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大学毕业五十年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我们1965年从北京师大中文系毕业,弹指一挥间,不觉已五十年矣。当年风华正茂、朝气蓬勃的学子,如今两鬓苍苍,垂垂老矣,有的还离开了人世。由为人之子女,到为人之父母,为人之祖父母,繁衍了两代人,可谓饱经沧桑,历尽艰辛也。于今回眸往事,苦也乐也,皆有之;酸甜苦辣咸,五味陈杂也!孰不感慨良多?

一

我是1960年从湖南第一师范保送到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同时被保送该系者,计有李保初、郑光德、张贤遵、袁淑纯、柳育林。至于保送到教育系、物理系、政教系、外语系的,亦多有所在,当以中文系为多。入学前,北京师大派员到第一师范对我们进行了测试,悉数合格,无一人被淘汰。

入北京师大后,我和袁淑纯分在4602班。“4”是中文系之代号;“60”是年级序号,表示1960年入学;“2”是该年班次。当年北京师大中文系招收新生170余人,分4个班。彼时大学招生不像现在扩招,一个大学上万甚或几万学子,亦未如而今将系妄称为学院……故此我敢放言,教育质量则毫无疑问高于如今。

我们班的同学来自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有归国华侨,有留学生,有少数民族,有高干子女,有出生于大城市者,而多数出身于农村,多为工农子女。正如蒋福泉所描述的:“瞧那穿着吧:有穿工人服的,有穿农民服的,有穿中山装的,有穿学生装的,有穿军衣的,有穿惹眼的布拉吉的,有穿刺目的土得掉渣的对襟褂捻裆裤的,还有短衣短裤打赤脚的。再听那话音吧:有留片儿般入耳的京腔滑调,有近乎京腔却显得侉气寒碜的东北关外语,有大舌头转动不灵的山东腔,有叽里呱啦如同外语的上海话,有酷似鸟语的浙闽方言,更不用说那新加坡华语、维吾尔语和泰国话啦。”但是,尽管同学们穿着不同、语言各异,然相处却甚善,亲如兄弟姐妹,学习上相互切磋,生活上相互关照。就拿王廷方、宋福纯、唐秀芳来说吧,他们是调干生,带工资上大学,年龄都长于班里同学,大家皆呼之为大哥、大姐。王廷方、宋福纯为感谢我和蒋福泉在学习对他们的帮助,有时领我们到新街口下馆子吃炸酱面。不要以今日眼光觉得吃碗面条算不了什么,那时吃碗面条,比如今吃山珍海味还饱口福。那时到饭馆吃面条,花钱虽不多,可我们这些穷学生也还是吃不起,何况还要掏粮票供应。他们把省下来的面票请我们吃面条,真乃是:桃花流水深千尺,不及王宋待我情。唐大姐有一颗慈母之心,颇具大姐风度。她被系领导安排负责联系泰国留学生华妮。华妮本是泰国一位高官之女,其父曾任泰国副总理,在政变中因为支持泰国共产党而被通缉,举家逃到中国避难。她先后被安排在广州、北京上学,中文水平挺不错。唐大姐与她朝夕相处,亲如姐妹。大学毕业后,她们一直保持通信联系。华妮来中国,还特邀唐大姐到北京相聚,足见情谊之深。尤难忘者,唐大姐在得知我父患病,家里经济困难时,悄悄给我家寄过一次钱。我从父亲的来信中得知后,再三向她表示感激之情。我说,现在报答不了你,等毕业后参加工作有了工资,再加倍报答。她说,我帮你一点,难道是图什么报答吗?我们是阶级姐弟,帮助是应该的。大学毕业后,我同唐大姐失去联系,只知道她分到乌鲁木齐工作,具体单位不知。直到1998年,我们班的同学在石家庄聚会时才再次见到她,说起当年她给我父寄钱的事,她说早已忘了。我要给她还钱,她坚决拒绝。我只得在她临走时,悄悄把钱塞到一个礼品盒里给她。“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是做人的基本准则,有恩不报,想起来总会内疚的。

