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改革史鉴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是富于改革创新精神的伟大民族。自周秦以来,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领域进行的改革时有发生,为今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经验教训。

认真学习中国数千年的改革历史,借鉴历代改革的经验教训,对于继承、发扬中华民族改革创新的优良传统,加深对当前改革的认识,坚定改革信心,推进社会主义改革事业深入进行是有现实意义的。

一、从商鞅到康梁一一促进社会制度变化的改革

促进社会性质发生变化,具有社会变革意义的改革,以战国时期为甚,此外,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时,如北魏、元初、清初也较为典型。由于新旧两种社会制度的交替,代表新旧两种制度的阶级之间的斗争也就显得特别激烈,往往伴随着流血与牺牲。这种改革,一般地说是会成功的,即使没有成功,人们也会以新暴力革命来继承其未竟的事业,最终完成社会制度的更替。

1.战国时代促进奴隶制向封建制变化的改革。

战国是社会激烈动荡变化的时代。新兴地主阶级为了打击奴隶主贵族势力,建立封建制度,巩固地主阶级政权,并在诸侯兼并战争中立足,纷纷变法图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魏国李悝变法、楚国吴起变法、秦国商鞅变法。

李悝变法 公元前400年左右,魏文侯用法家创始人李悝为相,进行地主阶级变法。政治上废除世卿世禄制,“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同时制定《法经》,确立封建法制统治。经济上,实行“尽地力之教”,发展农业生产,制定“平籴法”,平衡粮价,巩固封建地主经济。李悝变法巩固了魏国地主阶级政权,使魏成为战国初期强盛的国家。

吴起变法 公元前381年,楚悼王用吴起为令尹,实行变法。吴起针对楚国“大臣太重,封君太众”,造成国家贫穷的现状,实行“捐不急之官”的政策,裁汰冗员,废除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奖励军功,实行强兵政策。吴起的变法打击了楚国奴隶主旧贵族的势力,加强了王室的权力,加速了楚国封建化的进程。

商鞅变法 这是战国时期最为彻底,对中国历史影响也最为深远的一次地主阶级变法。这时变法,分两步进行。第一步始于公元前359年,中心的目的是富国强兵:政治上编制户口,推行什伍连坐法,制定二十级爵制,使有功劳者显荣;经济上颁布“分异令”,推行小家庭政策,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军事上奖励军功,提倡公战,严惩私斗。第二步改革始于公元前350年,主要是变更行政机构,推行县制,加强中央集权。废井田开阡陌,允许土地买卖,实行土地私有制。“开平、桶、权、衡、丈、尺”,统一度量衡,促进经济交流。“初为赋”,“赋税平”,统一全国赋税,保证国家稳定的财政收入。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近亲结婚,实行男女有别,整齐社会风俗。商鞅变法围绕着耕战而展开,不仅内容广泛而且是一个有机整体。新法推行数年后,在秦国废除了奴隶制,确立了封建制,“国治而兵强,地广而主尊”,为后来秦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2.北魏、元初等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的封建化改革。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中国改革史上由于各自所处的社会条件不同,文明程度不同,存在着较低的北方少数民族征服文明化程度较高的汉民族后实行的改革。这类改革,不仅对于促进民族大融合和多民族国家统一有着积极作用,同时也促使改革民族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最后完成。

孝文帝改革 孝文帝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少数民族皇帝。为了克服鲜卑族奴隶制落后成分,将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制度全面纳入封建轨道,孝文帝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改革。主要措施是:经济上,推行均田制,促进移居中原的少数民族定居农耕;废除九品混通,实行租调制,保证财政收入。政治上,迁都洛阳,深入汉地;整顿吏治,始班俸禄、严惩贪赃枉法;废除宗主督护制,推行三长制,打击世家大族,加强控制地方;克服官制中的胡族成分,参照南朝汉人制度,重新制定尚书、中书、门下各行政机构,取消野蛮残酷刑法,重新制定成文法。文化风俗上,尊孔崇儒,封孔氏宗子为崇圣侯,建立学校,修筑明堂;改汉姓,说汉话,着汉服,改籍贯,定姓氏,通婚姻,抹去民族差异,改变鲜卑族的民族心理状态。从而不仅促进了鲜卑等少数民族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而且推动了黄河流域民族的大融合。

