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的治国方略与任贤政治

唐太宗,唐初卓越的封建皇帝,杰出的地主阶级政治家。他一生政绩卓著,在位二十三年,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从唐初国情出发,及时实行“打天下”到“治天下”的战略转移,制定“抚民以静”[1],“偃武修文”[2]的治国方略,广开才路,选贤与能,君臣协力同心,孜孜以求天下之大治,一二十年间,终于出现了“贞观之治”,为后来李唐王朝的空前强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透过这段历史,人们约略可见国家的强盛与能否借鉴历史经验教训,制定正确的符合国情的治国方略,不拘一格选拔、使用人才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在贯彻、执行十三大路线、方针,坚持改革、开放,进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我们学习、研究这段历史,无疑是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的。

李世民十八岁参与晋阳起兵,先后统兵讨伐群雄,兼并海内,屡建奇功。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发动玄武门之变,八月南面称孤。次年,改元“贞观”,从此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

唐太宗即位之初,正值隋末唐初的长期战乱,经济凋敝,社会动荡。农村“耕稼失时,田畴多荒”[3],更有甚者,尸体相藉,“臭秽盈路”[4]。正如史书所载:“黄河以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5]“自伊洛以东,暨乎海岱,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6]这是一;第二,唐太宗发动玄武门之变,杀兄诛弟逼父,用宫廷政变方式夺得帝位,但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矛盾并未因其政变成功而缓和,李建成势力较大的山东、河北等地,“素事隐、巢者不自安,往往曹伏思乱。”[7]山东豪杰中,试图乘唐廷内讧兴兵作乱者亦大有人在;第三,突厥贵族在隋末丧乱之际乘机复振,雄镇漠北,力控西域,成为势倾中原的强大军事力量。高祖晋阳起兵时甚至称臣突厥[8],虽然建唐后仍然“财帛金宝”,纳贡称臣,但突厥贵族欲壑难填,恃力骄踞,欺凌不断。两个政权之间,武德四年有雁门之冲突,武德七年有豳州(甘肃宁县)之对阵,武德九年更有渭桥之较量。正所谓肘腋不安,“食不甘味”[9]。

上述三点,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武德时代“削平区宇”的统一战争毕竟业已结束,人心思治是为历史的主要趋势,如何从国情出发,完成“打天下”到“治天下”的战略重心转移,安人理国制定其切实可行的、朝野官民均能接受的治国方略,无疑是贞观君臣亟待解决的非常棘手的课题。

这就是唐太宗即位初所面对的百废待举、百乱待治的严峻形势。而唐太宗虽然出生关陇贵族之家,但年轻时毕竟生活于民间,尚知稼穑艰难和民生疾苦,又亲身经历波澜壮阔的反隋战争,耳闻目睹“甲兵强锐”,“风行万里”的杨隋政权一朝覆亡,这一切,对于他从实际出发,制定正确的治国方略,无疑是有极大影响的。

唐太宗的主要办法是,“鉴前王之得失”[10],从历代统治者身上寻找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在成功的经验方面,借鉴汉初诸帝,尤其倾心汉文帝。从刘恒身上吸取农本思想、君臣一体共商国是思想、任贤纳谏思想、人道思想、民族德化思想、恭俭养民思想;在失败教训方面,主要是借鉴秦、隋二世而亡。历史的经验教训,使唐太宗深刻认识到民众的力量是巨大的也是极其可怕的,要巩固统治,避免秦、隋覆辙,实现大治,就必须效法汉文帝,施行德治仁政——抚民以静,偃武修文。唐太宗认为“国家未安,百姓未富,且当以静抚之”[11]。在他看来,“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12]而“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14]“存百姓”是“为君之道”的先决条件,而要做到“存百姓”,就必须“人君简静乃可致耳”。[15]“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敝,恒由此起。”[16]“隋氏以富强而丧败,动之也。我以贫穷而安宁,静之也。静之则安,动之则乱,人皆知之,非隐而难见也,非微而难察也。”[17]这就是唐太宗为什么以偃武修文、抚民以静为安民理国根本方略的主要原因。

