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爱大自然的人都是好人

唐锡阳　热爱大自然的人都是好人

唐锡阳　热爱大自然的人都是好人^[1]

地球很大，但不是无边无涯；地球很美，但不是青春永在；地球很富饶，但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地球上不能只关注和发展一个物种

记得十多年前有人问我，苍蝇、蚊子、老鼠要不要保护？在《我们为什么要热爱野生动物》一文中我回答说，这些动物很多，不用保护，而且应该控制，但也不能灭绝。如果苍蝇、蚊子、老鼠灭绝了，那么吃这些动物的鱼类、鸟类、兽类也无法生存，当然也会影响自然生态和人类自己。而且应该说，现在的苍蝇、蚊子、老鼠之所以多，多到不利于人类生存，也是人类造成的。人类滥垦滥猎和滥施农药，消灭了控制这些动物的天敌，才造成它们的恶性发展。但假如有朝一日苍蝇、蚊子、老鼠面临濒危，我们也应该保护它们。把生物分成益与害，这只是对人而言，或者说是对狭隘的人而言。即使从这个角度出发，也很难说清每一种生物的益害。医学科学家用猴子的肾脏培育出小儿麻痹疫苗，使亿万儿童避免了夭折或终生残疾之苦；袁隆平科研小组1970年在海南岛发现了几株雄性不育野生稻，实现了水稻杂交的历史性突破，被人尊称为中华民族的第五大发明；再如，犰狳是除人类外惟一能感染麻风病的动物，秃鹫嗜食腐肉却能不受致命的肉毒梭菌的侵袭，这些都为防治某些疾病带来了希望。动植物、微生物给人类在衣、食、住、行、医药和科学进步等方面提供的用途是十分广泛的。但人类对它们的认识仅仅是“沧海一粟”，我们不能仅看到它们的害，而看不到它们的益，或者说此处有害，彼处有益；废之有害，用之有益；今天有害，明天有益；对人有害，对大自然有益。任何片面的、短视的行为，都是不符合生态规律的。

比如白蚁，人居环境中的白蚁确实应该消灭，但森林中的白蚁在处理残木病树、转换物质能量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们和许多兽类、鸟类、昆虫及微生物一起，清理大自然的垃圾，促进了大自然的良性循环。而且自然环境中的白蚁不会像人居环境中的白蚁那样暴发繁殖，因为有食蚁兽、鸟类、食物、气候等因素控制它的数量。生物与生物及生物与环境之间，总处在一种生态平衡之中。除非人类不尊重自然，乱砍滥伐，毁坏森林生态系统，破坏这种平衡，才会造成病虫害的恶性暴发。1986年9月我在内蒙古的白音敖包自然保护区就亲眼见过这种情景，一片珍贵的特有的沙地云杉在遭遇火灾和无情砍伐之后，紧跟着又遭到一场病虫害的浩劫。

最近有人不谈今事，却谈宋朝，提出这样的问题：宋朝的老虎吃人对不对？武松打虎该不该？其实从动物行为学来观察，老虎能吃人，但不主动攻击人；它只有在受到攻击，或者为了护幼，或者是呈病态时，才会伤人。也有个别地区的老虎一旦吃过人，就形成了习惯而多次吃人，孟加拉虎就有过多次记录。总的来说，老虎吃人是被夸张了，特别是通过传说、故事和神话的渲染，给人造成了“谈虎色变”的印象。而人吃老虎，却是千真万确的。吃老虎的肉，穿老虎的毛皮，用老虎的骨头入药，用老虎的生殖器壮阳……老虎吃人只是人吃老虎的万分之一甚至更少。人是老虎的惟一天敌，是老虎濒危的罪魁祸首，人不仅是用棍棒、弓箭、猎枪、毒饵、陷阱等手段，还用截断老虎的食物链和毁坏老虎的栖息环境等斩尽杀绝的办法。今日，新疆虎已经灭绝了，华南虎濒于灭绝，东北虎也岌岌可危了，我们的子孙要认识这种大型的、威严的、美丽的、保护森林生态的顶端动物，恐怕只能到动物园、博物馆，或者到俄罗斯、东南亚去。这个过程很短，也就是五六十年。

现实已使我们痛感到，生物物种的急剧消失，已经威胁着整个自然界，也威胁着人类自己。保护一个物种，意味着保护若干物种、保护一个生物群落、保护一个生态系统。而随便引进一种客籍生物，也会对当地生态造成极大破坏。世界是相互关联的，牵一发而动全身。草原中没有了狼，森林中没有了老虎，或者是在澳大利亚引进了兔子，在中国引进了水葫芦、薇甘菊，这都不是小事，而是生态中的大问题。

