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超与诗疯子

2006-09-14

一场盛大规模的全民娱乐活动叫“超级女声”，由“女生”而“女声”的变化，说明这个时代的娱乐和审美不仅是视觉也包括听觉，发源于90年代末期的电视综艺娱乐秀因此达到了顶峰。由此产生的很多词也活跃在各种媒体上，“海选”“PK”“玉米”“凉粉”之类的在《现代汉语词典》里见不到的“生造词”成为时尚。“生造词”是中学老师最深恶痛绝的，而现在的中学生拿这些“生造词”四处炫耀，仿佛日语和韩语，像那个热播的“大长今”一样。

这样的情形并不值得惊呼，我们的大众已经习惯于这样起哄和热闹，君不见20世纪90年代的足球热，与今天的超女的情形是何等的相似，万人空巷，一票难求，包机看球，媒体狂热。甲A联赛的升降级比赛，牵动了千万人的心，成都四川全兴队主场比赛的门票要带上铺盖连夜排队才能购到。四川队面临降级的危险，媒体居然发出“成都保卫战”的呐喊，仿佛与抗战时期的武汉保卫战一样悲壮。上海申花队获得了1995年的联赛冠军，被外人视为小气和吝啬的上海人居然破天荒地无比大方无比慷慨，称这些球队队员为“城市英雄”。一个小小的球员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被人认出，申思、祁宏等帅哥更是让女生们丢了魂似的。“雄起”“下课”“范大将军”等伴随足球产生的新词也广为传播，至今也没有消失。

或许有人说这是商业操作的原因，但在80年代，在人们还不知市场经济为何物的年代里，大众的热情并不比现在冷。那时候，传媒不发达，娱乐也少，人们热衷的是文学，而文学当中最受欢迎的是诗歌，留着长发的诗人和疑似诗人在大学里受到女生的青睐，大学里外到处是诗社，到处是流派。据《诗刊》主编叶延滨回忆，当年他在《星星》当主编时曾经搞过一个诗人和读者见面的活动，那盛况远远胜过现在的超女的热闹。诗人舒婷每天收到的读者来信要用麻袋装。可见当时的诗歌是群众运动，与诗歌的审美属性并没有本质的关联。

可现在呢，诗人的景况自然不用多说，连文学的生存也受到李国文先生的质疑，他担心文学能活多久。足球的情况更是如垃圾股一样一泻千里，当年发出成都保卫战的四川人主动放弃了自己的球队，足球队员的所作所为像小丑一样成为媒体和大众逗乐的笑料。在网上流传的《李毅大帝》更是妖魔化足球的代表作。大众需要新的刺激，大众总是喜欢起哄，今天的“玉米”明天说不定就是磨玉米面的人，今天的“凉粉”明天或许会成为“藕粉”或“粉条”。

我也曾试图把“海选”与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联系起来，就像当初把诗歌运动与思想解放联系起来思考，把足球与中国“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联系起来思考，但后来我发现我有些自作多情。是的，可以说80年代的诗人是文化英雄，90年代的球员是城市英雄，今天的超女是娱乐英雄，可如果说80年代的诗歌运动是把意识形态当假想敌还有些启蒙的色彩的话，那足球热、超女热则完全是商业行为，是媒体的商业操作，特别是超女的流行更是媒体巨大的商业阴谋。

“超女”其实是以一种满足看客心理的游戏，“PK”式的对决是按照竞技体育的思路设计出来的商业娱乐，让人们想起古罗马的格斗。喜欢“被看”者就去PK，喜欢当看客的就在台下吆喝呐喊。芙蓉姐姐的走红，就是这种看客和被看心理互动的结果。

社会永远有舞台让人表演，所不同的是诗人习惯于广场，球星活动在球场，而超女们则是又小又大的荧屏。小，是电视机的面积不会超过一平方米；大，是电子媒体的传播如此全球化，甚至全宇宙化。当然，传播快而大的事物，往往又是速朽的。超女也不会例外。

速朽也不是什么特别可怕的事，过把瘾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