唐太宗的抚民以静的方略,说到底就是专心从改善政治,使百姓安宁入手。具体说来,即政治上联合地主阶级各个集团、各个阶层,宽仁慎刑,修订贞观律,健全法制,改革宰相制度中的弊端[18],完善三省六部制,精选都督刺史,整饬吏治,提高国家机器的办事效能;经济上弃奢省费,劝课农桑,力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轻徭薄赋,使民食有余;民族关系上不分夷汉,恃平对待,“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19]

这个方略,应该说是较为合符唐初人心思治百废待举、百废待兴这一国情的。但是,制定正确的治国方略,并不等于天下就会大治。要实现天下大治,还取决于是否具有大批合格的、实施治国方略的各类人才。否则,再好的方略,也将是一纸空文。这是任何一个有经验的统治者都明白的道理。得人者兴,失人者亡,唐太宗是深知其中奥妙的。他曾说,“为政之要,惟在得人”[20],又说,“人君必须忠良辅弼,乃得身安国宁。”[21]然而,唐初“士大夫以离乱之后,不乐仕进,官员不充。”[22]虽然有些秦王府的心腹、高祖朝的遗臣、甚至隐太子的旧部,终究人才不足,很难适应一统天下后抚民以静,百废待举的需要。综合唐太宗用人问题的各个方面,我以为他着重在培养选拔和合理使用两点上下功夫,以实现其治国方略的。

第一,崇儒尊经,大兴学校,培养文治人才。广开才路,“擢将于行伍之中,取士于凡庸之末。”[23]儒家学说自春秋孔丘创立,中经战国孟轲、荀况等人的弘扬,到西汉武帝时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正由于儒学“可以正君臣,明贵贱,美教化,移风俗”[24],因而历代统治者无不悉心倡导,利用它为自己的统治服务,唐太宗在这方面更是突出。为了倡导儒学,贞观二年六月,他公开声称:“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25]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下令京师国子学立孔丘庙,尊孔丘为“完圣”,重整弘文馆,精选天下之士。又令孔颍达等为五经作注,统一经学。通过唐太宗的努力,终于出现“儒学之盛,古昔未有”[26]的局面。尊儒崇经,目的在于用儒家思想统一天下,同时也在于培养造就一代又一代,一批又一批的合格的统治人才。唐太宗“解戎衣而开学校,饰贲帛而礼儒生”[27],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使唐初的学校教育制度逐渐完备,从而确立了中央、州、县三级官学制。为鼓励儒生读经,多次亲临国子监听讲义,褒奖老师和高才生,又改革教育制度,精选教师,“大征天下名儒为学官”[28],统一全国教材,扩大招生名额并接纳异族异国学生。贞观五年时,长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等校,生员多达万一千二百余人[29]。至于州县学生徒无疑数额更大。《新唐书·儒学传序》说:“四方秀艾,挟策负素,坌集京师,文治煟然勃兴。”当不尽是溢美之词。

学校教育的发达,加上天下一统,区域广阔,这为唐太宗及唐政权选拔各类人才创造了极为优越的客观条件。唐太宗以“才行兼具”[30]为选官原则,“不以卑而不用,不以辱而不尊”[31]。为了广开才路,不使世有遗贤,一生“孜孜求士”[32]。他打破魏晋以降士族垄断政权的局面,不仅从士族中选拔高士廉、长孙无忌、杜如晦等人,也将选人目光射向一般的庶族地主,选拔房玄龄、张亮、侯君集、王珪、魏征等一大批人才,做到士庶并举。此外,还不分官民、新故、亲仇、汉夷,只要能为其政权服务,为贯彻其治国方略所用,均一视同仁,超擢任用。贞观三年,唐太宗下诏“白屋之内,闾阎之人,但有文武材(才)能,灼然可取;或言行忠谨,堪理时务,……亦录名状与官人同申。”[33]庶族地主李义府担忧不能参政以施展自己的抱负,曾写诗道:“上林许多树.不借一枝栖?”唐太宗安其心:“吾将全树借汝,岂惟一枝。”[34]马周是中郎将常何的家客,作为一个落魂潦倒的文人,就是唐太宗贞观五年直接从布衣中超擢出来的。“用人但问堪否?岂以新旧异情?”唐太宗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理智战胜情感,即使是昔仇,也不计前嫌而推诚任用。魏征“武德末为太子洗马,见太宗与隐太子阴相倾夺,每劝建成早为之谋”;王珪“武德中,为隐太子中允,甚为建成所礼”,唐太宗以其宽大胸怀均引为心腹,就是典型。此外,唐太宗在选人问题上不分汉人还是少数民族,甚至外国人,只要有才行,亦不另眼相待,突厥族的阿史那社尔,铁勒族的契芯何力都因其功勋和智勇而得到重用。

