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在广州市“两会”期间，该市卫生局副局长曾其毅关于“中国看病不贵论”一语惊人，招致全国一片骂声。中国看病真的不难不贵吗？否！医疗和教育、住房早就被民间愤恨地譬喻为“新的三座大山”，日益凸现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尖锐矛盾，已成为困扰国人已久的社会难症。“不怕穷，就怕病”，“致富十年功，大病一日穷”，流传甚广的民谣，真实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看病难、看病贵的愤恨以及要求改变此现状的强烈愿望。
看病难、看病贵，不仅草根坊间对此怨声载道，而且在党和国家高层亦成共识。时任国家卫生部部长的高强曾在全国“两会”上深恶痛绝地怒斥“虚高药价简直就是对百姓的生吞活剥”。即便是腰缠万贯者也同样感叹看病贵，曾经发生的“天价医疗费”不是也闹出了一场轩然大波吗？倒是曾先生的顶头上司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在博客上发表再论“看病贵不贵”的文章中坦承，几乎所有阶层都有这种感觉，看病贵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不管你在农村或者在社区。正因如此，党和国家各级政府把建立完善医疗服务保障体系作为改善民生的大事来抓，积极寻找破解看病难、看病贵的良策。而曾先生却背着牛头不认赃，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看病难、看病贵的现实，置民情民意于不顾，硬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岂有不挨骂之理。
在公民发言时代，谁都有说话的权利，即便其大放厥词。最近，广东省省委书记汪洋在一次会议上也公然说应该允许领导干部“讲错话”。实事求是地讲，现在不是以言治罪、万马齐喑的年代了，允许说话，允许说错误的话，甚至不同意见的话，是民主政治的体现，也是和谐社会的表征。如同真理往前再跨一步就会变为谬误一样，可以说话，但不能信口雌黄甚至颠倒黑白地说瞎话，在中国因说瞎话误国害民招实祸的教训实在太多了。
曾先生只要到百姓中间走访一下，或以普通患者的身份亲自体验一下，就不会发表有悖于百姓和患者感受情绪的言论。他之所以如此“讳疾忌医”地睁着眼睛说瞎话，完全是由非科学的态度和方法造成的。他不仅说出来“我走遍全世界，看病最不难是中国，看病最不贵是中国”这样不负责任的话，还把此问题上升到了国人价值观的高度，把医生“修”患者的价值与修理工“修”机器、换零部件的花费进行参照比较，进而作出了百姓感觉看病难、看病贵是“价值观不对”的定论，这就更加显得荒谬绝伦了。且不说把中国与高福利、高收入、高消费的发达国家或社会医疗保障体系完备的国家相比错了对象，单就中国本身而言，那些被看病贵难题困扰的普通老百姓，有多少人能买得了汽车，又有几个能花上千元换一个汽车零部件？这种脱离了中国国情和医疗现状的简单类比，不仅十分幼稚可笑，而且是典型的官僚主义。
其实透过曾先生“中国看病不贵论”的深处就会发现，他的角色定位决定了其发言具有强烈的利益集团色彩。这样我们也就会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些人总是喋喋不休地说医生收红包“会使医患关系更和谐”“医生的劳动太廉价了，医生没有合理的收入”“治疗前和治疗后，红包的性质不一样”等等奇谈怪论，它们同曾先生的言论如出一辙，都是利益博弈社会维护自身利益的武器。然而，曾先生作为一名政府卫生部门的官员，具有维护公共卫生的权利和职责，除了维护集团利益外，是否还应该为维护绝大多数老百姓的共同利益多说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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