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柳词是否豪放词创始者的问题

历年来，我们对柳词的评价，基本以“婉约词代表”为论。其根据就是南宋俞文豹《吹剑续录》的记载：

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

进入21世纪，学术界思想更解放，新观点、新见解不断出现。开始有学者打破传统的观念，提出柳词的豪放问题。早在2005年，咸阳师院傅毓民先生就提出了柳永词中豪放之作的问题。他认为，柳永是宋词的重要作家，尽管人们向来一直以婉约词人目之，实则其有不少豪放之作。是为苏东坡豪放词“导乎先路”的词人。研究和评价柳永的这类作品，也可以弄清豪放词的渊源和演进轨迹。该文发表于《广西社会科学》，开始并没有多大反响。

至2007年，香港大学文学院邓昭祺先生提出，不少评论家根据历代词话、诗话、笔记里的记载，把柳永和苏轼分别看做“婉约派”和“豪放派”两个对立词派的代表人物，这是不太可靠的。尤其是据此而认为，苏轼很不满意格调日趋卑下的婉约词，因而推断苏轼贬抑柳词，谓苏轼应被视为起来对抗柳词的健将。这些评论说服力是不强的。苏轼所谓词的“柳七郎风味”，其实并没有包含柳永词格调鄙俗这层意思。邓先生的观点，就否认《吹剑续录》柳、苏对立之言，也可看做对傅文的呼应。

到2010年，开始有人更审慎地提出相同看法。如张爱良亦认为，词以婉约为宗，柳永是继《花间集》后的又一位婉约词人，虽然其作品以婉约词著称，却有不少词带有豪放色彩。柳词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崭新的艺术形式和接近生活的内容在宋词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继往开来的作用。他把这些词称为“婉约中的豪放”。同年，范育新在《柳永词的“唐人高处”与苏轼的豪放词风》一文中指出，词至柳永而为一变，自苏轼又为一变。苏轼称柳词“不减唐人高处”，并且自己不曾弃“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开豪放词风，“新天下人耳目”。到2011年，赵娥更明确提出“柳永豪放词”的概念，发表《论柳永的豪放词》，认为，柳永作为宋代一名专业词人，无论在内容和形式方面都有发展和创新，为辛、苏一派的豪放词打开了一条山路。研究和评价柳永的这类作品，既能全面而准确地把握柳永其人，亦可以弄清豪放词的渊源和演进轨迹。

于是在2012年，王立厚先生大胆发表题为《柳永才是豪放词真正创始者》的文章，认为，豪放词并非苏轼始创，柳永曾作为先驱为宋代豪放词创作开山导路。柳永凭其豪放特质作词，以丰富题材拓宽了豪放词的表达空间，以独特手法提供了豪放词的表现范式，以雄壮背景赋予了豪放词高远壮阔意境，以沉雄狂放风格树立了豪放词俊逸风骨典范，以《望海潮》《双声子》等壮美雄放之词开北宋豪放词创作之先河，为宋代豪放词创作绘制出写作模板典范。其于豪词创作的领导性巨大贡献，促成北宋豪放词问世后能在当时词坛形成一股豪词创作风气，并逐渐发展兴盛。因此，柳永实际上已经是宋代豪放词创作的开拓者，是辛弃疾登上宋代豪放词坛巅峰的豪放词真正创始者。

从傅毓民提出柳词中“有豪放之作”，到张爱良谓柳词中“不少词带豪放色彩”，他们的提法都是审慎可以接受的。而认定柳永才是豪放词真正创始者，则既排除了豪放词形成过程中诸多先驱的作用，又完全不顾词学发展的阶段和柳永词的自身特点，是不能为学术界接受的。

词分豪放、婉约两派，宋人并无此说，而最早见于明代张綖《诗余图谱》：“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辞情酝借，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盖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制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大抵词体以婉约为正。”词学界一般认为，张綖的“词有婉约豪放二体”说，并非是一时的泛泛而谈，而是在宋金元人有关论述的基础上，在本人的长期词学实践中，特别是在写作《草堂诗余别录》《诗余图谱》等著作的过程中，经过反复思考而认定的。因而此说既出，便为后世词论家广泛接受。但今天，我们运用这个理论来分析宋代词人时，却不能以此而将他们分派别、定名号、贴标签。要探究豪放词的创始和发展，也应当从词的全部发展过程来看，而不是仅仅认定某一个人。在宋代早期词人中，有豪放之作的决非柳永一人，如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还有词与柳永齐名的张先（字子野），陈廷焯认为：“张子野词，古今一大转移也。前此则为晏、欧、为温、韦，体段虽具，声色未开。后此则为秦、柳，为苏、辛，为美成、白石，发扬蹈厉，气局一新，而古意渐失。子野适得其中，有含蓄处，亦有发越处。但含蓄不似温、韦，发越亦不似豪苏腻柳。规模虽隘，气格却近古。自子野后一千年来、温、韦之风不作矣。亦令我思子野不置。”按陈廷焯之意，张先词才是转变风气、千古一人。再往前，我们甚至还可以在五代词人中找到豪放之作，如南唐后主李煜的《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王国维说此词“眼界始大，感慨遂深”，也是为后世苏辛豪放词开拓先河之作。再往前，我们在唐五代的《敦煌曲子词》中可以发现，最早的词其实内容很广泛，风格也繁富，言闺情花柳的作品不过占三分之一左右。而其中《菩萨蛮·敦煌自古岀神将》《定风波》二首、《生查子·三尺龙泉剑》等词，都可称豪放之作。

