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弦词》对稼轩风的接受

清代是词学复兴的时代，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云：“词创于六朝，成于三唐，广于五代，盛于两宋，衰于元，亡于明，而复盛于我国朝也。……论词以两宋为宗，而断推国朝为极盛也。”诗盛于唐，词盛于宋；至清朝，则诗有中兴、词为极盛，这是近世以来很多学者都承认的事实。

词在清代的极盛，表现在流派众多，名家辈出。有云间词派、阳羡词派、浙西词派、常州词派等诸多词派；有陈维崧、朱彝尊、纳兰性德等一大批著名词人；还有一批词论专著和词学批评家。而这些词派词家，在进入清代词坛时，无论是豪放词家，还是婉约词家，却无不受到稼轩词风之沾溉。严迪昌先生在《清词史》中指出，明清易代，残酷的文化政策，人们眷恋故国的情思，是“稼轩风”振起的时代需要。“汉族知识分子刚从顺治之初频频开科考试中感到生存希望犹存，紧接着就面对如此严酷的铁腕，不由不深深感受到新王朝的残酷性，从而勾起已渐沉淀的旧痛，酵化为一种逆反心态。”所以，“稼轩风的际时而兴，诚是非常自然的事。”陈维崧即是典型代表。严先生还认为，“稼轩风”在清词中的振起有其特定的内涵：“以辛弃疾的逆反心态在词中的表现而言，既有排奡激荡的悲慨雄放，又有猿啼鹃泣般的凄苦哀怨，更不乏貌为萧散闲逸的风神。稼轩风理应包容这样多层次的内涵。”

蒋士铨的《铜弦词》，就是“稼轩风”沾溉的产物。蒋士铨字心馀，号藏园，是清代著名的诗人、剧作家，他另有词作二百七十一阕，合编为《铜弦词》。

清人论蒋士铨词从陈维崧一路来。而陈词又从稼轩来。可见，蒋士铨词走得是辛弃疾、陈维崧豪放一派的路子。蒋本性情中人，阮元说他“志节凛凛，以古丈夫自励”；王昶说他“风神散朗如魏晋间人……有古烈士之风”；以其个性，走辛陈之路是很自然的。清代词论家中，徐珂、陈廷焯、谢章挺、胡薇元、李宝嘉、丁绍仪等人都对蒋士铨《铜弦词》之绍继“稼轩风”作过评价。他们的评价褒贬不一，大约有三种意见。

一是褒之者推崇他为善学稼轩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指出：“稼轩……后起则有遗山、迦陵、板桥、心馀辈。”而谢章挺《赌棋山庄词话》作了分析，他认为学稼轩要于豪迈中见精致，近人学稼轩，只学得莽字、粗字，无怪阑人打油恶道。试取辛词读之，岂一味叫嚣者所能望其顶踵。但他认为，“蒋藏园为善于学稼轩者。稼轩是极有性情人，学稼轩者，胸中须先具一段真气奇气，否则虽纸上奔腾，其中饿空焉，亦萧萧索索如牖下风耳。”^[1]显然，他认为蒋士铨便是胸中具此真气奇气的人。此话当然没有讲错，蒋士铨论诗强调“真”，袁枚曾以“奇才”论蒋，谓其意态奇、行止奇、遇合尤奇。^[2]可见，蒋士铨正是具有“真气奇气”的诗人。他的词学稼轩，是具备了词人气质这一基本条件的。虽然时代并没有为蒋氏提供相同的质，《铜弦词》在表现爱国情怀方面远逊辛词，但在追慕先贤、向往事业、人生得失、抒写怀抱等方面，蒋词确也表现了“善学稼轩”的相同风貌。《渡黄河》说：“把英雄事业问前朝，消河洛。”《望庐山》曰：“十载天涯几两屐，踏遍太行千曲。”《言愁》云：“不解愁从何处至，觉道眼前都是。同行同坐总难消，只好与愁同睡。”廖炳奎说：“先生别有《铜弦词》二卷，是世间一种不可磨灭文字。”^[3]可谓知音。

