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耕诗集》序

不记得哪位诗人说过，诗心就是童心，当时似是而非并不理解。后来，研读了很多诗论词论及西方美学理论，才悟出这说的就是诗歌要通过形象来表达情感思想。细想起来，我的诗歌兴趣确是从童心时代开始的。

记得五六岁时，最喜欢妈妈带我去外祖父家，外祖父是清代秀才，以教书为生，他教的一群弟子背诵诗经，“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蒙”，常常令我流连忘返。稍长，随父亲往鹅湖扫墓，过鹅湖书院，父指“斯文宗主”牌坊而言曰：“此朱吕二陆讲论之所也，一代宗师，学贯天人，犹能虚怀若谷，彼此汇纳吸收，故能成其圣也。”然后，便跟我讲朱熹的半亩方塘诗，引导我从“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的语言形象中悟出更深的意义。那个时候，我便知道，诗是要打比方的。

小时候的经历，往往会成为一生的导引。想不到几十年后，我也走上了文学学术之路。进高中后，我开始写诗，那时流行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式诗歌，我情有独锺，常常写上几首，居然在学校的朗诵比赛中获奖。我高兴极了，兴趣也更足了。1965年读高二的那年春天，语文老师在给我们讲杜甫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一诗时，我一时思如潮涌，即席写了《迎春花》一诗，下课呈老师指正，老师大为惊奇，一时传开。此后，我便于新诗外经常写点古体诗。

接踵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也为我们的成长提供了活动的舞台，1967年我该毕业而没能毕业，继续留校闹“革命”。大串联让我们提前走进社会，班上七名同学组建了“心红骨硬长征队”，扛着红旗，从铅山走到井冈山，又从井冈山走到韶山，山程水驿为我的诗心增添了新的意象。在那混乱的日子里，我们写批判文章，写辩论文章，整天抄写大字报，居然把思维练活了，诗练得成熟了，还把毛笔字练好了。记载那一时期生活的诗文，后来在一次事变中流失了。

1968年，作为“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红卫兵，完成了“造反闹革命”的历史使命，开始一批批下放农村。诚如毛泽东所言，农村是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三年的农村锻炼让我们贴近了社会，贴近了生活，三年的夏收夏种，披风沐雨，起早摸黑，让我们懂得了农民，懂得了农村，体验了艰难，理解了艰难，我的诗有了更多泥土的气息。思想的成熟也是诗心的成熟，那时，我把农村生活的诗编成一个集子，在我的同学诗友刘治安、马金山之间交流，而世事多变，此稿早已不存，《常耕集》所收，仅得一二。

邓小平同志让我们在去学十年之后，又获得了重新上大学的机会。大学毕业后，我留校从事古典文学、古代汉语的教学。1982年，我来到古都西安，在陕西师范大学师从高海夫、霍松林先生学习唐宋文学。霍先生是诗坛耆宿，在他的指点下，我的眼界渐阔，诗兴渐高。长安是汉唐故都，中国诗歌史上第一座高峰在这里崛起。研学之余，我登骊山，观秦陵，浴华清，别灞陵，访曲江，登雁塔，寻辋川，游兴庆；在这里，我寻访王维、高适、李白、杜甫、韩愈、杜牧的足迹，体验了“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的苍凉，领略了汉赋华章、史家绝唱、大唐诗星、碑林书法的风韵。

1985年，我又考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研读词学，听取了施蛰存、万云骏、马兴荣、蒋星煜、陈伯海等老先生的授课，对词学史、词论有了更深的理解和领悟，词的创作也有了更高的要求。

岁华如流水，转眼到九十年代。从九十年代至今，这十七年我把主要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学术上，把八十年代后期开创的朱子学研究艰难地延续下来，并将它推进到一个崭新的局面。我与姜广辉先生主编的《朱子学刊》每年一辑，一直办到现在，我先后出版了《蒋士铨诗选》《朱熹文学思想论、《朱陆学术考辨五种》《朱熹与江西理学》等专著多部，发表论文六十余篇。然而十多年来，我始终童心未泯，我的诗词创作并书法篆刻也始终未曾停止。