我们可要警觉，没有地球的自然环境，人类及所有生命都是不能生存的。而地球很大，但不是无边无涯；地球很美，但不是青春永在；地球很富饶，但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次印度洋地区地震海啸发生后，很多人都提到了一种特殊的适应咸水生长的海滩森林——红树林，红树林除了拥有许多特异的生态功能以外，在减轻台风、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中，有其极重要的作用。遗憾的是印度洋沿岸的许多国家，还有我国沿太平洋的广东、广西、海南、香港等地区，把许多珍贵的红树林群落改造成人工海岸。砍伐和毁灭红树林，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其结果都是得不偿失。

怒江、原始森林、老虎……都是漫长的自然历史不断演化、不断优化的结果，应加以保护。有些东西毁掉了，可以再建一个，甚至建得更“好”，虽然丧失了历史和文物价值，毕竟还算是恢复了一个仿制品；而怒江被破坏了，原始森林被砍了，老虎灭绝了，就永远不可逆转。所以，我们必须尊重自然，我们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要特别慎重。

只有尊重自然，人类才有作为

有人认为，如果敬畏自然，人类就会无所作为。我的看法与之相反，人类只有尊重自然规律，才有作为，甚至是大有作为。

我曾三访四川都江堰，那确实是一项千古不朽的水利工程。它完全是按着自然的山势和河势，用“鱼嘴”把奔腾不息的岷江劈为两半，西边一半江水通过闸门向外江流去，从宜宾汇入长江；东边一半江水通过人工开凿的“宝瓶口”，限量流入内江，灌溉着几百万亩成都平原。无需任何外来的能源，涝有外江自动分洪，旱有内江自流灌溉，二千二百多年以来，形成了—个“天府之国”的人工生态系统，2001年3月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在都江堰的山旁还屹立着一座雄伟的大庙，是世界上惟一尊水利专家为神的殿堂。我觉得研究水利的人都该去庙里磕几个头，从李冰身上吸取一点尊重自然、师法自然的灵感。遗憾的是现在水利部门竟要在离“鱼嘴”只有1310米的上游，另建一个大型的杨柳湖水库，如此将彻底摧毁这个世界文化遗产。由于遭到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这个水库“暂停”了。但上游6公里处的紫坪铺水库仍在修建，应该说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

美丽的大自然

珠江三角洲的“桑基鱼塘”，也是一种有五百多年历史的人工生态系统——水体和陆地交互作用的成功典型。塘泥肥桑，桑茂蚕壮，蚕壮丝多、屎多，丝多收益多，屎多鱼肥，鱼肥塘泥养分多……这种物质和能量顺利传递的生态平衡，既保护了生态环境，又扩大了经济效益。每年可以获得八造蚕丝，每亩产鱼千斤以上。所以这一地区平均每平方公里养活600人，成为我国农村最富裕、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而且这种生产方式已经扩散到其他领域和地方，如草基鱼塘、垛基鱼塘、果基鱼塘、稻苇鱼、稻鱼麻等等。可惜在经济开发的大潮中，珠江三角洲这种典范的人工生态系统，也日益被蚕食了。

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与技术

科学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是揭示自然、社会和思维规律的知识体系。科学无疑是社会进步的象征，它有着光辉的前程，也经历着艰难而曲折的道路。真正的科学不怕批评与反对，越批评越科学，越反对越科学。

现在有人喜欢用“反科学”的帽子来吓唬人，这正好说明了吓唬人者思想、方法、态度不科学。

纵观近百年的科学与技术发展，我们看到许多技术成果好比一把双刃剑，它既带来“用之以治则吉”的福祉，也带来“用之以乱则凶”的祸害。特别是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是福祉多于祸害。这问题不在技术本身，而在实践技术的人。