二是贬之者批评他气粗力弱。陈廷焯在《词坛丛话》中，对蒋词尚多推崇肯定之语，而在《白雨斋词话》中，则批评“心馀力弱气粗”，说：“板桥诗境颇高，间有与杜陵暗合处。词则已落下乘矣。然毕竟尚有气魄，尚可支持。心馀则力弱气粗，竟有支撑不住之势。后人为词，学板桥不已，复学心馀，愈趋愈下，弊将何极耶。”^[4]而胡薇元《岁寒居词话》论历代词分“文质适中者”、“质过于文者”、“文过于质者”、“有文无质者”、“质亡而并无文者”五类，其四已入“词中之下乘”，其五则“并不得谓之词也”，他把蒋词列为第五类而全盘否定，实为过激之论。文质是作品形式与内容的评价，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文胜质，质胜文，文质相付，均体现于不同时代文学思潮的评价方面。对于豪放词，谓其质胜文，也即内容突破形式可也，谓其无质则不可。蒋词学辛弃疾、陈维崧，走得是豪放一路，胸中一段真气奇气运于词中，自然“倔强盘曲”，“桀鳌不驯”（亦陈廷焯语），何得谓亡质并无文者哉！而且，这里的质，正是蒋士铨面对仕途险恶、官场污浊所产生的逆反心态在词中的反映，我们不可一概否定。至于“力弱气粗”之论，亦当分析。从语言风格看，蒋词如《沈维涓太守席上感事·水调歌头》

对酒不能饮，看鬓欲成丝。眼中咄咄怪事，谁可合时宜？几许弓蛇薏苡，一片白衣苍狗，大概尽如斯。耳热勿击筑，劫急且围棋。　　牧猪奴，屠狗侩，贩缯儿。黥徒伎俩，止此恩怨鸟嘻嘻。兔狡竟遭人毕，蚕巧那堪自缚，断送老头皮。奋袂为公舞，烂醉莫须辞。

此辞愤激之情，形于言表。确实未免粗豪叫骂之讥，然此等词作，集中并不多见，未可以偏概全。至于说力弱，其“力”所指不知是否为才力、笔力，若以蒋士铨作诗写曲之才而看，批评者恐未能轩轾其一二。

三是批评蒋士铨“时杂以诗句曲句”的问题。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论袁蒋赵三大家，谓“心畲太史颇以工词称，惜所著《铜弦词》时杂以诗句曲句，王氏词综只选三阕而已。”^[5]这种批评仍坚持南宋李清照以下的尊体观念，以诗词曲为不可逾越之体。特别是清代李渔《窥词管见》提出词与诗、曲区别的理论之后，对其后词坛影响尤大。李渔拈出“腔调”、“用字”、“精神气度”三把标尺，说：“诗有诗之腔调，曲有曲之腔调，诗之腔调宜古雅，曲之腔调宜近俗，词之腔调则在雅俗相和之间。”他指出，用字方面“有同一字义，而可词可曲者。有止宜在曲，断断不可混用于词者。”至论精神气度，“则纸上之忧乐笑啼，与场上之悲欢离合，亦有似同而实别，可意会而不可言诠者。”要求从语言风格、用字、形象等方面区分出词与诗、曲的界限，丁氏之说显然接受其影响。丁说蒋词“时杂以诗句曲句”，这种批评当然不错，王氏《词综》因为这个原因只选蒋词三首，也说明这种观念带有普遍性。

但以诗为词、以曲为词，前人已有先例，未必便是缺点，而应该是其特色。苏东坡作词，尚被李清照讥为“句读不葺之诗”，辛稼轩作词，也不严守体界。研究者曾指出：“一部分知音识曲者致力于推进词的乐律化；另一部分豪放不羁的词人又放手打破词对曲的依从，力促使之诗化。苏轼、辛弃疾当是后者。”^[6]从理论上看，蒋士铨并不固守艺术的门类特征，而提倡广取博收，综合提高。他与郑板桥等“扬州八怪”一样，都是不合时宜的具有逆反心态的作家。蒋士铨主扬州安定书院讲席时，与“扬州八怪”多有交往，他赞扬郑板桥的书画是“别辟临池路一条”，他推崇罗聘的画能“展足裂地维，放手破天械”，在艺术上敢于突破“束缚规矩中”的框架。可见，他自己敢于把诗、曲的创作精神融入词中，这就不是奇怪的事，也应当是对稼轩风的继承。他在这方面成功的例子也大有所在，如《彭夷鹄仪庵词后·迈陂塘》：此词腔调或雅或俗，表现细腻，更深于情，更能打动人心。

洒秋风，泪痕几许？酿成酸楚如此。哀猿啼到三声后，不管征人欲死。吾与尔，分万斛闲愁，歌泣将焉止。青春去矣。问何者消忧，只应无语，相对夕阳里。　　情一往，滟滟溶溶难比，恰似一江春水。无端风雨豪端出，哀怨声盈天地。知音几？个我辈伤心，不但钟情耳。呜呜谁倚？当付与双姑，玉箫相和，低唱过彭蠡。

