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经验的可靠性

一、知识的分类及其特点

当人作为地球这一美丽而独特的星球所孕育的自然之子从万物中脱颖而出的时候，其实他与其他生物面临的根本任务依然没有改变，那就是他必须生活——生下来，活下去！而根据众所周知的达尔文进化理论的基本原则，一个生命个体存活下去的基本前提是：它必须成为一个 “适者”——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什么是适者？对于不同的生物及其个体，在不同的条件下，它的含义是不同的，或者说是多样的。但就人的本质而言，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处理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例如，当今世界，不时会发生一些惨痛的天灾人祸。那些在地震、海啸、泥石流、核事故中丧生的人们，无疑不再是所谓的 “适者”了。这也意味着，“适者”的基本任务就是能很好地应付千变万化的外部环境提出的各种各样的挑战！这就需要人们能够正确认识自然的属性、把握自然的规律，使之为自己的各种需要服务。千百万年来，人类在认识自然的道路上历经曲折，但也取得了长足进步。这方面的具体情况，在本书的前面已经有过介绍，下面仅就一些相关的理论问题做一些探讨。

我们关于自然环境的知识，大体上分为两类：技术与科学。

大约在300万年前，人类刚刚开始制造和使用粗糙的石质工具，这就庄严宣告人类凭借自己发达的大脑和灵巧的双手将成为万物之灵，同时也宣告了人类劳动的开始和远古技术的产生。经过几百万年的磨炼、探索，人类从打制最简陋的石器开始，逐步驾驭了火，学会了烧制陶器，直至掌握了驯养动物和栽培植物等原始的畜牧业和农业技术等。毋庸置疑，原始人的各项发明创造都包含着关于自然的正确知识。譬如：在制造和使用石器的过程中，要求人们了解不同岩石的性质及功能；制作弓箭，要求人们充分认识和综合利用木、竹、石、骨、角、筋腱、皮革材料的机械性能等。这些具体的、特殊的、同劳动技能结合在一起的、零散的以及系统的经验知识，通常可以称之为技术知识。

从狭义的角度讲，科学，我们这里将专指理论形态的知识。理论的特点，从其语言表述的逻辑形式就能体现出来，即与具体的、特殊的情形或技能联系在一起的经验知识，通常是以单称命题的形式表达出来的。比如说：“这只或那只天鹅是白的”“今天我看见太阳从东方升起”，等等。而理论的根本特征是抽象一般，通常是以全称命题的形式表达出来，例如说：“天下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或者 “太阳总会从东方升起”，等等。由于具有抽象性和一般性的理论是 “全称性”的知识，所以从逻辑上讲它涵盖了一切，才具有了“扩展”的资格，即才能 “由此及彼”，才能 “由现在指向未来或过去”，这就是理论所具有的最基本的功能：解释功能和预言功能。理论的解释功能可以满足人类的天性即好奇心的需求——人们总是要对目力所及的各种现象提出 “是什么”及 “为什么”的问题，而理论就是对这类问题的专门解答；而理论的预言功能则能满足人们实践上的需求——下一步该干什么？需要理论这一探照灯的指导。可见，理论知识对于人类而言是何等重要——人是须臾也离不开理论的。

当然，人也是地球上唯一具有理论的动物。因为我们根本无法想象其他动物能够具有抽象一般的理性思维能力，例如公鸡虽然每天早晨都会打鸣，但在它的脑子里根本没有 “天”这个概念——人类的 “天”的概念的形成，那是在经历了千百万年的生活、生产实践和思考之后才完成的。从这种意义上说，人是理论动物。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重视理论的学习和思考。

二、科学的经验主义传统的肇始与根据

上面的简略说明，实际上已经表明，科学无疑是从个别、具体的经验问题入手并开始其研究的，但影响科学的具体研究的发展以及科学特别是理论科学所能达到的高度的，则首先是人们对自然的根本看法，即自然观。因为无论是理论的解释、预言，还是实践活动，都要求我们首先回答：我们所面对的 “外部世界”是什么样的？这一问题处于理论的基础地位，规定着理论发展的目标和方法。所以，它既是一个古老的哲学本体论问题，也是一个科学基本问题。

