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公把国防部长丢了”

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后，白崇禧仍然希望蒋、李正副总统能够和平共处。为此，白崇禧考虑到李宗仁一生主要在地方任职，对中央人事不熟悉，特别向李宗仁提出如何学会与蒋介石相处的三项重要建议：

第一，副总统系辅助总统，平时不可轻易提出主张——当选举副总统时，因竞选关系，每一候选人皆开出许多政治支票，其实副总统无权兑现，此事既成过去，以后即不可轻出主张，轻于言诺，以免与中央不合。

第二，中央各院部会与民意机关，有许多人事不熟，每人之能力，见解如何，副总统应利用此机会，于每周六分别邀请各院首长、各民意代表召集人与党部负责人及许多外交经济各方面之人才聚餐，每次人数不过一桌，预先妥为安排，一面联络情感，促进彼此间之了解，一面听取彼等意见，增加学问之进益。此等聚谈作成记录两份，一份自己保存，一份送呈总统，对外不公布。若有建设性意见，经总统审阅后，批交主管参考，一者增加自己阅历学识，一者对各部会多所了解。

第三，中枢既有英明总统主持国家大计，副总统宜每年至国内各地巡视，一者代表中央关怀地方之意，一者视察地方建设，探求民瘼。同时借观赏名山大川之便，以收“读万卷书，行千里路”之功。此外，地方民意代表如国大等，应随时与之联系，以增加彼此之了解。副总统出巡时，可率各部会有专才者，组一小型旅行考察团，留心观察，以广见闻，并就每人观察所得，制成记录两份，一份送呈总统，一份自己保存。出巡时，可视气候之所宜，分期分区前往，若冬天赴华南，夏天至华北、东北，纯取其气候相宜也。

白崇禧将以上三项建议向李宗仁提出，李氏表示同意，白氏又向蒋介石报告，蒋氏表面上说此议甚佳，但内心里决不会任李宗仁如此逍遥自在。［142］

蒋介石是个报复心很强的人，李宗仁严重违背他的意愿当选为副总统后，蒋介石立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报复和惩处以李宗仁为首的桂系，白崇禧企求李、蒋和平共处的愿望成为泡影。

首先是对李宗仁这个副总统进行冷藏处理。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后，向蒋辞去北平行辕主任。所谓北平行辕本来就是一个因人而设的空头机关，李宗仁辞职后，蒋索性连这个机关也裁撤了。李宗仁从此辞别故都北平，作为“储君”长住首都南京。到了南京，有关军国大事的重要会议，他无权参加；招待国际友人的重要宴会，蒋也向不邀请他陪客；只有几次招待国内元老的餐会，蒋偶尔邀请他出席作陪。如此以外，李宗仁这个二把手就别无他事可干了。

美国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克拉克在致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巴特沃斯函中这样描述李宗仁这位副总统的处境：“李宗仁在这件事上是一个失败者。在选举之后，他每周遇见蒋介石二到三次，但他们除了天气之外，没有什么可说的。蒋介石拒绝和他商量任何重要的事情，而且，李也无权力做任何事情。”［143］

李宗仁在南京无事可做，便干脆什么也不管。6月26日，李宗仁夫妇应北平各界人士的邀请前往北平待了1个半月。在北平期间，李宗仁与“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多次见面，就华北局势和全国的形势交换意见，他们这两个杂牌军的著名头头开诚相见，无话不谈，但一致意识到国民党的反共内战前景黯淡，傅作义且一再问：“到那时，怎么办？”李宗仁并无良策，只能是好言安慰：“宜生兄，万一局势发展到那地步，那只有听凭你自择了。你要想到‘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144］

8月17日，李宗仁夫妇从北平返回南京，向记者发表谈话，声称“北方大局相当安定”。9月间，又携夫人郭德洁前往上海、杭州等地游山玩水，农历中秋节到海宁观看了著名的钱江潮，然后到杭州西子湖泛舟，行同闲云野鹤。

但让李宗仁伤心的是，他的大哥李德明在桂林去世，向蒋介石请假要求亲自去桂林为大哥料理丧事，蒋因担心李宗仁乘机与两广人士联络，竟然不近人情一口回绝了，致使身为副总统的李宗仁奔丧无门，又给他很大刺激。［145］

