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沂蒙地委

九间棚调研的成功意义重大。在国家危难之时，它强调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凝聚了人心，稳定了社会，也为我接下来的工作开启了一扇大门。

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我出门就很少拿出照相机了。我觉得经济改革与现代化的复杂性，需要大批有志者投入研究并能够提出新思路，新闻图片常常难以在宏观上担此重任。在九间棚报道之前，我对这一点已有认识，之后，我犹如经历一次蜕变，离摄影愈来愈远，彻底地走向了国家走向现代化重大课题的调查研究，我的新闻生涯也进入了一个新的生命周期。

在到九间棚之前，我对于新闻获奖之类的名誉还是有热心的。而对九间棚的调查研究，特别是九间棚的推出在民族危难时刻发挥的巨大作用，让我理解了新闻记者的核心价值。从此我认定了一条，那就是新闻要有利于实践，有利于社会发展，不要硬做新闻，更不能追求获奖，要彻底从那个太具行帮特征的小圈子里走出来，要立足于解决实际问题，要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情怀，要有谏为苍生的责任感。

九间棚典型在全国范围内形成轰动效应，也让我获得党组织与人民的信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山东省委书记姜春云专门接见我，认为“为宣传山东、宣传九间棚做出了特殊的、重要的贡献”。并让他的秘书孙清云记录整理作为文件下发。山东省委副书记高昌礼也亲自宴请我，称赞我说：“你为山东人民立了一大功，山东父老兄弟不会忘记你。”

沂蒙山的百姓向县委、地委请功，县委书记綦敦祥专门向地委书记汇报我的事迹，临沂地委在王渭田书记主持下进行讨论，决定在全区开展“学习李锦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作风”的活动。地委副书记李祥栋给新华社总编辑南振中打了30分钟的长途电话，转达沂蒙山区基层干部和农民的反映，新华社应该为有这样密切联系群众的记者而骄傲，并介绍临沂地委宣传部发出《向李锦同志学习加强干部思想作风建设》的决定的情况。

一个地区发起大规模的学习外来记者的活动，这在中国新闻界还是前所未有的事情。临沂地委宣传部的文件传至中宣部，中宣部部长王忍之与全国记协主席吴冷西分别做出批示，要求开展学习我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活动。《新闻出版报》派记者三度到沂蒙山区调查核实我调查研究的事迹，总编辑谢宏写出社论，把我作为新闻界一面旗帜进行宣传。

这时候风言风语出来了，压力转移到临沂地委。李祥栋是沂蒙山区当地人，是搞理论出身的，在宣传部几十年，1989年九间棚典型出来后，《临沂大众报》发表时配了评说。第一次提出“沂蒙精神”这个概念的就是李祥栋。他是个性格直爽的领导，当晚给南振中打了一个长途电话。李祥栋直言，学习你们的人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你们记者在前方打仗，出生入死，老百姓都说他好，带来了老八路的作风，功劳很大，威信很高，可是有人却压制。异常谨慎的南振中一言不发，他相信沂蒙山区干部的反映，他更了解我。

不管怎样，在九间棚这块偏僻而贫瘠的小山村里，尝尽人情冷暖、世事不平的我付出了最真诚的情感、最艰辛的努力、最美好的时光，历经煎熬与考验，终于淬火重生。

在1990年，我连去九间棚村16次，帮助村里发展经济，排除困难。其后的几十年间，重返九间棚100多次，与九间棚、与沂蒙山区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与九间棚的党委书记刘嘉坤亲如兄弟，情逾骨肉。为了九间棚的发展，做到尽心尽力，把自己的能力与真情都倾洒在这块土地之上。

李敬堂的《人民记者的崇高风范——记新华社记者李锦在沂蒙山区》一文记录了我与九间棚难以割舍的情感：

刘嘉坤与廉茂杰出差到了济南，李锦与夫人做了一桌子菜，两口子陪着劝酒劝菜。李锦领着他们到新华分社澡堂洗澡，还帮刘嘉坤擦背，让刘嘉坤很过意不去。

有时，村里人去多了，李锦家一屋子都是九间棚的农民，他们两口子强留着人家吃饭。逢上李锦不在家，他们家也是倒茶削苹果，很热情。

越深入群众，就越了解、越热爱群众，须臾不想分离，离开了则常常念叨。好几次离村时，农民一程一程送，直送出五六里。支书刘嘉坤眼泪盈眶，李锦也说不出话。常常走很远了，群众还站着不动身。而李锦应邀在山东教育学院讲社会主义理论课时，讲群众路线，讲九间棚的党员群众，边讲边流泪，大学生也泪流满面，台上台下情感交融，大学生们说这是他们听到的最好的报告。

每次李锦早上离开济南，下午到县里，晚上就上山住在村子里，他一来，村里就开两委会议，与大伙交谈一两个小时，然后帮助分析，李锦成了不在编的“支委”。县里帮村里搞规划，李锦和大家一条一条研究，一研究就是一下午；村里遇到麻烦事，李锦就找县里领导和各部门谈；他还与山下村庄的干部交谈，帮助九间棚村疏通与周围村的关系。

正是这种血浓于水的真情，让我在此后的岁月里时时都对九间棚心生牵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