例如在原始社会简单的生产实践过程中，不断的摸索以及知识的积累，推动着早期人类智力的发展，使原始人具备了初步的抽象思维能力。他们试图对自然现象做出概括性的解释，并开始去探索自然界中一些简单的因果关系。可是总的说来，原始人在自然面前是软弱无力和愚昧无知的。面对严酷而恶劣的自然条件，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遭受的是挫折和失败。于是原始人不得不屈从于大自然的威严，并感受到十分沉重的压抑。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生老病死等形态万千的自然现象，令原始人感到神秘莫测、迷惑不解，他们只能以自身为尺度，靠感性直观对自然界的因果规律进行猜测和幻想，从而形成了 “万物有灵”的原始神话和宗教的自然观。然而，这种拟人化的自然观，即把各种自然力描绘成活的、有意识的力量的观念，带有强烈的主观臆测的色彩，是不足以构成科学认识牢固的客观基础的；同时，依照人类的行为和目的的模式去说明自然现象，这只能是南辕北辙。可见，有一个正确的自然观对于科学是至关重要的。而科学的发展，必须建立在用自然的即事物自身的原因去说明客观世界这一前提上。随着认识的进步，这一任务由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们完成，而它在古希腊哲学家那里达到了高峰。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古代各个不同地区和民族的自然哲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直观、思辨和猜测。例如在探讨世界的本原问题时，我国有阴阳五行学说，古印度有水、火、土、气四素说，古希腊的第一个哲学家泰勒斯（Thales，约前624—前547）也把水作为万物的本原。这些特点在认识的初级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因为那时，对象只能被反映为具体的感性的东西，或者说，答案只能从现实的感性直观中获得的材料中去寻求。但是，在世界其他地区的自然哲学或科学长期停滞不前的情况下，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却另辟蹊径，并很快转化为较纯粹的科学。恩格斯就此说过：“在古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因此，如果理论自然科学要想追溯自己今天的一般原理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它同样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1]

自然哲学的根本问题首先包括如下一些内容：“自然是什么？”或 “自然是怎样由物质构成的？”“它的根本性质是什么？”，等等。古希腊最早的哲学学派——公元前6世纪的米利都学派，是从对现实的具体感性直观研究所获得的认识中去体会自然的。除了泰勒斯首先提出 “水是万物的本原”外，类似的思想在其后的阿那克西米尼 （Anaximenes，约前588—约前525）和赫拉克利特 （Herakleitos，约前540—约前480）那里也出现过，他们分别把气和火当作万物本原。这些观点与更早一些时候的东方自然哲学的见解有相通之处，或者说，在自然的物质观念产生和发展的最初阶段，东西方哲学家实际上是站在同样的起跑线上。古代思想家们的这种思维，不仅从本质上反映了人们试图去理解把握世界的统一性的渴望，同时也蕴涵着万物皆出自某种实体性东西的构成主义思想。当然，与人们当时的认识水平相适应，面对着宇宙万物从何而来、以何为体这样的问题，他们都倾向于承认物质世界具有个别的感性具体物的形式，同时又注意到了物质的状态、性质变化的特点。这是一种近乎本能的、较盲目的状态。作为自然概念最初的萌芽或雏形，它们虽然有着明显的缺陷，但它们毕竟认为，被人们认识的自然是在自己的物质运动中产生了世界上的一切物和过程，从而表达了朴素唯物主义的自然观的萌芽。需要指出的是，在物质本原问题上最有意义的学说是由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所提出的原子论思想。尽管由于亚里士多德等人的批驳，早期原子论思想很快衰落了，但它却为近代原子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古希腊哲学史上，爱利亚学派开辟了另一条自然之路。在他们看来，世界上显然有两类不同的东西：一类是可感知的现象，它们千变万化、多种多样；另一类是不可感知的东西，如形式、结构、数等，它们没有形体，也不运动变化。那么哪一类现象是世界的本质且处于支配地位呢？爱利亚学派的回答是明确的：世界的本质，即处于支配地位的 “实在”，是不动的东西；变化的东西只是假象，是不可靠的。这种观点在巴门尼德 （Parmenides，约前6世纪—前5世纪中叶）那里进一步系统化。他认为，虽然世间万物或存在者的生灭变化是人的感官所能感觉到的，但变化是不可靠的，思想不能停留在这一层面，而应能够更深入地从变化中把握不变性，即规则或秩序。因此，人们应该把 “自然”的存在理解为无生无灭、单一连续的东西，应该把自然理解为一个有秩序和规则的世界，这种思想实质上开创了古希腊哲学及以后的科学的理性主义的先河。

