎吉的未来成员的社会感情和劳动习惯。在按照个人爱好进行有趣劳动的社会中，教育也应当建立在这些基础上。傅立叶是劳动教育思想的热烈拥护者。未来从事劳动的人从幼年时代起就表现出对劳动的爱好。社会只不过需要了解和利用这些爱好。另一方面，人是要在广大的社会组织——法郎吉中生活的。因此，傅立叶说，如果在狭小的家庭单位中去教育他，是完全不正常的。教育应当是社会劳动的教育。教育的组织在一定意义上应当和劳动组织相似。教育组织应当彻底贯彻谢利叶的原则。只有这样的教育才能给社会培养出适合和谐制度生活的全面发展的公民，使儿童本身得到最大的快乐，并使社会能够从儿童劳动中得到很大的好处。

三岁以下的儿童受到特别的褓姆谢利叶的照顾，它是由爱好这种工作的妇女组成的。母亲们仅在规定钟点给孩子喂奶。从两岁起，孩子应当接触劳动过程，看年纪大一些的孩子怎样工作，他们的玩具也应当服务于劳动教育的目的。

由于孩子们所具有的模仿能力，他们也会开始学着年长一点的孩子所作的事。这样，到三岁时，他已经能够爱好那些最符合他的心愿的工作。三岁时他要通过考试，然后进入专门的儿童“小工厂”。从低级逐渐到高级，孩子最后成为法郎吉的成熟的一员。在这个过程中，基本原则应当是自由、竞赛、多样化^[74]。

傅立叶关于培养儿童感情的方法，虽然是荒诞无稽，却也饶有兴趣。傅立叶主张用歌剧来发展听觉和视觉，用食堂来发展嗅觉和味觉（他认为触觉发展要晚一些，在性的成熟时才发展）。傅立叶断言说，歌剧把许多不同的因素：歌唱、演奏、诗歌、手势、舞蹈、体操、写生、力学等结合成为一个完整的、协调的总体。歌剧的所有因素都吸引着孩子，每一种因素都在孩子身上发展有益的品质和才能。作为一个整体的歌剧，是学习统一联系与和谐活动的学校。最后，按其内容来说，歌剧可以作为道德的学校，教育孩子对一切侮辱了公正、真理和统一的感情的东西发生厌恶。不言而喻，按照和谐教育的一般原则，儿童只是在幼年时才作为观众去看歌剧，后来则成为歌剧的积极参加者。饮食在教育中也有同样的意义，饮食能引起孩子们兴趣的程度不下于歌剧，大自然使他产生对饮食的爱好。饮食发展人的生活所必需的两种感觉，同时又成为获得植物学、动物学、解剖学方面许多有益知识的起点，它激起孩子对农艺学和畜牧学的兴趣。

傅立叶在他的体系中把科学教育看作是劳动教育的上层建筑。学习应以求知欲为基础，而求知欲是从劳动作业中产生出来的。甚至学习文化的兴趣也是由于对某种劳动的兴趣而引起的。孩子知道，从书本中他可以吸取和他心爱的事业有关的有益的知识，他只有成为有文化的人才能在事业方面继续前进。这样，他自己就会要求别人教他学习。在以后的学习阶段，问题就简单得多。各种工作本身推动孩子去学习数学、化学、博物学：需要去作的只是善于利用这些推动力量。

儿童参加劳动过程，从早年起就成为法郎吉的有益的工作者。但除此以外，如我们已经提到的，他们还在法郎吉的经济生活中执行某些专门的职能。儿童和青年总是乐意为社会服务的。法郎吉利用这种爱好，托付儿童们去做具有重大社会意义而同时又为成人所厌恶的那些工作。因为大部分儿童都有粗心和散漫的特点，因此就更加容易吸引儿童参加这些工作。这些爱好需要发展和完善起来。他们应当在总的和谐制度中找到自己的地位，成为傅立叶称之为小人队的儿童劳动队的基础。这些小人队总是早晨三时起床，他们洗刷动物和清扫马厩牛圈，在屠宰场工作，打扫街道。虽然这些工作令人讨厌，但小人队队员所得的报酬却很少。小人队在法郎吉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在庆祝会上首先向他们致敬，在他们走近时鸣钟致意，等等。如果说三分之二的男孩和三分之一的女孩具有作小人队工作所必需的爱好，那末其余三分之一的男孩和三分之二的女孩则有别的爱好。他们爱清洁，爱漂亮和爱装饰。由他们组成一种小人队，任务是美化法郎吉的生活。他们照顾花圃，照顾教堂和大厅的装饰，也负责节日的布置^[75]。

