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头木作业的消亡

在英国的很多地区，截头木仍然存在于田间、公用土地、公园和灌木篱墙中。它们是这种古老而重要的实践的直接证据。在树篱中发现它们，可以进一步提早圈地运动发生的时间，同时也是古老乡下特有的高密度树篱、独棵树木，以及许多小树林的典型代表。许多树木生长在英国，包括白蜡树、榆树、山毛榉、橡树、柳树、桤树、鹅耳栎、山楂树、枫树、黑刺李树、冬青树、甜栗树，都经历了头木作业（图72）。直到今天仍会被截去头枝的主要截头木是柳树，岸边的截头柳树是十分常见的景象。对于过去这种实践作业的重要性和频繁程度，我们可以通过至今仍存活的截头木、留存下来的风景画、地图以及书面文件来探究。由古树形态所提供的实地证据是很重要的线索。鲁斯·提特恩索（Ruth Tittensor）在她关于苏赛克斯林区的有趣研究中，指出尽管山毛榉截头木十分普遍，但这种实践却鲜少在文件中被提及。头木作业的频率取决于对产物的需要程度：作为饲料，树木的枝叶常常每年被修剪一次；作为柴火或木杆，这个周期就是可变的，需要取决于树木的品种。奥利弗·拉克姆（Oliver Rackham）曾用树木年轮作为证据，阐明在埃平森林，修剪树木的周期是13年，哈特菲尔德森林是12到36年，而艾诺奥特则是18到25年。¹⁰

为了获得关于头木作业在英国人心目中态度转变的更全面信息，桑德丽娜·佩蒂特和我一起考察了大约200份出自林务人员、农学家和园艺专家的出版作品，最早的可追溯至1600年。通常，在头木作业的早期阶段，尽管并不显眼，但这一实践在多数文本里还是会被提及并讨论。然而到了19世纪晚期，它却在很大程度上被人们忽视。这一技术的普遍重要性体现在它的多种同义词及相关词汇上，如“dodderel”、“dodder-tree"、"dod-dle"、"polly"、"pollenger"、"pollinger"、"stockel"和“stoggle”等。“Shredding”（剪枝）和“shrouding”相关，都表示剪除旁枝，但这两种技术可以于不同的时间在同一棵树上进行。根据树木被剪枝的程度，可分为“may-pole”、“hop-pole”和“dottard”。一些相关词语含有消极并拟人化的“言下之意”，如“截肢”或“砍头”。在北部当地，头木作业被称为“greenhews”（绿色征伐），在文斯利代尔则被称为“deerfall”（鹿儿倒下）。拉德诺郡的人们会用词语“rundle”，它等同于“runnel”，都是表示头木作业，但前者往往指的是对空心树的作业。¹¹

在17世纪时，树叶仍然是英国冬季饲料的重要来源。榆树尤其具有价值：约翰·沃利治在1669年写道，榆树的树枝和树叶对牛而言十分有益，在冬天牛饲料的选择当中，榆树叶应该比燕麦更易被选中。他注意到，人们很容易就可以让树木改变成自己满意的形状，对此他强调放牧的区域应该与截头木的生长相适应，因为它们不能被牛群直接啃食。头木作业因树木的种类不同，而往往有不同的变化。许多作者谴责人们对橡树的头木作业，因为它往往被人们赋予特殊的地位。1676年，伦敦一位园丁兼园艺师曾给埃塞克斯伯爵，同时在当时颇有影响力的作家摩西·库克（Moses Cook）写信：“我们的自耕农和农夫糟蹋了那些本该成为珍品的橡树，他们把这些橡树的树冠截去，让它们成了截头木。”他认为应该有一套严明的律法，“惩罚那些擅自截去橡树——树木之王——树冠的人，即便他们是在自己的土地上。”他还认为那些生为树篱的橡树应当像榆树一样被剪枝，因为这样它们才有机会成为材木。作为对比，另一位有影响力的作家巴蒂·兰利（Batty Langley,1696-1751）认为对橡树进行头木作业是有利的，“橡树被截去头冠，成为截头木，在一些国家是非常有益并持续了几个世纪的。”“水上”截头木，如柳树和杨树常常会得到鼓励，尽管1669年约翰·沃利治（John Worlidge）曾写道，如果让它们不“去顶”，并不会获得经济上的“好处”，但会获得更多观赏方面的好处。¹²