如果要寻找蒋士铨接受稼轩风的原因，我认为，正可以从以下二方面看：

一、青少年时代的读书与壮游，培养了蒋士铨耿介磊落的个性。陈述《蒋心馀先生年谱》有载：雍正十二年，蒋士铨十岁。父顾谓母曰：“汝镂竹为丝，诘屈作字，教儿襁褓中，志良苦矣；儿今且十岁，虽识三千字，而读书膝下，不免为常儿，吾欲持之游燕赵间，令其浮洞庭，涉黄河，置身太行，一望齐梁雁门之壮，然后负之趋崤函而登泰岱，他日为文章，或可无书生态，汝安能舍之？”母曰：“儿生，吾弧矢祝之矣。”母亲以弧矢祝之，即希望他长大后成为拉弓射箭之人。而父亲在其十岁时，即考虑到用大江黄河以及齐梁燕赵壮阔的山水风光，来陶冶心胸，培养他慷慨激昂的个性。可见，蒋士铨父母一致的意见，都希望把他培养成脱离书生态的豪侠之士。所以，蒋士铨甫十一岁，便被父缚之马背，读书壮游，历览燕赵秦魏齐梁吴楚间，历十年始归。这十年对他的诗词创作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曾作诗四百余首，后来一把火烧掉了。他说：“检我少年诗，多怨类女子。斤斤计穷达，所见一何鄙！”（《醉言六首》）然而，不同的是，他这一时期创作的词，却被保存了下来。因为这些词真实地反映了青少年读书壮游、向往“英雄事业”的生活，写景述怀，多悲慨雄放之语。如《渡黄河·满江红》云：“笑当年割据，今朝城郭。数折源通星宿远，一层冰绕昆仑弱。把英雄事业问前朝，消河洛。”《泊黄州二十初度·念奴娇》云：“落帆江口，是太行、归客悬弧之日。逝水年华，惊廿载、两字功名难必。”又《赤壁·满江红》云：“凿翠流丹，使全楚、山川襟带；是一片、神工鬼斧，劈开灵界。矶下白龟横断岸，楼中黄鹤飞天外。剩文章双照大江流，垂金韰。”悬弧之日指生日，按古代风俗，家生男则于门左挂弓一张。因称生男为悬弧，也称男子生日为悬弧令旦。蒋士铨十一岁出游，乾隆九年士铨二十岁始束装南归。十月二十八日至黄州府，泊赤壁下，父置酒舟中，为蒋士铨行冠礼，而有此诸作。词中，无论写景抒怀，都充满“磊落作壮游”排奡激荡的豪情。这些词作奠定了他一生创作的基调。

二、求仕的艰难与仕途的险恶，形成了蒋士铨强烈的逆反心态。

蒋士铨有过十年的求仕历程，十年中曾四次北上，至33岁始登进士。《望庐山·酹江月》慨叹，“十载天涯几两屐，踏遍太行千曲。投笔归来，布帆无恙，稳泛浔江绿。青山相对，形容偃蹇如仆。”乾隆十七年，蒋士铨第二次入京赴礼部恩科会试，下第南还，作《壬申下礼部出京宿良乡·齐天乐》云：

来时尽说长安乐，出门西向而笑。半入云霄，半飘尘海，半在秋原残照。欹斜乌帽，对冷月啼蛄，影形相吊。此味心酸，古人先我已尝到。　　风云何限屠钓，叹行年廿八，已非英妙。数折桑干，一条虹彩，车骑喧喧争闹。不如归好，共乌鹊南飞，听他低叫。饱吃黄梁，拥衾眠一觉。

词上片写满怀信心而来，伤心落魄而归。落第之酸苦，个中滋味，不说自己尝够，却说古人早已先我尝到，说尽千年科举内幕。过片不言科举，却转而言古代风云际会，哪里只是读书人，又何限于朱亥业屠，太公垂钓。只可叹，自己行年廿八，已非少壮；科场屡折，不如早日归家，安享天伦之乐。结尾两句，明显露出逆反心态。蒋士铨从小就立下“安能老丹穴、而不思明堂”的壮志，盼望着实现“一飞仪虞廷，再飞鸣岐阳”的理想。他23岁第一次出门求仕，父亲就告诫他：“读书期为有用之学，苟寻章摘句，为四比八股文，即诩诩为秀才，偶举古今事问之，呐呐然不知也；试以一二乡邻曲直之事，茫茫然徘徊搔首，不能为也；此与不识字者等。小子辈其知择术乎？”蒋士铨“退而藏诸心”，见于陈述《年谱》所载。所以，蒋士铨的求仕，有明显的报效国家的目的，说“饱吃黄梁，拥衾眠一觉”应当不是真心话。此词情调悲慨，犹不失雄放之气。