说 “存在”不是生灭变化的具体的感性事物，而是一种永恒不变的本源，这实际上是把事物的统一、完整、静止的一面进行抽象概括并加以片面夸大从而形成的一个一般概念。这种关于 “存在”的看法，从人类认识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是认识从个别向一般的进步，它首先体现了人类抽象思维能力的提高。其次，巴门尼德所强调的人们凭感官得来的知识是不可靠的，那不是“真理”而仅仅是 “意见”——是虚幻之见，感觉只能引导人们走上错误的道路，真理不能凭感官而必须通过理性才能获得。这些见解无疑是深刻的，它对于科学的研究对象及对象的性质的确立、对科学的目的和任务的确立是至关重要的。粗浅地说，它现在至少包含了对自然的客观性及其规律的探索，从而使以发现自然规律为己任的自然科学成为可能。

柏拉图在吸取巴门尼德关于知识不能来自感觉而只能来自理性的唯理主义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 “理念论”。柏拉图认为，我们的感官所感知的一切事物都是变动不居的，因而是不真实的；真正实在的东西应该像巴门尼德所主张的 “存在”那样是不动和不变的；这种证实的存在就是苏格拉底（Sokrates，前469—前399）所讲的绝对的永恒不变的概念，但这种概念不像苏格拉底所说的那样仅限于思想的范畴，而是独立于事物和人心之外的实在。柏拉图把这种一般概念称为 “理念”。按照这种理念说，现实世界的万事万物都是理念世界的摹本，是 “分有”的理念世界，如 “一匹黑马或白马”，是由于 “分有”了 “一般的马”这个 “理念”而后存在的。那么什么是知识呢？柏拉图认为，我们的感官所接触到的 “可见世界”（即现实世界）不可能成为知识的对象，只有永恒不变的理念世界才是知识的对象。所以，感性知觉并不是真正的知识，只有认识到理念，或者说认识到事物的 “本身”，那才算是真正的知识。而且在他看来，理念是不能通过感觉认识到的，只有通过 “心灵自身”（也就是通过思维活动）才能达到，所以知识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的。可见，虽然柏拉图没能正确把握一般和个别、感性和理性的关系，但他在这里所强调的理性和抽象思维的作用，对后世的影响极其深远。

其后，被马克思誉为 “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的亚里士多德，在批判其老师柏拉图的理念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 “实体”的学说。亚里士多德认为，事物总是个别存在的，它绝不是由于在它之外且与它相分离的理念的存在然后存在的，“这匹马”，或者 “那所房屋”的存在，绝不是由于 “一般的马”或 “一般的房屋”的存在而后存在的。所以，柏拉图的理念论不能说明事物的存在，并且那种脱离了个别事物的理念本身的存在也是很成问题的。其次，亚里士多德指出，柏拉图把理念说成是 “模型”，事物是 “模仿”或“分有”其理念而来的，也是根本说不通的。例如，事物往往具有多种属性，是多种属性的统一体。这样，按照柏拉图的理论，同一事物就会有几个模型，因而就得模仿或分有好几个理念。这些理念是各自独立存在的，但现实中个别的事物却是统一不可分的。那么，这些理念是怎样合而为一的呢？还有，理念论也不能说明事物的运动变化，因为理念是永恒不变的，作为理念摹本的个别事物也就不可能有生灭变化了。所以，在理念和事物之间，存在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

