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有难国家有责

1924年6月18日，国民党党立贫民医院正式成立，由何香凝等任监察员。这是孙中山实施社会救助主张的重要实践，也是凝结在他灵魂深处的为民思想的一次体现，反映了孙中山对弱势群体的深切同情。

仁爱——人民有难国家有责

在孙中山早期的革命实践中，他时常用“时不我待”“适者生存”等言语激发时人不畏时艰、勇于抗争的斗志。在1912年10月对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中，他首次公开对当时盛行的“竞争”式社会进化论调提出质疑：动物之强弱，植物之荣衰，皆归之于物竞天择、优胜劣败。国家强弱的战争，人民贫富的悬殊，被视为天演淘汰的例子。然而，强权虽合于天演进化，而公理实难泯于天赋的良知。物种或许是以竞争为原则，但人类应以互助为原则。毕竟人类社会是由低级向高级、由不文明向文明而渐次演进的。后来，孙中山还深刻地指出，正因为人们“各私其私”，才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弱、地位最低下的国家。因此，他主张继承传统的“仁爱”，借鉴西方的“博爱”，以救助的方式扶助贫弱疾苦。

在孙中山对未来社会的构想中，教育方面，“凡为社会之人，无论贫贱，皆可入公共学校，不特不取学膳等费，即衣履书籍，公家任其费用”。养老方面，“设公共养老院，收养老人，供给丰美，稗之愉快，而终其天年，则可补贫穷者家庭之缺憾”。医疗方面，“设公共病院，贫者不收医治之费，而待遇与富人纳资者等”。

早在1894年，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指出：“夫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不足食胡以养民？不养民胡以立国。”在这里，他以精练的语言论述了国家要体恤民生的观点。孙中山曾指出，德国俾斯麦执政时代，以国家力量救济工人痛苦，国家规定工人的养老费和保险费。他极为赞赏建立各种社会保障制度来促进民生。他还批判中国统治阶级把对百姓的社会救助看作是“恩赐”，提出了“人民有难，国家有责”的理念。

博爱——率先垂范救民于水火

孙中山毕生忙于革命运动，而且真正掌握国家权力的时间十分短暂，这影响了他的一系列社会救助计划的实施，但即便如此，在他两次担任大总统期间，对当时严重的自然灾害还是予以深切关注，并及时组织社会救助活动，以慰民生。

1912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恰逢此时“上自皖南各府，下逮镇扬苏常，绵延千余里，淹没百余处，汪洋一片，遍地哀鸿”。孙中山“每一念及我同胞流离颠沛之惨相，未尝不为之疾首痛心，寝食俱废”。为了动员军队参加“修筑千里长堤”工程，民国政府组织了“救灾义勇军”，孙中山亲任“主勇军正长”，以示对救灾活动的支持。针对江苏一带的严重灾情，孙中山除令江苏都督另筹抚恤方法外，还拨款1万元，交由实业部切实散发进行救助。

强国富民——倡导近代社会保障事业

在社会救助之路上，孙中山还充分发挥国内力量和借助国际资源。孙中山曾对当时的华洋义赈会给予支持和援助。他还会见国际红十字会的调查员詹姆森，商谈有关赈灾款项及运输救灾粮食等事项。

1912年3月，新成立的中华民国公布南京政府官制，设立民治科，将公益慈善等社会救济事业及其监督管理纳入政府的日常事务，显示了孙中山实施新式社会救助的决心。1920年11月下旬，孙中山在广东重组军政府，亲自兼任内政部长并颁布内政方针，设立十二个局和两个所。其中社会事业局有六项主要事务：育孤、养老、救灾、卫生防疫、收养废疾、监督公益及慈善各团体。

孙中山并非孤立地奢谈以国家为主体的社会救助，而是将社会救助与发展实业紧密相连，通过发展实业，为社会救助创造坚实的物质保证。他曾说：“中国乃极贫之国，非振兴实业不能救贫。”为此，他制定宏伟的《实业计划》，通过疏通旧运河，开凿新运河，充分发挥江河湖泊防洪、航运、水利的综合作用，变水患为水利；发展交通运输业，以便灾害发生之时，可以“以此之丰，济彼之荒”；开辟商港，使“货物流通，苦乐可均，而饥馑之灾亦可免矣”。

孙中山对社会救助的思考主要是他内心对以“仁爱”为核心的儒家道德观的认同。孙中山所设计的“强国富民”社会救助体系反映了人民对“国泰民安”的理想社会的长久渴望，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这些构想缺乏实施的健康社会环境。不得不承认，要使“大同世界”出现，必须要有高尚的思想与强健的能力为先。尽管如此，孙中山倡导建立的民国社会救助体系还是成为中国近代社会保障事业的开端。

参考文献

1.赵艳芝、张冰：《孙中山互助论的仁学渊源》，《前沿》2011年第12期。

2.王峰、曹莉莉：《简析孙中山民生视角下的社会救济理念》，《学理论》2012年第26期。

3.刘峰：《论孙中山的社会救助思想及实践》，《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4.高中华：《孙中山的社会救济观述评》，“孙中山北伐与梧州”学术研讨会，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