从实践中考察、选拔人才,这当然是唐太宗选择人才的一条主要途径,作为另一条重要的途径,唐太宗还“盛开选举”[35],继承和健全创立于隋朝的科举制,用机会均等的考试办法,向全社会的知识分子开放,为庶族地主阶级和平民中的真才实学之士铺平进身之路,使“天下英雄入吾彀中”[36]。

第二,推诚纳谏,舍短取长,使人尽其才。培养、选拔人才的目的在于合理使用,使人施展才能,以便高度发挥国家机器的效能,坚定推行治国方略。否则,是毫无意义的。唐太宗的用人之道,集中起来就是充分调动人才的积极性,推诚纳谏,舍短取长,“进贤退不肖,赏善罚恶”,极力造成君臣协力同心,共商国是,共治国事之局面。

推诚纳谏,这是唐太宗做到人尽其才的一个突出特点。

纳谏,就是兼听各种意见,判断是非,择善而从。谏诤,就是照直说出人的过错,叫人改正。说到底就是集中君臣的智慧,在决策中不犯或少犯错误。应该说,这是使用人才,做到人尽其才的一个主要方面。

唐太宗处处以儒家的“仁义”和抚民以静的方略作为皇帝言行的政治准则,唯恐自己不慎违犯这一准则而丧国亡家。他登极后,立即号召百官上封事(即向皇帝提出治国的建议)。为了倡导谏诤,鼓励直言,多次表示“众人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谔谔”,即使是“直言忤意”,也决不加以怒责。他曾诚恳地对大臣们说:“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人,必须极言规谏”[37]。此外,唐太宗还用重奖办法,鼓励臣下直谏有功者,司法官员孙伏伽进谏,纠正了一个死刑案,嘉奖值百万钱的兰陵公主园;给事中张玄素谏修洛阳宫,赐帛二十段;侍御史马周上疏切谏,优厚赏赐。正因为唐太宗不仅虚心求谏,且“恐人不言,导之使谏”[38],贞观一朝,上自宰相下至小吏,外至命官,内至后妃,甚至马夫、宫女、工匠都有人敢于犯颜直谏。

在谏臣中,佼佼者当推“雅有经国之才,性又抗直,无所屈挠”[39]的魏征。他十六年间前后所谏二百余事[40]。有时大庭广众之中也不留情面,把唐太宗弄得下不了台。一代雄主居然畏惧大臣,似乎不可思议,其实唐太宗并不是怕魏征本人,而是魏征谏诤后面隐约可见的隋末农民起义的亡灵。魏征等大臣谏诤不绝,而唐太宗的家庭内部也不断有所进谏。长孙皇后就是典型的一个。唐太宗虽然“导之使谏”,但毕竟是至高无上的君主,叱咤风云的豪雄,有时也因臣下谏诤而发火。贞观六年三月,一次罢朝后,唐太宗大骂道:“会须杀此田舍翁。”长孙皇后赶忙问发谁的怒。太宗回答说:“魏征每廷辱我。”长孙后默然回寝,更换朝服,恭贺太宗:“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明之故也。妾敢不贺。”[41]长孙皇后进谏有方,不仅肯定了魏征的刚直,更颂扬了太宗的英明。短短两句话,使太宗转怒为喜。后来长孙皇后卒世,唐太宗经常凄然地追念她:“每能规谏,补朕之阙,今不复闻善言,是内失一良佐。”[42]徐贤妃,在唐太宗晚年纳谏不如当初的情况下,也上疏直言“军旅亟动,宫室互兴,百姓颇倦劳役”的弊政,唐太宗“善其言”而纳之[43]。太子李治也敢在唐太宗发“天威之怒”时“犯颜进谏”。有次唐太宗发怒,要杀苑西监穆裕,就是因为李治不畏天威,犯颜直谏,使太宗“意乃解”。朝廷上、家庭中的谏诤之风,最大可能地发挥臣下的聪明才智,对于集中多数人的智慧,匡正朝廷决策中不必要的过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弃短用长,使人如器,这是唐太宗做到人尽其才的又一个特点。