譬如人类要改善生活，就发展农业、牧业、林业，纯农、纯草、纯林有益于管理和提高产量和品质，但这不合乎物种多样性和生态平衡的“自然规则”，大自然就“差遣”了一支别动队——害虫，来干扰纯农、纯草、纯林。人类几经努力，终于发明了DDT。这个伟大的技术成果还获得了诺贝尔奖，但实践的结果，农药并不能消灭害虫，因为农药会增加害虫的抗药性，会杀死害虫的天敌，会残留和转移到土地、水源、植物、动物和人体之中，从而开创了一个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危害人体健康的时代。于是人类不得不转变方向，用改变作物的抗虫性、调整种植格局和生态管理的办法，来控制虫害和发展农林牧业，至今问题仍未真正解决。DDT在许多国家早已禁用了，而在我国却是屡禁不绝。人类要真正认识这个问题，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至于控制水害的问题，人类的认识就不是一百年，而是几千年。这要从鲧禹治水说起，这个故事真实到什么程度，可以留待历史学家去考证，但这个故事所反映的治水精神却值得我们深思。鲧以堵治水，失败了，因为他违反自然规律；禹以导治水，成功了，因为他顺应自然规律。当代治理河流，无论中外，仍然是这两条路线，即是工程治水，还是生态治水。工程治水的主要标志是筑堤筑坝，强调人的行为，用“人”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生态治水的主要标志是保护森林，保护湿地，强调尊重自然，用“自然”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我们主张生态治水，并不排斥工程治水。都江堰也算一“坝”，谁反对呢？尊重自然，保护生态并不是原封不动。人类要改善生活，社会要前进，大自然也永远不会重复自己，原封不动是不可能的。问题是怎么动？是根据主观的愿望来动，还是根据客观的规律“以生态为本”来动。尊重自然、保护生态是重中之重。

人类对待自然历来有各种各样的态度，有人划分为四个阶段：畏惧自然——崇尚自然——藐视自然——尊重自然。这样划分不一定准确，但它基本反映了人类的一个认识过程，我相信尊重自然是一个进步，将会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共识。

正是在这种种认识的过程中，才逐渐形成了研究生物与生物、生物与环境、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学与生态伦理学。因此我们才宣扬生态伦理，宣扬爱心，宣扬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我的已故妻子——一位钟爱自然和执著环保的美国人，说过一句感染过很多人的话：“热爱大自然的人都是好人。”我相信，这句朴素的话表达了一种深远的天人交汇的精神力量。而“人类无须敬畏自然”、“把爱心扩展到大自然没有可操作性”的说法是不可取的。

无论是人类社会，还是生命世界，都是以共存为基础，竞争只是为了更好地共存而已。

位梦华　两极的启示^[2]

打开世界地图，除了陆地大洋和山川湖泊的轮廓之外，总还有一些密密麻麻、弯弯曲曲的线条，蜘蛛网似的，把地球表面分割成许多奇形怪状，大小不一的块体，这就是国界。几千年来，人类就是这样各据一方，占山为王，把地球瓜分得七零八落，各自为政，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国家，而且认为这就是管理地球的最好办法。

但是，随着对地球的深入了解，人们终于意识到，这些费尽心机划分出来的疆界，只能用来约束人类自己，对大自然毫无意义。例如，地幔对流和板块运动，决定着大陆和海洋的格局；温室效应和臭氧空洞，改变着地球的环境；大气对流和海洋环流，制约着气候的变化；资源枯竭和生态失衡，威胁着人类的生存。所有这些都是全球性的，与国界毫无关系。同样的，海关挡不住艾滋病，国界隔不开电磁波，经济需要互通有无，文化需要交流与切磋，国际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全球化的趋势正在冲破国界的束缚。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把国门关起来，只能导致自己落伍，却阻挡不住人类前进的步伐。至此，人们才恍然大悟，看来必须跳出国界的框框，用一种全球的观念思考人类现在所面临的问题。

然而，当人们以全球观念巡视这个世界时，看到的却是大气污染，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生态失衡，地球满目疮痍，社会矛盾重重，惟一比较干净的只有南极和北极。于是有人突发奇想：当事者迷，旁观者清，我们何不到南极和北极，站在人类社会的边缘之外，以旁观者的身份，来观察一下这个包罗万象，复杂纷纭的世界呢？

共存与竞争

除了南极半岛之外，在南极大陆内部，几乎看不到任何绿色的植物，偶尔在石头上发现一小片苔藓，就足以使人激动一阵子。我在一个小山凹里，找到了一片地衣，生有长长的纤维，却是白色的。地衣并非单一的生物，而是宇宙藻类和一种菌类的共生体，藻类通过光合作用，制造营养，供自己和菌类食用；而菌类则收集水分，以保证自己和藻类的生存。于是想起了瞎子和瘸子的故事，他们住在一起，却经常互不服气。有一天，忽然着了火，瘸子知道出口却跑不动，瞎子走得动却不知道出口在哪里。最后急中生智，瞎子背上瘸子，瘸子指挥着瞎子，终于逃了出来，脱离了险境。

