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类学家的观察

文/陈赛 | By Chen Sai

人类学最令人欣慰的悖论、也是最激励人的特征，就在于研究“他者”的同时也是一个自我发现的生命旅程。——威廉·亚当斯

40多年前，著名的英国社会学家亨利·泰弗尔设计了一个实验，让人们根据对克利和康定斯基的画作的喜好而分成两组。实验显示，他们对自己的组员很友好，却对另一组的人相当苛刻。此后，为数众多的实验都向我们揭示，哪怕是再微不足道的文化身份标记都能够让人产生对“他者”/“圈外人”的敌意——甚至连随机分配的衬衫颜色都能做到这一点。

与此同时，这种对“他者”/“圈外人”的敌意，似乎又与我们天性中高贵的另一面紧密结合，即大规模合作能力与无私的自我牺牲精神，例如为自己所属的群体而战甚至牺牲生命。美国经济学家塞缪尔·鲍尔斯指出，对自己群体的爱与对异类的敌意很可能相辅相成，从而形成了一种善良与暴力混杂的奇特局面——“就像一半是慈悲的特蕾莎修女，一半是战斗的兰博。”

人类社会的许多问题都源自这种古老的“我们vs他者”的思维模式，以及由此而来的种种偏见、预设与刻板印象。是的，我们信任与我们相似的人，但这意味着我们必然要恨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人吗？人类的多样性（文化）与普同性（人性），是人类学家最重要的两个主题，尤其是“多样性”。“就理解人的多样性而言，没有任何一个学科所做的贡献可以与人类学相比。”大卫·帕金在北大讲学后的专访中如是说。

作为一门学科，人类学从一开始就不自觉地从事着对“他者”的研究。人类学的先驱人物（包括马林诺斯基、拉德克利夫·布朗、博厄斯、列维·斯特劳斯等）的成就无不建立在他们对异邦文化（他者）的研究之上。他们千里跋涉，历经艰辛，去到一个个偏远、神秘的村落，学习当地人的语言，参与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中，长时间观察他们。也曾感慨：“这些人多么神奇啊， 他们的工具是多么有趣，他们的风俗是多么奇特！”但与此同时发现：这些陌生的“他者”与我们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关于婚姻、血缘关系、金钱、权力、冲突、背叛、死亡……他们被理解的视角、他们看世界的方式、他们思维的本质以及他们应对这些问题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都能能让我们反省我们自身的文化模式、破除长久以来的偏见与预设。比如，研究契卡索印第安人的血缘关系也许能帮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是如何依赖自己的血缘系统；重建祖先的生计策略也许能帮助我们理解今天所面临的经济与环境问题；如果我们能理解古玛雅文明是如何获得和维系权力系统的，也许能为今天的校园政治提供洞见。

所以，对人类学而言，“他者”本质上是一面镜子：人是一种存活于“关系”中的动物，倾向于在关系中界定和认识自己，并以此为依据与别的个体进行互动。为了更完整、准确地认识自己，我们需要一个对照或镜子。个人如此，文化亦如此。

大卫·帕金出生于 1940 年，从20世纪70年代起先后执教于英国最具影响力的人类学院系，分别担任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授、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及牛津大学万灵学院院士，其主要学术贡献在于对非洲人类学研究、政治文化、跨文化语义学及土著哲学等方面。今年5月，他受北大大学堂顶尖学者计划邀请，在北大讲学，并接受了本刊的专访。

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类学对“异文化”的研究，目的不在解码“他者”本身，更不在“猎奇”，而是接纳多种文化的可能性，以此丰富我们对人类本性的理解，从文化的迷思、狭隘的暴政中解放出来。从90年代开始，随着政治格局的剧变、多元文化的兴起、互联网的出现，人类学家面对的是一个“超级多样性”的时代——在帕金教授的4场讲座中，他多次借用德国社会学家史蒂夫·韦尔托韦茨（Steven Vertovec）提出的“超级多样性”的概念来指称这个新时代的特征，以及由此给人类学者所带来的挑战。在这样一个时代，来自于不同文化背景的社群杂居于超级城市（mega-city）里，这些流动的新移民带来了语言、宗教、社会、政治以及文化的多样性。偏远、神秘的村落正在消失，“自我”与“他者”的分野不再像过去那样清晰，人们不再以空间的关系组合在一起，而更多以共同利益、兴趣联接起来，层层相扣成一个个庞杂的层级网络。人类学家无法分析整个网络，而只能以人的行为为起点，以这个网络的最小节点为起点，然后逐层往上，从而到达对整体网络的理解。

