唇枪舌剑为立宪

梁启超从美洲返回后，思想的转变如暴雨骤至，震惊了整个中国文化思想界，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作为舆论界瞩目的焦点，梁启超的一举一动都与社会的气息相连，他的突然转变引起了轩然大波，社会上掀起了关于救国道路的论战。

1903年11月—12月间，梁启超连续发表《论俄罗斯虚无党》《答飞生》《答和事人》等文章，表明了他新的立场，并解释了放弃革命共和主张，重新回到君主立宪的原因。

不久，革命派以《民报》为阵营，先后投入一大批理论家、学者，陈天华、汪精卫、宋教仁、章太炎、胡汉民、刘师培等进入论战阵营，声势颇为浩大。随后，梁启超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决定应战。但是，立宪派方面只有他一人孤军奋战，苦苦支撑。

在1899年左右，梁启超就和革命派产生过冲突。由于当时梁启超的革命倾向，孙中山选择了和他继续合作下去。对于此次梁启超在主张上的全盘“叛变”，孙中山悲愤难忍，决定向梁启超发起猛烈进攻，甚至在梁提出停战的时候，仍然毫不相让，希望能够将梁启超彻底挫败，维护革命尊严。

两派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中国应实行哪种政体，其核心就是中国国民程度能否具有独立行使民主权利的能力，这成了双方论争的焦点。

革命派方面，孙中山说，民主建设的关键不是普通人民的知识和能力水平，而是革命志士的素质高低，志士的能力将决定民众能力的高低。陈天华则认为中国民族的聪明才智只是由于被禁锢才导致逐渐落后的。他认为只要推翻封建专制，国民素质自然会苏醒会提高，只要人民知道权利的“可贵”，就能够“尽义务”“享受权利”。由于中国积厄已久，必须先推翻满清，消灭阻碍势力，建立新的制度，才能按照民主共和社会的设想来完成革命。

梁启超则认为中国国民的才智并不是天赋的，人民民主思想的养成需要一个渐进过程，仅仅依靠一两个杰出人才是不可能实现民主自由政体的。况且中国战争动乱不止，现在需要的是一个和平的发展环境。而革命必然引起战争，必然群雄并起，战乱频繁，社会混乱，人民难以为生。在民主共和尚未深入民心时，建立制度必先健全政党制度，可是现如今中国存在的政党，自身的封建思想依然根深蒂固，无法完善政党制，何谈两党甚至多党来竞选总统。所以，在现在的状况下，中国应先实行一时期的开明专制，以引导人民思想的前进方向。

有关国家实行何种革命，他们也是各执一词。革命派大多数人都赞成立宪制，但都认为革命是立宪的前提，立宪只能是革命的结果。革命派接受的是民主立宪，而不是君主立宪，他们坚定地认为，中国的命运不能由君主来掌控。因此，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就遭到了革命派的强力反击。

然而，由于革命派的斗争矛头直指满清封建政权，以推翻满族政权为目的，虽说有一定的进步性，但是由于其狭隘的民族主义，必然会导致民族矛盾的加剧。他们认为“中国今日满汉不并立”（汪精卫语），排满是革命派宗旨，请立宪就是背党纲，服从异族人统治。他们甚至还把对满族的不满发泄到君主立宪派的身上，认为他们的思想言论侮辱汉族思想，讥讽他们拥光绪为圣主，是清廷死心塌地的满族奴。

革命派的言论在社会上引起了一波热潮，反对满清统治的呼声越来越高，形势越来越严峻。梁启超害怕由于满族的被驱会引起其他少数民族的恐慌，致使国家分裂。他在《新民丛报》上呼吁革命派不要发起狭隘的民族复仇主义，希望真爱国者能够“节制感情，共同向一最高目的以进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