达尔文在进化论里，强调的主要是生物间的竞争，意在说明进化，即所谓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也就是说，物种之间存在着竞争，但决定物种生死存亡的却是“天择”，最后要由大自然来选择，只有适应环境者才能生存下来。例如，北极狼主要以驯鹿为食，而狼又是一种非常贪婪的动物，它们即使吃饱了，也会把小驯鹿咬死，弃尸于荒野。因此，狼多了，驯鹿的数量就会下降，最后倒霉的还是狼，因为找不到食物而冻死、饿死。狼的数量减少以后，驯鹿的数量又会增加，如此循环往复，保持着一种动态平衡。由此可见，生物间的竞争，是在共存基础上的竞争，而不是以消灭对手为目的。至于物种的生杀大权，完全掌握在大自然的手里。

然而，进化论问世以后，竞争一度被认为是自然界的主旋律，结果本末倒置。于是，有人把进化论说成是“物竞天择，弱肉强食”，而且认为，既然自然界强者是以弱者为食，食肉动物总是以食草动物的孩子来喂养自己的孩子，人类社会也应该如此。因此，强者屠杀弱者“，先进”消灭“落后”，便都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我之所以把“先进”和“落后”都加上引号，是因为究竟什么是先进，什么是落后，是值得研究的）。结果是，印加文化灭绝了，玛雅文化消失了，北美印地安人和澳大利亚土人都被赶进了荒原沙漠，任其自生自灭。

在人类进化史的研究中，这种观点也曾一度占据了支配的位置，甚至写进了西方的教科书。以前，许多人类学家都认为，人类进化的历史就是一部竞争和残杀的历史，新的先进的人种出现之后，总是会把旧有的人种加以消灭，然后取而代之。在他们看来，人类就是一群杀父弑母的刽子手，是站在祖先的累累白骨上成长起来的，而且还洋洋得意。然而，最近通过对人类基因历史和地理学的分析研究表明，现代人类的基因，是集古代人类基因之大成，融合了不同人种的基因演化而来的。在这个过程中，遗传特征经过无数代人的逐渐融合，才形成了现代人类的多样性。实际上，现代人类正是通过继承和分享古代人类最优秀的特征而共同进化的，而不像有些人断言的那样，尼安德特人灭绝了在他们之前所有的古代人种取而代之，后来又被克罗马侬人赶尽杀绝。

一个爱斯基摩老猎人告诉我说，他打了一辈子猎，从来不杀幼小的，带崽的，或者有病的动物。他们的祖先留下了一张图（我没有见过），是一个手掌，手心却有个窟窿，就是说，在打猎时要手下留情。如此简单的图案，却蕴含着深刻的哲理：自己活，也得让别人活；人类活，也得让其他生物活。

极地风光

人类是全方位的杀手，又是最贪婪的动物，凡能吃的都上了餐桌，凡好看的都成了玩物，既不能吃也不好看的更加倒霉，被认为是不祥之物而遭赶尽杀绝。结果，动物遭了殃，植物绝了迹，人类愈来愈孤立。然而，自然规律是不可抗拒的“，适者生存”的法则不仅适应于其他生物，同样也适应于人类自己。如果一意孤行，倒行逆施，总有一天会被大自然抛弃。

实际上，无论是人类社会，还是生命世界，都是以共存为基础，竞争只是为了更好地共存而已。正如体育比赛，目的在于提高技艺，而不是一场战争，你死我活，一定要置对手于死地。

人与生物

人类自视清高，自诩是最高级的生物，但是实际上，我们到底比其他生物高多少，是很值得怀疑的。例如，如果没有枪，我们斗不过北极熊；如果没有船，我们追不上鲸鱼；我们一掉进冰冷的水里，立刻就会冻僵，南极鱼却可以穿行于浮冰之间，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我们一进入冰原，如果没有罗盘或GPS，马上就会迷失方向，企鹅却能以最短的路线，准确地找到自己的目的地。甚至连小小的北极蚊子也比我们高明，它们长在头顶上的红外探测器可以准确地测定几公里以外的目标，而我们制造出来的红外探测仪体积大而笨重，还没有蚊子那样高的灵敏度。凡此种种，我们人类还有什么可骄傲的呢？