蒋介石的第二招就是指使陈立夫等发动“倒李（品仙）运动”。

李品仙是桂系大将之一，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历任第21集团军总司令、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第十战区司令长官，自1939年11月起，继廖磊兼任安徽省政府主席。抗战胜利后，第十战区裁撤，李品仙专任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其竞选费用大部分出自安徽，李品仙对李宗仁的当选副总统是出了大力的。蒋系看在眼里，恨在心里。况且李品仙坐镇安徽，虎视眈眈地靠近首都南京，也让蒋系很不放心。而恰巧李品仙为官并不清廉，贪污的名声很大。在抗战胜利后的接收过程中有中饱私囊的行为，声名不佳。［146］这样的人，一旦时机成熟，就必然成为政敌攻击的活靶子。早在副总统选举前，国民党中央就组织学生游行示威，要李品仙下台。李宗仁当选后不久，《观察》记者就预测：“众口不理的李品仙的安徽政权，不久必将瓦解，而代以较可信任的军人，预防隐患。”［147］

果如其言，李品仙主政安徽近8年来的种种“劣迹”被编成《李品仙主皖劣迹录》在南京广为散发，蒋系中央报刊集中火力攻击李品仙贪污舞弊、盗挖安徽寿县楚王古墓、强买民间古画等。官方组织的南京学生上街游行，向中央党部请援，而CC头子陈立夫、张道藩等则装出不知情的样子接见请愿学生，答应将他们的要求转达给党中央。监察院则提出弹劾动议。起初，李品仙还想反击，他以盛宴款待记者，即席发表演说，为自己辩护，并向记者分发《主皖政清录》一册。［148］但终因为李品仙的小辫子太多，桂系首脑们也觉得难以为他漂清，不得不暂时牺牲一下李品仙，以平息蒋方的攻击。李品仙见桂系首脑不再保他，立即没有了底气，便称病躲进上海静观事态发展。

一天，白崇禧来到上海，约黄绍竑谈话，白告诉黄：“鹤龄（李品仙号）在安徽弄得很糟，再难做下去了。老蒋有意请你去接任安徽省政府主席，把李调任广西省主席，把黄旭初调中央（不指定什么职务）。德公（李宗仁）要我同你商量一下，听听你的意见。”

黄绍竑立即意识到这是蒋介石的连环计，便对白崇禧说：“这是老蒋的毒计呀！我们千万不要上当。”

白说：“不见得吧！”

黄说：“你读过二桃杀三士的故事吗？虽然实际情况不同，但也颇相似。桂系统治下的两个省——安徽、广西，李品仙在安徽弄得很坏，现在把他调回广西，岂不也要把广西弄成安徽那样吗？黄旭初虽然没有什么才干，但守成是有余的。我是广西人，我反对把李品仙调回广西。这回蒋恨我到了极点，他要我去安徽是好意吗？无非是要我到‘戡乱’前线上去试试，再来整我，这个当我坚决不上。我提醒你也不要上当。李品仙做不下去，另换一个广西佬好了，或另换一个接近我们的外江佬也好。”白崇禧听了，只得扫兴而去。

蒋还指使CC骨干分子胡健中去见黄绍竑，把李品仙大骂一顿之后，说：“季宽先生在浙江搞了十年，我们是知道的。此次若到安徽去，地方人士（包括我自己在内）必能通力合作，把安徽搞好。安徽比浙江好搞得多。”黄绍竑在浙江省政府主席任内的秘书长的李立民，也以安徽人的身份劝黄绍竑前去就职。黄绍竑一概加以谢绝，蒋的妙计乃不得售。［149］最后，蒋桂妥协，以桂系另一大将夏威接替李品仙。8月26日，南京政府发表夏威为安徽省政府主席，蒋系的反攻只达到了部分目的。