在木柴作为人们烧火做饭及取暖的主要能源的时期，头木作业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农业作家阿瑟·斯坦迪什认为这项实践是有利可图的：一位地主曾告诉他，“如果他每年都截5到50棵已经生长了10年的树木，那么平均下来他每年都会有40先令的收入”，而正常情况下，他只能得到26先令。沃利治则鼓励人们把树木种植在灌木篱墙中：“对于白蜡树、榆树、截头树、柳树这样可以快速生长的树木，可以获得可观的利润，尤其在富威尔尚且缺乏这种树木的情况下。把它们种在篱墙之中，或者其他多余的空地，每5、6、8或10年剪枝一次。”很大的优势在于“这样可以避免牛群啃咬它们，而且还省了再筑栅栏”。特殊的技术用来保障树木的健康和“生产力”。在埃克赛斯，一位拥有地产的商人约翰·莫蒂默，在1707年建议人们应该从底部向上给榆树截枝，充分保护树冠，使之不被剪到。通过这样的方法，两旁的树枝可以源源不断地提供给人们柴火，树木的主干“日后还可以成为材木”。如果树木要接受头木作业，他认为理想的周期是10年一次。¹³

大多数17世纪的作家都不反对头木作业，但他们担心这样做会对海军所需木材的供应产生影响。在约翰·伊夫林影响深远的著作《森林志》于1664年出版的第一版中，他认为头木作业“并不友好”，因为“这项技术造成了太多‘吊死鬼’和‘矮子’，其中许多树木本该成为极好的材木。”然而，他接受截头木自有其用途的说法，建议人们应当每10到12年剪一次枝，“在春天刚开始，或秋天将结束的时候”。在后来版本的《森林志》中，伊夫林对他最初的文本进行修订，加入了对许多同时代作家观点的阐释。在1670年，他增加了“橡树将会遭受成为截头木的命运，它的头颅将会被完全砍去”的观点，而在1706年他又说“如果修剪得不太频繁，这会成就很好的桅杆，尽管它不再可能成为材木”。对《森林志》不同版本的分析证明，伊夫林对头木作业的看法，前后观点上是复杂且有细微变化的。当头木作业破坏了一棵树成为高品质材木的潜力时，他的观点是最为强烈的；但他也能看到，这样做可以延长树木的寿命，他认为这解释了为何许多在墓地中生长的古老树木都是截头树。他痛恨角树会被频繁地剪去头枝，使它们变丑且空心化，只为了获得木柴这样的事实，但也意识到这并没有阻碍树木变得枝繁叶茂。他记录了被截枝的橡树和白蜡树会长成圆形，但却是中空的，意大利常常被剪枝的黑杨则会成为葡萄藤生长的场所。至于榆树，他认为它们不应遭受“灭顶之灾”。¹⁴

比起约翰·伊夫林，摩西·库克对待头木作业的态度要更加积极。17世纪末，他在自己的著作中表示这项技术是得到广泛应用且很有价值的。他几次使用短语“优秀的截头木”（goodpollard）来称呼被截去头枝的白蜡树和榆树，还表示柳树和杨树“天生就是为头木作业而生”的。他还建议被截去头枝的杨树、柳树、白蜡树、榆树和桤树，未被截枝的部分不应当留得过长。库克把截头木看成一种有益的资源，还列举了汉普顿庄园的角树，因为头木作业收获柴薪而得到可观收益的例子；还主张建立“水边杨树林”截头木群，以实现更好的木材产出。甚至直到18世纪晚期，头木作业仍然被当时一位颇有影响力的农业作家认定成一种积极的生产手段。来自赫特福德郡小加德斯登村的农民威廉·艾利斯，同时也是一位作品得到广泛阅读的农业作家，在他的作品《材木的改良》里，专门有一章讲述“截头白蜡树”，另一章则关于“标准白蜡树”。艾利斯认为，头木作业会对橡树造成伤害，但对于其他树，诸如白蜡树、桤树、柳树、榆树和枫树，他支持它们应当接受头木作业，还认定“截头”应当与“标准”和“只留树干”一起，成为树木的三种形态类别。他认为“柳树的头木作业是一项伟大技艺，只需要过3到4年，树木便可以重新长出树冠”。¹⁵

