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割舍的浓浓乡情

孙惠芬，1961 年出生，辽宁庄河人。1982年开始文学创作，1986 年毕业于辽宁大学中文系。曾做过农民、工人，历任庄河县文化馆创作员、文化局副局长、大连市 《海燕》杂志社编辑、辽宁文学院专业作家。系中国作家协会、辽宁作家协会理事。

主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说集 《孙惠芬的世界》 《伤痛城市》 《民工》，长篇小说 《歇马山庄》 《街与道的宗教》 《上塘书》，文集 《城乡之间》等。

其短篇小说 《小窗絮雨》获 1987 年辽宁省优秀文艺作品奖， 《平常人家》获首届东北文学奖佳作奖及辽宁省第三届优秀青年作家奖，《台阶》获 1997 年 《小说选刊》奖；中篇小说《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获 《小说选刊》奖，《春天的叙述》 《民工》获 《当代》杂志奖；长篇小说 《歇马山庄》获辽宁省第四届 “曹雪芹长篇小说奖”、辽宁省第三次青年作家奖、第三届冯牧文学奖新人奖，入围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小说 《民工》和 《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2005 年在中央电视台播出。2005 年 6 月， 《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荣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在系统论及 “60 年代女作家”的小说印象时，首先映入脑海的是辽宁作家孙惠芬的创作。这个带有泥土气息的作家名字和她那带有泥土气息的小说作品深深地吸引了我。同时，吸引我的还有文集 《城乡之间》封面上孙惠芬那朴素而真诚的微笑。

孙惠芬是通过文学创作改变自己生活轨迹的作家。文学给了她可以施展才华、表达情感的人生舞台，使她从故土的乡村走到了小镇，又从小镇走到县城，再从县城走到海滨都市大连。她的文学创作也在这一路的不断迁移中释放出来自泥土的芬芳，飘出辽南的城乡，飘向全国。在 “60 年代女作家”乃至中国历代女作家中，和土地、农村有着深层联系、同时又能站在城市现代文明的角度探究乡村生活的，孙惠芬无疑是最具创作实绩的一个。这个从辽南乡村走出来的安静女子，始终用深情的目光注视着家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

孙惠芬从 1982 年在 《海燕》发表了第一篇小说 《静坐喜床》开始步入文坛。在以后多年的文学创作历程中，她坚定地守望着乡土文学这块园地。故乡的村庄让她魂牵梦绕，她的小说创作内容基本上没有离开她的家乡———“歇马山庄”。以后的一次次离开都只是一个躯体的运动，因为那个乡村那块土地已完全融化在她的灵魂和生命之中。她现在虽然生活在城市，在城市拥有自己完整的生活圈、幸福的家庭和挚爱的文学创作，但她更愿意远离城市生活中的喧嚣嘈杂，更愿意处于相对自我宁静的状态。于是，别致清新的乡村图景在她的眼前跳跃闪现，熟悉的故乡的人和故事远远地向她走来。她的笔下流淌的是乡村的平和寂静、土地的深沉厚重、乡村生活的原生状态、乡村中的男人和女人

乡村，为什么是孙惠芬难以割舍的魂牵梦绕？

孙惠芬说： “ 是血脉，就如母与女的亲情，就如女儿对母亲的牵挂。”

在孙惠芬的笔下，没有宏大的农村生活场景的铺陈，也没有惊心动魄的矛盾冲突的展示，有的只是平淡而琐碎的日常生活细节的编织和铺排。她以近似唠嗑式的叙述语言，娓娓地描绘着乡村生活本真的鲜活的原生形态。同时以她对人的 “心灵历史”一贯的热切关注，细致而深刻地探究着人性的隐秘和复杂，并且站在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交汇、碰撞的时代旋涡中，认真地审视、思考着在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下乡村百姓的生存困境，从而使作品在单纯的故事情节中包含着丰富的心理内涵，在近乎透明的叙事背后隐含着深邃的人生哲理和思想文化的底蕴。小说所透露出的浓浓的乡情和温和的亲情，以及她那流畅细腻、情感炽热、想象丰富的小说文本让人体味到了烦杂都市生活中没有的宁静和迷人的芳香。从那平实而优美的叙述和对人生关注的情感中，可以看到孙惠芬对 “文学到底是精神的东西”的坚实追求。

在孙惠芬的小说世界里，作家真实的生活经历成为小说创作的资源。尽管她声称 “只有虚构，才是我真正的家园”，但孙惠芬往往在她的自传和小说之间建立起相互印证的关系。她的许多小说都是用第一人称作叙述人或者当事人，从她的人物中就能看出作家真实生活的清晰印记。与其说是在虚构，不如说是在记录，记录她熟知的亲人朋友、记录作家自己的足迹和心路旅程，从而形成了本真的创作风格。

当然，孙惠芬的小说关注更多的是自己家乡的女人们，包括母亲、婆婆，尤其是当她走出家乡，外面的风更加拂开了她思绪中的迷蒙，她对姐妹们的生存命运看得更清。她同情女性的逆来顺受，又叹息她们的浑然不知。她从自己身边的女性身上，看到的是更多的困惑和无奈。

《蟹子的滋味》是一部在吃蟹子的过程中关注两个老年女性如何解放自己和控制自己欲望的小说。作品通过两个亲家生活态度的变化，揭示了老年女性人生的困惑。小说中的母亲和婆婆是一对相互比照的形象：婆婆家境贫寒、没有涵养，欢喜悲愁都写在脸上，好恶也都告诉儿女；母亲身处大户之家，大波大澜都藏在心里。然而，就连最善解人意的女儿都没有想到，在吃蟹子的态度和看法上，母亲无疑是固执而偏激的。其实，母亲一生从来都没有吃过蟹子，也从来不是计较婆婆在吃蟹子时的行为举止，她是在和自己的内心较劲，所有的不平和看法其实都来自于比照本身。小说细腻地揭示出了老年妇女的生活态度和心理变化。