对历史文化的考察，让我特别倾慕宋代文人。如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黄庭坚、朱熹等，他们都是学术通人，在哲学、历史、诗词、文章、书法、绘画等领域，都有着特别的成就，代表着宋代文化的最高成就。王国维说过，文以代雄。从唐诗、宋词到元曲，再到明清小说，再到今天的影视，后者巨大的表现力和传播力，使前代所有的文学形式都相形见拙，诗词早已走过了她的辉煌。今天，我们不可能再出现象杜甫那样的诗人，时代也要求我们不能只会写诗填词。现代化的发展把理科工科推到更加令人尊崇的地位，文学便只是精神生活的一个方面而已。而古典诗词更只是传统精华的一部分了。今天，能够“戴着镣铐跳舞”、创作古典诗词的人实在不多了，有能力者，也只是把古典诗词创作作为人生历程中一种潜在的能力，不专门为之，不经意为之，感兴来时，即席成篇，真味发溢，发言为诗。这或许是人生之一大快事？

早在南宋时代，就有人反对作诗，陆游就曾嘲笑自己，“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反对最力的是朱熹。他说：“近世诸公作诗费工夫要何用？元祐时有无限事合理会，诸公却尽日唱和而已。”在《答谢成之》文中又说：“诸诗亦佳，但此等亦是枉费工夫，不切自己底事，若论为学治己治人，有多少事在，如天文、地理、礼乐、制度、军旅、刑法，皆是着实有用之事业，无非自己本份内事。”朱熹注意到两点：一是作诗费工夫，二是尽日唱和。写格律诗要咀嚼宫商锤炼字句，费工夫是自然的。在南宋偏安一隅、北方沦陷、人民尚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时代条件下，不去卧薪尝胆以图恢复大计，而整天诗酒唱和，甚至形成风气，士大夫忠君报国的责任又到哪里去了？朱熹的批评是对的。但朱熹也深知，作为抒情言志的途径，诗是不能不写的，“感事触物，又有不能无言者，则亦未免以诗发之”。

古人云：“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当今现代化的发展，加快了人们生活工作的节奏，但人总不可能一直处于紧张之中，总有休闲娱乐的时候，所以“作诗费工夫”是因人因事因地而不同的。欧阳修说他的诗常作于马上、枕上、厕上，陆游说他的诗多成于山程水驿之中，挤出的都是正事之余的时间。我的诗常成于车（机）上、路上、枕上。这些年出差开会考察较多，在小车上或飞机上，一边观景，一边思量，想好了就写在手机上。在高速路上，有时听导游介绍，有时看完一景又奔下站，都是咀嚼诗句的好时间。晚上，睡在枕上，再打开手机，字斟句酌，大体定稿。本集中，诸如云南诗、大连长春诗、西安延安诗、海南诗，都经过这种过程。当然，这里有一个基本条件，那就是对诗词格律，如平仄用韵都已比较熟练。所以，写诗之于我，实在没有“作诗费工夫”的感觉。

在传统诗体的基础上孕育出新的诗体，并不意味着旧体的消亡。文以代变，文以代雄，诗体的衍变本身就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扬弃过程。从早期直言其事的《康衢》《击壤》到《诗经》，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引进了比兴的手法，由此奠定了中国诗歌含蓄蕴藉的基本风貌。《楚辞》用二层三层的比兴，如比兼兴、比而又比，发展了《诗经》，由此衍生出汉赋。而汉赋又回到直言其事的描述方面来。同时，汉乐府又以比兴融合的抒情色彩出现于民间。以后发展出古诗十九首，发展出规整的文人五七言诗。齐梁时出现了讲究音韵平仄的“永明体”，体现出对形式的强调。但没有“永明体”的出现，就不会有唐诗的繁荣。陈子昂将“永明体”与“建安风骨”结合起来，开创了唐诗的崭新局面。唐诗是诗体形式的高级阶段，而在唐诗鼎盛的时代，否定这种形式的长短句——词，便也在孕育之中了。词生于乐府，吸收了唐诗的格律，又被宋人推到高峰。从先秦到唐宋，三千年间，诗体大备，每一种新体的出现，都对旧体吸收而有新的发展，并延续下来。在这个过程中，格律诗与词成为两种最经典的诗体，一直流传到现在。

诗歌反映的时代生活与情感内容，是诗歌生命力的根本。当今时代，反映社会、干预生活的媒体主要的已被影视所取代，形式短小的诗词更多地成为个人抒情言志的载体。但这决不是说诗词就不能反映社会生活了，诗词的功能同样是影视不能取代的。本集所选录的二百多首诗，没有刻意的歌功颂德，不作俗语套话，都真实地体现了自我，体现了我们生活在那个特定时代的真实感情。感谢胡迎建兄的推荐，也感谢他对诗集的斧正。

欢迎广大诗道同仁批评指正。

（丁亥仲春于上饶师院芳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