亚里士多德自己的观点是 “实体说”。“实体”是亚里士多德理论体系中关于存在的核心概念，其最基本的含义是：它是一切东西的主体或基础。而且亚里士多德还肯定，认识的对象是客观世界的事物，这个我们通过感觉所接触到的世界是真实存在的，是我们认识的源泉。不过，亚里士多德也认为，止于经验的知识是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人作为理性动物，具有用概念进行思维的能力，能认识事物的一般和必然的本质，产生抽象的理论知识。总之，到亚里士多德，一种观点终于确立起来，那就是：以实体的客观性为基础，自然被当作是在人之外、与人完全独立无关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东西。明确这一点，实际上为科学确立了必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前提——它不仅为科学规定了研究的客观对象，而且还要求人们透过千变万化的表面现象去寻找把握其背后统一的不变的本质规律；而人的认识从本质上作为对自然的一种反映，是在给自然做 “编目录”的工作。这样，科学终于确立了自己的目标，即真实地反映自然及其规律。这一点在近代科学建立之后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另外与前期相比，这种关于自然和科学活动的看法，鲜明地体现了人类理性的态度，它将赋予科学以求真尚实的理性内核。

以对自然的客观性的正确理解为契机，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古希腊自然科学的理论形态就已初现端倪。亚里士多德与以往的自然哲学家的最大不同是：他没有停留在直观和思辨上，仅对自然作笼统的说明；而是开始从对自然界的观察中去求得对自然界的认识，并致力于对自然知识进行分类和整理，建立了一个包含物理、天文、生物等诸领域知识的庞大的自然科学知识体系。这种对自然现象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方式以及试图用抽象的概念和逻辑形式整理自然知识的方法，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发展，意味着各门自然科学将逐渐从自然哲学中分化出来。但由于当时人们认识水平的低下，个别的、零散的、表面的常识经验还不足以为知识提供牢固的事实基础。所以，尽管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体系具有严密的演绎逻辑结构，它仍然包含了许多谬误。

无论如何，通过古希腊哲人们的艰苦思考，科学 （最初主要是物理学）终于明确了自己的目标，并把 “求真”规定为自己的根本任务。古希腊及罗马时期的自然科学由此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进展。但随着罗马帝国在公元476年的灭亡，古代科学在欧洲便衰落了。在此后中世纪1000多年的漫长历史中，由于基督教主宰了整个社会的精神文化生活，大自然被看作是上帝的作品——这种对自然的看法使人们的思想陷入了一种不正常的畸形状态，科学因此遭受着宗教神学枷锁的严重束缚，其发展因此长期停滞不前。不过，我们这里也必须指出，自然科学在中世纪跌入低谷虽然与宗教神学的阻碍有很大关系，但它处于徘徊状态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在原因，是自身在方法方面还不够成熟，尤其是经验方法的不足，而这正是我们下面要讨论的话题。

三、常识经验的特点及其问题

就知识本身而言，大致可分为三个基本层次：常识知识、科学知识和哲学知识。它们是认识的三类不同的理论框架，每类知识框架都有自身的性质、特点和适用范围。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各种知识所使用的术语、概念等的规定性，将取决于使用着它的理论框架，也就是说，尽管人们可以使用完全相同的 “名词”或 “语句”，但是在不同的框架中，它们的意义却可能完全不同。例如人们经常使用的 “物质”这个 “名词”，在常识、科学和哲学三个不同层次的理论框架中，具有不同的含义。在常识的框架中，“物质”是指各种各样的 “东西”；在科学的框架中，“物质”是指构成世界的 “要素”；而在哲学的框架中，“物质”是指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又为人的思想所把握的“客观实在”。因此，常识的、科学的和哲学的不同理论框架，也可被看作是人们把握世界的三种不同方式，它们给人们提供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都是不同的。

在上述三种方式中，常识是一种最基本和最普遍的方式，它是其他方式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基础。