同样， 《给我漱口盂儿》中的奶奶则和母亲构成了对应人物。奶奶的优越感来自于与母亲的对比，而母亲终于 “得以翻身”也是来自于在奶奶 “摆谱”之下的 “卧薪尝胆”。最终的取而代之使奶奶终于看清了镜子中的自己。奶奶最后摔碎细脖子杯的破裂声让我们的心灵感到一种深度的震撼。

这两篇小说是当代文坛描写老年人心理难得的佳作。

另外，孙惠芬在 《歌者》的 “一年” “又一年”的复调中吟唱了朴实而刻骨的母爱。在 《伤痛土地》中则把故土的亲情和亲人的渴望于撕裂中展示在当今现实生活的峰谷浪尖。

《保姆》中的保姆翁惠珠是 “我”的一个拐弯抹角的 “亲戚”，由于和我的 “亲戚”关系她放弃了待遇更好的家庭来做“我”的老师的家庭保姆。小说中的保姆，既是家庭成员又游离于家庭之外，她在家里的地位既不可替代又可有可无。尤其是乡下女人进城当保姆，就更多了一层城乡错位的尴尬，更加要命的是，保姆爱上了雇主家的男主人，所有这些难题都遭遇了保姆翁惠珠。经历了爱情的失落之后，翁惠珠回到了山村，留下了一派苍凉寂然的背景。小说中挥之不去的感伤情绪和对于温情与爱情无法两全的慨叹打动着善良的人们。而保姆对于 “夹克衫”的心理情结和对于爱情的执著以及由此而来的心境上的蜕变更加震撼人心。

孙惠芬善于从身边的人和事入手，活灵活现地揭示出她们内心世界的隐秘。小说中浓郁的乡土气息和鲜明的地域色彩以及真实的生活场景都让人无法忘怀，特别是那一声威风凛凛的 “给我漱口盂儿”的喊声不时地让人想起自己身边的一些亲人。

《一树槐香》也是从人性关怀的角度进入女人的精神世界的。小说叙述了二妹子一步步走向堕落深渊的过程。小说中，槐花的香气一直牵引着二妹子的生活和追求。二妹子在自己男人活着的时候，穿的所有内裤上都绣了槐花，内裤上的槐花给二妹子带来了什么，只有二妹子自己知道。槐花再次诞生在她的短裤上，是在她第一次跟卡车司机有过身体的摇晃之后，或者说这牵引着她的生活的槐花是诞生在她的等待里。实际上，二妹子的堕落是从税务所长李丙刚开始的，而不是卡车司机。在盼不来卡车司机的时候，她跟倒卖大葱的张福顺有了一次，后来又有肉贩子王四。她的寻找变得急切，变得不可阻挡。但二妹子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在堕落，她觉得身体只是身体，与嫁人无关，也与道德无关。然而，关于二妹子当 “鸡”的故事，关于二妹子身体里的故事，就如同苍蝇一样，在歇马山庄一带四处飞舞

这里孙惠芬不仅关怀的是女性 “身体的觉醒”，而且关怀的是女性的命运，关怀的是女性的自省、自主和自尊。同时揭示的是男人对女人的欺凌，男人对女人的霸道，男人对女人的玩弄。这样的关怀真实、真诚，既是对人性的关怀，也是对人性中动物性的解析。

《女人林芬和女人小米》以细微的笔触挖掘、展现了女人在爱情面前的特殊心理变化。女人林芬经历了婚姻和爱情的失败之后，遇到了沉静的离婚女人小米，从此在愤怒声讨男人的罪过中自认为找到了可以依托的情感，并由此焕发了生命的热情。然而，又一场爱情悄然降临，使林芬再次拥有了男人，却失去了女人小米的友情。孙惠芬的笔力和眼力都是尖锐而细致的，女人在受到爱情的伤害时，会把爱情斥责为任何一种不祥之物，而当新的爱情重新降临时，女人还是会不顾一切地接纳并欢欣鼓舞。不辞而别的小米内心深处肯定对曾在她面前愤怒声讨男人的林芬有过无言的抱怨，倘若一旦遭遇了新的爱情，小米会不会和林芬一样呢？

《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是孙惠芬中篇小说的代表作。小说以普通的日常生活场景与绵密的细节讲述了地处 “歇马山庄”里独守空房的两位新媳妇之间近似于 “同性恋”的故事以及最终由于女性的弱点而导致的古老的悲剧性结局。

潘桃是一个有个性、有思想、敢于反叛传统束缚，也敢于同宿命抗争的现代农村青年女性。她最不喜欢结婚大操大办，同时也是出于一种彰显自我的心理，她为自己精心选择、主张了一个简单的婚礼：穿着素净的休闲装，到丈夫玉柱当民工盖楼的城里旅行了一趟。因为有了这样一种自恃与众不同的心理，在李平的婚礼上，潘桃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带着浅浅的、含有不屑与嘲讽的微笑出现在 “看热闹”的人群中。然而，让她想不到的是，盛装的新娘李平，使她的居高临下受到了极大冲击。在歇马山庄一贯受宠的高傲的潘桃面对气派的婚礼上无限风光的李平时，心中涌动的是难言的惆怅、失落、不平和一丝难以挣脱的嫉妒。在不易察觉的潜意识深处，激发起了潘桃另一种不可言说的欲望：和成子媳妇比一比。这种欲望自觉不自觉地支配了她的行动。当李平的婚礼在潘桃内心掀起的波澜渐渐地平息，生活之流又将她抛入了另一个情感的旋涡。新婚后丈夫的离家务工，使结婚前对生活充满浪漫幻想的潘桃初次体会到了孤独、寂寞、冷清以及农村平淡、繁琐而艰辛的日常生活的压抑和无奈。正是在这样一种心境下，潘桃走进了与自己有着相同处境的李平的家。两个新媳妇的友谊，随着交往和了解的深入开始建立。但她们的交往，更多的还是出于打发寂寞时光、填补心灵空虚的情感需要。

