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物兴奋效应是一种冗余

Nassim Nicholas Taleb　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

纽约大学理工学院特聘教授，著有《黑天鹅》（The Black Swan）。

大自然是统计学和概率学的大师。大自然作为一种中央风险管理的方法，其遵循着某种基于层层冗余的特定逻辑。大自然构建着额外的备用配件，比如人有两个肾，以及在诸多事物上都给予了额外的能力，比如肺、神经系统、动脉器官等，但如果这些由人类来设计的话，就会倾向于节约与过度优化，并有着与冗余截然相反的属性：杠杆作用；从历史轨迹来看，人类会涉足债务，这就是冗余的反向。如5万美金存放在银行，甚而放在床垫下，这就叫冗余；欠银行5万美金，则是债务。

在这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如今被称为毒物兴奋效应的机制便是冗余的一种形式，其统计上的精细化程度，迄今为止，人类科学都无法匹敌。

毒物兴奋效应，是指有害物质或紧张性刺激在适当剂量或强度下刺激着生物体，并使生物体更好、更强、更健硕，还要为下一次承受更大的剂量做好准备。这就是我们去健身房、进行间歇性禁食或减少热量摄入，或是对愈发严峻的挑战过度补偿的原因。在20世纪30年代后，毒物兴奋效应失去了科学界的重视和兴趣，其中部分原因在于有些人误认为它与顺势疗法相关。但认为这二者彼此相关并不合理，因为它们二者的机制截然不同。顺势疗法依循的原理与毒物兴奋效应的不同，它利用比如剂量微小、高度稀释的疾病致病原（小到很难被察觉到，因而不会引起毒物兴奋效应）产生疗效从而抵抗疾病。因为没有实证的支撑，时至今日顺势疗法仍属于非传统医学；但毒物兴奋效应，从其效果而言，已经显示出充分的科学证据。

事实证明，冗余和过度补充的逻辑是相同的，犹如大自然有个简洁、优雅且统一的做事风格一样。比方说，如果我摄入了15毫克的有毒物质，我的身体会变得更为强壮，能够应付20毫克以上的毒物。比如，通过空手道练习或搬运物品让我的骨头增压会让骨头变得更强硬、骨密度更高，可以做好承受更大压力的准备。过度补偿系统必须处于过量模式，才可构建出额外的能力和力量，这是因为我们会预期还会有更糟的结果，所以需要更大、更强壮的力量或承受能力来应对可能的危害信息。这是通过压力来发现可能性的极端形式做出的反应。当然额外的能力或力量本身非常有用，即使在没有危险时也能带来某些益处。冗余是积极而非被动消极地面对人生。

我们拥有多种多样的制度性风险管理方法。目前的做法是依照过去最坏的情况，我们称其为“压力测试”，并相应地做出调整，却从未想过这样的偏差可能并不足以应对未来发生的真实状况。比如，当前系统会以历史上最差的衰退、最惨烈的战争、历史上最糟糕的利率变动、最糟糕的失业率等为经验教训，为未来最坏的结果做准备。我们当中的许多人都经历过因为压力测试的方法而受挫，而且是严重受挫，因为在测试中，人永远不会想超越过去发生过的事情；甚至在主张应该考虑更糟糕的情况之际，还得面对那种常见的、天真的实证主义式的质疑：“你有证据吗？”

诚然，这些系统不会在心智中进行递归练习，以此来看到明显的结果，即在过去最糟糕的事件之前并没有同样糟糕的先例，比如说在发生世界大战之前，在欧洲用最糟糕案例来进行评估的人，一定会大惊失色。我把此现象称为卢克莱修低估，这位充满诗情画意的拉丁哲学家，曾写过：“傻瓜会认为最高的山和他所观察过最高的山一样高。”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为了支持霍华德·昆鲁斯的研究工作，曾写道：“无论是个人还是政府的保护行动，通常都是在实际曾经经历的最大灾难的基础上设计出来的，而对更严重的灾难，其实很难能想象出来。”譬如在古埃及的法老王时代，人们记录着监测到尼罗河高水位的标记，并以此作为农业最糟糕的情况。似乎并没有经济学家测试过这个显而易见的事情：极端事件根据过去的经验是否有减少呢？回溯测试可能会回复说：“没有，真是对不起啊。”

同样危险的轻率行为也可以在福岛核反应堆事件中见到，福岛核反应堆是根据过去最糟糕的结果而建成的，但没有想象和进行推断更糟糕的结果。大自然不像风险工程师，它不会为之前从未发生过的做准备，也不会总是假设更糟糕的危害随时可能发生。所以，如果人类打的是上一场战争，而大自然打的便是下一场战争。当然，我们的过度补偿是有着生物限制性的。这种形式的冗余，比起我们人类心智，仍然具有极大的外推性，而人类的心智则是具有内推性。

伟大的数学家贝努瓦·曼德尔布罗特（Benoit Mandelbrot）离开我们已有7年了，他曾在自然和经济及历史事件的概率中验证过，相同的不规则碎片具有自相似性。亲眼验证这两个领域如何在基于碎片冗余的概念下合二为一，着实让人激动无比。

附注：在一般科学论述中，“适应度”这个词并不精准。我无法弄清楚到底所谓的“达尔文适应度”是属于目前环境的内推适应，还是包含统计上的外推成分。换而言之，鲁棒性（不被压力伤害）和我所称作的反易脆性（由应激源而获益），这二者有着显著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