法郎吉是和谐社会的基本的独立单位。但法郎吉并不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如果在法郎吉内部各个成员之间没有商业的地位（股票的买卖除外）的话，那末傅立叶所设想的各法郎吉之间的商业却是很活跃的。商业应由代表法郎吉并受它的委托的专职人员来经营。每个法郎吉都从别的法郎吉中买来大量需用的产品。傅立叶说：“和谐制度下的人们的商业流通量至少比我们现在的大一百倍，因为每个法郎吉都要从十个邻近的法郎吉中买来上十种青菜或洋白菜，并且也向它们出售上十种自己引以为荣的青菜以作为交换。”这类的交易将公开在交易所内进行。由于没有私商，和谐社会的商业就没有文明制度商业的那些弊病^[76]。

除了商业关系以外，在一定的情况下，法郎吉还团结自己的力量来解决一个法郎吉的力量不足以解决的共同生产任务。文明制度建立以破坏为目的的军队，协作社则建立为生产服务的大军。当然，这种军队不是强迫招募来的，他们根据法郎吉的自愿劳动和照顾爱好的总原则自愿组成的。吸引“新兵”参军的，是他们明了要完成的事业的重要性的那种认识，以及伴随这些劳动军工作而来的那种欢乐和满足。为了建设的目的而组成的这些军队，能够在短期内改变地球的面貌，它们将把撒哈拉大沙漠变为产品丰盛的国家，它们将继续挖掘穿过苏伊士和巴拿马地峡的运河，而且它们将以奴隶劳动和雇佣劳动不可能有的速度和熟练程度完成这些工作，因为军队中的工作对于和谐制度的人来说乃是一个“盛大的节日，对于自尊心来说乃是一种安慰^[77]。

家庭作为经济单位在法郎吉中失去全部意义。农业劳动和工业劳动都是在谢利叶的体系中组织起来的；家务由公共食堂和公共服务事业所代替。和谐制度使妇女获得完全的解放^[78]。妇女是法郎吉中完全平等的成员，和男子平等地参加各种谢利叶的劳动。教育儿童的任务也不由家庭负担。和谐制度下的家庭只是或长或短的自由婚姻的结合，这种结合是完全建立在男女自由愿望之上的^[79]。傅立叶依照对性生活的爱好的性质把人分为不同类别。组成“童男”和“贞女”团体的年轻人应拒绝过早地过性生活，保持贞洁，一直到结婚或转入士女团体。这些年轻人必须节欲，而情欲较强的人却不必如此。和“童男贞女”并列，在法郎吉中还有“放荡不羁”的人。但“贞洁者”的存在和他们享受的荣誉，限制了过分的感情冲动和对两性关系采取轻率的态度。和谐制度中的婚姻结合的巩固，时间的长短，可能各有不同。傅立叶估计到人的性格的多种多样，设想了各种不同的婚姻结合^[80]。这一切类型中有一点是必须遵守的，那就是结合与离异都有自由，因为傅立叶在这方面也没有忘记，经常变化的欲望乃是人的主要情欲之一；婚姻结合中实行强迫，其可怕的程度不下于人类其他关系中的强迫。

在一切都建立在人的自然情欲和自然引力之上的社会制度中，强制的组织应当是多余的。在指引劳动者参加某部门的生产时，不能采用强制手段。在分配产品时，也不能采用强制手段。无论对于巩固家庭，或是教育子女，强制都是不必要的。最后，在各法郎吉的关系中也没有强制的地位，因为这种关系是完全取决于自由协商的。自然，和谐制度实质上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制度，虽然傅立叶不仅没有使用这一术语，而且还给和谐定出一种具有各式各样的职位和称号的复杂的等级制度。