李平在嫁给成子前曾有过一段误入情网、上当受骗、身心遭受创伤而不堪回首的痛苦经历。婚后独守空房的日子里，随着与潘桃友谊的加深，她便将这一不便示人的个人隐私告诉了女友潘桃。由于潘桃的看似无意的有意弄巧，终于酿成了李平夫妻间天崩地塌般的激烈冲突。李平身心再遭重创，在千家万户辞旧迎新的欢乐时刻，带着难以言说的屈辱和伤痛被赶出了家门。从此，李平和她的男人之间不再有爱，剩下机械的、枯燥的、毫无生气的生儿育女的日子。她历尽坎坷、来之不易的爱情和幸福转瞬成了泡影，她对潘桃的一片真情付出，到头来成了自斟自饮的一杯苦酒。

其实，两个年轻女人的友谊一开始就是脆弱的，是建立在空虚寂寞的基石上的。李平的洋气与新潮对潘桃既是打击又是吸引，李平成了她心中挥之不去的影子，她时时刻刻都在想着成子媳妇，在心里与她暗暗比较。李平也在人们的言谈中得知自己在潘桃心中的位置，从而也在自己心中种下了潘桃这个名字，两个人虽未谋面，却神交已久。而丈夫们的外出打工和新房的空落、寂寞却使她们彼此有了一种认同感。为了驱散心中的寂寞与烦闷，两人不顾婆婆、姑婆婆的反对居住在一起，坚守着她们之间的友谊。殊不知生活却潜藏着危机，最后，两个女人形同陌路。潘桃似乎以出卖朋友的隐私挽回了自己的面子，但丧失的是人格和尊严。

小说以潘桃内心情感和情绪的变化为主线，自然地展开了她与李平的故事。在对李平的故事的叙述中，作家同样注重对其心灵的揭示与刻画，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曾经追求浪漫的梦想却遭到严酷现实的无情打击，曾经身陷城市文明的泥沼却又在堕落中不甘地寻找真情与美好，最终彻底抛弃了对城市文明的虚幻梦想和盲目追求而心甘情愿地重返乡村、决心做一个本本分分的 “成子媳妇”的女人不同寻常的心路历程。小说对潘桃和李平两个女人的情感世界的扫描，交织并行，相互映衬，给人以丰富的心灵启迪和情感熏陶。

歇马山庄的大部分时空是属于女人的，这样的环境不可避免地造就了两个女人的友谊，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预示着友谊的终结。在时空上，男性是暂时缺席的，可是在心理上，它是个无形的存在。因为这个存在，才有了女人们的煎熬与等待，以及在等待中的女人之间的友谊，也有了婆婆的谦卑与小心；因为这个存在，才有了李平无可言状的知足与幸福；也正是因为这个存在，李平坚守的秘密才在相信友谊的吐露后反而伤害了自己。

“歇马山庄”作为历史转型期的乡村，已经是一个不再执著地坚守着脚下的土地而对城市充满向往和欲望的、同时在道德意识上却又固守着原有的传统观念的一个复杂的存在。在这样一块古老的又渴望改变的土地上，传统的贞操观对于农村女子依然是沉重的枷锁。尽管历史已经迈进了 21 世纪， “祥林嫂”生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但 “贞操”在当代国人的意识中，决不是一个可以轻描淡写、等闲视之的话题，也决不是一桩可以不屑一顾、一笑了之的小事。潘桃一方面向传统挑战，来显示自己的出类拔萃；另一方面，又利用这种传统势力来发泄心中的嫉恨与失落，从而直接导致了李平的不幸，也直接扼杀了她们的友谊。任凭李平美丽能干和善解人意都无法救赎自己。在别人眼里，她仍是肮脏和不可原谅的。时代文化变迁并没有根本改变女性的精神处境，乡村的女性在都市被欺凌、被榨取，回归乡土的情感之路也被无情地阻断，而贞操观念仍然是高悬在她们头顶上的一把利剑。小说创造了一个苦涩的空间，其间充塞着无尽的哀叹和难以明状的酸涩。

《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表现了作家精湛的叙事艺术。孙惠芬在细腻朴实、清新雅致、充满女性气息的小说语言中，以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把乡村婚礼热闹的场面，床笫前的男欢女爱，人物的外表仪态、言行举止，以及人物隐含不露的内心世界娓娓道来，把我们引入作家依次展开的生活画卷之中。