作为普通、平常却又持久和经常起作用的知识，常识是人类世世代代的经验积累的产物，是人类在最实际的水平上和最广泛的基础上对自身生存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一般文化环境适应的结果。因此，常识是每个思维正常的人普遍认同的。人人都在生活经验中分享常识，体验常识，重复常识和贡献新的常识。总之，常识的最本质的特性，就是它的经验性：常识来源于经验，符合于经验，适用于经验。所以，对经验的依附性，是常识理论框架的实质，这样就决定了常识具有的以下特征。

常识对世界的描述，是以人们的经验的普遍性为中介的，或者说是由人们的共同经验构成的。这种 “共同经验”的世界图景，具有直观性或给予性、凝固性或非批判性等特征。

人们的日常生活，是一种依据和遵循 “共同经验”的生活，是 “共同经验”这一 “中介”把人与世界联系统一起来。当一个人从常识的角度去观察、描述和解释世界时，他就是以经验的普遍性去把握世界，并去形成具有经验的共同性为基础的世界图景。这种共同性，使得常识的世界图景一方面符合经验主体的直接经验，另一方面又能对这种直接经验作出恰当解释；或者说，由经验直观而形成的世界图景，又直观地呈现给经验的主体。于是，经验主体在经验直观中达到了对经验世界的自我理解，同时也可以达到经验主体间的相互理解。总之，在常识的框架中，人作为既定的经验主体，以 “直观”的方式把握世界；世界作为既定的经验客体，就以 “给予”的方式呈现给认识的主体。在这种 “直观—给予”的主客体关系中，主体的经验与经验的客体之间具有确定的、恒常的、一一对应的关系，即它是满足我们上面讨论过的客观性的要求的。或者说，现象，即使是假象，通过观察融入了日常语言之中，在经过规定的训练之后，它们似乎是从事物本身产生出来的。

因此，常识一方面在日常的起居、劳作、交往、娱乐的范围内，是 “极可尊敬的”：简单推论的常识可以满足人们日常活动中的形式逻辑推理的要求——一般的生活常识可以作为技术格言和道德箴言，既满足日常生活中的处理各种事物的需要，又满足日常交往中调节人际关系的需要；模糊的自然常识，在并非要求对自然现象作出精确解释的日常活动中，基本可以满足人的活动适应自然规律的需要；等等。总之，从世世代代的个体经验中积淀出来的 “共同经验”，被用来应付日常生活是正当的和绰绰有余的，甚至是必要的。但另一方面，常识的不足也是明显的，而且其弱点是自身无法克服的。一旦超出人们的日常生活，一旦跨入广阔的研究领域，常识以及基于常识的思维方式就会遭到 “最惊人的变故”而陷入困境。常识经验的不足，主要可以归结为三点。

第一是它的狭隘性，即其眼界始终无法超越 “共同经验”。

常识的世界，永远是经验的世界，超越经验的世界是常识无法理解的。例如，在经验常识中，只能形成太阳围绕地球旋转的 “地心说”，而无法想象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 “日心说”。因为在每一个人因而也就是在世世代代的所有人的直接经验中，每天 “看见”的现象都是：太阳从东方升起，在西边落下。还有，在近代的第谷看来，从高处落下的重物以垂直线落在地面，它也是地静说无可辩驳的证据。“伽利略们”同样承认人们观察到的感觉内容是“正确”的，但感觉会发生错误，如前面谈过的月影随人、亦步亦趋等。既然现象可能欺骗感官，“因此，最好把这我们全部无异议的表面现象撇在一边，利用理性的力量来证实这现象的实在性或者揭示其虚妄性”。[2]不过，在17世纪，在日常思想的背景下，人们对运动一般采取朴素的实在论看法，即认为自己所看到的运动就是实在的运动。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说，地静说的证据是有力的、完美的；相反，地动说的观点是怪诞的、荒谬的。只有在伽利略引入了与先前的理论相反的新理论即运动的相对性思想和惯性思想后，支持地动说的事实才无效，并转化为反驳旧理论的证据。有人说，如果古希腊科学的演绎性不那么厉害、不那么受教条的约束，日心说可能在17世纪之前就普及于世了。但这实际上忽视了全部历史的前后关系。当古希腊的阿利斯塔克提出他的日心说时，更为 “合理的”地心说的成功与失败都发生在阿利斯塔克学说提出以后的几个世纪里。所以，从古代到近代，绝大多数的人都选择了地心说而拒绝了日心说，这件事的后面隐藏着我们今天不易体察到的深层原因，那就是当时的人们只能根据常识经验做出这样 “合理的”选择。这也正是地心说统治人们的思想达1000多年的真正原因。显然，常识的经验，就是使思维永远停留在经验表象上，一切以表面现象为转移，并最终服务于经验表象。