由此看来，并不是某个个人开创了豪放先声，而是早期词作本身就具有婉约豪放等多种风格，后人发扬其婉约者，编成《花间集》，定为“本色”，是历史之自然。宋代统治阶级提倡享乐之风，《花间》成为词之正则，是时势之必然。北宋词家本走《花间》之路，偶尔写作几首豪情之作，也并非不正常。

张綖说“大抵词体以婉约为正”是符合词学发展实际的。一般说来，词兴起于晚唐，发展于五代（907年—960年），繁荣于北宋（960年—1127年），派生于南宋（1127年—1279年）。宋初词风，大体沿晚唐五代之习，西蜀赵崇祚所编《花间集》是当时词坛认定的总集与范本，是填词家的标准与正宗。能得人称赞其词不离“花间”，为“本色”词，便是很高的评价。如陈振孙称赞晏几道的词“在诸名胜中，独可追逼《花间》，高处或过之”即可为证。可见在南宋的词论家心中，是以《花间》一集为词之正宗的，词家能上逮“花间”，便为词之正则，“花间”作风成为衡量北宋词人作品的标准尺度。试看北宋诸人，如欧阳修、范仲淹、二晏父子、张先、贺铸、秦观、赵令畤、周邦彦，其词作莫不如此，而柳永也一样。但柳永和他们稍有不同之处，是他还有一部分抒写羁旅行役之感的词，虽然其所感仍不脱闺情别怨，但毕竟有所开拓。对于上述作家作品，从北宋至南宋的词论家，谁也没有为它们划分派别。而北宋词家也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作品属于哪一派。说他们都属“花间派”，似也不为过分。因为事实上他们都从“花间”一个模式出来。

柳永自然接受的是“花间”传统，他一生作词，大量的是男女情爱、绮罗香泽、浓情密意、锦心绣口，都未脱花间传统。把他作为“婉约词”的代表，是把握了主流，是不错的。但在他的全部作品中，有一部分登临怀古、羁旅行役词，如、《双声子·晚天萧索》《满江红·暮雨初收》《应天长·残蝉声渐歇》等，这些词都脱离了“词为艳科”的窠臼，而具有豪放色彩。尤其是著名的《雨铃霖》《八声甘州》两词，赵令畴《侯鲭录》中记载苏东坡的话说：“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声甘州》云：‘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评价确实很高。这种情况，其实在苏轼、辛弃疾身上都有，那就是豪放派虽以豪放为主体风格，却不乏清秀婉约之作；婉约派虽以婉约为主体风格，也或有豪放之作。苏词《贺新郎·乳燕飞华屋》《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辛词《粉蝶儿·昨日春》《青玉案·东风夜放》等皆是可伯仲婉约词的名篇。作家风格的形成，更大程度上取决于时代社会、题材内容和性格特征，北宋统治者提倡享乐，词创作于歌儿舞女、杯酒樽前，自多婉约之态；南宋河山半壁，士大夫慨然奋起，忠愤报国，发言于词，自多豪放之音。此时事使然。在一片婉约声中，我们读到柳永、范仲淹、张先、苏轼等人的豪放词，自然会耳目一新。他们共同为南宋张元干、张孝祥、辛弃疾等豪放词人开拓了先河。如果只是认定“柳永才是豪放词真正创始者”，并进一步说“豪放词并非苏轼始创”，岂不有失中肯。

有学者把豪放词发展分为四阶段，范仲淹为预备阶段，苏轼为奠基阶段，辛稼轩、李纲，陈与义，叶梦得、朱敦儒、张元干、张孝祥、陆游、陈亮、刘过等一大批杰出的词人为顶峰阶段，刘克庄、黄机、戴复古、刘辰翁等为延续阶段。笔者以为，把柳永置于范仲淹前，合张先为预备阶段，这就完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