孙惠芬笔下的男性人物同样让人难以忘怀。

《春天的叙述》叙述了 “我丈夫的父亲，我儿子的爷爷，我的公公的故事”。到目前为止着意以 “公公”形象为核心的作品《春天的叙述》恐怕还是第一个。

小说内容所涉及的时间跨度十几年，描述了程家儿媳申玉贞对公公程有旺的认识和了解、隔阂和认同的波澜起伏的过程。公公程有旺是个自尊、专断、脾气暴、爱发火的退休老人，公公的形象像电影镜头一样由远而近被放大。年轻时，他为了生计走南闯北；集体化后，他成了供销社的职员，却因与一名下乡女知青之间有过一段难以启齿的婚外恋情而一直摆脱不了失落感。他的经历使他和普通的乡村农民有着一定的区别。他向往城市，看不起农村，甚至骂自己的孩子是 “没根没底没教养的货色”。他常年离家在外，回家犹如过客。家族观念和个人成就感的反差，形成了他自信迷信、自尊自卑、反复无常的性格。他最怕被人瞧不起，又要人听命于他。没人与他说话，甚至不和他握手，都可以引起他的无名恼火，一句 “没资格打孩子”的话足以让他暴怒。与其说他是家中的主人，不如说是家中的阴影。过节回家，他只会给家里带来紧张气氛，婆母过节见他必大病一场。儿子大庆早在心里瞧不起他，他在家里之所以还是一家之长，是因为家里人对他的容忍。婆母随和认命，如 “地上草梗”任人踩踢。她是介于 “不指望男人”和 “寄生于男人”之间的第三种 “不会过日子”的女人。儿子大庆怯懦、沉静，像 “木头人”，在家里从不抗争什么。 “我”生长在一个家教良好的环境，重气质和修养。不仅要婚事做主，还要 “改变程家建设程家”。而 “我”的教养和自信，让公公又爱又恨。既觉得 “我”使他脸上有光、蓬荜生辉，又增添他对家里人也是他自己无德无能的失落感。在不断的磨合中，公公对媳妇的器重和媳妇对公公的容忍，使这个原本零乱无序的家不仅维系着，而且随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随着儿子事业有成，公公程有旺终于心满意足，积极参予到家庭生活中，不再是以前那个貌似清高、指手画脚、愤愤不平的老公公。

这篇小说，从儿媳妇角度来写 “我”为 “家”付出的感情努力和代价，作家要表明的是女人不应再是家庭的 “幕后英雄”和“最无声的奉献者”。女人可以改造家庭。好女人就是一座好学校。一个家庭中的成员之间需要相互的理解和尊重。作家以自己独有的个人化的体验和心得传达了维系一个家庭的根本法则。

《还乡》 《台阶》是女作家笔下两个城里男人的故事，同样有着惊人的震撼力。

《还乡》中的叔叔是一个难以适应现代社会游戏规则的知识分子。退休后，在家乡和昔日的学生的强烈要求和盛情邀请下，满怀报答家乡和亲人的雄心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但在亲情和物质、个人品性和金钱诱惑之间痛苦地挣扎过后，叔叔无法放弃生活的原则和道德尊严，终于独自上路，带着落叶无法归根的失落心情再次背井离乡回到从前的孤寂之中。

《台阶》中一起强奸案让刑警老钟成了女孩儿米米的 “护花使者”，在每天的来来往往中，女孩儿勾起了老钟对童年乡村女教师的回忆，并依据自己的心理破了案。奇怪的是作案的二十岁的男孩儿果然和老钟的猜想、甚至老钟曾经有过的心理一样。小说揭示了一种客观存在的隐性事实———或许一切都是鬼使神差，或许人的善和恶、爱和仇都只在瞬间就可以转换。

《歇马山庄的两个男人》是在歇马山庄上演的两个男人之间恩恩怨怨的故事。鞠广大的老婆柳金香在临死之前，让他的好友郭长义给霸占了，鞠广大后娶的媳妇黑牡丹又让郭长义给吓跑了，这让鞠广大如何面对奇耻大辱并填平愤怒呢？鞠广大和郭长义进行着殊死的心灵较量。孙惠芬在小说中将两个男人的恩怨生死展现得淋漓尽致。另外，在中篇小说 《民工》中，还书写了鞠广大和他儿子鞠双元的心灵困苦。

《狗皮袖筒》叙述了乡村中两个民工吉宽和吉久的性爱故事。民工吉宽长期的性压抑在二妹子酒馆新来的 “小姐”响英的面前被唤醒，但在获知 “海洋岛老黑山冷库出了事，两名工人用扁铲铲死工头跑掉了”这段新闻后，他意外地发现 “他身体里的要求不那么强烈了”，因为 “他的弟弟吉久在老黑山冷库干活”，那用扁铲铲死工头跑掉了的工人中就有他的弟弟。弟弟吉久归来后，吉宽带着吉久上了二妹子酒馆 （就是 “上小馆干女人”），吉宽还把母亲留下的狗皮袖筒给了弟弟。最后，吉久放弃了出逃的念头而选择了自首。吉久说： “俺知足，不是你让俺弄了女人，俺其实什么都没弄，俺弄不成。俺知足，是你暖了俺的心，像妈一样 这些年，俺最想要的，就是像妈那样的温暖。”

小说中的吉宽、吉久兄弟都是小人物，但不委琐。作家真切地勾勒出他们的那一点点需求、欲望和理想。狗皮袖筒原本是用来取暖的，但小说中的 “狗皮袖筒”所象征的不仅是母爱，还是支撑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生活下去的精神和理由。整篇小说在冷与暖的氛围中对人性做了细微体察和准确表达。我们可以感觉到的是，小说将经济、亲情、性、身体和法等有效地整合在一起，在私人情感的叙述中，表达了作家对整个社会现实正在发生着的残酷变化和对当下乡村青年出路和情感与本能需求的理性批判和思考。

