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管婴儿带来的挑战

祖恒兵　试管婴儿带来的挑战

祖恒兵　试管婴儿带来的挑战^[1]

有两种东西能够激起我们心灵的震撼，这就是我们头顶美丽的星空和心中崇高的道德感。

——廉德

赫胥黎的预言成真

1932年，英国著名文学家和预言大师阿道斯·赫胥黎在他的《美丽的新世界》一书中大胆预言，在2532年的世界中，人是可以用精确的设计标准和符合实用的价值观念来大量生产的，生孩子的事情完全由生命工厂（帮助妇女生育孩子的地方）负责。在这样的未来社会，男人与女人都不用过问生孩子的琐事，而可以专心、自由地生活着。他预言，人类科技发展到足以复制自身之时，便是人类世界陷入混乱之日。

这本书深深震撼了当时还处于20世纪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过渡时期的美国人，许多美国人对于书中预言的、未来生育技术带来的人类制造“未来新人类”的美丽前景，既深感震撼，又不知道如何是好。

在21世纪的今天看来，赫胥黎的美丽预言已经成为蓬勃发展的生物技术浪潮时代的社会现实写照。在试管婴儿技术不断走向发展与成熟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们不会再怀疑他的“人类制造人类”预言是一个异想天开的幻想。

科学家正在“造人”

今天，以分子生物学技术为核心的生物技术的迅速发展，正在验证赫胥黎的美丽预言。基因技术、蛋白质技术、基因合成技术、基因嫁接与改造技术、克隆生殖技术、试管婴儿技术、人造子宫技术、精子库与卵子库技术等生物技术正在突飞猛进、日新月异。

人类生命的种子——精子与卵子，早已成为科学家操纵的“实验品”，改造人类生命的种子已成为现代生育技术和商业公司的基本目标，受精卵——人类个体生命的源头，也已经成为众多科学家们常规的实验材料。人类生育服务市场的商业化速度惊人，从生命种子精子与卵子、半成品受精卵、早期胚胎（冷冻胚胎），甚至到成熟的婴儿（代理孕育）的各种产品都可以购买，为不同需要的人们提供“生儿育女”的商业服务。

在21世纪的今天，一小撮雄心勃勃的生殖科学家们正在重复上帝的工作，准备完成制造“新人类”的使命，上帝“创世纪”的伟业正在他们的操纵之中。美国的一个包括生命生态学家、社会学家、律师、伦理学家、生物学家等组成的一百多人小组，对“人造生命”的命题进行了论证，最终达成了一致共识：自然界不存在一种创造生命的神秘、魔术般的外力，人类可以制造“生命”。

无论如何，这样的前景已经展示在人类的面前，未来的生命（包括人类生命）都可以依赖科学家之手去创造与生产。地球生命的神秘与神圣戒律在未来的人工生命制造时代将被揭开和破除。

2003年，联合国就克隆人问题召开了全球会议，会议上绝大多数国家和政府都明确表示，反对进行克隆人研究。尽管世界各国的政府和主流媒体都反对克隆人，但据有关资料推测，全球可能有数十个实验室正在秘密开展克隆人和与克隆人相关的技术开发。

闻所未闻的试管婴儿

1978年7月25日，世界上第一例试管婴儿路易丝·布朗诞生于世。自她从英国奥德姆市传出的第一声啼哭起，就震撼了医学界，震撼了全世界。

赠卵试管婴儿

妇产科学家帕特里克·斯特普托和胚胎学家罗伯特·埃德华兹的联手杰作——试管婴儿，无疑成为人类生殖医学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它开创了人类数百万年自然繁衍历史上“人类制造人类”的伟大历史先河。

正如帕特里克·斯特普托本人所说的那样：“这是第一次我们一下子解决了所有的问题，现在我们只是处在万事开头的末尾，而不是万事终了的开端。”第一例试管婴儿只是拉开了一个新时代的序幕，而不是一个新时代的终结。

第一例试管婴儿技术方法，就是将婴儿父亲的精子和婴儿母亲的卵子取出后在体外实现受精结合，形成一个单细胞的受精卵（人类生命的最初形式），尔后将受精卵放在体外的玻璃皿内培养数日，再重新放回母亲的子宫内，经过在妈妈肚子里数月的妊娠而最后分娩出一个正常的试管婴儿。

据不完全的统计资料显示，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试管育婴方式诞生的试管婴儿，在全世界已突破数十万之众，而且今天的数目仍在世界各地迅速增加。

“借卵生子”的困惑

如果说，1978年人类最初的第一例试管婴儿与父母之间还存在着直接的遗传上的血缘纽带联系的话，那么今天的许多新“试管婴儿”的技术应用，已经促使许多试管婴儿与父母的血缘联系产生部分或完全性中断。

“借卵生子”是试管婴儿技术的又一个新方法。一个没有排卵能力的母亲，可以从卵子库或其他妇女那里借用卵子与自己丈夫的精子在体外受精结合后，经短期体外培养，再植入自己的子宫内发育妊娠，从而生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这个孩子遗传学上已与其生身母亲失去直接血缘联系，实际上她有一个生物学上的母亲（卵子提供者），一个社会学上的母亲（社会学上的养育母亲）和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父亲（精子提供者和社会学上的养育父亲）。

此外，一对夫妇，如果丈夫缺少精子，同样可以借用他人捐助的精子与自己的卵子受精，而生育一个自己的孩子，这个孩子同样与其父亲之间失去血缘上的遗传学联系。同样，一对父母亦可以完全借用别人捐献的精子和卵子来生育一个自己的孩子，这样的孩子从血缘上（遗传学联系）完全失去了与社会父母的血缘纽带关系。这样，孩子就拥有了一对遗传学上的父母和一对社会学上的父母。