我们班里唯一的归侨是秦国英。他从新加坡回国,考取了北京师大中文系。他寡言少语,但为人厚道,与同学们相处甚为亲密。他有一辆自行车,谁都可以骑,我就是由他教会骑自行车的。不要以为有辆自行车算不了什么,那时有辆自行车,比现在有辆汽车还珍贵,一般人是买不起的,即使有钱,也没有购车票。秦国英是归侨,他姐姐省吃俭用给他寄点钱,可以用侨汇券到华侨商店购买自行车和其他物品。他对自己的自行车当然十分爱惜,经常把车擦得锃亮,但是,只要同学们在课余时间想骑车练车,他都毫不吝惜地借予,其慷慨大方令我感佩。班里有两位新疆的维吾尔族同学,一位叫赛里木阿木·拉尤夫,一位叫伊明江·买买提。他们热情活泼,能歌善舞,学习用功。同学们对他们在学习上都给予热情帮助,我也曾在期末考试前给他们写过复习提纲。他们对同学们的帮助,颇为感激,假期回家返校,总要带些新疆的马奶子、葡萄干给同学们分享。2004年,我和夫人吴瑞吉到新疆伊犁,得知赛里在伊犁地区教育局供职,想法拨通了他的电话,可惜他回老家侍父之病,不能赶回与我晤面,只在电话中进行了长谈。他又给他夫人打电话,委托他夫人和女儿带着水果到宾馆看望我们。几十年过去了,依然同学情深,令我十分感动。

班里最活跃的是蒋福泉,他精力十分充沛,打篮球、踢足球,不知疲倦;到了晚上,如夜猫子似的更加精神,熄灯就寝了,他还喋喋不休地说啊唱乐啊,令我和王廷方既喜欢他,又讨厌他。他还给一些同学起外号,看了电影《乔老爷上轿》,他就给我起了个外号“徐老爷”,很快被班里同学叫开了;学了外国文学《高老头》,其中有个人物叫“伏盖太太”,他就给伏庆德安上,有时简称“伏盖”,连班主任老师也如此呼之;他给卢传梁起了个外号叫“大袋鼠”,这个外号挺难入耳,故又简称“大袋”,有的老师也叫他“大袋”,令卢氏哭笑不得,不能不应答;他看了张文龙父亲来的长信和张文龙写给其父冗长的回信,便给张文龙起个外号“啰嗦屁”;他还给苏兴良起外号叫“苏小妹”,把一个才女之名安于东北汉子兴良头上。他不仅给男同学起外号,也给女同学起,他给来自温州的马笑霞起外号叫“马平头”,给李淑莲起个外号叫“李小黑”。他给同学起外号,同学们当然也不放过他,有一次龙口夺食下乡劳动,他剃了光头,同学们立即想到了蒋介石,就叫他“蒋光头”,他还有些得意,竟然和“蒋委员长”联上了……你看,我们的学生时代多有乐趣。

我们在校时,学校不主张学生谈恋爱,要求学生专心致志学习。但是,不主张并不等于禁止,所以谈恋爱就在地下悄悄进行,不像现在的大学生那样开放,那样亲热地在校园公然搂抱,甚至在外租房同居。我们班里谈恋爱者,成功者只有三对,一对是任文贵和张桂琴,文贵是“山西老西”,农村出身,桂琴则是京城姑娘。别看文贵平时话语不多,且“西味”较浓,但能把桂琴抓到手,可算一种本事。据蒋福泉说,他曾从中撮合,可算得上半个“红娘”。再一对是陶立璠和宋薇笳,陶是甘肃人,宋是北京的高干之女,他俩是怎么谈上的一直是个秘密。最隐蔽的是肖远新和李玩彬,二人皆为广西壮族人。在校时,无人知晓他俩谈恋爱,毕业分配工作后,两人结为伉俪。而今,宋薇笳、李玩彬已离开人世,唯文贵、桂琴白头偕老。世事沧桑,人生苦短,吾侪当珍惜有生之年,颐养天年。

二

韩愈有言:“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大学毕业五十年,难忘北京师大中文系老师的教诲之恩。