关于故乡和故乡中的男人，孙惠芬曾在一次访谈中这样说道： “ 在我后来一次次回到我的故乡，与那些被出民工的男人们撇在乡下空守着土地、老人、孩子和日子的女人们相遇的时候，曾不止一次地想，她们的男人如今与她们、土地、日子，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男人不在的日子它们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我不止一次这么想 当我在我家东边的台阶上看到一老一少两个民工扛着行李泪流满面地往车站走，一对回家奔丧的父与子的形象便清晰地出现在我的面前。他们不一定是父与子，更不一定是回家奔丧，可是不知为什么当时在我眼里就是这样。 我一旦走进了父与子的内心，看到了父与子的尊严和命运，便不设防地走进了一条暂时告别工地、告别城市，返回乡村、返回土地、返回家园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展示他们与这一切的关系便成了我在劫难逃的选择 ”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孙惠芬小说中的人物总是因其对应人物的存在而存在，也因其对应人物的比照而鲜活。像 《春天的叙述》中的媳妇和公公、 《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中的潘桃和李平、 《女人林芬和女人小米》中的林芬和小米、 《蟹子的滋味》中的婆婆和母亲、 《给我漱口盂儿》中的母亲和奶奶、 《台阶》中青年和老钟、 《狗皮袖筒》中的吉宽和吉久、 《歇马山庄的两个男人》中的鞠广大和郭长义、 《民工》中鞠广大和鞠双元等等，这些人物也因其对应人物的存在而形成性格、展露个性。

孙惠芬仿佛隐藏在小说背后，手中拿着一面镜子，让两个人物站在左右两边同时从镜子里观察对方。她们或他们在揣测、猜想、打量之后，猛然间发现镜子里还有自己。或者，其实所有的观察都是在确证自己，让他们自己看到自己的影子，也看到别人的影子；让他们在自己的打量中产生嫉妒、不平，然后采取行动，最终猛然让他们发现自己、反思自己。一切都是那么微妙。

孙惠芬曾说： “微妙，是我对小说最崇高的追求。”

孙惠芬力图在描绘这种审视和比照的时候，来填充自己纤细的感觉，并用理解的情怀为每一个人的行动寻找缘由，最终为人与人之间这种不彻底的依赖和不彻底的隔膜而感叹，流溢自己淡淡的愁绪。难怪她发出这样的慨叹： “事实证明，你只要认真探索人性，你就会知道困惑是永远的，它真的是此起彼伏险象环生。”她的小说也因此充满了独特的魅力。

对当下乡村与城市关系的关注，也是孙惠芬小说的一个重要内容。就孙惠芬而言，重要的是在再现当下的生活状态的过程中，追问和探究人性的失落和人性在新的历史境遇面前的发展、存在的种种可能。

长篇小说 《歇马山庄》就以改革开放后的辽南农村为背景，表现了农村青年在历史巨变中的迷茫和选择。作家把当代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的命运，置放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的大背景之下，考察和揭示其人性的合乎理性、合乎法度的存在与发展。小说以新颖独特的视角，清新的笔法再次引起了人们对这一题材的关注，曾被评论家誉为 “中国乡土女性的特殊文本”“一曲美丽凄婉的田园牧歌”。

这部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从月月的结婚写起，叙写了发生在歇马山庄一年来的事情。尽管这个山庄里也发生了不少龌龊的、丑恶的事情，但作家关注的是人与这片土地与历史的关系，表现的是辽南悠久的文化和独特的历史风韵。在 《歇马山庄》中，无论老一代的农民还是新一代的农民，剧烈动荡的社会变革带给他们心理上的压力、带给他们心理上的变化是巨大的，同时又有许多不可逾越的心理障碍。她们和他们在城乡之间穿梭徘徊，在情感和理智之间放纵和挣扎，目的是为了寻找一条属于自己脚下的道路。

作为一家之长的林治帮，是歇马山庄最早感知潮汐变化的老一代农民，拉起农家子弟为主体的工程队，在城市里建树了不错的业绩。但他却见好就收，回到小村里当上了村支书。林治帮的这个心理过程，体现了中国农民对于都市的深层次的敬畏、恐惧、神往，以及对农耕文化、对土地的深深地眷恋。与之相比，青年一代的农民却少了这样的敬畏与眷恋。月月与小青，是小说着力刻画的重要的青年女性形象，是年轻一代农民的女性代表。她们积极地投身于社会发展的进程，试图有效地改变生活与改变自己，即使为此需要付出沉痛的代价。