又有如《春郊送客图送陈望之归商丘·金缕曲》2首，既题图，又送客，更织进个人感受。陈望之亦落第而归，故词中有规劝，有勉励。其一宽慰对方云：“君能使笔如挥帚，谅斯人，天非无意，勋名终有。卿相之乐等闲耳，何事方为不朽？莫但学邹枚赋手。爱惜年华开万卷，笑尘容碌碌随人后。任余子，曳履走。”话虽宽慰，而所望仍高。要对方相信，天非无意，勋名终有。但又指出，卿相之乐不过等闲之事，人生的不朽并不在此。莫但学汉代以才辩著名的邹阳和枚乘，要珍惜年华，读书万卷，不作尘俗面容，终随人后。其二联系到自己，说：“我亦悲歌士，忆当时，青云结客，黄沙射雉。三十行年豪气尽，川上低回流水。看遍了，江山如此。圆缺阴晴，今古共达，人心那不如灰死。知我者，二三子。”语极悲慨。结尾径用稼轩词《贺新郎·甚矣吾衰矣》末句入词，足以见出情感上的共鸣。

求仕的艰难固然如此，而入仕的艰难更有甚者。求仕届十年，而入仕仅八年，他就谙尽官场滋味，四十岁毅然辞官。作《叠韵留别纪心斋戴匏斋·贺新凉》，其下阕有云：

落红已葬燕支土，算杨花，飘茵入溷，年年谁主？猿鹤形骸麋鹿性，未可久居亭墅。况臣是孤生寒窭。衮衮诸公登台省，看明时、无阙须人补。不才者，义当去。

词中说，落红葬土，飘茵入溷，这些有谁关心呢？自己山野之性，本来就难容于庙堂，更何况出身寒门，无所依托。多少人钻营投机，得到了提拔重用。看来是政坛清明，无阙须补，我这个不才者，按理自当离去。这是十分明显地故作反语，以泄其幽怨激愤之意，也稍加隐晦地诉说了辞官之因。他还作了一首《再叠韵柬心斋匏斋·贺新凉》云：

水鸟愁钟鼓，问如何，猩猩鹦鹉，皆能言语？燕子颠当谁高下？一样傍人门户。孤雁把、更筹细数。蜂蜜蚕丝因何事？转香丸，只有蜣螂许。蝉吸露，太清苦。　　百虫墐户争衔土。费商量，虎威狐假，鹊巢鸠主。蝴蝶飞飞迷香国，心死那家园墅。脱毛羽，号寒艰窭，不若蜉蝣衣裳美。海茫茫，精卫思填补。一声鹤，渺然去。

此词与上词不同，全词均以鸟虫为喻，以水鸟、燕子、孤雁、蜜蜂、蚕蝉、号寒鸟、精卫、白鹤自比，而以猩猩、鹦鹉、颠当（小蜘蛛）、蜣螂、狐狸、鸠蝶、蜉蝣比各色龌龊小人，借物性以讽刺议论，暴露官场污浊，曲折地表明自己报效无门，只好辞官归去的心态。

如果说，十年马背游历，父亲侠士性格的熏陶，是蒋士铨慷慨激昂的个性产生的基础，那么，十年求仕的艰难，八年入仕的辛酸，便是蒋士铨逆反心态形成的社会原因。这种逆反心态一发于词，便自然慷慨激昂，哀凄悲愤，与稼轩词走到同一道路了。

参考文献：

1.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唐圭璋：《词话丛编》。

2.胡薇元：《岁寒居词话》，唐圭璋：《词话丛编》。

3.谢章挺：《赌棋山庄词话》，唐圭璋：《词话丛编》。

4.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

（2010年出席全国辛弃疾学术研讨会论文）

【注释】

[1]《赌棋山庄词话》卷一《论学稼轩》。

[2]《忠雅堂诗集序》。

[3]《忠雅堂古文跋》。

[4]《白雨斋词话》卷四，唐圭璋：《词话丛编》，第3852页。

[5]《听秋声馆词话》卷十八。

[6]星汉：《稼轩词突破格律浅说》，吴长庚、张玉奇主编：《辛弃疾研究新探索》，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第4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