所谓大学,不仅是因为校园大、学生多而称之为大。一所知名的大学,必须有一批知名的学术大师。当年北京师大,可以说名师荟萃,尤以中文系为多,如知名教授、学者黎锦熙、黄药眠、陆宗达、肖璋、刘盼遂、王汝弼、穆木天、钟敬文、俞敏,以及后来的郭预衡、启功、许嘉璐等先生,俱是国内知名的学者,真可谓群星璀璨,令学子钦敬。在这雄健的行列里,启功先生当时还是一名讲师,他给我们讲中国古代文学史,虽然只有不长的一段,但他知识的渊博,语言的诙谐,清秀整齐的板书,有着他人所不及的魅力。入学不久,我们集体到故宫参观,启先生充当导游和解说。他是末代皇帝溥仪的侄辈,童年时代曾在皇宫度过,有他当导游讲解,我们都觉得获益匪浅。启先生后来在社会上以书法驰名,但他从不以书法为自己赚钱。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他将在香港拍卖书法所得156万元,悉数捐出,设立奖学金,而且以他的老师、北京师大前校长陈垣先生的笔名“励耘”命名为“励耘奖学金”。自己的学生和教育部门向他求字,他有求必应,不收钱不受礼。社会上的人或单位向他求字,由校方安排,学校收受酬劳多少,他概不过问。2001年,我写了一本《人生影集》的书,请李保初求先生题写书名。当时先生虽已九十高龄,手已发颤,但他听说是自己的学生求题书名,便欣然挥毫题写,令我十分感动。启先生为北京师大题写的校训是:“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我以为,启先生就是实践这一校训的最好的典范。

许嘉璐先生当时也是一名讲师,他师从陆宗达先生,学问功底深厚。他给我们讲过一段古汉语,颇受学子欢迎。当时在校时,我与他有些接触,毕业后没有联系。时隔二十多年,他依然没有忘了我这个穷学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他任北京师大副校长时,我在河北省委组织部工作时的部下李继红之子刘晓华考入北京师大,军训时不慎骨折。我给许老师写了一封信,他收信后立即到医院看望晓华,许老师的夫人白老师还买了鸡和排骨做好给晓华送去,真是爱生如爱子,不仅令继红、晓华母子感激不尽,登门致谢,亦令我钦敬不已。窃以为,为人师者,如许先生之爱学生,焉能不使学生终生感之佩之敬之!许先生无论从教从政,都十分看重师生之情,他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时,到河北省视察,住在省委的白楼宾馆,专门抽出时间,邀我和李自修等人前去相聚,可见师生情深。我在担任河北省新闻出版局局长、党组书记和退休后,凡有关出版工作之事求他帮助,都是有求必应。河北人民出版社成立五十周年时,我给他写信请他题词,他欣然挥毫题词寄我。该社出版《苏轼全集》,拟在北京召开座谈会,社里将书送他,让我请他出席并讲话,他在繁忙中拨冗践履《苏轼全集》,出版发行座谈会,并发表讲话。他肯定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苏轼全集》是有宋以来“最完整最准确”的版本。还有我的朋友熊国英编著了一部《中国象形字大典》,他让我请许先生作序。许先生在百忙中写了一篇文言文序。其序的开头写道:“熊国英先生撰《中国象形字大典》成,邀余序之。余与熊未尝谋面也,乃友生徐征为之介绍。为人作序,非余所愿也——不‘学’无‘术’,何以序人?故自立私规:非门生不序,非至交不序,非余所涉猎内容者不序。为熊先生序,不合余例者二,而今复为之,何也?以其人其事可敬可感,其书为余所乐见也。唯今岁事冗,数月未得执笔,明日又将南行,仓促间略摅鄙意,既以报徐征之命,复赎迁延日久之过于熊先生。”从中可以看出许先生何等谦逊,也可看出他对学生的深情。他在序中把我称之为“友生徐征”。所谓“友生”,就是可作为朋友的学生。许先生把学生当成朋友,其师德岂不令人肃然起敬。尤其是北京师大文学院教授李保初(我在湖南一师和北京师大中文系的同学)病重住院时,我给许先生的秘书张春发了一条短信,请他转告许先生,盼北京师大文学院领导对李保初住院之事予以关照。许先生得知后,对李保初极为关心,文学院领导也极为重视,不唯派人携带果篮到医院看望李保初,并襄助安排他诸多住院治疗事宜。许先生堪为“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之楷模。