月月是一个有一定的修养和素质的青年女性，她有理想，有追求，但婚姻上的不幸与失意使她的生活轨迹发生了重大变化。

小说的故事是从月月与国军的充满幸福的新婚之夜开始的，此时此刻，月月似乎找到了自己最和谐的归宿。但国军和月月新婚之夜的大好时光让一场大火给搅了。歇马山庄村支书林治帮家在儿子结婚的夜晚遭了 “黑眼风”，这是外人谁都知道的不幸。而林治帮的儿子林国军因为一场大火，没能尽尝人生滋味，却是没有任何人知道的。当一场 “黑眼风”使国军失去男性的威力而不能给月月下种子之后，月月才发现这场归宿是以牺牲女人天性中的自由为代价的。尔后她在艰难的精神挣扎中张扬起自由的天性，在与当着歇马山庄一村之长的买子的婚外恋情中寻求到了自己理想的归宿。一段时间以来，月月已经习惯了在灵魂里、在感觉里与买子厮守和独语。买子其实早已不再只是一个灵魂里的形象，而是一个支撑月月生命的一缕阳光、一缕炊烟、一丝轻微的波动。然而，她在几经周折中对归宿又有了新的认识。买子的话在她心口上一直钉钉子似地钉着：我是一个很现实的男人，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月月想象过的他是个什么样子呢？她想象他心底是爱她的，像她爱他那样，只不过她没有早些告诉他她可以离婚嫁他，她想象他只要告诉他她可以离婚，他就能够为她做到一切。然而，他没有如她所愿，他不是她想象那样的男人，他很现实，他想要属于自己的女人，他可以不管爱与不爱，他只想要没有属于过任何人的女人———黄花姑娘 生命之痛总是伴着理性的思考一层一层深入，月月在伤口揭开时才从感性进入理性，才有了理智。她感到归宿不应该仅仅是一个具体的爱人，于是她将孕育在自己肚子里的新生命认定为自己生活的支撑。但最终她还是发现，即使是这样一个归宿对于她来说仍然是虚幻的，因为只要孩子出生，孩子的父亲就变成一个现实的存在，她最终还是在为孩子的父亲支撑着。月月最后孤身去医院堕胎的情节表现了女人对自己归宿的彻底绝望，就像月月躺在冰冷的手术床上所感受到的那样，她心底曾有一份像墙壁一样竖立着的 “坚实的东西”，而今终于 “坍倒了”。

无论是她的婚外恋情，还是她的痴情的最终消解，都体现出在新的历史环境和社会条件下，人性的新的觉醒。月月这个形象，生动而现实地体现了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中，女人向着更符合人性的方向发展的追求：追求生活的美好，追求人的健康、灵与肉的和谐存在。这时，对传统观念、秩序的斗争与反抗似显得不重要了。在新的历史环境与社会条件下，旧有的存在已经丧失了影响与左右社会发展的条件和能力，而探求、追寻新的生活、新的人生就显得无比重要。然而，这显然是一种探索中的冒险游戏，不免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在月月的形象中，鲜明而集中地体现出作家的深度思考与审美理想。

在中国社会的大转折时期，年轻一代乡村青年，就是这样或多或少地带着自己的盲目与局限而勇敢地面对生活，紧跟时代的发展步伐，无悔无怨地迎接着生活的挑战，在一次次的生活磨难里无悔无怨地磨炼着自己。

林治帮的女儿小青有一种超出山庄任何一个女子的疯狂热情。做新媳妇时的小青就特别注重打扮，在乡道上出现时恍如仙女。小青不但使买子看到了婚姻是如何大胆地发掘着人的想象力，也使买子早已忽视了娶女人回家侍候有病老人的最初理想其实，小青婚后那种过分的喧嚣，正是一种激情退落的开始。在小青的潜意识中，她原本就没想做乡下女人，她原本应该是个城市人；即使不是城市人，至少应该离开歇马山庄，或者嫁个有钱人家。为此不惜放弃乡村宁静、甜美甚至富裕、优越的生活而浪迹于城市，心甘情愿地在城里受累吃苦。小青骨子里充满着反叛的情绪，她自认为自己是一名现代女性，她高声宣布要 “设计自己的生活，她认定了只要离开乡村，走进城市，就能实现自己的设计。为了这个设计，她可以无视一切道德的约束，甚至不惜以自己的身体达到目的，并在以身体达到目的的过程中感受到了胜利的快意。然而，当她终于达到目的，在城市站住了脚时，却发现现实并不是为女人的天性而设计的，她苦苦追寻的城市并不是一个女人真正的归宿。在那个餐厅，尽管她干得很出色，但她必须抛弃自己的纯情和真情，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 “小青发现，经过锻造的自己与原来那个本我已经背道而驰，相去甚远她在心底开始讨厌男人。”她是在失去了女人天性中最可贵的自由之后，她作为女人的心才逐渐死去。

小说中的另一位女性庆珠也向往城市，与小青不一样的是她并不是与乡村彻底摆脱关系，她想把乡村的爱情移植到城市中来。但她在镇上开了理发店后，却感到城镇将吞噬她的美好向往的可怕后果，她想返回乡村，却发现乡村的爱情并不是她真正的归宿，她在内心恐惧和失望的状态下无望地死去。

三位女性以各自不同的经历，揭示了这样一个严酷的现实：对于向往自由天性的女人来说，她们的爱是不会有真正的归宿的。

虽然孙惠芬是在追求女性的天性，但在她构筑的山庄里，并不是一个女性至上的世界。她笔下的女性基本上面对两个主要的矛盾：一个是乡村与城市的矛盾，一个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在她看来，这个以男权为中心的现实，不仅扼杀了女人的天性，也在制约着作为个体的男人的行为方式。她充满同情地认为乡村的男性在乡村与城市这对矛盾中遭遇到不亚于乡村女性的压抑。她的情感天平显然偏向乡村这一边。虽然她对现实的存在深深地不满，她对现实采取批判的态度仍然饱含着爱意。

女人天性的自由为什么注定要被现实所扼杀，这是作家发出的 “天问”。

小说中另外一个突出的形象是那个带着一双古怪的眼神和一身巫气的小东西———火花。

火花本来就不是属于歇马山庄的，她的来历一直是一个谜。她同山庄的现实生活格格不入，她的思想和行动游离于山庄人的日常生活之外，她仿佛是冥冥中一种神灵的身影，不断向沉溺在世俗之中的人传递着神灵的警示。这种天意的泄露，也使得我们通过火花的眼神了解到作家自己的内心。火花仿佛就是作家在小说中的另一双眼睛。

