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让我们相连

文学让我们相连

傅玉丽

多年前，当我读到《清水里的刀子》这篇小说时，令我对那个叫石舒清的作家佩服得五体投地。只是我根本没有想到，自己会跟他有缘，而这种缘分就是来自于一本刊物——《六盘山》，来自于刊物编辑李方老师。

“石舒清就是我们的作者，在我们刊物上发过很多小说和散文。”那是2005年吧，作为铁路系统之外的作者，我参加了全国铁路系统的一次笔会。就在那次会议上，一个人的发言引起了我和与会人员的注意。他个头高高的，一看就是北方人，一开口口音中有浓重的西北味儿，敞亮、直接，他发言很长，说了很多，而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自己刊物——《六盘山》的介绍。

“我们不是大刊物，但我们出了大作家，欢迎各位给我们赐稿。”语言朴素、自然，没有丝毫做作，更没有一般刊物编辑的自大和目空一切。倒像一位好客的主人。他坦诚的推介让我和与会者不仅记住了他——李方老师，也记住了刊物——《六盘山》。

会上就有人反应，《六盘山》我们知道，经常有优秀之作、大家之作，还不时看到有作品被转载。

会议安排到凤凰参观，在拜访沈从文故里时，在大师小小的墓前，这个叫李方的人，他的一个举动使我深受感染：出发时还是晴天，到了沈从文墓前就飘起了蒙蒙细雨，一下就过滤了许多的喧哗与躁动，平添了缕缕哀伤与惆怅。我看见一路开朗健谈的李方将头深深低下了，伸手到那块墓石上，厚实的手掌张开，紧紧贴着墓碑，像要握住什么，几秒钟的静默，而手却在用力，深深地紧紧地用力。那一刻，我们同时有几个人都伸出了手，就像放在大师身上一样，一下子众人噤声，四周一片安静。手，还有全身心都在传递着对大师的敬意，汲取着大师身上的文学力量和气息。

我感觉到，这时候的李方和我们周围的人一样：文学，让我们与大师相连，也让我们彼此相通。

随后大家各奔东西。过了一段时间，我将自己的散文和小说寄给《六盘山》。过了数月，李方来了意见，我感到十分惊讶，同时又感到在意料之中，我相信，在笔会上和沈从文墓前、对文学如此虔诚、对自己的刊物如此热爱的一位编辑不会让读者失望。

一篇篇文章，一个个句子，就连很小的一个标点，李方都给我指出并提出看法，让我不得不认真对待自己的稿子。

等看到《六盘山》刊物时，我进一步印证了对它的想象——朴实、自然，如西北的风，本土味乡土气息浓郁；大气、开放，似西北人的胸怀，迎接着八方好稿。既有当红名家作品，也有固原当地作者各种体裁的文学稿件，完全突破了时空、地域还有名气界限；办刊思路明确，期期有侧重，形成和拥有良好的文学合力和冲击力。

2009年，我和其他两位鲁迅文学院同学的稿子一并刊发在第2期《六盘山》上时，我感到了《六盘山》编辑的用心与细心：我们同学三人稿子各有特色，同期推出，既让刊物增色，更使我们得以互相学习和促进，办刊的独特眼光和对作者的爱护、关心非一般刊物可比。这一期的《六盘山》我格外珍视，对《六盘山》给予的厚爱，一直让我心生感动。现在想起来也会激动不已。

后来我在《散文·海外版》等刊物上看到李方老师的散文和小说，才知道自己对他的了解太少了。李方老师本人就是一位优秀的作家，已经创作了数百万字的文学作品（那次笔会他是受邀的铁路系统之外的作家）。对《六盘山》，他又以自己的谦逊和热情端坐幕后，甘为他人作嫁衣。

与此同时，因为他将一位作家的视野引入到刊物上，为刊物带来了一般编辑不能具备的文学嗅觉和办刊理念；又从一位编辑的角度尊重每篇稿件、每位作者，又使刊物迸发出新意和活力，这对作者和读者都带来了无尽的期许和充实。这种开放、大度的文学观念、胸襟和气度，使《六盘山》稳稳地站立在西海固大地上，保持了良好的上升势头，逐渐在全国打响了知名度。而从《六盘山》能走出石舒清、郭文斌等宁夏乃至全国的重量级作家，且日益在文学爱好者和作家心里扎下了根，就不奇怪了。

据我了解，那次笔会上不少作者都向这个刊物投了稿，《六盘山》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风景”，正走向四面八方。

用过我作品的刊物不少，可我永远记住了《六盘山》。就连《六盘山》上一些作者的名字，比如韩银梅、程耀东等等也熟悉起来，每次看到《六盘山》就给人一种亲切的感觉。

感谢李方老师，感谢《六盘山》！

我至今也不认识石舒清，可通过《六盘山》，我好像与他有了一种缘分、联系似的，感觉非常特别。就像永远忘不了那次笔会上李方老师的发言，永远忘不了他和我们在沈从文墓前的静默、凭吊，和与大师的紧紧相拥。相信，对《六盘山》、对李方老师以及文学将我们相连的这种缘分，还将永远伴随着我，还有其他的作者，一直到天高云淡的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