北京师大中文系给我们授课的教授中,俞敏先生是摘帽右派,他给我们讲现代汉语和古汉语。俞先生知识渊博,语言生动,妙语迭出,深奥而通俗易懂。而我们的政治辅导员则给我们“打预防针”:俞敏是右派,学校安排他给你们讲课,主要是让他给你们传授知识,但你们要防止中他的毒。我们在听他讲课中,并没有觉得他放什么毒,只是他在讲课时有时联系实际,敢于批评学术界的权威,连郭沫若的文章他也敢在课堂上公然批评。窃以为,正是他敢于直言,敢于藐视权威,所以吃了亏,被划成右派。不过在我们眼中,他并不像右派,他对学生诲人不倦,平易近人。我和王廷方、蒋福泉曾到他家请教学习汉语的方法和治学的经验。他家住在新街口的一所平房,房子已破旧不堪,家具也已破旧,真像一个城市贫民之家。我们进屋后,他对我们非常热情,亲自给我们倒水,非常和蔼可亲。我们觉得他根本不是什么“阶级敌人”,而是博学多才、潜心育人的好导师。但是,不知系领导如何得知我们到俞先生家请教的事,批评我们没有同右派“划清界限”。我虽没有反驳,但心里不服,学校既然安排俞先生给我们讲课,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向他讨教?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在邢台地委任副书记时,因公到北京,专门到学校打听俞先生的住所,登门看望他。这时他已被平反,在学校分了住房。他见我后,想不起我的姓名,我作了自我介绍,并说起当年到他家请教的情况。他听后说,想起来了!那时你们也够大胆的,不怕我连累你们。那时到过我家的学生,只有你们,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又问了我的工作和家庭情况,我如实向他作了汇报。他听后说,你没忘了我这个老朽,我很感激,希望你好好工作,多为老百姓做事。临别时,他要送我下楼,我说,您年事已高,您是先生,哪能让先生送学生的?而且您腿脚不方便,请先生留步!我向他深情地鞠了一个躬,便告辞了。我以为,人的成长,除了父母之恩,就是老师之恩,不忘师恩,这也是做人的又一条基本准则。

三

1965年8月,我们从北京师大中文系毕业了。分配工作前,北京所有大学毕业生到工人体育场开大会,北京市长彭真给我们作报告。他号召我们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他特别提到要到华北去“保卫‘四清’成果”。

当时的大学毕业生都是按计划在全国统一分配。计划下达到学校到系后,学生填报志愿。当然,志愿只作为分配的参考,学校要根据国家下达的用人计划进行调配。我本来想回湖南工作,一则可以向父母尽孝,二则生活也适应。可是,分配计划中,湖南只有一个名额,我们班的刘振国已在湖南有了妻室,肯定会照顾他,所以我便放弃了,第一志愿就填了河北省,其余志愿都填“服从分配”。就这样,把我的一生奉献给了河北省。

我们班的同学分配到山西省的最多,计有:任文贵、张桂琴、周惠英、李淑莲、卢传梁、尚作勤、黄念孟、马笑霞、肖远新、伏庆德、刘亚川、章春林、李传盛、陈礼生、吕学煌、蒋福泉、曾坊寿等十七人。他们中除任文贵分到山西大学,其余都分到中学任教,有的“就地取材”结婚成家,有的异地寻了配偶,两地分居。随着斗转星移,不少人先后离开了“人说山西好风光”的地方。如今留在山西者仅剩周惠英、李淑莲、卢传梁、刘亚川、章春林。他们为山西献了青春献子孙,三晋大地桃李春。

