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王磊交谈前，有一些短时间的交往，我发现这位来自大兴安岭的北国棋手，隐隐有一种过于自我反省的倾向，那种真诚的谦和更像一位勤恳做学问的学者。常昊也是谦和的，但常昊的谦和里有一种俯瞰和自在，王磊的谦和里有着太多的淡定。正是带着这样的印象，开始了我们的谈话。
王干：在我与棋手们有限的接触中，我发现你们这一代棋手都比较低调，这是什么原因？
王磊：我们这代人下棋的环境和受到的教育和其他群体有不同之处。我们这几个人虽然性格、个性都不一定相同，但是都比较低调，我们对于围棋非常专注，对于围棋之外的事情看得比较淡，给人的感觉是纯粹的职业棋手。
王干：韩国的棋风更讲究搏杀，显现出彪悍的特性，这可能跟韩国狭小的国土区域有关系，韩国棋手下棋讲究寸土必争，每一手都让人感觉到对局的紧张，整盘棋充满了危机感和紧迫感。然而中国以前的棋手却不是那么计较和顶真，搏杀也不是特别厉害，或许这跟中国广博的国土有关系。你们上一代的棋手，比如聂卫平、马晓春、刘小光、曹大元等，他们的棋风跟自己所接受的地方文化、生长环境有一定的关系。刘小光下棋让人感觉到有一股很强的力量在进行拼搏，相比之下曹大元可能就比较中庸，似乎更温和一些。看马晓春下棋，就能感觉到江南文化赋予他下棋的风格，显示出精明和婉约。你在大兴安岭成长，我不知道大兴安岭的特殊环境对你是否产生了影响？
王磊：我想地域环境对我的棋风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但是也并非很直接。
王干：我知道很多业余棋手，他们之所以喜欢下围棋，是怀着一种补偿心理的，他们通过下围棋来获得内心的愉悦。我认识一些人，他们当中有的人是在下围棋之后赢得事业的进取，有的人是在事业无法进取时，通过围棋来寻求精神的安慰、寻求成就感。所以围棋又可以让人找到自我精神的有效空间。
王磊：我认为如果一个人的性格特别好，那么这个人的棋风就不会有太多的破绽。我觉得我的性格有很大的问题，所以对我的棋风影响也很明显。具体来说，我的思维不够严谨，使得棋的毛病很多，下棋的时候可能出现大的漏洞。性格对棋风的影响很大，比如聂卫平老师，他的性格是比较张扬大气的，所以他的棋风也属于大开大阖、敢打敢拼的路子。比如俞斌九段，他的性格非常细腻，所以他的棋下得很精致，也比较完美。
王干：现时代资讯高度发达之后，人们对围棋的关注点也在不断地改变，是不是在围棋当中，因为一盘好棋下出了新手，人们会在短时间里去模仿，这种模仿是不是会抑制围棋的个性发展和文化发展？
王磊：是的，不管是业余棋手还是职业棋手都比较注意总结新手的强项，出现了一局有意义的棋，大家都竞相模仿，这样可以有效提高棋艺。
王干：现在很多人下围棋和玩智力游戏没多大区别，围棋成为一种电子游戏，完全是在比智商，其实我认为这并不是围棋发展的正确方向，如果长此以往，围棋可能会越走越偏，围棋的生命力就会枯竭。由此看来，商业在无形当中对围棋是有损害的。如果围棋想要振兴，要想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载体，就需要抑制商业的影响。围棋自身具有很多妙处，它有着深不可测的内蕴，如果我们把它纳入今天这种机械的模式当中，它的美感在消逝，它的人生内涵在消逝。如果围棋的世界冠军都是十几岁的少年，那么围棋的文化性就很难表现出来，“人棋俱长”这个说法也就难以成立了。你刚才说性格会制约一个人向更高的目标迈进，但是按照围棋的训练，从一开始就训练棋手的严密性、逻辑性，其中的不严密是因为没有被训练出来呢还是与生俱来的？
王磊：与以往相比，我肯定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当一个人想要走向更高的目标时，与生俱来的小毛病，与遗传基因、后天教育都有关系。所以我的基本功从小就有缺陷，我下棋的路子比较野。
王干：在围棋方面，你自认为什么能力最强？
王磊：我觉得我的统筹能力比较强，也就是总结能力、抽象能力比较强。这还是和我的性格有关。我平常就喜欢思考这方面的问题。我现在是八段，当年我距离九段只有一步之遥，但是我在那样的条件下选择了主动放弃，这和我的性格缺陷有很大关系。虽然我自己对九段怀着不以为然的态度，但是身边的人总会认为如果升不到九段就是一种遗憾。当时在我升九段的时候有这样一个细节，我当时向裁判打听我还需要下几盘棋就能升九段，但是他们没有给我查询，所以这使得我对升不升九段无所谓了，我想当年的我缺乏一种宽容和大度吧。我的性格比较刚强，棋风也很刚，缺少柔韧度。
