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用品到工艺品

傣族地区因缺少金属制品而大量使用陶器，这是古代观察者很早便记录下来的地域风格。《元史类编》中“民间器用惟陶冶……”^[36]的评价其实也提醒我们，当时的很多器皿都是日用型的。诞生于明代的《百夷传》记载，傣族日常生活“所用多陶器，唯宣慰用金银玻璃，部酋间用金银酒器”^[37]。实际上，地位最高的宣慰使家也是使用陶制炊具的。在西双版纳，按照惯例，承担此役的陶匠村寨每年必须缴纳给土司衙门一定数量的土锅等器物。早期的调查也注意到临沧“勐永每年要送30挑土锅供土司使用”^[38]。它们在当地都是一种普遍使用的生活器皿，生产者并不重视器物表面的装饰，简单的印纹也多与防滑的实用功能有关。^[39]

土锅是传统炊具的典型器，在傣族陶器制作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在外形上更像圜底陶罐，其流行也与传统饮食结构和烹饪方式息息相关。傣族以往并不习惯使用铁锅煮饭和炒菜，食物的加工方法除了火烧之外，最典型的便是用架在三脚架上的圜底罐煮制，再在上面安设一个同样是陶土制成的甑子，便可用来蒸制作为主食的糯米饭。传统时代厨房中的炊具种类较少，土锅是当仁不让的主要器具，多数的制陶村寨很早便已经靠生产土锅来博得声誉。所以，云南多地都有叫土锅寨的村庄。在大部分地区土锅一直都是销量最大的器物，时至今日，仍被视为傣族传统生活方式的标志，在新平、临沧和元谋仍然保留有规模不小的市场。在农村家庭中，即便不用来蒸煮饭菜，它也会充当厨房的一般储物器皿，大一些的陶罐还会用来盛放饮用水和糯米等。

当然，这并不是说使用土锅作为日常炊煮器物的都是傣族，或者说傣族都习惯使用土锅。大理市挖色镇白族人生产的所谓土锅，实际上是一种黑陶制品，而在很多汉族地区高温烧成的釉陶也会被称为土锅。傣族地区的土锅尽管也各有差别，但都是低温烧制的素烧红陶，这是傣族制陶内部一致性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因为售价低廉，很多研究者都会用惋惜的语气哀叹传统制陶距离现在生活越来越远，^[40]土锅可能是其中为数不多的例外，它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在很多传统器物门类都已停止生产的今天，只有它堪称发扬光大，暂时还不愁销路。除了适合烹制特定种类的食物，它还有保温以及价格低廉等显而易见的优点，许多傣族人都认为用它烹制的食物有无可比拟的滋味。

生活在勐海县曼朗村的玉喃囡，如今已年逾花甲，她仍然坚持用古老的工具制作世代相传的传统器物，产品主要销往附近的农村社区，售价也没有明显的提高，但这种例子在傣族地区越来越少见。这些产品是供大众日常使用的，并不讲究创新，也很少有所谓精品的概念，售价低廉，生产者收益微薄，这当然不是什么缺点，但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则很容易对年轻一代失去吸引力。在那些最为恪守传统的地区，往往会面临工艺后继无人的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席卷少数民族社会后，经济效益成为日益重要的衡量标准。除非能够获得可观的收入，否则很少会有年轻人有兴趣投身到此类行业中。他们的选择显然也应该得到尊重。如何化解这一矛盾，显然需要进行更多的尝试。

同样在西双版纳，靠近景洪市的匠人们多年来一直都在积极谋求转型，希望通过工具和产品的升级换代，获取更多的经济收益。近年来，随着茶叶经济的崛起，为一些普洱茶厂家生产具有傣族风格的茶叶罐，成为很多制陶匠人的主要经济来源。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制陶收入日益增多，傣族地区的陶器匠人的身份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逐渐从业余生产转变为十分依赖市场的职业和半职业的匠人。原来的性别界限也逐渐被打破，越来越多的男性加入到制陶者行列。

傣族人生活的地区很多都是风景名胜所在，当地特产的陶器很容易被当成旅游纪念品。这在无形中也会催发产业化，并最终影响它的发展方向。20世纪80年代，西双版纳的旅游业获得爆发性增长，为了迎合市场需求，政府有关部门在景真八角亭建立了“工艺美陶厂”，不过其生产未能持久。在玉溪市新平县，当地的土锅产销两旺，但也有一些人开始制作其他类型的工艺品并销售给到访的游客。自21世纪初以来，当地新出现了一种陶瓶，风格上刻意具备了一些古拙意向，比如用贴塑的方法制成极简的花草树木图案，这种创新可以说是市场导向的结果。必须承认，傣族陶器逐渐从一种满足民族日常生活的用品部分转变为旅游纪念品和营造族群身份的“民族标识物”^[41]。对外来的游客而言，装点案头的小器物和家居饰品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其带有异族情调，在他们看来，原本的“用途”并不重要。而根据对选购传统陶制品的本地人的观察和访谈，生活在城市中的傣族年轻人一般也不会在厨房中真正使用这些陶器，将其摆放在家中主要也是为了唤起对民族传统的记忆和想象。针对这两类顾客的需求进行生产显然更加有利可图，而工艺陶器在整体制作中也会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

千百年延续下来的传统造型自然有其独特的魅力，但我们也得看到大部分日用陶器没有任何装饰成分，随着制品的功能从满足炊煮等日常生活需要转变为以美观和风情取胜，新产品必然会越来越重视修饰，比如使用一些原本并不会出现在日用陶器表面的图案和纹样等，手工艺人的尝试其实也可以视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不断试验并逐渐确立傣族美学新体系，但严格说来，彻底完成转变的陶器已经不再是柳宗悦等最初所定义的“自然、质朴、简洁、结实、安全”的“民艺”^[42]范畴了，我们完全可以从陶艺的角度讨论这些变迁，但却不能将其不加辨别地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