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弟子袁心粲

袁心粲（1884—1967），浙江嵊县人。何时从马先生学已不能确知，但据1929年拜在马先生门下的乌以风说：“（袁）年龄与先生相若，从先生学最早，奉侍甚恭。”故定其为“大弟子”。袁是为何拜马为师而又奉侍甚恭的呢？袁的女儿卓尔说：“从我记事之日起，就知道世界上有一位马先生最受父亲的尊敬”、“父亲最喜欢讲的，是他自己从师的故事——‘那时我服膺王阳明’，他总是这样开的头，我们也总是饶有兴味地听下去。原来当年父亲写了一本《阳明学说浅释》，颇沾沾自喜，因慕马先生之名，前去求教。不料马先生微微一哂，竟毫不客气地说：‘你懂什么王阳明！’父亲不服气，当下开展了一场大辩论。马先生博引旁征，从孔、孟、程、朱以至康德、杜威，时而古文，时而洋文，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凡所引证的论述都能整段一字不差地背诵出来。真是古今中外，恣肆汪洋，信手拈来，皆归己用。把父亲惊得目瞪口呆，铩羽而归。从此心悦诚服地拜在马先生门下，终身执弟子之礼，未敢丝毫懈怠。”

袁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不干仕宦，以行履笃实见称。在学生眼里，他是一位既威严又慈祥的长者，但在马面前却拘谨得像是循规蹈矩的小学生。年过花甲以后，还总是坐得笔直，两手放在膝上，聚精会神地听先生的教导。马对袁也十分赞许。1934年，袁已在杭州清波中学担任了好几年校长，学校各项工作成绩斐然，这时他在校园里建了座茅亭，请马为茅亭和竹林中的一块巨石赐名。马很高兴地亲临观赏，引用《诗经·卫风·淇澳》中“瞻彼淇澳，绿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之意题石为“有斐石”，既赞扬学校的良好学习环境，又称许学校师生之间文雅的研究学风。又用孔子赞许曾晳而发出“吾与点也”（见《论语·先进》）的心声，题茅亭为“吾与亭”，表示袁为自己的传人。

抗日战争期间，马辗转入川，在乐山创办复性书院，袁则仍留浙江，在乡间教学，两人时有书信往复。袁向马汇报工作、家庭情况及学习心得，寄款为先生寿。马则寄去在浙大与书院的讲稿，并就袁信中所述，称：“每得来书，深喜用力之勇，有进于前。《洪范》‘敬用五事’来书着眼‘敬’字，会得端的。乱离中能不为逆境所迁，有以自处而不失其常者，吾见亦罕。如贤之安于乡里，能守其素业，当益知忧患为进德之助，虽远隔庸何伤乎？”又关切地说：“任课太多，习劳过甚，恐非晚年所宜。贤虽自忘其老，亦当爱惜精力，虽不可佚，亦勿过劳。”当得知袁学写诗，即告以：“学诗宜先读陶诗及《唐贤三昧集》，《古诗源》亦可看。不独气格不可入俗，亦当领其超旷之趣，始为有益。袁简斋俗学，无足观也。宜多涵咏，切勿刳心于文字。”一次，袁在信中自承乃“钝根”，故愿学樊迟，不敢学颜子。马即予以批评说：“樊迟在七十子中最下……贤自谓钝根，乃当学曾子。所谓参也以鲁得之。虽鲁何碍，奈何学樊迟？……朱子曰：学者不可安于小成而不求造道极致，亦不可骛于虚远而不察切己之实病。今贤能察切己之实病矣，而不求造道之极致，是安于小成也。”在往复书信中，袁深受教益，但总感到函授不如面授，故思徒步入川，进书院学习。马得信后，一方面感到“语重心长，微心粲吾不闻此言”，一方面急驰书止之，曰：“其事则万不可行”。因此时袁已年届花甲，且战时道路险阻，故又说：“吾固久衰，而贤亦老矣。年方少壮，可以不惮远行，及其既老，筋力虽健，非复壮时，岂能更胜行旅之苦。”

1946年春，书院返杭前，需有人在杭州事先安排一切，故马函召袁至杭，找房子、置家具、请工人……袁不负所望，在短期内完成了各项准备工作，书院同仁及书籍、版片等到杭后立即得到妥善安置。袁则留院学习，并任编校、事务工作。

袁在杭州教育界颇有名望，1949年5月杭州解放，杭州女子中学由军代表接管后，需物色一名有办学经验的校长。此时复性书院已改为“智林图书馆”，需缩减人员。袁乃于同年8月出任杭女中校长，但仍不时拜谒马，登门请益，有事则“弟子服其劳”。到八十高龄时，出门已较为困难，但仍念念不忘先生，时命女儿去代为问安，得到一些外地的好食物，立命女儿送呈先生品尝。世上巧事多，1967年7月，袁去世火化后，其女送其骨灰盒至殡仪馆存放，发现在上一格竟是在6月去世的马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