但到了18世纪后半叶，大多数评论者开始把头木作业看成一种“反进步”的落后技艺，会对树木的潜力造成极大危害。拥有巨大影响力的阿瑟·杨就反对把树叶当成饲料。他记录了法国人把杨树和榆树的叶子当作饲料喂给绵羊，还觉得常春藤会增加母羊的产奶量。他还记述了在意大利和法国，人们收获榆树、杨树、白蜡树、角树、白山楂树和山毛榉的新枝是很普遍的，还把橡树和栗树的叶子混同其他种类的叶子一起当成饲料，并认为这种饲料是极其出色的。但杨还是反对这种实践，宣称用榆树叶喂羊是过时的事情。1796年，威廉·马歇尔断言，“我们要对截头木宣战”，以此作为对1664年伊夫林宣言的回应。马歇尔不喜欢农田四周环绕的木制篱墙，并且谴责截头木的存在，尤其是相对低矮的、出现在灌木篱墙中的那些，认为它们是“玉米地的祸根”。他觉得低矮的截头木阻碍了空气，影响了作物的生长。他同样也谴责了那些不够聪明的篱墙剪枝，不过也意识到篱墙中的截头木在燃料及农民个人收入方面很有价值，同时在林地或矮林稀缺的情况下也是很必需的。¹⁶

1793至1813年间，农业局委托《一般观点》（General Views）提供一组覆盖全国的农业状况的图片。在提交上来的120份报告里，有40份提及了头木作业、剪枝和削顶；大多数持高度批评的态度，用了很多消极的词语来形容这些“低劣的”、“造成伤害的”、“不堪入目的”行径。约翰·米德尔顿赞扬了米德尔赛克斯郡，并且拿“篱墙里几乎都充满了截头木，至少持续了200年”的萨福克与它相比。萨福克的截头木“对于佃户而言毫无价值，对于地主而言也不过只是完好树木的1/20，甚至1/30的收益，完好树木还可以避免农人无情的斧头的伤害”。他认为，“补救这种罪恶，最好的办法就是砍伐某个地主地产上的所有截头木”，而“截头木生长的时间越长，它们就会越发贬值”。虽然《一般观点》中的作家纷纷反对头木作业，但仍有一些证据支持这种做法，认为该做法对林地产出有所提升。1794年，W·T·波莫罗伊写道，在伍斯特郡“树篱处处挤满了榆树，虽然现在剪枝和去顶的习惯必然会损害它们的生长，但它们仍可以在相当多的规模下提供木材”。这样的木材可以用于烧火、修复大门和建筑物、制作农业和其他方面的工具。头木作业和剪枝可以控制树篱、树木阴影对作物生长的影响。约翰·克拉克曾写道，在赫里福郡，篱墙树木去顶对于作物而言是必要的做法：“对篱墙木材去顶，尽管这种暴力行径会对自然之美造成损害，但对于那些生长在树旁的蔬菜而言，好处却是立竿见影。”此外，当树枝必须“在篱墙中得到修整，取消这项实践作业其实是不可能的事情”。¹⁷

《一般观点》的作者实际上是在一致指责佃户而非地主，为了他们进行的“令人讨厌的”头木作业。佃户更喜欢“让每棵树都被截去头枝”，在错误的观念指导下，把地主的树“剪枝甚至是去顶，来提高他们自己的收益”。头木作业实际上是佃户们定期收获木材的一种方式，同样也是佃户们证明自己的权力凌驾于这些树木之上的手段。在贝德福德郡，头木作业被农户们看成是一种对于树木的“合理支出”：“这令人生厌的实践，通常起始于篱墙中的某个疏漏，一旦一棵树木因腐朽而倒下，就必须要有新的树木补充进来”，为此农户们“就会爬到邻居家的树上，去裁剪下他们所需要的材料”。此外，为了确保“树篱材料持续不断的供应，他还会砍下前头的树枝，然后宣称成功栽种的树木是属于自己的”。在拉德诺郡，一些“聪明绝顶的佃户”便会通过头木作业，把树木据为己有。在某些情况下，“佃户自己或者他前任的疏忽所带来的树木财富，可能会在树木成熟的时候……被地主重新夺取”。而为了再把财富夺回来，“一些低处的粗枝被砍下来并且烧光”。到第2年“再多几棵树也会面临相同的命运；第3年树顶则被砍掉，这之后树木就会变成佃户的永久财产”。按照当地的习惯，佃户随后“有资格随意爬到树顶之上，进而可以按照自己的梯度来开发这棵树木”。¹⁸

