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观照片上人物，除死难者外共有九人（左后挖掘者除外），其中，身着长袍马褂、胸戴白花者八人，穿白孝服者一人。他们或站或蹲围拢在薄棺两侧，手扶棺木，神情悲戚，目光肃重，与死者的亲近关系一目了然。除去已辨认出的吴定九和祝寿南二人外，还剩下七个人。吴大年认为，那位穿白孝服者的身份无疑是亲属，当年加入到京报馆事务中有两个邵家亲戚：一为邵飘萍的堂弟邵新昌，做总务和编辑；一为邵飘萍的堂侄邵逸轩，任美术编辑，二人均以亲属和同事的双重身份参加了邵的殓葬。也就是说，穿白孝服者必为二邵之一，但从辈分和在报馆任职情况判断，邵新昌的可能性更大些。
对于余下的六位京报馆同事，笔者以为，如果能有一份当年京报馆工作人员的名单作为参照比对，再从中进行筛选并对号入座，应该是个办法，但现有史料中却没有这样一份现成的名单。好在笔者在查阅《京报》过程中，发现《京报》于1925 年12月31日和1926年1月1日连续两天，在第一版上用整版篇幅辟出邵飘萍、京报馆同人及相关人士向社会各界和读者恭贺新禧的专刊，其上参与新年贺岁的人共有36名。毫无疑问，这份36人的贺岁名单给后人留下了极有价值的参考线索。经笔者仔细查考，这36人分两种类型：一是与《京报》有较密切联系的亲属、同行、撰稿人及社会各界人士等；二是在京报馆供职的工作人员，也即京报馆同事，如编辑、记者、会计、杂务、听差等。属于后一种类型的人有15位，他们是：
邵飘萍 汤修慧 吴定九 孙伏园 邵新昌 邵逸轩 姚钧民 邢墨卿 马秉乾 许邦璋 沈江 朱凤鸣王生暄 张汉徽 李钰
这份15人的京报馆同事名单，对进一步辨识照片上余下的6位京报馆同事当有所助益，具体再缩小范围而言，名单后9人为照片上其中者的可能性较大。不过，若要将失落近80年的这些京报馆同事一一找出来对号入座，恐笔者目前力有不逮，只能以后寄希望于他们的亲友或后人了。事实上，即便有朝一日具备辨识条件，最多也只能再辨认出5人，因为其中有1人（穿白孝服者左侧）是背对着镜头，根本无法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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