和谐制度的无政府主义特征，与傅立叶总的历史哲学理论有着联系。我们知道，在原始社会中，在人类生存之初的“极乐世界”中，个人情欲与公共福利之间是和谐的；因此自然状态不知道什么是权力。在后来的时期，这种和谐被破坏了。暴力和政权随之而产生，这是情欲与整体的福利发生破裂的结果，是为恢复和谐制度创造经济前提的必要手段。随着过渡到协作社制度，统治和服从关系的这些基础也随之而消失。

法郎吉中有一般领导事务的机关——权威评判会。但评判会不能颁布任何章程和规则，因为它们不能代替自由吸力；评判会并不发布命令，它仅仅根据自己成员的经验和科学材料提出意见，对法郎吉的某些计划发表自己的意见。每个谢利叶可以接受这种意见，也可以不同意它。评判会的意见总是受到重视的，但不应有强制的权力。评判会不干预分配。参加评判会的：有各个谢利叶选出的领导人，在法郎吉中有重大经济利益的资本家，因年龄、功绩或其他原因而受到公民特别尊敬的法郎吉成员，以及法郎吉的“巨头”，即那些有荣誉职位的或有代表性职位的人。评判会再分出管理处或委员会^[81]。

公民与法郎吉之间，以及各法郎吉之间的一切账务由会计谢利叶计算。会计的形式非常简单；每个公民都可以根据预计的收入得到无担保的信用贷款；他的全部收入都加以计算，在业务年度末尾，分配收入之后结算他的收支是否相抵。各法郎吉之间的交易也定期结算。一切争端由仲裁法庭解决^[82]。

虽然各法郎吉之间并无强制关系，照傅立叶所说，和谐制度却将建立文明制度不可能达到的那种世界的统一。这种统一表现在经济制度基础的统一上，直接税收的统一制度上，表现在组织工业军，确定通用钱币、共同度量衡制、共同语言和文字等等方面。

看起来，在这个组织中，君主制和君主封号是没有地位的：君主在这里根本无事可做。但虚荣心在人类愿望中占着不小的地位。照傅立叶的意见，不应反对它，如象不应反对人的其他自然愿望一样，必须利用它来作为吸引人们参加有益的社会活动的一种补充手段。人们追求封号，应当保持这些封号作为一种对法郎吉成员活动的最高社会评价。因此我们在法郎吉中看到差不多应有尽有的各种封号。这里有哈里发^[83]、大公爵和各种等级的君主名称（一级君、二级君，等等）。最高的称号是至尊君，即全球的元首。傅立叶计算，有称号的人数以百万计（单是一级君这种称号就有2，985，984人）。这种称号只有大大小小的名誉权利，但没有任何实权。

傅立叶多次表示深信，和谐制度的被发现只要广为人们知道，便容易很快地实现。如果1823年组织试验性的法郎吉，1824年实行，那末，他认为在1828年就可以实行改组。为了组织试验性的法郎吉，只要说服比较少数的人就够了，其中当然应当有几个资本家。

傅立叶明确看到由于文明制度的矛盾引起的社会动荡和革命的前途。但他认为社会斗争和革命不是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他拿自己的发现与社会改造的革命道路相对立，以为这个发现能够调和一切，因此能够吸引所有各阶级的代表人物。他认为，为了建立和谐的制度，甚至可以不要政府的干预；因此参加政治斗争是无用的。社会改造的全部任务在于和平宣传和实例示范。就傅立叶关于实现社会理想的观念的空想性来说，他在社会思想史上是无与伦比的。