元世祖改革 元世祖忽必烈是大蒙古国嬗递为元王朝的关键人物。1260年即位后针对“法度不一”、“内外离心”的弊端,“变异旧章,作为新制”,推进蒙古族封建化进程。其措施是:政治上效法汉人,建国号“大元”,建年号“中统”,在燕营建新都——大都;定内外之官,建行省,立法纪,正纲纪,罢诸侯,行迁移,击豪强,黜赃吏,汰冗员。经济上,废屠城之酷法,行仁政,不嗜杀,劝课农桑,保护社会生产力。整顿户籍和赋役制度。

3.近代促进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化的改革。

戊戌变法 19世纪末,帝国主义在中国掀起瓜分狂潮,迫使中国门户开放,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危机。与此同时,新兴的资产阶级逐渐成长。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建立君主立宪制的资产阶级国家,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光绪帝支持下于1898年维新变法,史称戊戌变法。变法的主要内容:政治上,准许大小臣民上书言事,给予一定的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改革律例,精简机构,裁汰冗员,整顿吏治,允许旗人自谋生计。经济上,保护农工商业,设立农工商局,奖励垦荒,提倡开办实业,奖励新发明、新创造。设立铁路、矿产总局,修铁路,开矿产。设立全国邮政局,裁撤驿站。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文化上,改革科举制度,废八股改试策论。设立学校,开办京师大学堂。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允许自由创办报馆、学会、派人出国留学、游历。军事上,裁减旧军,训练新军,建立一支近代化的海陆军。戊戌变法虽只有一百零三天就被那拉氏所废,但对于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传播资产阶级科学文化、思想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从秦始皇到明太祖——完善社会制度的改革

这一类的改革,往往发生于封建王朝开国之初或前期,且成功者多,一般都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起过积极作用。

秦始皇改革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创建第一个多民族统一封建帝国的大政治家。即位后继续推行春秋战国以来的社会改革,进一步扫荡残留下来的商周奴隶制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创立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其改革内容:政治上,废除分封制,在全国推行郡县制,自称皇帝,规定权力至高无上,皇帝之下实行三公九卿制。统一法律,收天下兵器,强迁富豪,修筑驿道,加强对地方控制。经济上,统一度量衡、货币和车轨,“令黔首自实田”,在全国确立封建土地私有制,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发展农业生产。文化上,推行统一的思想文化和文字,提倡阴阳五行之说。创新而建立的以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政治制度为主干的一代新制,巩固和完善了封建统治制度,也为历代封建统治者继承和发展。

隋文帝改革 隋是继北周而建立的王朝。为了巩固统一,加强统治,隋文帝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其一,在中央设三省六部制,在地方裁并州县,精简吏员,禁止地方官自辟僚属。废九品中正制,创科举制,为庶族地主踏入仕途创造条件。其二,推行均田制,实行轻徭薄赋政策,减轻农民负担。大索貌阅,整顿户籍,输籍定样,增加财政收入。其三,改革府兵制,寓兵于农,使朝廷既能严格控制军队,又增加政府的户口和赋税收入。隋文帝改革,不仅巩固了多民族统一,使隋朝的封建经济在南北朝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又有较大幅度的发展,更使封建中央集权制度进一步强化,某些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末。