推而想之，就连我们的社会机构和高级思维，动物其实也早已有之。例如，领土不可侵犯，边境荷枪实弹，是人类社会的一大特点。动物呢？同样也有明确的领土观念，从天上的鸟到地上的兽，都有一定的活动空间。不过，它们的管理方法比较简单，撒一泡尿就算划定了边界，叫几声就可以吓阻敌人。遇有外来入侵，也会奋力抵抗，胜利当然更好，失败也不恋战，甘心落荒而逃，自己另找地盘。如果到蜜蜂或者蚂蚁的窝里去看看，更加羞愧难言。人类又是奖金，又是宣传，又是金榜题名，又是树碑立传，但真正大公无私，公而忘私者却总是极少数，因而被尊为英雄或模范。而蚂蚁和蜜蜂呢？终生劳累而不计报酬，尽职尽责而任劳任怨，既不用监督，也不用表扬，即使为保卫家园而战死，也得不到英雄或烈士的头衔，却能社会稳定，秩序井然，各司其职，无私奉献，生生不息地繁衍了几亿年。相比之下，我们人类还有什么好自豪的呢？

实际上，人类只是地球上千千万万种生物中的一种，而且几乎是最晚来到地球上的。然而，我们却缺乏自知之明，以为自己就是这个星球的主宰，地球上的一切都是为自己准备的，对动物滥捕滥杀，对植物乱砍乱伐，结果招致了大自然的报复。凡比我们强大的，例如狮子、老虎、北极熊之类，都想把我们当成盘中餐；凡比我们弱小的，从天上的鸟到水里的鱼，从昆虫到兽类，都把我们看成最可怕的天敌。只有南极的企鹅是例外，看到人会赶快跑过来，看看你在干什么，那是因为，它们和人类打交道的时间还很短，尚未演化出“防人之心不可无”的基因来的缘故。

人类走到了十字路口

在原始社会里，分享是人类最基本的道德准则，那时靠打猎和收集果实为生，没有固定的生活来源，有人打得猎物多，吃不完，有人打不到猎物，就得饿肚子。而且，每个人都会有成功和失败的时候，所以大家必须分享才能活下去。

极地动物

进入农业文明之后，种出的粮食和驯养的牲畜自己吃不完，有了剩余，也就有了私有财产；有了贫富之分，也就有了阶级。有了剩余的粮食和牲畜，可以养活脱产的军队和官员，于是出现了部落和国家。为了保住自己的土地并掠夺别人的土地以扩大地盘，于是有了战争，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尖锐而复杂了。

工业文明是以殖民扩张和残酷掠夺为代价的，使得人与人和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都达到了空前紧张而残酷的程度，以至于生态恶化，社会对立，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而且至今战争不断。

现在，人类正在迈入科学文明的新阶段，与此同时，杀人手段也更加可怕了，已经研制出来的核武器，足以把地球摧毁许多次，每时每刻还会有新的更加致命的武器问世。由此可见，人类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到了必须悬崖勒马的时候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给日本天皇写了一封信，第一句话就是：“你忏悔吧！”曾经引起陷入战争狂热的日本国民的不满和愤慨。

现在，这句话应该送给全人类，大家都来忏悔吧！尽快停止对那些无辜的人和无辜的生物的蹂躏与摧残。

大平等观和大分享观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人类如果想摆脱困境，更好地在这个星球上生存下去，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彻底改变自己的观念，树立起一种大平等观和大分享观，即不仅是人与人，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种族与种族要一律平等，而且人与其他生物也是平等的，都是生命大家庭中的一员，共同分享地球的空间和资源。只有这样，人与人，人与大自然，才能更好地和谐相处，在这个星球上继续生存下去。

【注释】

[1]本文选自《群言》杂志2005年第4期。作者唐锡阳系科普作家。1930年1月30日生于湖南汩罗新市，195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曾任《北京日报》编辑、《大自然》杂志主编等。曾考察全国各类自然保护区，发表过大量有关自然保护的专著与论文，如《自然保护区探胜》、《环球绿色行》等。

[2]本文选自2004年8月号《群言》杂志。作者位梦华系极地科学家和科普作家。1940年生于山东平度，1962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攻读地球物理勘探专业，1967年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从事地震成因及地震预报的探索与研究。1981年作为访问学者赴美进修，并于1982年10月去南极，从此与南极结下不解之缘，1983年回国后利用业余时间，埋头于南极的综合研究。1991年他独闯北极，深入到阿拉斯加北极爱斯基摩人聚居区进行了一个半月的综合性科学考察，1992年回国后撰写了大量文章介绍北极的各种情况，而且上书党中央、国务院，建议尽快开展北极考察，1993年再次深入北极为中国北极考察做好前期准备。他任中国首次远征北极点科学考察队队长。他的主要著作有《奇异的大陆——南极洲》、《南极政治与法律》、《南极之梦》、《美国随想与南极梦说》、《南极属于谁》、《冰雪世界的资源》《、北极的呼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