分到河北省的有我和秦国英、张文龙、谢世民、王春江、王惠兰。秦国英是新加坡归侨,他的母亲和兄姐都在新加坡,他本可回新加坡工作,与家人团聚,但他为了报效祖国,毅然服从分配,到保定市五中任教。并与福建泉州老家的尤秀恋结为伉俪,夫妻两地分居。及长子出生后,才调回泉州。按说毕业分配时就该把他分到泉州,而当时班里分到福建的只有一个名额,班里的陈金富是莆田人,已与当地女子结婚,只好把分到福建的名额给了他。秦国英对此毫无怨言,唯有耿耿报国之情。张文龙这个“啰嗦屁”分到邢台地区的威县师范。他在温州老家找了一个女子结婚,想调回温州与妻子团聚。地区人事局为留住人才,不肯放回温州。说来也巧,当时我正在河北省委组织部工作,到邢台调研,住在地区招待所,在这里遇到张文龙,他给我说了欲调回温州的情况,我便找地区人事局局长说项,希望成全他夫妻团聚。不久,地区人事局便给他“开绿灯”,办了调归手续。后来我到邢台地委任副书记,张文龙的学生张广宇竟然当了我的秘书。我真感谢张文龙培养了张广宇这样德才兼备的学生。王惠兰分到石家庄地区的辛集中学,谢世民分到衡水地区的深县中学。他们都就地相亲结婚。我通过关系帮这两对夫妇调入石家庄市,相互来往也方便也密切了。谢世民调入一个中学不久便患了病,学校没让他教书,让他在图书馆当管理员。后来他的病越来越严重,生活难以自理,令我同情悲悯。他的长女谢晔大专毕业后我又通过朋友帮助,给谢晔在石家庄市一个区的财政所安排了工作。尤其是谢世民的夫人刘东茹在家被小偷杀害后,我和蒋福泉合发唁信给班里部分同学,收到信的同学都慷慨解囊,给谢世民寄钱表示慰问。同学之情何等纯真深厚!

我班留在北京的有闫仁德、陶立璠、张熙裕、宋薇笳、袁淑纯、李玩彬、刘长珍。闫仁德分到人民大会堂,“文革”中下放到江西省的“五七干校”,后分到邮电局工作,与黄析章女士结为伉俪,育有一子。他为人本分厚道,话语不多,加之他长得面目清秀,人称“闫大姑娘”。他落户江西后,被擢升为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纪检组长、监察专员,官至副厅,值得庆幸。陶立璠和宋薇笳在北京结婚后,育有一女。我在河北省委组织部工作时,薇笳到石家庄看望她舅舅,我到车站接她到家吃了一顿便饭,找了辆车送她到舅舅家,未料这竟是与她最后一次见面。袁淑纯是我在湖南第一师范就读时的同学。她在校时,与郑和中悄悄谈上了恋爱。袁淑纯被保送到北京师大后,郑和中苦苦地等了她五年,没想到袁淑纯毕业后分到北京,结婚后竟成了牛郎织女。后来袁调回长沙才得夫妻团聚。袁淑纯很重同学之情,她得知谢世民的老伴被小偷杀害的消息,立即给谢世民寄了五百元慰问金。我在《同学之情老更笃》一文中,列举了同学们给谢世民捐款名单,不慎漏了袁淑纯,特在此补上一笔。李玩彬与肖远新结婚后,也调回广西。我到南宁时,曾到广西民族学院看望这他们夫妇,受到他们热情接待,没想到这次与玩彬也是最后一次见面。人生如梦,生死谁能料定?当年毕业分配时,我们对留在北京的同学都很羡慕,而今只有陶立璠、张熙裕二人。任文贵、张桂琴是后来从山西调入北京的,不算留京之人。我和闫仁德、蒋福泉虽离开了京城,但我们的子女却成了北京人。有感于此,我曾作诗曰:

遥想师大毕业时,梦中祈盼留北京。　

不料派遣到河北,愿望终于成泡影。　

非是学业成绩差,只因适逢搞“左倾”。

兼之吾不谙世事,不会媚上去逢迎。　

更受王宋株连罪,如此岂能留北京。　

不过落户到燕赵,也算命中还有幸。　

尽管历经风和雨,为官不贪得安宁。　

当年养儿育女苦,长大事业尚有成。　

吾儿财大毕业后,有幸供职在京城。　

畴昔遗憾儿弥补,后来居上乐菁菁。　

更喜添得辛卯孙,如今家已有京童。　

有子有孙居京城,无忧无虑度余生。　

四

我们班的同学自毕业分配以后,相聚者少,离别者多,有些至今未能晤面。1998年8月14日至18日,我们班大多数同学在石家庄相聚了一次。这次相聚,实在不容易。同学们毕业后分布在全国各地,有的在国外,有的工作几经调动,通信地址不详,给联络工作带来许多困难。主动承担联络工作的蒋福泉在一年多的筹备中,先后五次发出信函联系,并让接到信函的转寄与自己有联系或知其下落的同学,从而与许多同学才联系上了,并表示要不远千里前来相聚。

同学们离别三十三年,当年风华正茂的学子,被无情的岁月雕刻成了老妪老翁。但是,岁月抹不掉昔日同窗之情。来自泰国的华妮,虽然因病动过两次手术,但她不顾有病在身,办签证、购机票,由她的丈夫苏拉潘先生陪同前来。她在北京下飞机后,乘火车来到石家庄。同学见了她,如果不是预知,都不敢相认。三十多年不见,她的变化太大了。当年她那健壮的身材,如今变得那样消瘦。但是,她的同学之情依旧,她对中国之情仍深。当从新闻报道中她得知中国南北两江发生重大洪灾、全国人民正在抗灾救灾时,她主动向我提出要捐赠人民币一千元献给灾区人民。我告诉她给河北省民政厅写封信表示自己的意愿。她就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我让人把她的信和钱送到省民政厅。厅领导也很感动,并与河北日报社联系,请他们派记者对华妮进行采访。记者对她进行采访后,在报上发了消息,称赞她的中国之情。诚哉!华妮的中国情结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减退,而是愈久弥深。当年与华妮同室五载的唐大姐给她作诗曰:

淑女游学北太平,默默折柳不能言。

久别遥念惊梦醒,暂聚畅怀柳荫丛。

今夏燕赵长谈夜,明秋瑶池踏歌声。

但愿鸿书长来往,雪岭碧海跨彩虹。

来自福建泉州的秦国英是新加坡的归侨。他在校时,爱游泳、好打篮球,身体很棒;如今也是疾病缠身,显得老态龙钟了。他为了见到阔别三十多年的同学,不顾身体不佳,不顾经济拮据,由他的夫人尤秀恋陪同而来。来自山西太原的周惠英,在校时是能歌善舞的姑娘,如今满头银花,而且身患癌症,动过手术,但她仍能保持学生时代那种积极乐观的精神,精神状态颇佳。最令人同情的是谢世民,他多年患病,行走艰难,口不能言,由他的夫人和女儿扶着前来参加聚会。大家从他的热泪中看到了他那真挚的同学之情。同学们纷纷解囊相助。钱虽不多,却代表着同学们诚挚的心,友爱的心,使他在精神上得到莫大安慰。

参加聚会的计有来自来广西南宁的肖远新、李玩彬伉俪,湖南长沙的袁淑纯,新疆乌璐木齐的唐秀芳,大上海的苏兴良,江西南昌的闫仁德,湖北武汉的曾坊寿,浙江杭州的马笑霞,浙江温州的张文龙,福建泉州的秦国英,山西太原的李淑莲、卢传梁、周惠英,陕西西安的蒋福泉,北京的任文贵、张桂琴、张熙裕,来自泰国的华妮,作为东道主的王惠兰和我自然参与其中,共计二十余人。大家见后,互叫绰号,互通别后情况,共忆同窗情景,仿佛年轻了许多,仿佛回到了当年风华正茂的时代。聚会正式开始,由联络人蒋福泉首先介绍汇报联络组织情况,然后各自发言,介绍各自的工作和家庭情况。其间不时有人插话,引起哄堂大笑。三十三年啊,每个人都有一段艰苦的历程,都有一些辛酸的往事,当然也有不少乐事。我们这一代人,不少政治运动都经历过,不少苦也吃过,虽无惊天动地之业绩,却也默默奉献了大半生,无怨无悔,无愧于党和国家的培养。