明太祖改革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寒,参加元末农民起义,1368年在南京建立明朝后,总结元失败的教训,进行了一系列治国安民、强化封建专制的改革。其一,废行省,设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三司分别独立,各受朝廷指挥,从而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废中书省,罢宰相制,析中书省和宰相的权力归六都,从而皇帝直接控制中央各行政机构;改御史台为都察院充实其机构,加强其职权,强化皇帝对百官、中央对地方的监察,整顿吏治,用酷刑惩治贪污;制定《大明律》和《大诰》,保证封建秩序的稳定。其二,奖励垦荒,大兴屯田,发展农田水利建设,倡导植棉;改革匠籍制,将匠户服役制度改为“轮班”、“住坐”制,改革货币制,统一全国货币,实行工商轻税政策。其三,废大都督府,设前、后、左、中、右五军都督府,在全国推行卫所制。大办学校,培养统治人才。明太祖的改革,取得明显的社会效果,形成了空前发展的高度集权的专制统治,稳定了社会秩序,使社会生产力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

三、从王莽到奕——挽救封建王朝统治危机的改革

这一类的改革,一般是在社会矛盾尖锐,统治出现严重危机的王朝中后期产生。往往是在不触动根本社会制度条件下为挽救危亡而改革变法。通常是成功者鲜,失败者繁。

王莽改制 王莽是西汉末年壮志未酬的社会改革家。西汉末年,土地兼并迅速发展,奴婢人数激增,统治阶级奢侈挥霍,政治腐败,农民起义不断发生,社会动荡不安,西汉王朝已穷途末路。王莽篡汉建立新朝后,针对西汉末年长期存在的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进行改革。经济上,实行王田私属制,即废除土地私有制,恢复井田制,将奴婢改名为“私属”禁止买卖。又实行五均六筦政策,统一物价,稳定市场,安定民生。废五铢钱,先后铸造了六种二十八品货币。政治上,改革中央机构,调整郡县划分,改易官名地名,改变少数民族名和首领封号。王莽改制的结果,五均六筦、币制改革等出现了不少问题,也走了不少弯路,但最后基本上得以贯彻,尤其是五均六筦之实施,在打击富商大贾和增加政府收入方面取得一定实效。他企图实行土地国有制以限制土地兼并,禁止奴婢买卖以提高奴婢社会地位,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是王莽改制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留下的影响却是十分深远的。

熙丰变法 北宋中后期,土地高度集中,农民起义不断发生,北方的辽、西方的夏不断侵扰边境。政府财政入不敷出,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北宋王朝面临严重的统治危机。正是在这种形势下,1069年产生了宋神宗、王安石主持的熙丰变法。变法的内容有:其一,理财。即发展生产,开辟财源;实行青苗法、免役法、均输法、市易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其二,整军。即整顿军事,增强兵力;推广将兵法、保马法、保甲法。其三,改制。即改革官制,循名责实,提高办事效力;仿效“成周以事建官,以爵制禄”的原则。“使台、省、守、监之官典职事,领空名者一切罢去,而易之以阶,因以制禄”。其四,兴学。即大兴教育,改革科举:整顿太学,增加学额,创立三舍法,又设立武学、律学、医学等专科学校,培养专门人才。改革科举,废除死记硬背的明经诸科,进士科则取消诗赋专试经义和策论。熙丰变法推行了几十年,财政上出现了“中外府库,无不充衍”的局面,农田水利兴修了不少,军事力量也有所增强,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积贫积弱的局面,但是,由于新法缺乏群众基础,同时触动大官僚、地主的利益,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加上用人不当,变法派内部分裂,宋神宗死后,新法尽废,几十年后北宋还是灭亡了。

同光新政 即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洋务运动。它是奕、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引进西方先进军事技术,创办近代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创建近代海军的地主阶级自救运动。19世纪中叶,中国出现了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大动荡政治局面。国内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西南少数民族起义,沉重地打击清朝封建统治;对外,两次鸦片战争失败,不少不平等条约纷纷签订,割地赔款开港通商,西方资本主义近代化的潮流汹涌地撞击着清朝闭关锁国的封建统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面临着灭顶之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奕、李鸿章等人推行同光新政:设立总理衙门,统筹洋务有关的一切事务;创办近代军事工业以“自强”;创办近代民用工业以“求富”;创办近代海军,以整顿海防;兴办同文馆,派遣留学生到外国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以培养新政人才。同光新政前后三十余年,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重大改革,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封建顽固势力,促进了中国近代社会生产力的变化,推动了中国社会由没落的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也为新思想传播和促进中国近代科学的复兴、教育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定条件。但是同光新政未能从根本上变革封建生产关系,甚至企图在维护封建制度下实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方枘圆凿,格格不入,因而失败也就难免。

