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歌的发展

三、儿歌的发展

到了明代，社会对儿歌的认识有了变化，一些有识之士着手从儿歌世代口耳相传的实际情形出发，来诠释儿歌的特点及作用，并出现了由吕坤个人搜集整理的我国第一部儿歌专集《演小儿语》（1593年）。《演小儿语》共收河南、河北、陕西、山西等地民间童谣46首。吕坤在《演小儿语》序言中指出：“余不愧浅泰，乃以立身要条，谐以声音，其如鄙俚，使童子乐闻而易晓焉，名曰《小儿语》。是欢呼戏笑之间，莫非理义身心之学。”吕坤强调了儿歌的内容要饶有趣味、形象生动，语言要通俗谐和，使儿童乐于接受。这表明，以吕坤为代表的明代知识分子对儿歌的创作及研究已经有了较大的突破。

清时，儿歌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有所发展。在江浙地区先后出现了优秀的儿歌集《天籁集》、《广天籁集》，北方也出现了无名氏的抄本儿歌。当时儿歌研究突破了阴阳五行说的桎梏，开始肯定它的思想和艺术价值，但又附会曲解，以为儿歌“神秘莫测”有“至理存焉”，这种过高的肯定也是错误的。清末，改良主义者和资产阶级革命者也看到了儿歌的作用，编创了不少童谣宣传鼓吹他们的观点。如黄遵宪的《爱国》、《爱群》、《崇历史》、《劝自强》等儿歌，都体现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起过一定积极作用。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在蔡元培、沈尹默、刘半农等人倡议下，创建了歌谣研究会。研究工作者也开始重视儿歌的搜集整理工作，揭开了现代儿歌史的序幕。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奠基人鲁迅也曾关注儿歌的搜集整理工作。1914年他亲自搜集各地儿歌，寄赠给正从事这一体裁研究的周遐寿。1923年，鲁迅还亲自为《歌谣周刊》的增刊、儿歌集《月光光》设计了封面。五四其间对传统儿歌的采集与研究促使不少人开始为儿童写儿歌，出现了《儿歌》（周作人）以及用儿歌体写的《卖布谣》（刘大白）等，江苏第一师范还编印了《儿歌集》（1923）。

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全国各地流传着许多儿歌。如广东海陆丰地区流传的澎湃编写的《田仔骂田公》，流行在江西苏区的《儿童团》、《红军哥哥》等儿歌，反映了当时苏区人民和儿童的思想愿望，也激励鼓舞了群众的革命斗志。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儿童文学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儿歌的搜集整理得到充分的重视和发展。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儿歌的整理创作进入繁荣兴旺阶段。当时，出版了大量儿歌专集如《红色儿童歌谣》、《革命红旗满山冈》、《少年歌谣》等，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选编的《中国儿歌选》（资料本）选入一千五百多首各地各族儿歌，为儿歌研究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这一时期的儿歌搜集整理和创作，无论在质量和数量上，都超过了以前的水平。儿歌创作也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50年代的儿歌创作被誉为我国儿歌创作的黄金时期而写在儿童文学史册上。在此期间，涌现一批热心儿歌创作的作家，鲁兵、圣野、张继楼、刘饶民、柯岩等是其中成就较高者，他们为繁荣儿歌的创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十年动乱”期间，儿歌也未能逃脱厄运，许多优秀的儿歌被诬为毒草，横遭封锁禁锢。粉碎“四人帮”进入新时期以后，我国儿童文学揭开了崭新的一页。随着人们对儿歌的功能认识的深化，儿歌的研究与创作步出了“教化论”的狭隘圈子，儿歌的题材更加广泛有趣，内容更加丰富多彩，风格更加新颖多样，儿歌的艺术品位大大提高，更多的作家投身于儿歌创作，更多的儿歌专集问世。古老的儿歌正携带着远古的美丽，碰撞现代文明，焕发出智慧和情趣，展示它新的风采，伴随着孩子们走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