《新知》：“全世界的所有问题，没有人类学不能谈的”，是这样的吗？

帕金：可以这么说，人类学是一门集合的、开放的学科，任何人类感兴趣的任何东西都可以是人类学家研究的对象。作为一门学科，它非常具有适应性，一旦当世界发生变化，出现文化潮流变迁、人群迁徙，人类学者都必将随时应对这些变化。

我的一个同事经常说，我们做的事情有点像吸尘器，事无巨细：什么都先吸进来，然后再慢慢消化和整理。在我做田野调查的时候，我对社群中发生的所有东西都保持警觉，任何东西都可能与我调查的问题有关系。即使与调查并不直接相关的细节，我也只是把它暂时放在一边，而不是遗忘或者丢弃，因为最后它仍然有可能进入我的分析。所以，当你开始田野调查的时候脑子里会带着一个问题，但过了一段时间，你的问题和视角也许会完全改变，比如有人一开始想调查某个地区的婚姻问题，结果却转移到群体之间的冲突。有人会觉得这不科学，但在人类学而言，这是完全合理的。因为我们不想预设能找到什么，而更愿意被自己所见所闻的事实引导着往前走。对我来说，科学的定义一直都是“对于知识无偏见的追寻”。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其实很像小说家：一方面，我们对人的故事感兴趣，只不过这些故事基于事实，而非想象；另一方面，我们倾向于观察生活中很小的事情，而不是在大的语境之中讨论问题。比如，如果我们要了解世界经济如何影响当地农业，我们不会做大型的调查，而是比较两个小小的村庄。

《新知》：人类学家经常被认为是“惹麻烦的人”， 为什么这么说？

帕金：因为我们经常质疑关于人类的一些基本预设，比如种族意识、歧视等等。就理解人类的多样性而言，没有任何一个学科所做的贡献可以与人类学相比。

我们致力于理解人与人的差异，并在差异中挖掘共性——无论我们的习俗差异如何大，我们都是人类的一部分。尽管表现方式不一样，但我们都面临同样的存在问题。比如我最近在读一个中国人类学者的著作《自杀作为一个中国问题》，书中是从中国人的视角看待自杀问题，与涂尔干的西方视角完全不同。

人为什么自杀？“觉得压抑、人生没有意义”这都是一样的，但他们对自杀的思索各不相同，在非自杀不可的理由背后，他们感受到的耻辱、迷失也各不相同。也可以说，虽然对自杀的表达各不相同，但自杀是一个人类共同的存在难题。

《新知》：您被称为“典型的英国人类学家”，“典型”是什么意思？您个人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

帕金：英国人类学家一般更偏重社会人类学，这里的“社会”是广义的，没有什么东西或者现象是外在于社会之外的。

我个人的兴趣主要在语言。现代大都市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就是语言的多样性，尤其是欧洲的大城市，比如巴黎、法兰克福、伦敦，最近几十年，移民潮将世界不同区域的人带到这些城市，语言极大的丰富。作为人类学家，记录语言的多样性和变化很重要。

第二是找到某种语言的独特之处。每一种语言都有一些独属于自己的词汇，即使是英语和德语这两种血缘上非常邻近的语言，也有不少难以翻译之处，就像德语中的“Schadenfreude”（幸灾乐祸），在英语中就没有对应的词汇。这些语义的微妙之处，会影响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比如我在法国讲法语的时候，看世界的方式与我在英国说英语时相比就会有微妙的差异。

我自称是一个“不可知论者”，因为我接受这样一个现实：我们生活在一个矛盾的世界里，人类貌似掌控一切，但在现实中，我们与其他生命形式一样有限。

近几年来，我还对进化生物学和语言考古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比如智人什么时候发展出了语言？是生理的模仿，还是某种社会条件，导致了智人开始发出某些特定的音节？

就语言的源头而言，我们大概可以追溯到5万年前，智人开始群居生活，以狩猎采集为生，他们要一起面对很多问题：捕猎，庇护所、安全、迁徙……这些都是生死攸关的决定，交流和沟通变得很关键。这些既是生理的进化问题（身体的功能、发音的功能），同时也是社会与文化问题。斯蒂芬·麦森的《歌唱的尼安德特人》（The Singing Neanderthals，Steven Mithen）和克里斯托弗·斯特林格的 《出非洲记：现代人类的起源》（African Exodus: The Origins of Modern Humanity，Christopher Stringer）都是这方面的杰作。