可是，虽然傅立叶相信很快就能轻而易举地实现和谐制度，但我们几乎从他所有的著作中可以看到，在说明和谐制度的同时，又概述了一种在文明制度之后的制度的社会关系；如果人类不注意听取理智和上帝的呼声（它通过傅立叶来宣传和谐制度），文明制度之后就会产生这种制度。这种制度介乎文明制度与和谐制度之间，在社会发展的总的公式中占着第六位。傅立叶称之为保证制度。保证制度的某些因素在文明制度的最后几个阶段已经有了，这是完全自然的，因为，按照傅立叶的学说，在每个时期中都有以后时期的一些特征。文明制度中的这种特征就是行政和工业的统一，保险机构，宗教宽容。在保证制度中，保存着工业生产制度，但成立一些合作机构作为补充。各个经济单位根据团结原则联合起来，为的是互相保险。傅立叶指出商业制度的改革是保证制度的第一个发展阶段，手工场联合制度的建立是第二个阶段，把协作社推广到农业中去是第三个阶段。可见，这种发展是从私人经济通过局部的协作达到全面的协作。

傅立叶所提出的保证时期的机构中最突出的，要算公用事业公司。这是一种有多种多样任务的合作社。它供给居民商品，使居民免除商人的插手；它执行消费社的职能，向自己的成员低利贷款（信贷联合社），组织企业为农产品加工，从而在冬闲时节增加农民的收入；它保存和销售农民所生产的粮食和酒类，使他们可以不必在收获后立即以低价出售（销售联合社）。傅立叶想象，办事处逐渐扩大自己在生产方面的业务，吸引居民参加这个生产，逐渐加强经济中的集体因素，就会越来越接近法郎吉的类型^[84]。公用事业公司的思想对法国小资产阶级合作运动的发展有过一定影响。因此，傅立叶学说的这个部分在他认为是次要的，却获得了某些实际的效果。然而，可以想象得到，尽管小资产阶级合作制的理论家对傅立叶的大名非常尊敬，但小资产阶级合作运动却从来没有表现过转变到法郎吉的任何趋向。

在公用事业公司的组织中主要作用属于最热心的居民。但应当指出，傅立叶虽然认为政府的帮助在把文明制度转变为和谐制度的事业中没有重大意义，却认为它们能够促成保证制度的实现。傅立叶一面抨击文明时期的政治制度，同时却又期待政府能主动成立一种消灭文明制度所特有的经济无政府状态的经济细胞。这就是“官家的农场”。农场担负公用事业公司的同样职能；供应居民产品，向居民贷款等等。但他们首先是模范的国营农业企业。傅立叶相信，这些农场能很快吸引在自己小块土地上难以维持生活的小农户参加。另一方面，它们将吸引受商业排挤的资本。在傅立叶看来，农场在进一步的发展中也会走上和公用事业公司一样的道路，即走上促成和谐制度的建立的道路。

* * *

在傅立叶的社会理论中有不少小资产阶级的特征。首先，和谐制度的基本思想之一——资本与劳动和平合作的思想，法郎吉中各阶级调和的思想，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我们知道，傅立叶所幻想的资本家是保留着非劳动收入但在法郎吉中从事有益劳动的人，而他所幻想的工人则将逐渐变为小资本家。在这种意义上，具有代表性的是他的这一声明：基本任务不在于消灭所有制，而是在于推广和巩固所有制。傅立叶关于未来社会基本上是由独立自在的小经济单位组织起来的观念，它是符合小资产阶级的情绪的。在傅立叶给保证制度时代拟定的方案中，也同样明显地表现出这些特征来。这些方案的基本思想——通过合作制拯救小私有者免除资本主义对他的威胁，乃是一种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当然，在傅立叶的体系中表现出小资产阶级的一定阶层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情绪。这是面临被剥夺的厄运的小资产阶级，他们感到在个体经营的道路上如果不把力量联合起来的话，就无力抵抗资本。正是在这种时期，小资产阶级中就产生出个别商品生产者实行劳动联合的思想：这种倾向始终贯穿着傅立叶的空想的学说。

