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牢扎根在群众之中，扩大统一战线

牢牢扎根在群众之中，扩大统一战线

陕甘边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有赖于切实扎根在群众之中，与群众建立了密切的鱼水关系，同时广泛地进行了统一战线工作。

当年陕甘边一带交通不便，经济文化落后，生活极其艰苦，但群众中蕴藏着强烈的革命愿望。习仲勋十分了解群众的心情和愿望，他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有步骤、有区别的方法开展工作。主要是：

（一）首先是面对群众，深入到每个村落、每户人家，逐村逐村做调查，一户一户做宣传，开展深入浅出的解说工作，启发群众的觉悟和热情。“此后组织武装，开辟苏区，建立政权。”^[8]

（二）把开展游击战与“三分五抗”相结合。三分，就是分地、分粮、分财税；五抗，就是抗税、抗债、抗租、抗粮、抗款。农民通过有组织的“三分五抗”，看到了好处，获得实际利益，认为“共产党好”，是劳苦大众的“救命恩人”，在最困难的时候给他们发放“救命粮”，心甘情愿跟党走，积极参加游击战。

（三）红军、游击队和群众结合成“三位一体”。陕甘边在刘志丹、习仲勋领导下，经常采取主力红军到外线作战，游击队在根据地与敌周旋，工农民主政府则组织群众，利用熟悉地形的特长，配合红军和游击队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这种“三位一体”的战术，把来犯之敌搞得像瞎子、聋子，吃不上饭，喝不上水，得不到喘息，到处挨打，只好退缩。在斗争中，游击队和根据地得到发展，红军队伍得以扩充和壮大。

例如：1933年10月上旬，敌人调集4个正规团和6个县的民团共6000余人，向照金地区发起大规模的进攻。面对强敌猛攻，王泰吉、刘志丹冷静分析了敌情，认为敌强我弱不宜在狭小的根据地内与敌人周旋，必须跳出敌人包围，转战到外线。于是，总指挥部决定，主力红军转到外线，待机歼敌；游击队坚守内线。18日红军主力一举攻克敌人守备薄弱的甘肃合水县城，击毙敌人200多人，缴获枪支百余支，使部队声威大震。紧接着，部队又在合水县毛家沟重创敌赵文治团，该团惨败，大伤元气，不敢再战。

（四）广交朋友，孤立敌人。当时还没有统一战线工作这个名称，但刘志丹和习仲勋一开始就做了大量统一战线工作。

据刘志丹侄女刘米拉调查说：

刘志丹很注意统战工作。26军和陕甘边特委一贯采取对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都要争取过来，反对主要的敌人蒋介石。

刘志丹经常告诉干部：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如：陈国璋部队里刘保堂；黄陵县小石崖的民团团总罗连成；合水民团团总贾生财，这些团结的朋友都给与红军物质上的援助，或帮红军看护伤员。黄龙山的郭宝珊，刘志丹多次派人去做郭宝珊的工作，1934年底他带一个营起义，参加了红军，在陕北粉碎敌人第二次和第三次“围剿”的战斗中，他的部队打得很勇敢。郭宝珊入了党，为党做了许多工作（肃反被关押）。

陕甘边地区哥老会的势力很大。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张秀山这些同志都做过这方面的工作。哥老会的头子苍沟的马大爷，南梁的郑大爷，太白的白大爷，这些人都对红军有很大的帮助。给红军送信，侦察敌情，买子弹，掩护我们的同志，做了很多工作。^[9]

麻雀虽小，肝胆俱全。当年初建根据地时，百废待兴，但有一件不可或缺的事就是统一战线工作，这是“硕果仅存”的重要因素之一。办好这件事，对于习仲勋可能是牛刀小试，却是往后在全国范围大规模地组织雄伟的统一战线的伏笔。

习仲勋回忆说：

陕甘边的斗争史，是统一战线的又斗争又联合的历史。对于同国民党政权有矛盾的地方武装，我们总是努力争取。凡同情、倾向革命的都热忱相待，一些哥老会头目、民团团总、保安团、红枪会，经过我们的团结争取，他们都为革命做过许多好事。对于某些土匪，能不能改造他们成为游击队呢？庆阳杨丕胜领导的游击队，开始是有土匪成份的，后来经过长期改造把土匪成份洗刷了，吸收一些新的农民成份，就成为游击队了。黄龙山的“大王”郭宝珊，经过刘志丹等的多方面工作，终于把他引上革命道路，从红军时代直到解放战争时期，立了许多战功。^[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