到19世纪早期，大部分评论者都认为，头木作业应当是一项该被停止下来的实践活动，一些人还严厉指责，这实际上是一种盗窃行为。它被认定成是早期农业系统的残余。很少有评论者还在探讨用树叶做饲料。不过还是有像詹姆斯·安德森（James Anderson）这样的作家，在1782年提到用苏格兰冷杉的嫩枝来喂养牛羊，以对抗那个反常寒冷的春天。不过他已经把这种方式当成一种非常规的做法。¹⁹17和18世纪的农业变化，使得树叶做饲料在农业改良人士眼中成了一种多余。干草、苜蓿、芜菁成为人们在冬天喂养畜群的更好选择。此外，19世纪中期农村煤炭消费量的上涨，意味着头木作业和剪枝作为柴火来源的意义不及往常那般重大。但人们如何停下头木作业呢？一个方案是地主们应当运用他们的权力，通过在契约中增加新条款来阻止佃户们对树木进行剪枝和去顶。

这很接近1786年尤维达尔·普莱斯在《关于对树木剪枝和剥皮的糟糕影响》中提出的建议。这篇文章刊登在《农业编年史》里，这是1784年由阿瑟·杨创办的一份商业期刊，主要刊登指导性的农业观点。普莱斯以对农场上的木材管理经常被交给佃户这一现象作为文章的开篇，“是谁如此聪明，以至于认为佃户们只是希望得到一点燃料，一片篱墙，最终让他们可以砍掉树枝，随意取用木材？”他还给头木作业和剥皮之间做了很明白的区分，前者意味着“砍掉树木的头部，让树木顶端和旁边的枝条都可以变得生机勃勃”；如果这种树木可以继续生长，它可以变得“十分庞大”，“外表十分庄重高贵”，甚至“产生除长度要求外可以满足各种需求的木材”。头木作业可以“尽可能少地破坏自然风貌”，尽管“在某方面”，它比剥皮“危害更大”。那是指它在一般情况下对“最有价值的木材”橡树的影响。1784年——1786年，托马斯·赫恩（Thomas Hearne）画下了这样一棵生长在赫里福郡北部唐顿庄园里的、长得过快的截头橡树。这幅画也是为普莱斯的朋友理查德·佩恩·奈特所作（图73）。

在普莱斯看来，“从树木顶部开始剥皮（像人们对榆树熟练操作的那样）”是“最致命，也是最丑化树木面貌的方式”。一旦被剥了皮，“低处的树枝就会变得很粗壮”，但“顶部的树枝几乎无法再度抽出”；而如果树木被反复剥皮，它“到最后就会腐烂”。他通过一位“非常留心于木材的商人”的报告，进一步论证自己的观点。这位商人告诉他，被剥了皮的榆树“千疮百孔”，十分不适合“生活在伦敦周边，那些孔洞就像管道，水会从那里灌进树节之中，除非给孔洞中灌上铅来加以保护”。他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虽然“在大多数人看来，给榆树剥皮，会让它们长得更快”，但这是一个全然的误解，是由“剥皮之后第一年树枝可以变得更长也更新鲜衍生而来的”。而总体上看，这样的树木的成长会由于失去枝条而受阻，因为它失去了树叶的帮助。

为了让观点更具说服力，他还提交了一个实例。一个“在赫里福郡莱德伯里拥有大宗财富的绅士相信，给榆树剥皮确实会对这种树木造成十分巨大的影响”。这个人希望一棵榆树能得到砍伐，它在一定的年份里已经被两次剥皮了，而它被剥皮的当年尤其令人记忆犹新。众所周知，通过年轮可以显示出树木的年龄，而树木如果长大，它的年轮也会随之变大，反之则会变小；当这棵榆树倒下时，人们发现在剥皮之后，榆树的年轮明显收缩，到了第2年就会变宽一点，年轮会随着枝条数量的增加而变大，直到再一次被剥皮，年轮又会以相同的方式收缩。

普莱斯认为，“在这个实例里，这位绅士因真相而感到震惊，从那时起他再也不允许佃户触摸自己的任何一棵树”。而“莱德伯里地区的榆树的规模与美丽”也就成了一份“长期有效的证明”，来说明“这个实例所揭示的问题对周边地区的影响”。²⁰