第二是它的极端性，即常识总是习惯于在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中进行判断。

在常识思维中，人们总是以 “经验”去理解和解释世界，因而必然把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从表面上区分为 “非此即彼”“绝对对立”的存在。例如，对于 “生”和 “死”的问题，在经验常识看来，“生”就是 “生”，“死”就是 “死”，不可能也不允许 “辩证”地解释生和死。现代生理学已经证明，“死”并不是一个突然的事件，而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生物体的不同组织器官不是在一瞬间全部死亡的。从大的方面分，医学界倾向于区分 “脑死亡”和 “躯体死亡”；从小的方面看，身体器官的死亡也有先后之分。可见，科学使我们对死亡的本质有了更加清晰、深刻的认识，同时也使我们超越了常识中矛盾的对立。而如果从哲学上看，任何一个有机体，在每一瞬间都是它本身，又不是它本身；在每一瞬间，它一方面同化着外界供给的物质，另一方面又排泄出其他物质；在每一瞬间，它的机体中都有细胞在死亡，也有新的细胞在形成。这样，经过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这个有机体的物质便完全更新了，由其他物质的原子代替了。所以每个有机体永远是它自身，同时又是别的东西[3]。但这在常识中是不可思议的。这一切表明，常识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规范缺少辩证智慧的 “张力”，简单化和绝对化，是它的极端性的具体体现。

第三是它的保守性，即常识往往倾向于墨守成规。

尽管常识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在常识的世界中，由于人们的经验世界得到最广泛的相互理解，人们的价值标准得到最普遍的相互认同，人们的行为取向得到最直接的相互调整，人们的内心世界得到最便捷的自我认同，人们的生活理想得到最持久的相互激励，常识作为人类世世代代积累起来的适应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一般文化环境的产物，作为在共同语言和共同经验的熔炉中形成的规则，成为调节人们的日常活动的最低限度的指令和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最基本的保障。甚至 “经过千百年的精炼和修改，一套共同的经验概括开始构成了各种几乎是不可动摇的信念的坚硬核心，这些信念受到如此广泛的检验以致最终是作为实际上的自明之理而出现的”[4]。因此，任何想超越这种普遍经验的思想和行为，都是对常识的亵渎和挑战，都会被视为 “荒诞不经”和 “胡作非为”。由此我们也很容易理解，以显著的直观性和给予性为前提的经验的共同性常识，其延续自然是非批判性的，或者从本质上是保守、僵化、凝固和非反思的，这也就是常识为什么总是依附于经验表象并围绕着经验表象旋转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总之，常识的不足，首先是囿于经验：人总是倾向于把他生活的小圈子看成是世界的中心，并且把他的特殊的个人生活作为宇宙的标准，由此才有“地心说”和 “鸡毛比石头落得慢”这些谬见的流行。其次，常识的认识手段仅仅限于经验直观，对认识的复杂性估计不足。所以它总是习惯于 “定性”地做出判断，而不是 “定量”地进行分析，这样就很难准确地把握现象间本质的因果关系。最后，常识总是 “孤立”地评价经验的具体对象，而不是“系统”地考察对象的诸种关系，从而忘记了事物间的相互联系，因此也无法理解事物的运动和发展。这种片面化的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做法，容易使常识陷入在 “两极”的对立中进行判断，而不是以 “辩证”的观点去寻求 “必要的张力”，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所以，我们要想到达真理的彼岸，必须克服常识的弱点。那么，怎样才能跳出常识的藩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