四、历代改革的启示

历史是一面镜子,给人以借鉴和启示。中国历代改革,同样是一面镜子,它给人的借鉴和启示是什么呢?

1.“改辙更张,因时立法”。

历史上的每一次改革,都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不是任何个人或集团心血来潮而人为发展的。所谓“因时立法”实为至理名言。春秋时代的诸次改革,是在奴隶制统治秩序开始瓦解,新的生产关系将在旧的体制中孕育产生的形势下出现的。王室衰微,诸侯争霸,是时代的主旋律。不富国强兵就难以图霸求存,而要富国强兵就必须废除旧制度,进行改革,这就是从齐桓公到勾践卧薪尝胆,致力改革的原因。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取得兼并战争的最后胜利,完成了统一大业。但统一后,如何对待西周遗留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制度,如何消除西周分封制所带来的分裂割据局面,如何克服因此而产生的各种社会弊端,是摆在秦始皇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正因为如此,才有秦始皇的改革。其他如王莽改制、孝文帝改革、戊戌变法等,无不如是。

2.立体思维、综合改革

历代的改革,虽然所处的时代不同,改革的内容也不尽相同,各有侧重,但政治方面的改革、经济方面的改革、思想方面的改革三者总是紧密相连而不可分割。大凡较大规模的社会改革,孤立地进行政治或经济或思想文化的单一改革不但极为少见也很难成功。因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总是对立又统一的,改革经济领域的弊端必然与上层建筑的弊端联系在一起,反之亦然。诸方面之间的改革,只有轻重之分而无有无之别。商鞅变法重在经济、政治方面,但对思想意识、风俗习惯也大力改革,整齐风俗。孝文帝改革更是三管齐下,所以成功。同光新政,只改革经济而不触动政治,所以万难成功。这就告诉人们,进行任何改革,必须进行全方位的立体思维,进行综合性、系统性的改革,不可孤立地、片面地就某一方面零打碎敲。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会导致顾此失彼,事与愿违的结果。

3.难在创新,贵在牺牲

历史的惰性是一种最可怕、最顽固的力量。要打破历史的惰性,进行深刻的社会改革,创立一套新法,无疑是一项艰难的事业,不仅需要有创新勇气,更需要有不怕牺牲的精神。以为改革会一帆风顺,无须付出代价只是痴人说梦。

纵观历代改革,没有哪一次改革不存在尖锐、复杂、激烈的斗争。改革派与守旧派、维新派与顽固派,甚至改革派内部之间的斗争无不贯穿于改革事业之始终。商鞅与太子驷、公子虔,秦始皇与淳于越,孝文帝与鲜卑部落显贵,王安石与司马光,康梁与那拉氏等都是如此。在历代改革家中,除了本身是掌握最高权力的统治者外,有不少人是抛头颅、洒鲜血,献出自己生命的。商鞅被车裂,吴起箭下亡,杨炎遭贬杀身,王安石落魄江宁郁居终生,张居正身后满门查抄,康梁亡命海外而六君子丧元。这是因为,每次改革必然会与旧传统、旧习惯、旧思想发生冲突,都必然会损害既得利益者的切身利益。改革愈彻底,这种冲突就愈激烈,损害就愈大,反抗当然也就愈激烈。正因为如此,要改革就不能怕艰险,就不能怕牺牲,也只有以部分人付出代价和牺牲,改革才会得以进行,社会才会得以发展。

(《从政要览》。经济管理出版社,199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