普莱斯指责地主们纵容自己的佃户侵犯成材木，令它们变成了截头木，并因此使得“每座农场通过树木得到的利润，以这样的方式，从地主转移到佃户们身上”。他承认佃户作为客体，“如果不允许他们从树木上有所收获，他们可能既得不到燃料，也没有篱墙木，篱墙也会因那些高度超过他们的树木而受损。”此外，他被农夫们告知，一些工人以“爬得尽可能高为荣，并且鄙视那些在树顶留下许多枝条的人”。普莱斯因此寻找到一种妥协的可能，“让佃户可以砍伐一些低处的树枝，剪枝的高度要有所要求，可以是整棵树木的1/4、1/3，至多1/2.”普莱斯认为这样可以在租赁关系中实现一种缓和。然而此外，他还认为地主应该在林木管理中采取足够多的行动，管理每一棵树，无论是在篱墙中还是在田地里，都该被登记。

他的建议是，“记录下每个农场、每块土地上树木的具体数量，并登记造册，划分种类，标记出橡树、榆树、白蜡树以及那些曾受到裁剪的，从开阔地到篱墙中的树木。”他认为这会“非常有效地掌握每棵树木的大小，粗略估计出它们的价值”，在“规模与价格上，都会对树木有所帮助”，只要采取行动便可以看到效果。这种层面的管理，另外的一个好处是“只要人还在农场，佃户们就要格外小心他们对树木进行的剪枝、剥皮甚至是砍伐，因为那时他们必然会被发现”。²¹这一系列建议在几年后被普莱斯的朋友、莱德伯里公园的拥有者、银行家约翰·比达尔夫采纳。在1817年7月的《木材日志》里，他对自己“生长在莱德伯里教区及唐宁顿几处地产上的所有成材木及幼木进行了勘查并估价”。²²农场上的每一棵树都“被记录并用白油漆标上了记号”，汇总列表最终包括“处女橡树”：493;“截头橡树”：320;“榆树”：181;“杨树”：31；以及1棵“沼泽榆树”。截头橡树和榆树的数量十分引人瞩目。在这本日志里还记录了从19世纪20年代起到1829年树木的销售记录。

普莱斯建议地主们通过文件记录和监督来实现对林木的实时控制。《一般观点》也提供了相似的方案，把反头木作业加入到租赁合同中的提法也得到人们强烈的支持。在白金汉郡“切斯特菲尔德勋爵地产上的去顶实践为肯特先生所禁止，这种作业在他所管理的地产上已经销声匿迹”。纳撒尼尔·肯特是一位受到尤维达尔·普莱斯强烈影响的土地中间人。约翰·米德尔顿则建议，“协议应当基于禁止任何佃户染指任何树的顶部……违者每人处以5镑的罚款。”他还认为，“任何最近经历过头木作业的树木，都应当被当作证据；任何犯下罪行的人总应当付出代价。”但其他人觉得这种条约是收效甚微的：“的确，在所有的协议里都应当有这么个条款——任何佃户都不应该破坏、削顶任何树木”，“这在理论上看起来很恰当，但总要用实践来说话。”²³

古老的头木作业和剪枝作业实践，其重要性在17至20世纪这三个世纪间不断下降。许多论据都被用来反对头木作业。首先，在17世纪晚期，头木作业被认为是一种古老的时尚行为，用以产生木材或喂养动物。在广泛圈地以及现代化土地管理的背景下，热心于打理农场和专注于管理林地的人的区别开始越发凸显，头木作业及剪枝作业开始变得边缘化。它们被看成一种既不能创造高品质木材，也无法产出高品质饲料的实践活动。其次，头木作业被看成一种极少有益于提升农户及土地所有者生活品质的活动，它被一些农户和公有土地使用者败坏，成为对地主们极其有害的行为。积极的头木作业曾是绅士们对小农们的实践要求，就此却成为他们眼里一种十分短暂回忆的见证，证据也散落在篱墙和田地之中。最后，截头木成为自然景观里不够自然的元素，只有自觉被“改造”，才能重新自然化，进入到风景之中。这三组消极的证据把头木作业从17世纪时一种相对良性、带有田园风情的活动，转变成18世纪末期一种落后的、野蛮的，甚至是邪恶的行为。