过去的进化人类学只关心记录不同类型的人种、记录社会与文化发展如何出现以及人类在生物学上的共同性。但现在开始越来越多的与社会文化学结合，这是一个很好的倾向。

比如：古DNA的研究发现，尼安德特人曾经与古智人杂交，而我们作为现代智人，身上都有尼安德特人的血统，这当然是很重要的发现。但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说，除了这些古人类的遗骨之外，我还想看到遗骨被发现的背景，杂交的社会与文化条件，他们是在什么情况下相遇、在什么情况下杂交、是否有正式的婚姻、墓葬仪式如何等等，我们需要一个更完整的人类学视角。

《新知》：在几天前举行的人类学圆桌会议上，您提到了当代世界的几个主要危机：恐怖主义、移民潮、数字技术和物质消费主义。为什么有这么严重的危机感？

帕金：我想，每个时代的人恐怕都抱着属于他们自己的强烈的危机感。无论一战、二战、还是冷战时代，都有让人觉得惶惶不可终日的理由。恐怖主义好像是当下的危机，但实际上它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了。1970年代当时首相爱德华·希斯就说过，我们最大的问题不是国家之间的冲突，而是恐怖主义战争。这场危机最大的特征是冲突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这不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我不认为欧洲国家之间会再爆发战争，或者中美之间会爆发战争。我们与恐怖主义之间的战争，更多的是对方行动、我们反应；双方不再宣战，不再谈判，也无法达成妥协或者协议，我们不知道应该如何对话，也不知道可以就什么进行对话乃至对话的目的是什么。

有时候，政治上的分歧会表现为宗教上的分歧，关键是分清楚分歧的本质是什么？ 在我看来，我们这个世界的宗教不宽容只是一种症状，真正的症结在不平等。我认为，不平等的增加也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根本性的危机，这与恐怖主义很大程度上是相互关联的。

《新知》：您对宗教的态度是什么样的？

帕金：我是一个不可知论者。我对生命的所有形式感兴趣。人类是一种生命形式，我们在自然的生物链中取得了特权的地位，具有了生杀予夺的权利，但我们同时也意识到，我们的力量是有限的，也必须受到限制。没有限制，必然会导致灾难。作为个人，我们也必须面对自身的限制、死亡本身的限制。当我们一步步接近死亡，就越能意识到我们是多么的有限。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自称是一个“不可知论者”，因为我接受这样一个现实：我们生活在一个矛盾的世界里，人类貌似掌控一切，但在现实中，我们与其他生命形式一样有限。

1952年，我21岁，第一次去非洲做田野调查，目睹了很多孩子的死亡。每当流行病爆发时，这种惨剧就一再发生。人们失去亲人，有时候是妻子、丈夫，但孩子总是最让人心碎的，在非洲大部分的地区，直到今天，儿童在5岁之前的死亡率是50%。这种时候祈祷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如果是我，我会做同样的事情。从这个层面来说，我们都是脆弱的。在人生的某些阶段，我们会向外部某种不可知的力量求助。 但是，从另一角度来说，这也是一种积极的愿望，继续寻求理解，寻求真理，哪怕我们永远无法到达真理。这是人类最了不起的能力，也是我生命的任务：一方面我们希望这个世界变得更安全，更和平，另一方面，我们希望理解自我，理解宇宙，理解我们在宇宙的位置。

《新知》：有人认为，硅谷的技术正在成为一种新的宗教。

帕金：他们是终极的还原论者，倾向于将一切简化到某种形式的理解，你不能说它是错的，但如果要证明它是对的，要等到很久很久以后。也许，总有一天，人类的思维、情感、意志都可以用生物化学的方式来解释，但相信这一点几乎就像重新相信上帝一样。

1000年以后，如果一个人失去孩子，你也许可以用那种科学的方式来解释他的悲伤，但你仍然可以用普遍的方式来解释：你爱你的孩子，你失去了他，当然你很悲伤。即使有一天，科学家真的可以证明，人类没有自由意志，我们仍然可以适应——在什么情况下，这种决定论可以被改变？这样，你就会有因果律的第二层秩序，这会是新的挑战。我认为，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与人工智能或科学无关，而是战争、冲突、领土争端，争霸的野心基于地缘政治，由恐惧、不安全感驱动，从某种角度来说，千年来都是如此。

所以人们对于技术的忧虑是合理的，但归根结底，你只能信任人类的判断力，相信我们的集体智慧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我经常惊奇于人们在某些关键时刻对于某些事物的反应，他们说“等等，这不是我们想要的”，然后转身走开。

《新知》：您对人的判断力的这种信心来自哪里？据我所知，人的判断力挺糟糕的。

帕金：来自高龄吧，活得足够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