能否知人善任,是判断人君贤愚的一个重要标准,也是能否人尽其才的一个关键。唐太宗深知“用人之道,尤为未易。……又人才有长短,不必兼通”[44]的道理。他的贤臣长孙无忌就“善避嫌疑,应对敏捷……而总兵攻战,非所长也。”高士廉“涉猎古今,心术聪明,临难既不改节,为官亦无朋党;所少者骨鲠规谏耳。”[45]贤臣如长孙氏、高氏者都如此,它人亦概无例外。贞观初,唐太宗驳斥封德彝“于今未有奇才”的观点时说,若求全责备,则世无完人,君子若“用人如器,各取所长”[46]则大有人才可用。直至晚年还重申:“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47]唐太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而且做得很成功。房玄龄、杜如晦不善于理狱和处置杂务琐事,但多谋善断,唐太宗弃其短而用其长发挥他们的相才,结果“房谋杜断”,史称良相。戴胄不通经史,“无学术,但忠直而能秉公办事。”唐太宗不让他就儒林之职,而任之为大理少卿。结果,戴胄处事干练,案无滞留,且敢于犯颜执法,多次纠正唐太宗量刑的过失。用人之长,长更长;用人之短,长变短。在一个人才群体中,弃短用长就能使各种各样的人才,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族、司法等各个方面为李唐效力,互为补充,互为促进,发挥出巨大的能量。唐太宗相对古代其他帝王而言,在这一点上无疑是最为成功者之一。宋人欧阳修曾评论道:“太宗的责任也,谋斯从,言斯听,才斯奋……”[48]以至大小官员都竭其智、尽其能、毕其力。如房玄龄病危之际,还卧床作表谏止远征[49],岑文本“夙夜勤力,躬自料配,筹笔不去手,精神耗竭”,直至“遇暴疾而薨”[50]。

省并官员,赏善罚恶,提高办事效率,这是唐太宗做到人尽其才的第三个特点。

能否洞察善恶,做到赏罚分明,奖有功,罚有罪,这是影响人才主观能动作用能否充分发挥的又一个重要因素。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甚至不干者、干少者、干坏者有奖,不仅办事效率低且最容易造成人心离散。唐太宗对于贤能者的赏善,首先是推心待士。因为“士为知己者用”,不“推心置腹”,就决不能得到“士为己用”。唐太宗认为“傥君臣相疑,不能备尽肝膈,实为国之大害也”[51],他对贤臣用人不疑,决不信谗言。武德年间收降刘武周大将尉迟敬德,使之发誓“以身图报”[52],就是他推心待士的最好说明。而贞观三年流放“妄事毁谤”,企图排斥房玄龄、杜如晦相职的监察御史陈师合,就维护了房、杜的声誉,使贤良之士安心任事。其次是“省并官员”,“委任责成”。唐太宗认为,“量才授职,务省官员”,“若得其善者,虽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纵多亦奚为?”“官不得其才”好比“画地作饼,不可食也。”他很赞同孔子“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的观点,主张用才要少而精,要委任责成,只有这样,才能“使得各当所任”[53]。尽心尽力办事。为了减少乃至避免因冗员之间职责不明而相互推诿,以至办事效力相互牵制和抵消现象的出现,使大小官员都有办事责任心,也为了使“赏善罚恶”有客观依据,使真正做到赏罚严明,他改革中书省与门下省的封驳制度,使宰相及其属员忠、勤于职守,又令房玄龄裁撤机构,省并官员,使各谋其政。在唐太宗的指导下,贞观元年,虽然中央机构职官二千余人,精简裁留后仅六百四十三人,却“百司匪懈”[54],效率更高。所以能如此使官员精干并各司其职无疑是一个极重要的原因。第三是保全功臣。唐太宗借鉴历史经验教训,不枉杀功臣,“令子孙无绝”[55]。以解除功臣良将的后顾之忧。贞观十一年特意下诏表明自己时刻不忘“义深舟戢”、“谋定帷幄”、“身摧行阵”的佐命功臣们。贞观十七年,又画二十四功臣图形于凌烟阁[57]。贞观时代会“正直之士,比肩于朝”,如此看来也就毫不奇怪了。