傅立叶的理想社会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作为共产主义发展的第一个阶段的社会主义的了解有着极大的距离。在他的理想社会中保存着以法郎吉股份形式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保存着社会中阶级的划分和资本家阶级的非劳动收入，因此也保存着对劳动者的剥削。恩格斯说：“原来在这些关于协作和自由劳动的一切漂亮理论后面，在慷慨激昂地反对经商、反对自私自利和反对竞争的连篇累牍的长篇言论后面，实际上还是旧的经过改良的竞争制度……”^[85]。整个的和谐社会制度丝毫不符合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愿望。但是在傅立叶的社会理论中无疑有许多接近社会主义的原理。这些就是集体组织生产和消费的思想；自由的享乐般的劳动的思想；原则上否定雇佣劳动；主张保证最低生活费；消灭城乡的对立，以及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对立等等。这许多不同的和有矛盾的社会思想的特殊结合，反映了傅立叶天赋的特点，同时也符合十九世纪初叶劳动群众状况和意识的矛盾。这时工人阶级还没有摆脱小资产阶级情绪，还没有明确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关于这个时期，《共产党宣言》说“：……无产阶级还处于很不发展状态，因而对于本身所处地位还抱着一种幻想……”^[86]。

除了傅立叶关于未来社会的学说中有积极的因素之外，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有重大的意义，这种批判有若干部分直到今天仍未失去它的尖锐性。恩格斯说，傅立叶“用纯粹法国人的俏皮机智对现存社会制度作了深刻中肯的批评。傅立叶抓住了革命前资产阶级的狂热的预言家以及革命后资产阶级所收买的颂扬者的话。他无情地揭露资产阶级世界在物质上和道德上的贫困，并拿它和关于理性王国以及给人们带来幸福的文明一定要到来的动人诺言相对照，拿它和关于人类能臻于无限完美境地的动人诺言相对照”^[87]。傅立叶对资本主义的无情批评在一定阶段上促进了无产阶级阶级觉悟的提高，提供了“启发工人意识极为宝贵的材料”。

傅立叶的理论虽然具有这些小资产阶级的特征，但对十九世纪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仍有重要的影响。他的理论反映了（虽然是通过空想的形式）对资本主义压迫的抗议，因此是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受苦最深的阶级即无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88]。傅立叶的体系对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意义，恩格斯给予很高的评价，同时又尖锐地斥责了杜林，说他在傅立叶的“怪论”后面既看不见尖锐得令人吃惊的批评，也看不见天才的远见。恩格斯对傅立叶学说中的先进的、有益的因素有很高的评价，认为他有权在科学社会主义最近的先驱者中间占着光荣的地位。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78页。

[2]《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傅立叶全集》1846年法文版第1卷，第3页。

[3]同上，第31页。

[4]《宇宙统一论》，《傅立叶全集》法文版第3卷，第245、266页。

[5]同上书，第35；22—23页。

[6]《经济的新世界》，法文版第31页及其他各页。

[7]《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傅立叶全集》法文版第1卷，第11页。

[8]《宇宙统一论》，《傅立叶全集》法文版第3卷，第252—253页；《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傅立叶全集》法文版第1卷，第107页及其他各页。

[9]《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第15页。

[10]《宇宙统一论》，《傅立叶全集》第3卷，第36页；《经济的新世界》，《傅立叶全集》法文版第6卷，第246页。

[11]《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第68页。

[12]《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第70页。

[13]同上书，第54、63页；《宇宙统一论》，《傅立叶全集》法文版第2卷，第184页；《昏暗的不定期》（《法郎吉》杂志，1849年1—2月号，第9页）。

[14]《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第56、36页。

[15]《昏暗的不定期》，第10、24—28、35页。

[16]《宇宙统一论》，《傅立叶全集》法文版第3卷，第207—208页；《经济的新世界》，第356页。

[17]《宇宙统一论》，《傅立叶全集》法文版第3卷，第208—209页；《经济的新世界》，第390页；《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第265页以及其他各页。

[18]《宇宙统一论》，《傅立叶全集》法文版第2卷，第23—30页。

[19]同上书，第31页。

[20]《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第94页；《宇宙统一论》，《傅立叶全集》第3卷，第241页。

[21]《经济的新世界》，法文版第12卷；《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第276页。

[22]《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第89页；《经济的新世界》，法文版第11卷；《不定期的昏暗》，第26页和其他各页。

