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敌人挤出去

阜平,晋察冀根据地的中心。军区、省委、边区政府都驻扎在这里。

1940年11月,日军3000人从东西北三面合击阜平,于18日占领了这座只需15分钟就可走遍全城的空城。

日军曾2次占领阜平。

第一次是1938年3月,这次,日军在阜平放了2天火后,就退走了。

第二次是1939年11月26日,几天后又退走了。

这次,日军决定:“采取常驻态势,揳入中共势力圈内。”

日军不敢在阜平久驻,最重要的原因是阜平原来不通公路。因此,这次侵占阜平,从开始进军之时起,就大修公路,仅不高崖工地,就集中了5000名民工开山修路。到11月25日,曲阳至阜平的公路终于修通。

公路一通,日军就决心在阜平常驻下来。兵力增至5000人,物资运来430辆汽车,还派了一名伪县长带着警察于11月25日进入阜平城。

阜平城本身并不十分重要,但如果让敌人常驻下去,东面连接河北曲阳,西面连接山西五台,晋察冀根据地就会被拦腰切成两大块。

当然不能让敌人如愿!

怎样才能把敌人赶走呢?

军区使出了红军的传家宝——敌驻我扰。而且决定袭扰到保定去。你占领我们的军区驻地,我就去扰乱你的师团司令部驻地。

闹保定的任务交给了一分区锄奸科。

原定目标是想炸掉保定的军火库,但好不容易才找到的一个内应又临时变卦,不干了。聂荣臻指示说:“军火库不好炸,就找其他目标。保定日军疯狂得很,一定要炸一炸他们。”

11月26日,4名便衣进入保定城。

当天,日军正在一个剧场开庆功大会。我侦察员刘长贵化装成赶集农民,手提三罐“老白干”,大摇大摆地走进了会场,还坐到军警席上去了。

台上,日军官员叽里呱啦地吹嘘“扫荡”胜利,台下,刘长贵悄悄地把“老白干”塞到座位底下。听了一会,他又大摇大摆地走出了会场。不久,“轰隆”一声巨响,庆功会场变成了血肉飞溅的爆炸现场。另外三名便衣也采取了行动,将保定城的供电系统加以破坏,使全城陷入黑暗之中。

因爆炸现场在军警席区域,日军便怀疑是军警中的“内奸”干的,左清右查,最后杀了5名“嫌疑犯”,还将他们的头挂在城墙上示众。这5人都是从根据地逃出来的叛徒,人民见了,拍手称快,而伪军汉奸队伍则人心大乱。

类似的袭扰还在满城同时进行,八路军在那里丢了几颗手榴弹,炸死了日军的宣传官、翻译官,还顺手牵羊,在宪兵司令部抓了几名日本俘虏,其中一人还是一个经理。

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的驻地北平,也响起了枪声。

1940年11月29日,华北方面军参谋高月保中佐和乘兼悦郎中佐骑马上班,竟在大街上遭到枪击,高月保被打死,乘兼悦郎身负重伤。

10月19日,八路军总部对反“扫荡”进行了统一部署。其对军区方面的安排是:

(1)主力妥为休养,准备坚决地消灭一两路进犯之敌。

(2)129师以不少于3个团的兵力逼近并破击正太路, 120师以4个团之兵力破击雁门关南北的同蒲路,冀中部队破击平汉路,平西部队向南配合作战。

但军区方面,遇到了一个特殊情况。聂荣臻在10月12日的报告中说:“这次整个战役伤亡在二千以上,加以今年边区的疾病流行(民军均同)现在全区伤病员在万人以上,因为药品的缺乏,治疗工作亦差,部队减员甚大。”故聂荣臻计划,在年底以前,部队以休整补充为主,“以便应付未来的任何事件与更大的战斗任务”。因此,军区在10月20日部署:“各分区应加紧主力部队的休补与掩护……各分区之游击队应不疲劳的,坚决的,全部摆出去打游击,破坏敌之交通运输,掩护我主力休整与迅速完成征收公粮的计划,以便充分实现积极的反‘扫荡’准备。”

这样,当反“扫荡”开始后,军区就采取了另一种打法,将游击队及小部队“全部摆出去打游击”,用“广泛的游击战逼退阜王线之敌”。其中:

从12月3—13日,军区向敌袭击与袭扰16次,破坏公路26 次,伏击5次,击退敌人的小股进犯16次,共作战57次。共毙伤敌军190余名,破坏公路120里,缴步枪28支,毁汽车5辆。我军仅牺牲7人,负伤39名。

12月14—20日,军区又进行大小战斗62次,其中主动出击32次,击退敌人小股进犯30次。另破路30余次。共毙伤敌军150余名,破路30余里,毁汽车4辆,夺下堡垒5座。我军伤14人,牺牲9人。

从21—26日,又作战15次,破路7次,毙伤敌人60余名,破坏公路20余里。

由于敌军对我袭扰战术采取“置之不理”的对策。我军又分别在12月14日,12月21日和12月27日发动了三次较大的战斗。12月14日的战斗,我军试图以猛烈的攻击收复东庄据点,未成功。

12月21日,我军以约一个半团的兵力攻击王林口,毙伤敌军120余人。

12月27日,我军又对一股1200余人的出击日军进行阻击,共毙伤敌军七八十名。

在我军这样外线大举破路,并袭扰中心据点,内线又反复不断地以小为主,忽而又来一次大的战斗的袭扰下,敌军极为恐慌。有的将据点区的民众全部赶走,有的吃饭时不准附近有民众,有的一到晚上,就将电话线收走,运输队的兵力在50人以下,就用飞机掩护。汽车队或以50辆为一队,或以一个小队以上的兵力沿途掩护,或以飞机掩护……

这样坚持了一个多月,疲惫到了极点的日军再也无法坚持下去了。

从12月29日开始,日军用120余辆汽车和100余头驴子做工具,开始分期分批从阜平撤退。

1941年1月1日,最后一批日军200余人从阜平城退出。我军一个连立即进城。

1月4日,阜平附近的敌中心据点王快镇的日军也全部撤出王快。当即被我2团进驻。

在敌撤退期间,我军曾于1月2日进行过一次阻击,毙伤敌四五十名,我伤亡68名。

这也是一种打法,这种打法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

1942年,中共晋绥局代书记林枫(书记关向应在延安养病,由副书记林枫代理)去延安汇报工作,在请示对策时,毛泽东指示说,“把敌人挤出去”。晋绥区的干部听了这个指示豁然开朗,在1942年11月4日举行的地委、分区以上干部会议上,与会者还你挤我,我挤你,理会这个“挤”字的含义。很明显,晋察冀军区1940年底用“广泛的游击战逼退”敌人的打法,就是这种“把敌人挤出去”的方法。

总之,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根据敌我双方的态势,灵活地变换斗争策略,战略战术,这才是永操胜券的法宝。有力量,当然是“打出去”好,力量不够,那就“把敌人挤出去”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