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锦是来潜水的”

1992年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元年，改革卸下计划经济枷锁，翩然前行。

在这历史性的转折年，我的双星调查与报道，成为市场经济初期的开路先锋。

1992年春天，87岁的邓小平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这个“南方谈话”，不但在政治上造成空前震动，也在经济上形成强大号召力。谈话指出，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不要纠缠于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讨论；改革开放的判断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计划和市场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上述宣言，自然对僵硬保守思潮是强烈反击。

随着“南方谈话”的传达，一时间，解放思想，加快改革步伐，成为舆论之共声。

然而，对于要不要走市场经济仍在争论，市场经济道路该如何走，当时并无先例。当绝大多数人还在围绕“姓资”“姓社”的问题争论得面红耳赤的时候，我来到了青岛双星集团蹲点，在双星集团一下子住了42天，寻找破解这个难题的思路。

1992年春天，青岛双星集团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企业管理经验。双星集团是一家以闯市场闻名一时的企业，它摒弃计划经济下企业只管生产、不顾销售、不问市场的旧观念，确立了“市场是企业的最高领导”的指导思想。1984年就以企业名义召开新闻发布会和新产品订货会，开始全面进入市场。在双星集团发展史上，总裁汪海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志愿军出身的他个性张扬果断，曾亲自背着鞋四处推销。在他的运营下，双星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旅游鞋制造商。

新闻发布会当天，来了60多家新闻单位。那时，尽管“南方谈话”已经发表三个多月，但还没有人站出来说，市场经济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真正全党范围内的市场经济争论，还是6月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讲话时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后才兴起的。当时改革开放仍在姓“社”还是姓“资”之间徘徊，报纸上还没有出现像双星这种闯市场的典型，理论界也只是出现一些探讨性质的文章。

李宁的文章中记录下了双星集团董事长汪海说的情景：

李锦是能为企业出大思路、拿大调查的人，他把双星作为调研基地，来了很多次。1988年优化劳动组合时便来采访，1992年“破三铁”时，他的双星报道在《经济日报》头版连载了6天。给我印象最深的是1992年春天的新闻发布会，来了60多家新闻单位。别人多是来“游泳”的，而他是“潜水”的，能沉到水底。会散了，记者们潮涌一般地散了，只有李锦老弟一个人在双星住了下来。

我此时担任采访室主任已有五年时间，当时分社社长是蔡名照，新华社最年轻的分社社长，他在改革开放初期新华社调查研究之风盛行时出名记者中算是最年轻的，一到任便从调查研究入手抓队伍建设。

他鼓励我拿出打得响的东西，还特意嘱咐副社长杨凤山发挥我的作用。辞行时，蔡名照对我说：“你没有完成发稿任务的问题，有事便让杨凤山通知你，没有事便不要回来，蹲到基层调研去吧，现在正是国家需要拿出新思路之时，也是你写大文章的时候。有事组织上自然会考虑你的，你放心。”

蔡名照这个人，头脑异常清晰，眼界高，关心和爱护人才，注重发挥干部长处，其爱才之心，令我一直感念不已。

我去的时候带着《剩余价值理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模式研究》等20多本书，还把1987年以来从报刊上剪下的400多篇关于经济体制论争的文章装贴起来，装了整整一箱子。汪海十分爽快，他对我说，双星就是你的研究对象，不管好的坏的，你都可以写。只要能给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建议，怎么样解剖都行。双星人的热情给我创造了良好的调研条件，一住就是42天。

胡英暖在《发生在中央决定的70天前——记探索市场经济之路的记者李锦》一文记录了我在双星调查研究的情景：

春天，李锦带着一箱子书和材料，来到了双星。不要人陪同，自己在车间找人谈话。他白天搞调查，晚上整理完材料再看书，每天的睡眠也就四五个小时。

他多次参加双星的工作会议，也讲，也听，也记。一个女工提拔了，李锦四次到车间采访她，又跑很远到她的家中和她的婆婆交谈，人家说得落泪，他也跟着落泪。还有一个女工因写错一个字造成责任事故，李锦与她交谈了很久，分别找六七个人谈话，为这事用了整整一个上午。他需要的是生动翔实的第一手材料。

见多识广的双星人感到惊讶，一个新华社的大记者为一个小小的细节不厌其烦。在中国，当一个有饭吃的记者不难，但当一个有追求的记者却不易。如今找几份现成的材料带回去编稿的记者已经不算稀罕了，像李锦这样下大功夫做调查研究的反倒少见了。双星的总经理汪海在大会上号召双星人学习李锦忘我工作争创一流的精神。

我一向认为，调查与理论研究都必须做到扎得下身子，沉得住气。沉到水底，摸清底细，才可能抓到鲜活的“大鱼”。在发表于《中国记者》的一篇文章里我曾写道：“出水要看两腿泥。深入群众抓第一手材料的能力，不仅影响我们研究成果与现实的距离，决定对实际工作的影响力，还将决定记者及时发现与提出问题的能力。”记者只有接地气，才有勇气，才有灵气。

对于双星集团的调查研究，我正是采用的这种“笨功夫”的实践。从双星集团闯市场的过程中，我看到了一种自发地走市场经济道路的实践。然而当时对于双星集团所走的这条道路，更多的人是从市场营销的角度去理解，认识偏于狭隘。如何从更大的历史背景去认识双星集团的实践，成为我思考的重点。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人民日报》记者杨振武也留在双星进行调查，那时几十家新闻单位的记者都已散去，杨振武在双星又住了一周时间，深入思索，反复琢磨，用心之深也是我在朝夕相处时亲眼看到的。当时，我们俩每天一起吃饭，饭后一起在海边散步一个小时。那时海边是一片荒滩，我们走到填海大坝的尽头再走回来，纵谈中国企业发展形势，交换在双星调查的看法。杨振武对我的蹲点调研深为感叹，并请我写出稿件后先给《人民日报》发一份。后来他收到我的稿件便将其发表在头版，看出两大新闻单位的记者之间同行相惜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