火花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刻出现，她把深藏在现实层面下惊心动魄的东西挑出来让我们看。当月月大胆而又悄悄地朝买子的土屋走去，在月月与买子的肉体颠簸和冲撞中 “感到一个女人，一个完整的女人，在毁灭中诞生”的忘情时刻，火花就像一个 “混浊的影像”在窗户玻璃上闪动，让月月意识到 “被遗忘了的现实在向她发出警告”。这是现实与女人天性的一次较量，月月不顾一切地任自由的天性牵着自己走，然而当她再一次走向那个土屋，寻找自己的爱的归宿时，火花传递的警告便变成了现实的惩罚。月月的婆母跟随着火花的身影发现了月月的越轨行为，于是月月必须正面迎接现实的挑战。其实火花传递给月月的是严峻的警告：她忘情追求的归宿是虚幻的。但在狂热追寻爱的归宿时的月月是无论如何也不肯接受的。只有现实给月月泼了一盆冰冷的凉水之后才使她清醒。火花就好像是一个超现实的存在，她不断地指示出女性天性中的自由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实现的诤言，像一个神秘的女巫，或者那是孙惠芬自己的化身。

歇马山庄的人都在跟命运抗争，从小青、买子到林治帮都是如此，他们都在追求自己心中的那个目标，然而倾注心血之后发现离那个目标越来越近的时候，离实际追求的却越来越远，最终发现那个目标是虚幻的。他们和她们在不断确定方向中又不断迷失了自己。 《歇马山庄》塑造了一批有别于以前乡村题材的人物形象，对社会变革带给新一代农民的心理压力以及行为方式的改变进行了鲜活地表述。

孙惠芬认真地总结过她对当代乡村的理解，她认为：当代乡村的本质第一是土地在年轻人心目中的分量很轻；其次是农村文明与城市文明之间的冲突逐渐弱化；第三是乡村的外表永远是寂寞的，内在永远是热闹的，乡村人时刻在与自己对话。

地处辽南的歇马山庄，在作家的眼里保持着某种纯朴、某种清澈，这里的民风虽然深深地浸淫着传统文化观念，但更顽强地表现着的还是民间性。同样，这里也不封闭，并非因为民间就充满着愚昧，现代城市文明对这里具有很强的诱惑力，可是也未曾被现代观念完全地污染。这既是孙惠芬描绘的歇马山庄，也是孙惠芬创作这部小说的基本立场。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具有纯正的民间思想的山庄，才造就了孙惠芬并不追随时尚而试图以纯粹女性眼光去看世界的思考方式。孙惠芬非常钟爱这座属于她自己的山庄，只要她的笔触及到山庄的景致，流露出来的一定是爱意和美好。

长篇小说 《上塘书》叙述的同样是乡村和乡村的命运。

小说描写的是一个叫上塘的小村庄发生的点点滴滴的故事，以上塘的地理、政治、交通、通讯、教育、贸易、文化、婚姻、历史这样别致的章节来结构全篇，形成一种类似 “地方志”的布局。

应该说 《上塘书》是关于乡村人物的命运和事象发展的一些碎片的组合，表现的是中国当代农村的生活，它就像一幅 “清明上河图”，将辽南农村的风土人情活灵活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小说从各个角度进入乡村生活的内核，对人物及事件进行了独特的阐释。小说中所透露出的对辽南乡村的深切疼爱和作家对农村现实的把握已进入达观通透的境界。作家对乡村人民的痛苦、欢乐、焦虑都有五味俱全地体会。

更为特别的是， 《上塘书》没有一般意义上小说的故事主线和核心人物，作家是把上塘这个村庄当成人物来写。村庄仿佛是一个人，那里的房屋、草垛，仿佛就是一双双忧郁而渴望沟通的眼睛。所以，那里的地理、交通、通讯、贸易等等外在事物，无法不让它们携裹一个村庄的悲欢歌哭，人物和故事无法不交织在与这些外在事物分不开的精神事件中，酣畅淋漓地展示了作家对乡村世界本质的认知，透彻地表达了作家对乡村土地一如既往的无限深情。

《上塘书》是这样开篇的：夜一旦降临，上塘便黑下来。上塘黑下来，房屋、院子、草垛、田畴、土地便统统睡着，进入梦乡。然后，就在这种夜色和梦的气氛中，孙惠芬开始津津乐道上塘的地理、上塘的政治、上塘的交通、上塘的通迅、上塘的教育、上塘的贸易、上塘的婚姻、上塘的文化、上塘的历史。在孙惠芬眼中，上塘无疑比某一个具体人物更为鲜活。因此，人物和故事在 《上塘书》中退到了边缘的位置，“上塘”填满了整个文本。

在结构上， 《上塘书》可以说是前无古人，而孙惠芬面对乡村的态度同样是前无古人的。这仿佛是一个对乡村怀有深情的农妇的絮叨，同时又是一个对乡村怀有梦想的女性作家的痴情呓语。孙惠芬一如既往轻声细语地诉说着她的乡村，诉说着她梦幻中、理想中的乡村，使人升腾起深深的敬意。

在作家笔下，有着四十几户人家、几百亩水田和旱田、三条街的上塘村苏醒了，它既是一个封闭自足的空间，又与外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大学生、打工族、流浪儿的归来、电视电话都会给上塘带来外面世界的消息。小说的叙事节奏舒缓流畅，语言平静散淡，人物的出现也漫不经心，无论是房屋建筑、阡陌交通还是鸡犬骡马、黄发垂髫都一一入眼，逐个描画一番。在静态写生式的房屋、老井、甸道、山道、学校等的描绘中，夹杂着工笔白描性的人物剪影，每一个人物都带着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中都有悲喜歌哭、喜怒哀乐。

