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明家不等于企业家

1956年，三位美国物理学家、发明家肖克莱(1910～1989)、巴丁(1908～1991)和布拉顿(1902～1987)，因为在1947年12月23日发明第一只晶体管——锗材料点接触型晶体管，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这里要讲的是，肖克莱弃“科”从“商”，最终“败走麦城”的故事。

肖克莱出生在英国，但长住美国。在1936年获得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的博士之后，这位理论上造诣较深的固体物理专家，当年就来到贝尔电话实验室工作，一直到1942年，才转到美国海军反潜作战研究小组，并工作到1945年。1945～1954年，他担任贝尔电话实验室固体物理研究所主任，晶体管就是在此期间发明的。

1949年，肖克莱提出了PN结理论，使结型晶体管得以诞生，这“更上一层楼”的发明，使晶体管走向更实用的阶段，逐渐得到广泛应用。肖克莱自然预料到晶体三极管会被社会广泛需求，因而商业前景不可限量。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在这种背景下，肖克莱于1954年辞去了贝尔研究所的工作，来到了他的故乡——加利福尼亚州的硅谷，寻求发展。他在硅谷瞭望山创办了肖克莱半导体研究所——一家商业性企业。1956年开始，肖克莱录用了他的8位追随者担任助手——这些30岁以下的青年科学家都是从美国东部陆续来这里放飞梦想的。其中著名的有：1959年发明集成电路的罗伯特·诺依斯(1927～)，1964年提出“摩尔定律”——“集成电路上被集成的晶体管数目将以每18个月翻一番，价格减半”的摩尔(1929～)。

那么，肖克莱为什么要到硅谷呢？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50年代以前，这个名叫圣克拉拉的地方，还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附近一处不起眼的水果产地。然而，这里却与电子技术有天然的渊源——当年李·德·福雷斯特(1873～1961)正是在这一地区的帕洛阿托(Palo Alto)发明电子管的。当1971年《微电子新闻》编辑霍夫勒(D.Hoefler)将此地命名为“硅谷”的时候，这里已经变成了微电子技术的发祥地和计算机革命的摇篮。

硅谷的崛起主要得益于斯坦福大学。1891年10月1日，美国铁路大王利兰·斯坦福(1824～1893)为悼念早逝的独子小利兰·斯坦福，创建了这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大学。他斥巨资购买了5万公顷的大片牧场的斯坦福大学，就座落在帕洛阿托。

20世纪30年代初，电气工程系教授弗雷德里克·特曼(F.Terman)出任斯坦福大学副校长。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导师正是第一台模拟计算机的发明者布什。布什对学生们一再强调：“大学不应该作为专修学问的象牙塔，它要成为开发和应用科技成果的大本营。”

特曼走马上任以后，就把这一思想付诸实施。他从老斯坦福赠给学校的土地中划出579英亩(1英亩约合4046.86平方米)，创建一个高科技的“斯坦福研究园区”——以斯坦福大学为中心，集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工业园区。这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硅谷”，特曼也因此被公认为“硅谷之父”。

20世纪90年代后期，硅谷云集了7 000多家电子和电脑企业。新闻记者惊讶地写道：“这里的人远远不只是把沙子变成黄金，他们是在把沙子变成智能”。

肖克莱煞费苦心经营着自己的企业。然而，在贝尔电话实验室搞科研和在自己的研究所里从事商业活动，毕竟是两码事——甚至有天壤之别。肖克莱不会做生意，对如何开发他的发明，又如何使企业赚钱；如何与对手竞争，又如何与同事们和谐相处共商大计，他基本上都是外行。对此，特曼评论说：“肖克莱在才华横溢的年轻人眼里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人物，但他们又很难跟他共事。”

电脑史中的一个趣闻是，1957年，在罗伯特·诺伊斯的带领下，8位青年——后来被称为“8个天才‘叛逆’”一起离开肖克莱“叛逃”，决心自己创办公司。

肖克莱的企业成了纯学术和纯科研机构，而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商业实体。没过几年，助手们逐渐意见纷纷，一个个离他而去。企业不但没有新的发明，反而老本亏损，一天天入不敷出，最终难以支撑，结果被另一家公司收购。

“知识就是金钱”，但知识不会自动摇身一变——成金钱，而通常要经过知识→技术→产品设计→实验试制→申请专利→中试→小批生产→试销→改进→大批生产→进入市场的复杂阶段。

在今天，也有一个“神州版”的肖克莱一王全杰。这位当今中国皮革界的科研顶尖人物，取得了一系列皮革方面的创新成果，并凭借这些成果去“半下海”——兼当了一家皮革企业的总经理和董事长。虽然起初企业还红极一时，但结果却发现自己并不是搞管理的料一一例如不忍心惩罚发出两只空箱子到纽约的“麾下”，接着就是效益下滑和亏损。加上“下海”和科研(兼带研究生)的时间冲突等原因，最终收回了伸进“海”里的那一只脚——先后辞去总经理和董事长职务。回到皮革科研领域。在2005年11月10日夜，中央电视台第2套节目对此做了详细报道。

肖克莱“下海”失败揭示的哲理是，他没有在自己最擅长的理论研究领域大显身手；相反，却在一个并不熟悉的领域——商业和企业领域去另起炉灶。他当时并不明白，自己虽有杰出的科研才能和一定的领导才能，却没有优秀的经营才能。科学家和发明家并不等于企业家和成功的商人，因为各是各的“学问”。因此，每个人都应找准自己在社会中的坐标，才能有所作为；用人者也应根据这一原则才能使下属“各显其能”。如果要牛顿去做生意，未必能有世人共知的辉煌。

人都有长处和短处。有的擅长理论研究，有的擅长实验制作；有的擅长科学活动，有的擅长生产经营或社会活动，等等。因此，设计自己，抉择职业时应扬长避短，以免发生肖克莱那种失败。在这方面，爱因斯坦拒当总统的故事，能给我们以启迪。爱因斯坦的终身好友、以色列第一任(1848～1952)总统魏茨曼(1874～1952)，在生前就曾表示，愿意把总统职位让给爱因斯坦。但爱因斯坦婉言谢绝了：“我整个一生都在研究客观事物……缺少与人民和谐相处、行使官方工作的经验……我不适合在那么高的职位上任职……”

梅雷迪思说：“生活是不会在我们前头设置路标的。”所以，有时抉择是否正确并不是末卜先知的，只有在失败后才会发现原来抉择的失误，这时就应及时改弦易辙，当好“事后诸葛亮”，以避免再次失误。

磨亮梭镖(学好“打天下”的本领)、找准坐标(摆正在社会中的位置)、定好目标(确定奋斗方向)和修正航标(调整前进的航向)，是人生的四件大事，人人都要好好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