蒋介石的第三步是将白崇禧外调。

为防止李宗仁、白崇禧同在中央，利用此机会合谋，蒋介石于1948年5月31日宣布免去白崇禧的国防部长职务，将其外调，由何应钦接任国防部长。

白崇禧被免去国防部长，认为是一大损失。白的夫人甚至对李宗仁夫人发牢骚：“你的老公做了副总统，我的老公却把国防部长丢了。”［150］

白崇禧被免职，当时舆论界有不少议论。《中国新闻》杂志刊登专文分析说：“由于李德邻之竞选副座，白健生曾出面拉西北同胞之票，并公开发表过多次拥李谈话，若干人看起来，似乎广西色彩太浓，这对于现在当权的立法院正副院长孙科和陈立夫派系的人颇有反感，乃不得不作一缓和气氛打算。……据权威方面确悉，当局只希望李、白两人有一个放在中央，故李来白去也是政治上的习惯。”［151］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写给国务卿马歇尔的报告中对这一事件发表了如下的见解：“白崇禧被解除了国防部长的职务，大概是因为他在选举中帮助了李宗仁，其后他被指派担任指挥黄河、长江间五省军队的重要任务，在犹豫许久之后，他接受了这个委任，但是他又获悉不准在该地区组织民团——正是他一贯强烈主张的事情——并且某些地区，如武汉周围，将不在其管辖范围之内。他因此不愿就职，并怏怏赴沪。总统并无遗憾之意，并说这无关紧要。他似乎怀疑桂系阴谋反对他，因此疏远了那些久经考验的忠实于他自己和国家利益的人，或者至少是正在失去他们的有效合作。”［152］

蒋介石在免去白崇禧的国防部长后，内定由蒋鼎文去徐州任津浦路一带总司令，张发奎去武汉任平汉路南段一带总司令，令白崇禧设总部于安徽蚌埠，统一指挥蒋鼎文、张发奎。［153］

白崇禧从整个反共内战的战略角度出发，认为守江必守淮。华中只能设一个战区，以期兵力能够集中使用。因此，他曾设法向蒋介石建议在蚌埠设立“剿总”，而以重兵运动于江淮河汉之间，以屏障政治中枢南京的安全。据说，白崇禧在出任国防部九江指挥所主任时，即曾向蒋介石建议过：将武汉行营和徐州“绥靖”公署两个机构统一指挥。在1948年3月召开的华中“绥靖”会议上，即决定设立华中“绥靖”公署，指挥华中13个“绥靖”区，统辖苏、鲁、豫、皖、鄂、湘、赣、浙8省军政大权。但当时蒋介石内定由最忠实于他的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兼任华中“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为副主任，而不是白崇禧。

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后，蒋为安置白崇禧，不得不改变前议。白崇禧认为，蒋介石的此种安排“近于为人设官”，“况且蚌埠指挥何异叠床架屋，妨碍中枢指挥”。所以，白崇禧表示“坚辞不就”。任凭蒋如何力劝，白始终不点头，最后连蒋介石的电话也拒绝接听。白崇禧向人发牢骚说：“主席左右颇有言军阀抬头，桂系谋起。当李德邻竞选成功之前夕，主席曾语陈立夫，谓如一把刀插到胸内，今日白某不要再来一把。”［154］

由于白崇禧坚决拒绝，蒋介石只好改令白崇禧出任“华中剿匪总司令”，驻汉口；另在徐州设立“剿匪总司令部”，由刘峙任总司令。白崇禧认为，中原划分两个战区，缓急不能相顾，根本违背了他的“守江必守淮”的战略原则，如此分兵使用，前途不堪设想，同样拒绝接受。

5月31日，蒋介石在未征得白崇禧同意的情况下，径自发表白崇禧为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兼“华中剿匪总司令”。

6月6日，白氏邀请李宗仁和程思远到他的官邸午餐，告以将赴上海住一个时期，非俟蒋答应他的要求，绝不接受此项任命。随后，白氏躲到上海去了。［155］

几天后，蒋派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赴沪挽留，白崇禧还是不为所动。后来，蒋接受张群建议，请出桂系大佬黄绍竑当说客。6月11日，是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蒋介石宋美龄夫妇邀请黄绍竑到黄埔路官邸午餐，由张群、吴忠信、蒋经国作陪，主客共6人。黄绍竑一见这阵势，就很纳闷，心想这种家庭式的便饭为何也让他这个“外人”来参加，莫非蒋又有什么事要我去跑腿了？吃饭时，蒋氏异样的客气，他素来不饮酒，可这次却破例向大家敬酒，祝大家节日快乐。吃完饭，蒋氏亮出了底牌，他对黄绍竑说：“想请季宽先生去劝劝健生兄，以党国大计为重，打消辞意，快去武汉就职。”黄问蒋派人去劝过吗？蒋答：“礼卿（吴忠信）先生刚劝过回来，他仍然坚辞不去就职。现在戡乱正在进行，武汉地方最为重要，所以才任命他去当‘华中剿总’。这完全是党国的需要和将士的渴望，并没有其他的意思。你与他历史关系很深，请去劝劝他。”当时，黄绍竑正想和蒋介石捣乱，他认为把蒋搞倒了，自然就是桂系的天下，听蒋这么一说，觉得有机可乘，也就满口答应了。［156］

