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兄妹胜似兄妹

王惠兰

提起我和徐征的这段兄妹之情,还得追溯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那时我和爱人已重新被调回河北辛集中学。由于工作的压力、生活的重负、收入的低微,我确是形如枯槁,容颜憔悴了,再加上自己又值不惑之年,便产生了后顾之忧:我和丈夫王国祥,一个是上海人,一个是天津人,我们归天之后,孩子们留在辛集,举目无亲,有了难事靠谁来相助呢(因为那时我所在的地方是欺负外乡人的)?

说到这里,知情人也许要问:你们夫妻二人一个是教语文的,一个是教物理的,不愁子女上大学离开辛集,怎么会有此忧虑呢?说起这事,我是既骄傲又愧疚。骄傲的是我没有辜负党对我多年来的培养和教育,尽管其时我还不是一名中共党员,但我能一心扑在党的教育事业上。我心里想的是如何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农村的孩子,好让他们毕业后考入高校继续深造。由于我和其他老师的共同努力,所教的学生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考入了大学,近半数的学生考上全国重点大学,不少人还出国留学。我如愿以偿,我的付出换来了桃李满天下,换来了他们今天的报效祖国,怎能不骄傲呢?!然而我也愧疚,愧疚的是没能腾出些许时间去教自己的孩子。记得有一次国祥曾让我抽点时间教教磊儿的语文,我毫不犹豫地回答他说:“等把学生送走了再说。”以致长女和小儿学习成绩不佳,都未能考上大学。每每想起此事,真有说不出的滋味,我对不起自己的孩子!唯一能补偿的就是调离辛集中学,到石家庄去,以使他们今后能有较好的谋生环境。

但是工作的调动并非易事,找谁帮忙呢?这时我想起大学的同窗徐征。1979年春,任教于石家庄市十七中的学兄郑光德来辛集中学听课,曾告诉我徐征在河北省委组织部工作,不久,受“文化大革命”冲击已变得宛若鲁迅笔下的中年闰土的同班同学谢世民,也来辛集中学听课,同样谈及徐征在河北省委组织部,还告诉我他给一些同学的工作调动帮过忙。可是我心里忐忑不安,心想:大学时我和他不在一个学习小组,平时接触很少,我又不善于同男同学交往,彼此较为陌生,他现在是处级干部,肯帮我这个忙吗?于是就写信给当时在山西省教育学院中文系的挚友蒋福泉,谈了我的疑惑。他马上把我的情况及顾虑告知徐征。徐征随即来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还婉言批评了我,我为对徐兄的有欠信任而深感愧疚。

1985年夏季徐征到束鹿县(现为辛集市)搞调研,特地到辛集中学来看我们。可惜的是我回了上海,未能与他谋面。这一年冬天,我积劳成疾,心慌气短,面部浮肿,连提一壶水都异常吃力,更无力气登上讲台,我无可奈何地整天躺在床上。记得有一天中午,磊儿不慎掉进了冰冷的水坑,浑身湿漉漉地回来了,我却没有力气起来去替他拿衣服换。国祥那时正忙于工作,事后才知道此事。

1986年上半年是毕业班关键的一个学期,为了学生们,我一面吃药,一面硬撑着走上讲台。我气喘吁吁地坚持给学生讲课,但还是力不从心,只上了一个多月的课就住进了河北省医院内科病房,一住就是一个多月。这期间医生利用一切先进仪器为我进行检查,还抽骨髓化验。徐兄得知这一消息后前来看我,同时修书于蒋福泉,信中写道:“惠兰住院,一言难尽,速来石家庄。”寥寥数语吓坏了蒋福泉,他急忙请假携家小匆匆赶到石家庄。见了他们,我就如同见了亲人一样,禁不住泪水夺眶而出。我向他们倾诉着我在束鹿县二十多年的种种经历,诉说着那个年代,我们这些“臭老九”的遭遇与无奈。我觉得,束鹿束的不是鹿,而是我王慧兰。

这次住院期间,石家庄地区教委和学校的领导都来探望与慰问,我由衷地感谢领导的关怀!