小官僚做派的村长刘立功、德高望众的文化人鞠文采、走出上塘村的大学生、衣锦还乡的申明辉、精明泼辣的申玉凤、傍了大款的张二姑娘、扭秧歌踩高跷的张五忱、扎纸活儿的张五贵、跳大神的霍桂英、开豆腐坊的王二、开面馆儿的刘娟、还有小学教师徐兰、名声不好的吕雪朋、木匠宁玉刚、邮递员秦快腿、老头王有礼、卖猪时眼泪汪汪的妇女、捏泥人的小孩儿、甚至还有死人万平平等等。这其中既有老实本分的庄稼汉，也有识文断字的 “文化人”；既有放赖耍泼的家庭妇女，又有满怀向往的姑娘。他们算计着日子，经营着未来。他们既感性又理性，既重感情又讲实利，既固执又忍让，既是非分明又中庸怯懦，既惧怕权利又崇尚公平，既愚昧又智慧，既爱慕虚荣又讲究体面，既斤斤计较又慷慨大度，既健忘又记仇。所有的弱点和美德都在这些貌似自在的人们身上尽情挥洒。就是上塘村这些神态面貌各异的人物，构成了上塘村的筋骨血脉，赋予上塘村以灵魂。

在上塘村构筑的时空中，生命的存在是自在自足的，他们有自己的生存方式，但也难逃祸福相依的宿命。老汉刘秉德的经历最有代表性，他因为是村长的父亲而享受着村里人特殊的待遇，每家盖房子上梁时象征长寿的小馒头都送给他；然而也正是因为他是村长的父亲，他不能随便安排自己的生活，最终成了两个儿媳争吵的牺牲品———投井自杀。长寿的祝福和自杀的结局强行拼接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命运体现了非同寻常的力量。还有被村民奉为道德楷模的文化人鞠文采和知书达理的女教师、村长夫人徐兰，他们居然私通还被村长和村民逮个正着，时间在那一霎一定是停顿的，或者是飞速前进的，一切都那么自然又触目惊心，谁会想到呢？一向工于心计的申玉凤，最终还是机关算尽；还有学张家二姑娘傍大款不成、最终身败名裂的吕雪朋；跳大神骗人却成了申玉凤精神密友的霍桂英；因一次误会而恩爱尽失的孔庆阳夫妇；不满包办婚姻却美满幸福的李明生夫妇；村里人眼中的“钻石王老五”却情愿娶寡妇刘娟的王二儿；扮演孙悟空却两次娶 “白骨精”、最终一妻死、一妻离，寂寞死去的张五忱；还有不能上学却时时用捏泥人老师的方式表示对教育的向往的孩子等等，一切都难以预料。

不仅人如此，包括上塘村的房子、织草包和织网的买卖在内的万物也是如此。一切都在意料之外，又都在情理之中；一切都在变化之中，又都显得那么坚不可摧。造化捉弄人， “就像是葫芦里搅了茄子，分不出青红皂白；就像是水塘里沤过的乱麻，剪不断理还乱。”作家采取了全身而退的立场，让一切自然地出现、自然地消亡，没有判断也没有悲喜，整部作品就像一部黑白电影，表面看去平淡疏朗，仔细看来却混沌迷茫、浑然一体。孙惠芬把乡村的日常叙事推到了极至。

《上塘书》中也写到了乡村和城市的碰撞。城市文明对人的吸引是不容质疑的，当城市一点点变成乡村人的物质家园，乡村，到底能否成为他们的精神家园？这成为作家深重的思考。小说通过对很小一个地方的书写，来展示一个相对大的世界，来展示人、人性、各种事物的命运本质，打开了一个乡村通向城市的秘密通道，使人们能够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方，看到一个相对通透的世界，看到人类所能有的生命的秘密和命运的本质。在作家看来，不管是乡村，还是城市，它们之中所蕴含的矛盾，人与人之间复杂的关系，它们在有限时空所上演的人生悲喜剧，所展示的人的精神困境，以及爱恨情仇的方式，本质是一样的。

孙惠芬的童年、少年都在乡村度过，乡村土地上鲜活的情景、形态、神韵在她的脑海里留下了无法泯灭的印象。童年里宽阔宁静的田野和土地，永远为食物所劳累却永远也不绝望的父老乡亲在作家内心恣肆飞扬。孙惠芬如醉如痴地关注着已经远离的乡村。现实的乡村与童年的乡村融入到了作家的生命中，乡村生活进入了作家的灵魂。尤其是那个虚构的却又真实存在于心中的“歇马山庄”成为作家永久的牵挂。

在海滨繁华都市里生活的孙惠芬，似乎是本能地拒绝车水马龙、灯红酒绿的世界，她的目光执著地关注着现实的乡村与童年的乡村生活。在城乡之间，一个纤细而坚定的女性在激情荡漾。抒写人生命运的悲喜交加，挖掘隐藏在人生命运中的复杂与迷惑，成了孙惠芬从前、现在、以后，乃至永远的追求。

在孙惠芬看来，都市的外表是喧嚣的、驳杂的，而内在的却是孤独、清寂；乡村的表面是平淡、枯燥的，而内在的世界永远在轰鸣、热闹。其实这也是女性乡土小说与女性都市文学的本质区别。同样是写人性，写女性，写命运，孙惠芬的小说融进了乡土的芳香。

孙惠芬还是一个语言天才，她总是以绵密的细节和 “零距离”的心理描写，流畅而舒展地表达出一种轻声细语中的亲切感，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就像是在阅读她的日记。读过她的小说，我仿佛看到小说背后站着一个平实、温和、贤淑的女人，一个目光睿智而坚定的女人，一个乡土的忠实守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