当天下午，黄绍竑便搭乘蒋经国的专机前往上海。在飞机上，黄绍竑就琢磨着用什么样的话来劝这位正在赌气的“小诸葛”。如果站在蒋介石的立场说话，那么吴忠信显然更能代表老蒋，这样肯定不能达到目的，黄绍竑思前想后，决定用桂系本身的利害来说服他。

下午4时，黄绍竑回到上海霞飞路家中，便打电话约白崇禧来他家谈谈。白崇禧在电话中说：“谈什么呢？你的来意早知道了。”黄绍竑说：“你可能只知道一半，不当面谈，你不会知道。”

见黄绍竑这么说，白崇禧才答应见面谈。见面后，黄绍竑就对他说：“这次来，并不是用蒋的话劝你去就职，为他好好打仗。正是相反，因为早就看到蒋的仗是打不好的，才想来同你谈谈赶快到武汉就职，掌握一些队伍，尤其要抓回广西那点军队，不要把本钱陪着人家输光了。”

黄见白有点心动，便进一步说：“你和德公在南京高高在上做副总统和国防部长，不是等于关在笼中的鸟一样么？现在蒋把笼门打开放你出去，还不快快地远走高飞？难道你躲在上海，他就肯收回成命吗？他正开始要整我们，我们就要借此机会出去。到了外面，再反过来整他。武汉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地方。机会到的时候，就可以同共产党妥协言和。蒋到了无法应付的时候，必定下野，德公就可出来收拾局面。我们岂不是大有可为吗！”黄绍竑一席话，把个“小诸葛”说得豁然开朗，心悦诚服。白崇禧连忙说：“对！我明天回南京到武汉去就职。”［157］

白崇禧回到南京，蒋介石如释重负。李宗仁趁机为白崇禧向蒋介石索权。李毫不客气地问蒋：“你能给健生多大权力？”蒋无法回避，很尴尬地说：“只要健生允许出任华中‘剿总’司令，我一定设法给他相当大权。”［158］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蒋同意白崇禧的华中“剿总”直接向他负责，不受国防部长和参谋总长节制。［159］

据说，白崇禧在前往华中之前还就自己的去处问题征求过部下的意见，有一位部下告诉他：“平时是内重外轻，乱世是内轻外重，现在还是乱世，有机会不如外去。”白崇禧认为有道理，点头认可。［160］

由于有此背景，故在白崇禧调任“华中剿匪总司令”时，就埋下了日后桂系拥兵抗命的伏笔。

6月23日，行政院第4次会议通过武汉“绥靖”公署改称长沙“绥靖”公署，移驻长沙。国防部九江指挥部改组为华中“剿匪”总司令部（以下简称华中“剿总”），特派白崇禧兼总司令。［161］

6月25日上午，白崇禧乘专机离开南京飞汉口就职，李宗仁、何应钦、周至柔、汤恩伯等40余名高级将领到明故宫机场送行。

白氏在汉口三元里设立华中“剿总”总司令部，由白崇禧任总司令，李品仙、夏威、张轸、宋希濂、徐祖贻等先后任副总司令，徐祖贻任总部参谋长。总部下设第一（人事）、第二（情报）、第三（作战）、第四（后勤）以及总务、军医、军法、政工等八处。华中“剿总”下辖第五、第六、第八、第十三、第十五、第十六等“绥靖”区，机动部队先后编成第3兵团（司令官张淦）、第12兵团（司令官黄维）、第14兵团（司令官宋希濂）等。

白崇禧到任的第二天，即前往河南南部前线阵地视察。28日，在汉口发表就职演说，声称：“今日匪祸猖獗，必须举国上下痛下决心，以‘剿匪’为军事第一，始克有济。”［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