王干：我们现在把话题从性格扩展到精神，来探讨一个比较深入的问题，比如在文学界有很多人，性格都有一定的缺陷。特别是诗人，诗人往往比较极端。在我国古代的诗人里，李白、杜甫都想当官，而且是太想当官了，但是他的性格是没办法让他们当官的，即使让他们当官他们也当不好，所以他们只能写诗，他们的诗达到了很高的境界。现在的精神分析法发现很多人都有一定程度的精神变态，有的还成了精神病人，比如凡·高。我想知道围棋界的棋手们，他们的精神状态如何？
王磊：我觉得搞文学的人，自身存在一定的缺陷不是问题，这种缺陷不会降低他们在文学上的造诣，因为文学不可能量化，所以很难有个具体的对手和你争斗。然而围棋就不同了，围棋是不允许棋手在某一个环节上出现任何问题的。围棋的评判标准是有胜负之分的，对于棋手的毛病，即使有一个对手不斗你，也有其他的对手来斗。要想站在围棋的巅峰，就需要不断地去完善自己。只有不断地进行完善，才能抵御住各种各样风格的棋手。
我觉得棋手可能有一定的性格缺陷，他们精神上出现的极端情况，我感觉是与压力有关系的。因为围棋上的胜负是残酷的，我们必须直面，输赢都与自己有很大的关系。当一名棋手面对失败的时候，内心肯定是不好受的，如果没有进行自我调整，没有找到有效的宣泄方式，可能会出现一些忧郁的症状。
王干：我觉得围棋不仅是竞技的运动，而且是精神的运动。它与其他体育运动不同，不像篮球、足球可以在运动中宣泄情感。对于围棋棋手来说，要想把自己心中的郁闷宣泄掉，是比较困难的。我感觉像聂卫平、马晓春这些棋手都有着很强的精神控制能力，他们都很坚强，所以他们的围棋进入了很高的境界。
王磊：有时，棋手有一些怪异的要求，但是他的怪异并不代表他的精神，而是为自己树立信心的手段，比如在比赛期间，如果房间号带“4”这样的数字，他可能会有一点情绪；比如比赛期间某人送他一本书，他也会不高兴。
王干：你的围棋生命会随着你的人生不断行走吗？
王磊：希望如此，但是我的围棋可能会被其他棋手淘汰，我刚才就说了，我现在的智力拿到今天来看，已经远远落后于这个时代的新秀。围棋依靠经验来填补原有的智力，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靠经验来调整，会出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情况。
王干：你说说在你二十多年的围棋生涯里，你下得最痛快的一局棋和最遗憾的一局棋。
王磊：对于这个问题，我自己也思考过，但是要我举出实例，我是举不出来的。我这个人比较悲观，总觉得自己的棋存在很多问题，所以每一次下棋，都看不到自己的完美。对于遗憾的棋，我也比较理性地认为输棋的原因还是在于自己，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想我的这种心态影响了我的性格。我非常欣赏凡·高高，读他的画，总能引起我的共鸣。我觉得下好围棋与两方面的条件有关：智力和性格。我的智力水平因为时代的局限，现在肯定是不能有太大的提高了。性格也是从小造就的，现在也是很难改变了。
王干：我似乎觉得悲观可能会影响棋艺的上升。我接触过太多的作家和诗人，很多人把人生和社会看得过于清晰，写到最后往往写不下去了。我觉得有时候人是需要一点糊涂的。我和别人开玩笑，我说北京人都很了解政治，但却当不了皇帝。他们其实对当官、对宫廷有一套一套的理论，他们太了解宫廷里的事。但是当皇帝的人，往往是我们认为不可能的人，比如刘邦、朱元璋，他们都超出了常人的想象。我发现，一个对政治过于清醒的人是不可能当政治家的，这也印证了一句古话：水至清而无鱼。也有很多做学问的，书读多了，学问做大了，自己却写不出文章了，他总是觉得自己要讲的东西别人都说过了，自己再写出来也就没有大的意义了。但是，往往著作等身的人，他们的性格往往都有缺陷，正是自身的不完整，让他们借用做学问的方式来扩展自己，从而成了学问家。北大的一些老教授也是因为读书很多、学问很高，所以著作很少，他们往往是在述而不作。我赞同你刚才的说法，性格即命运。正是因为每一个人都存在自身的缺陷，所以下围棋是在进行完善人生、完善人性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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