对头木作业的批判，伴随着人们对土地所有权的进一步专注而甚嚣尘上。树叶饲料重要性的持续下降，煤炭使用率提升并逐渐在农村取代木柴的利用也同样是重要原因。而一般来说，作家们大多对头木作业和剪枝作业持批判态度，同样也是最具影响力的因素。少数作家提供了有关这种实践的实际观点，并在某些情况下对头木作业进行支持和赞美。当然，到了19世纪，头木作业通常被视为一种过时的、带有剥削性质的实践活动，对重要资源造成了破坏。但对树木削顶的权力，在某些特定的地区仍然被小心翼翼地保留了下来，直到世纪末。最著名的例子要属这一权力在埃平森林的争夺战。

到19世纪中期，人们对埃平森林的管理仍然是很混乱的，而随着伦敦经济的增长和地产价值攀升，修建新房屋的压力空前巨大。到1857年，这里的领主是臭名昭著、十分奢侈的莫宁顿勋爵，他是惠灵顿公爵的侄子，莫宁顿勋爵在《晨报纪事》的讣告宣称“他从未以单一的美德实现救赎，也不曾以单独的恩泽得到夸饰”。莫宁顿勋爵把他的森林部分围起来，并通过出售地产获利。当地的地主，通常是地方治安官，散布了穷人们进行头木作业、剪枝以获得柴火的行为是无效的这一决定。尽管少数地主在通过他们自己的地产收获利益的同时，也对开放森林提供了保护，但多数人还是把这种持续的权力看成是鼓励“浪费”、“道德败坏”，受到特权庇护的圈地以及被取消的森林权力，成为一种“以无理取闹的手段实现的；基于原始社会规则与束缚实现的早期地产及利益关系”。

三个劳顿人，塞缪尔·威灵盖尔、阿尔弗雷德·威灵盖尔和威廉·希金斯以头木作业和贩卖柴火为生，却在一次进行了剪枝作业后被判定有罪。他们选择在1866年去伊尔福德监狱服刑，而不是缴纳赔款和罚金，为的是坚持他们所持有的古老权力。从1865年起，“大众保护协会”（Commons Preservation Society）通过支持公众关注的方式，对这些纠纷造成了影响。人们针对纠纷复杂的法律性、地役权以及共同用益权展开了辩论。最终，在1878年《埃平森林法》颁布后，余留下的荒地“被保护给公众使用”。1882年5月，维多利亚女王开放了这片森林，在她的日志中记下这“伟大的热情”，并把“东端作为一种消遣场所，给予穷人使用”。²⁴根据该条款，被提供用以清理的树木，应当在埃平森林中保持其“自然状态”，新委员会的成立会进一步阻止剪枝作业，以保证“装饰用树木”的生长。相应地，劳顿地区的村民会得到补偿，而一笔6000镑的捐赠将作为“劳平基金”（Lopping Endowment,lopping即“剪枝”），在1884年为当地工作的男子建立一座娱乐中心。自落成的那一天起，“劳平大厅”（Lopping Hall）就被看成是对头木作业这一古老实践的纪念。工艺美术设计师、社会活动家威廉·莫里斯为角树在剪枝作业停止后的形态而欢呼，宣称“我会把它们留给自然”，而不是村人们的斧子。但许多剩余的未被砍伐的截头树则在19世纪90年代起带来了一系列管理难题，并继续延伸有关头木作业这一非自然实践未来的辩论。这场辩论最终由中产阶级获胜，他们获得“美学趣味和科学原则的支持，它们关乎国家甚至是国际性原则，远胜于当地人的立场”。但在短短80年后便逆转了战局，让土地管理者在历史生态学者的研究背景下再一次引进了头木作业。²⁵

总体而言，到20世纪50年代，头木作业处于濒临消失的状态，在英国几乎被完全遗忘。人们只是在近20年才重新对它产生了兴趣。这本身就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如画美学的遗风、随之产生了保护现有的古老截头木的热情，以及人们发现它作为珍稀甲虫、蜘蛛和真菌栖息地的自然价值。这种对头木作业的保护尚处于萌芽阶段，但现在已经燃起了可观的热情，激励了如“古树论坛”（the Ancient Tree Forum）这样的组织，进一步对整个英国幸存的古老截头树进行记录与测绘，他们的足迹甚至遍布整个欧洲。人们也对发展有效且安全的管理、保护大型而生长速度过快的截头木、生产新截头木的方式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然而，许多处于这一实践过程不同阶段的本土知识——截断树枝、晾干枝叶、枝叶的储存方法、不同树木枝叶的营养价值及它们对动物健康的影响——在今天却已经遗失了。

图54 劳平大厅的正门，埃克赛斯，劳顿，1884；由爱德蒙·伊根设计建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