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从火车相撞“必死”中，居然活了下来，真可谓“大难不死”。但我却没有“后福”，一辈子挨整，可谓是“祸连祸”。
1947年春天，我到了哈尔滨。在南岗区东北局招待所安顿好住处后，我去东北局报到。宣传部部长凯丰同志的秘书任荪同志接待我，说部长的意思，有两个职位，让我选择：一是到新山接管“满映”（伪满的电影厂，即后来搬到长春的长春电影制片厂）；二是去东北文联，请我考虑。我觉得在安东搞了一年广播电台，是赶鸭子上架，如今电影厂更是新鲜事物，又得从头学起，既然部长让我考虑，我就看看再说。
回到招待所。糟了！老婆孩子和小保姆被木炭熏坏了！我们在图门和牡丹江，用豆饼生炉子。哈尔滨烧木炭，小保姆没经验出了祸端，她们被一氧化碳熏了。我赶紧打开所有的门窗，让凉风吹进新鲜空气，才把她们救了。
哈尔滨是东北的大城市，而且有许多俄罗斯人和他们的建筑，楼房不高，墙上贴着花花绿绿的纸。我不免要开开眼界四处看看。火车站和斯大林广场，都竖立着苏军纪念碑。南岗有个喇嘛台，建筑很特别，大概是供着俄国人信仰的东正教的菩萨。附近还有幢宽大建筑物，住着苏军的马林诺夫元帅。松花江从吉林北流，绕过哈尔滨南向西去，又拐个弯流过哈尔滨北面进入黑龙江。
（一）到西满军区成了陈某的属下
在考虑期间，西满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陈某，派他的秘书动员我去西满军区工作。西满军区司令员黄克诚，政委李富春，政治部主任张平化，副主任陈某，我都见过。特别是那位陈副主任，在山东曾一起工作过。当时我脑子里有“熟人好办事”的“山头主义”思想，便同意去西满军区。张平化主任和我谈话，叫我当宣传科长兼《反攻报》主编。冷克同时调《反攻报》当编辑，同时兼任西满日报社协理员。这是我第三次穿上军装，“山头主义”思想使我日后付出沉重代价。
在齐齐哈尔日子不长，记得几次开大会黄克诚司令讲话，我当司仪。印象较深是在延安演过《兄妹开荒》的王大化同志翻车牺牲，为了纪念，将他埋在公园里，竖了个石碑。后来一位团长牺牲了，我将他埋在公园里。朱光市长找我谈话，批评我把公园当坟场！
1948年，西满军区取消了，全班人马搬到哈尔滨，成立东北民主联军后勤部。司令钟赤兵，只有一条腿，政治委员黄克诚，陈某升任后勤部政治部主任，李聚奎任参谋长。我任教育长兼《后勤报》主编。回到哈尔滨后，冷克在林月琴（罗荣桓夫人）的领导下，与余慎（肖向荣夫人）、项辉方（黄永胜夫人）、林浩（王东保夫人）等一起筹备东北民主联军南岗干部子弟学校（现广州市八一实验学校），以解决部队干部和烈士子女的教育问题。学校筹备初期小学部只有罗东进（罗荣桓儿子）等八个孩子。冷克任幼儿部主任。
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当初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准备任命林月琴同志为组织部长时，罗荣桓说：“要当长，你就当子弟学校校长吧”。于是林月琴成了干部子弟学校第一任校长。
2008年，八一实验学校建校60周年，受校方邀请，冷克前往广州参加了校庆活动。这年她已83岁高龄，当年同时筹备子弟小学的人，除了她和林浩，都已故去。
（二）上前线当记者
哈尔滨比较安定，大量苏联电影进来，大多是卫国战争的片子。我想我们党从南昌起义打到日本投降，现在又在进行解放战争，有多少故事可以写呀！在哈尔滨期间，看了许多苏联卫国战争的电影，读了许多苏联小说，我忽然萌生了当作家的思想。苏联卫国战争只打了几年，出了许多好作品。我党自1925年大革命到解放战争，打了二十年仗，未见过多少长篇巨著。自认为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亲自打过仗，又不断发表一些东西，可以试一试。要写东西，就要有生活做积淀，要积累大量的素材。这些只有到前线去，到连队去，亲自参加战斗，才可以获得。这更坚定了我去前线的决心。
当时哈尔滨聚集一批知名作家：金人、罗峰、白朗、舒群、周立波、严文井、刘白羽……成立东北文艺家协会，我也是该会的会员，经常去开会，受了他们的影响和激励。我用一个晚上写了一万字的短篇小说《谁是敌人》，在东北日报发表后，又写了《小周也要当英雄》和《三秃的冤仇》。三篇作品由光华书店和东北书店出版了三本小册子。当时正准备“辽沈战役”，这是离开后勤部的最好机会。我正式写申请，要求到前方当记者，很快得到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宣传部肖向荣部长的同意。陈主任根本不答应，他说可以离开后勤政治部，但不能离开东北后勤范围。他提出三个选择：第一，让我到新山医学院当副政委，这个官够大的，当时院长是卫生部长贺诚同志；第二，到汽车团当政委；第三，到后勤医院当政委。我坚持要去前方部队，并给肖向荣部长写信陈述情况。肖部长回信同意我下部队，说可以调一个干部到后勤换我。我把信给陈主任看了，他亲自跑去找肖部长谈话。一般情况下，他的官不比肖小多少，但肖向荣为人耿直，不给他面子，坚持要调我。
陈主任碰了一鼻子灰，对我很不满，说我不安心工作，想成名成家，到前方当记者。一怒之下，叫单位协理员通知我第二天就走。根据组织原则，我要求作个“鉴定”，他说“不必了”。
（三）在前线“丰产丰收”
我到第六纵队（43军），当了新华社东北分社随军记者，每天下连队采访“诉苦运动”。六纵政委赖传珠要给部队做一次“官兵关系”的报告，让我帮他整理材料。后来我根据赖政委的报告，写了短篇小说《生死一条心》。为了证明我到部队是为了党的文艺事业，我努力写作，接连写了《手表》、《花被》等短篇小说，寄给《东北日报》发表。当时我们正围困长春，我写短篇小说《桥》在报上发表。后来有人改编为同名电影，由王家乙导演拍摄。
长春解放后，东映接管“满映”。还把我抗战时写的短篇小说《辛排长之死》改编成《钢铁战士》，由成荫导演、张平主演。经过是这样子的：1944年，我在山东写了一篇报告文学《辛排长之死》，新华分社把它当成真人真事发给延安，登在《解放日报》上。抗大文工团的苏里、武兆提和吴茵三位同志，将它改编为歌剧《铁骨钢筋》，在东北演出，后长春电影厂将其拍成电影。那时没有版权的概念，只感到能教育人民就好。辽沈战役我们大胜，消灭四十八万国民党军队。平津战役我也在前方。这些战争生活积累，成为我后来写小说、剧本的丰富素材。
参考书目：
1、丹东广播史
2、于景阳/王晶《论东北解放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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