近年来“，出租子宫”正在成为美国一种新兴的商业服务，即所谓的“借腹生子”或“代理母亲”现象，亦就是通过租借别人的子宫来生育自己的孩子。这种新的生育服务，更加引起了父母和子女之间血缘、伦理关系上的复杂化。如果一个子宫有缺陷的母亲，可以将自己的卵子与丈夫的精子受精后植入其他妇女（即“代理母亲”）的子宫，借别人之腹生育一个自己的孩子，这种孩子的“生身母亲”（生育上的母亲）和血缘关系（遗传学）上的“血缘母亲”角色便出现了分离。

在上述的各种情形之下，子女与父母的社会和血缘关系，比之自然的传统生殖方式下的父母与子女关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传统的血缘、伦理上的父母与子女关系已经不可能适用，试管婴儿技术与现行的生殖、法律、宗教、文化等传统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尽管采用试管婴儿技术方式生殖的婴儿数目，在全球人群中所占的比例微不足道，但传统的母体生育方式和自然生命伦理正在受到人工体外生殖科学技术发展的挑战。

颠倒的生育伦理

在美国中西部衣阿华州有一个叫苏市的小城。42岁的学校图书管理员施威策夫人第三次顺利分娩了。可是这一次她分娩的不是自己的儿女，而是自己的一对孪生的外孙和外孙女。

英国老妇62岁生下试管婴儿

原来，施威策夫人20岁的女儿克里斯特患有先天性的生理缺陷——没有子宫。四年前施威策夫人带着克里斯特到医院接受治疗，她对医生央求说：“克里斯特天生喜欢孩子，希望你能把我的子宫移植到她的身上，因为我不再需要它了。”医生听了大吃一惊，问她多大年纪，答曰：38岁，已有一子一女。医生婉言拒绝了她的要求。将自己的子宫捐献给女儿的努力失败后，施威策夫人决定为女儿妊娠孩子。

像施威策夫人这样为亲生女儿代理妊娠的事例，在美国当时尚属独一无二，人们缺乏基本的心理准备。因此，人们对施威策夫人和她女儿的做法反应强烈。从传统的生育习惯和伦理标准衡量，孕育两个孩子的人是施威策夫人，而在社会上两个孩子则归属于她的女儿，到底孩子应该属于谁？传统的生育习惯与伦理都没有先例，人们感到困惑不解。

首先，孩子长大以后，究竟叫施威策夫人外婆还是妈妈？其次，孩子长大以后，与家庭成员的社会关系也可能出现问题，孩子自己、家庭成员与社会又如何互相看待。第三，孩子的身份与家庭角色又如何从法律上进行认定？

按照自然生殖（母体孕育孩子）的传统，施威策夫人无疑是孩子的生育生物学意义上的母亲，她与两个孩子之间存在血缘上的联系。此外，施威策夫人和她的女儿克里斯特究竟谁是两个孩子社会学意义上的母亲呢？大多数人都可能认为她的女儿克里斯特应当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但这只是我们将问题简单化的结果。在现代人类生殖技术飞跃进步的时代，“母亲”的含义，应当从什么样的生物学、社会学、法律学、伦理学角度去加以定义和衡量，这是今天的人们已经面临而又无法回答的生物学和社会学问题。

生殖技术改变人类未来

人类社会一开始就引导女性，她们的主要任务就是繁衍和养育人类。现在她们在社会上的自我形象是什么呢？未来她们的形象又是什么样？

迄今为止，只有少数的社会学家开始关心这类问题。美国纽约综合医院的神经精神科主任海曼博士说，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满足了一种重大的创造需要。大多数妇女为她们能够生育孩子而自豪。这种美化孕妇的特有光环——自然母亲的角色，在东西方文艺作品中大量存在。

海曼博士说：“如果一个妇女的后代很可能不是她的，而是把遗传上优良的卵细胞，从另一个妇女移植到她的子宫里来的，甚至是在实验室里生长的，那么对母性的崇拜会出现怎样的改变呢？”他认为，如果未来的妇女是重要的，那不再是因为只有她们能够生孩子了。单凭这一点，我们就能够消灭对母性的神秘感了。

如果体外人工生殖方法达到了高度的成熟和普及，如果妇女都普遍放弃了自己生孩子的权利、未来的时代，孩子的身份、父母的角色、祖父母、姑、叔、表亲等传统的亲属关系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就现代试管婴儿技术的发展而言，生育技术带来的影响绝对不是一个纯粹的生育孩子方法和如何生育孩子的技术问题。新的生育技术，将可能对我们现代传统的生育制度、人口控制、社会的人员关系、传统家庭等产生无法想象的巨大冲击。

许多科学家、人类学家、伦理学家、心理学家等都认为，一旦试管育婴技术可以完全代替女人生育孩子，那么人类许多传统的经验都将不可能适用于未来社会的需要，人类需要重新制定全新的社会规则去适应未来社会的需要。但是，直到今天，我们发现人类仍然对此无动于衷，人们仍然习惯于用传统的标准和习惯来看待与处理越来越不同于过去传统的技术、社会问题。

面对成熟的试管婴儿技术的来临，我们不得不发出与托夫勒同样的疑问：现代生殖技术真的会根本改变人类的未来命运吗？

【注释】

[1]本文选自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3月版《礼物还是灾难》。作者祖恒兵系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