只有赏善,而无罚恶,官风依然难正,人的才能依然难于尽量发挥。唐太宗经常诫臣下遵守法纪、严格执法。贞观元年发布诏令指出“内外群官多不寻究,所行之事,动乖文旨。”[58]要臣下奉公守法,以后如有违犯,严惩不贷。贞观三年秦王府故旧,河南道濮州刺史庞相寿,劣迹昭彰,远近颇有贪污之名,唐太宗在魏征等人的谏诤下,终于不顾旧情,严格惩处,将其“追还解任”即赔退撤职[59]。对于重大的贪污犯,唐太宗不仅处于极刑,且在行刑时令各地来的官员观刑,以儆效尤。此外,唐太宗为树立社会和官场正风,还严惩小人的诬告,实行诬告反坐。贞观八年岷州都督高甑生诬告李靖“谋反”,在调查情况不实后,唐太宗虽然念高曾为秦府功臣免予死罪,依然“减死守边”,不予宽大[60]。

以上三点只是唐太宗任贤政治的部分内容,要全面详述,绝不是这一篇短文所能胜任的。但仅此数点,也可约见其全貌。唐太宗时“贤人在位众多”[61],可谓人才辈出。这些文人学士、谋臣猛将、循吏清官都在唐初“抚民以静”方略的指导下贡献了自己才干,终于实现了安民治国目的。《贞观政要·政体》说,贞观时“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赉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这个记载虽有溢美之嫌,但也确实反映了贞观年间吏治清明,经济发达、社会安定的大治情景。所以会出现“贞观之治”,我觉得与唐初太宗君臣能根据国情,制定抚民以静,偃武修文的正确治国方略,大力培养、精心广泛选拔、合理使用人才,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这一方略有很大的关系。

注:

[1]参见《新唐书·突厥传》,《资治通鉴》卷一九一《贞观政要·务农》。

[2][19]《资治通鉴》卷一九三。

[3][11]《资治通鉴》卷一九一。

[4]《资治通鉴》卷一八一。

[5]《隋书·杨玄感传》。

[6][37][38][44]《贞观政要·纳谏》《新唐书·魏征传》。“隐”即隐太子李建成,“巢”即巢王李元吉。

[8]《旧唐书·刘文静传》。

[9][40]《贞观政要·任贤》。

[10]《册府元龟》卷五四四。

[12][15]《贞观政要·务农》。

[13][16]《贞观政要·君道》。

[14][32][51]《贞观政要·政体》。

[17]《贞观政要·刑法》。

[18]参见岑仲勉著《隋唐史》,中华书局,上册。P.114。

[20]《贞现政要·祟儒学》。

[21]《贞观政要·求谏》。

[22][23][26][46]《资治通鉴》卷一九二。

[23][49]《旧唐书·房玄龄传》。

[24]《旧唐书·儒学传》。

[27]《旧唐书·文苑传》。

[28]《资治通鉴》卷一九五。

[29]据《通典》卷五三约记。

[30][54]《贞观政要·择官》。

[31]《帝范·求贤》。

[33]《唐大诏令集·赐孝义高年粟帛诏》。

[34]《唐隋佳话》卷中。

[35]《旧唐书·戴胄传》。

[36]《唐摭言·散序进士》。

[39]《旧唐书·魏征传》。

[41]《魏郑公谏续录》卷下。

[42]《旧唐书·文德皇后传》。

[43]《旧唐书·贤妃徐氏传》。

[44]《全唐文·金镜》。

[45][57]《旧唐书·长孙无忌传》。

[47]《资治通鉴》卷一九八。

[48]《新唐书·王珪等传赞》。

[50]《资治通鉴》卷一九七。

[52][55]《旧唐书·尉迟敬德传》。

[53]《贞观政要·择官》。

[56]《旧唐书·太宗本纪》。

[58]《册府元龟》卷一五一。

[59]《魏郑公谏录》卷一。

[60]参见《新唐书·李靖传》和《贞观政要刑法》。

[61]《新唐书·隐逸传》。

(《抚州党校》198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