[23]《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第24—25页。

[24]《宇宙统一论》，法文版第3卷，第174—179页。

[25]《宇宙统一论》，法文版第3卷，第277页。

[26]《经济的新世界》，第8页。

[27]《宇宙统一论》，第1卷，第96—97页；《经济的新世界》，第28页。

[28]《傅立叶手稿》，法文版第3卷，第27—31页和其他各页。

[29]《经济的新世界》，第34页等。

[30]《宇宙统一论》，第3卷，第92页。

[31]《经济的新世界》，第392页及其他各页。

[32]同上书，第393页。

[33]《宇宙统一论》，法文版第2卷，第43页及其他各页。

[34]《宇宙统一论》，法文版第3卷，第124页；《经济的新世界》，第398页。

[35]《宇宙统一论》，法文版第1卷，第149页。

[36]《经济的新世界》，第28、39页及其他各页。

[37]《宇宙统一论》，第2卷，第158页；《经济的新世界》，第33页。

[38]《经济的新世界》，第390页。

[39]《宇宙统一论》，法文版第4卷，第385页。

[40]《宇宙统一论》，法文版第1卷，第38页及其他各页。

[41]同上书，法文版第2卷，第158页。

[42]《傅立叶手稿》，法文版第1卷，第291页。

[43]《宇宙统一论》，法文版第1卷，第202—203页。

[44]《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第192页及其他各页；《宇宙统一论》，法文版第3卷，第119页。

[45]《宇宙统一论》，第2卷，第117页及其他各页。

[46]同上书，第1卷，第38页；假工业》，第2卷，第487页。

[47]《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第188页及其他各页。

[48]《经济的新世界》，第6 0页及其他各页。

[49]《傅立叶手稿》，第1卷，第22页。

[50]《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第263页。

[51]《宇宙统一论》，第2卷，232页；《经济的新世界》，第55及页其他各页。

[52]《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第77—81页等；《宇宙统一论》，第1卷，第143页等。

[53]《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第79页。

[54]《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第81页。

[55]《经济的新世界》，第15页。

[56]《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第84—85页《；宇宙统一论》，第3卷，第371，440页。

[57]《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第12页；《宇宙统一论》，第3卷，第400—403页等。

[58]《经济的新世界》，第74—76页；《宇宙统一论》，第3卷第404—409页及其他各页。

[59]《宇宙统一论》，第2卷，第159页。

[60]同上书，第4页。

[61]《经济的新世界》，第67—68页。

[62]同上书，第276页。

[63]同上书，第251页及其他各页。

[64]《经济的新世界》，第314页；《宇宙统一论》，第3卷，第451、454页等。

[65]《宇宙统一论》，第3卷，第451、454页等。

[66]《宇宙统一论》，第4卷，第529、533—534、519—525及页其他各页。

[67]同上书，第505页。

[68]同上书，第3卷，第445页。

[69]《宇宙统一论》，第2卷，第163页及其他各页。

[70]同上书，第1卷，第19）页及其他各页。

[71]《宇宙统一论》，第3卷，第459、526、530、540页及其他各页。

[72]《经济的新世界》，第583页和其他各页。

[73]同上书，第411页；《宇宙统一论》，第3卷，第10页。

[74]《经济的新世界》，第170—171、180—181、192页；《宇宙统一论》，第4卷、第2卷，第260—282页及其他各页。

[75]《经济的新世界》，第207—209、214页；《宇宙统一论》，第4卷，第166—184页。

[76]同上书，第90页；《宇宙统一论》，第3卷，第405页及其他各页。

[77]《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第263—267页；《宇宙统一论》，第3卷，第557—560页。

[78]《宇宙统一论》，第4卷，第182页；《经济的新世界》，第141页及其他各页。

[79]同上书，第3卷，第54，59页；《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第499页及其他各页。

[80]《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第125、140、184—185页。

[81]《经济的新世界》，第113—114页。

[82]同上，第114页。

[83]中世纪某些伊斯兰教国家的君主。——译注

[84]《宇宙统一论》，第3卷，第284—287页。

[8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79页。

[8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01，页。

[87]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212，第页。

[88]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