石家庄地区教委领导为了解除我的后顾之忧,同意我们调出辛集中学,但国祥那时是学校第一副校长,因此领导提出我先调出,国祥继续干两年的建议,我们欣然答应。当时河北师院同意接收我,而石家庄地区教委领导不愿人才外流,正好地区教育学院中文系缺教学人员,于是就为我办理调到地区教育学院的手续。谁知在地区人事局那里遇到麻烦,人事局的领导以不能造成新的两地分居为由,欲将我的档案退回地教委人事科。国祥得到消息后立即去找徐征。这时已是五月中下旬,徐征不顾天气炎热,不顾工作疲劳,连续三天利用休息时间为我奔波。第三天总算见到了石家庄地区的有关领导,他为我向这位领导说明了情况,申述了请调理由。七月中旬我便接到了调往石家庄地区教育学院的调令。我深深地感到徐征真是一个诚恳热情,乐于助人,看重情谊的人。

不仅徐征如此,而且他的夫人也是个善良热情的人。当我调到石家庄地区教育学院后,学院刚刚迁到新校址,家属宿舍楼还未竣工,我是无房户,我和三个孩子的户籍也就无处安置。这时她主动让我把户口落在了她的房号上,直到现在我们夫妻二人的身份证上的住址还是他们那时的房号。

从此我们两家的来往就多了起来。1986年暑假,徐兄带着勇力和磊儿去石家庄附近的黄壁庄水库游泳,大家玩得非常高兴,谁知上岸后,却发现他放在岸上的近视镜不见了,孩子们在周围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他只得摸瞎回来。后来徐兄曾多次咧嘴笑着诉说这件趣事。

调到石家庄后,我也常去看望他们。尽管那时他们夫妻的收入并不高,两个孩子都在上学,但是每次我去时,徐兄或买鱼,或买鸡,还亲自下厨烹调可口的饭菜招待我。到了饭桌上,他舍不得吃,总是像对待亲妹妹一样,一个劲儿地把好菜往我碗里夹。每当回忆起这些往事,我心里都是热乎乎的,我为自己在远离家乡的异地能有这样疼我的兄嫂而庆幸。

1986年9月徐兄调到邢台地委任副书记以后,我带着青儿和磊儿住到了他家里。文莉这一年考入中国政法大学,家里只剩下嫂子和勇力。我和嫂子带着三个孩子,吃的是一锅饭,喝的是一壶水,两家人相处得十分融洽。

一年以后,为了照顾徐兄的饮食起居,以使他有更充沛的精力投入工作,组织上将嫂子从省公安厅借调到邢台。徐兄在邢台任上也多次接我去他家,我仿佛回到自己家里一样,我看见他依然过着平常人的日子。

那些年,孩子们都没成家,每逢正月初二,徐征、郑光德和我三家人总是聚在一起,大家互相祝福,互相勉励,有说有笑,亲如一家。我和郑光德的孩子们都亲热地称徐兄为“徐伯伯”,我们则戏谑地称其为“徐大官人”。他也风趣地说:“我和郑光德是八年抗战的战友。”(徐征和郑光德在湖南一师同学三年,后又一同保送到北京师大中文系攻读五年。)记得1994年春节,从大年三十就开始下雪,大雪纷纷扬扬,一直到年初二也没停,地上积了厚厚的雪。我们一家五口踏着雪到郑光德家与徐征、李保初四家聚会。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从石家庄地区教育学院宿舍走了四里路,才到测绘局五路汽车站等候乘车,好不容易才上了车,大家的高兴劲儿就甭提了。真可谓“欢聚不怕行路难,顶风冒雪只等闲”。

虽然徐兄后来官儿越做越大,但我们两家却越走越近了;虽然我们没有血缘关系,但我真切地感到我们不是兄妹却胜似兄妹。

上文乃读徐兄《人生影集》一书付印稿有感,遂追忆旧事而成,算是对其人其事的一点补叙,以求同窗好友对徐兄为人的更深一层的了解。

(王惠兰,上海市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石家庄学院副教授)

2002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