聚会期间,同学们在河北省博物馆前合影留念,互相在纪念册上赠诗赠言,还一起到西柏坡参观,缅怀革命先辈。这次聚会,时间虽短,但同窗之情,令人难忘。我曾作诗曰:

京城一别卅三秋,如今相见已白头。

当年同窗勤共勉,今朝相聚语无休。

重觅青春忆往事,遥思昔日几多愁。

但愿来年再相见,各领儿孙更风流。

如今,大学毕业五十年了,我真希望同学们能再来一次相聚!当然,不可能全都相聚了,但是部分人相聚也是晚年慰藉。本来,秦国英和夫人尤秀恋已邀请了我们班部分同学于2015年11月初到福建省泉州市相聚,被邀请者也表示乐于前往。令人遗憾的是,秦国英得知同学们要去泉州与他相聚,高兴得夜不成寐,心脏发病住院,聚会只好取消。看来,同学们都年纪大了,再像当年在石家庄相聚难矣哉也!

五

大学毕业五十年了,有一些同学已经离开了人世。每当想想他们,不禁心生忧思之情。至今,已辞世的同学有宋福纯、宋薇笳、尚作勤、王廷方、谢世民、伊明江、李玩彬。

宋福纯大哥是班里最早离开人世的同学。他死得冤,死得惨!宋大哥是辽宁朝阳人,参加过抗美援朝。入学前在解放军某被服厂工作;入学后担任我们班的党小组长。他为人正直厚道,学习特别用功,与同学相处非常融洽。同学们皆以宋大哥或老宋称之。没想到这么一个大好人竟然自杀身亡,死后还被定为“叛党分子”。那是1964年10月,我们班的同学停课到河北省衡水地区参加农村“四清”运动,进村前,在衡水的新华旅馆集中整训。所谓整训,就是清理自己的思想。本来,作为学生,思想是比较单纯的,即使有些观点不对,也是认识问题。但是,当时中文系的领导受“左”的思想路线影响,把整训搞得如火如荼,人人自危。不知宋大哥因什么问题承受不了巨大的压力,竟然从新华旅馆的二楼跳了下去。当时虽然没有亡命,但已摔成腰椎骨折。为了保密,系领导急派系秘书和闫仁德同学坐火车把他送到北京的一家医院救治。到了医院,他本不该死的。但他觉得,即使落个残疾活着,已被扣上“叛党”的帽子,还不如一死了之。他趁护士不在,触电而亡。我们后来得知宋大哥惨死的消息,都只能暗自为他悲泣。可怜宋大哥,上有老父老母,下有尚在襁褓中的幼子,他这一死,父母何以堪?爱妻何以堪?幼子何以堪?一个美满的家庭就这样被毁掉了。我后来每次到衡水出差,总要到新华旅馆凭吊宋大哥,寄托哀思。如今新华旅馆已不复存在,但一到衡水,便不禁想起当年“整训”的惨象。宋大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虽已被平反昭雪,然而,斯人既死,平反又何用之有?再一个悲惨者是王廷方。他是河南省南阳地区镇平县人,出身贫苦,当过兵,当过公社党委宣传部长,以调干生身份进入北京师大中文系就读。入学后,他担任我们年级的党支部书记。他十分珍惜这迟到的读书机会,刻苦学习,不懂就虚心向同学和老师请教,被系领导树为学习榜样。但是万万没有没想到,1964年10月,我们到河北省衡水地区搞“四清”时,唯独他被留在学校进行审查,结果以“反党分子”罪名被开除党籍、学籍,遣送回乡。我们从“四清”前线回校后,也没有见到他。到2003年10月,我和夫人吴瑞吉南下河南南阳,经过南阳地委宣传部、地区文化局领导的帮助,终于在南召县东风机械厂见到了他。这时的王廷方虽已平反,落实政策,安排了工作,但已老态龙钟,步履蹒跚。从他被“双开”回家到平反的十多年里,受尽了人间之苦。“文革”开始后,他被村里的造反派打到濒死,通知家人去收尸。家人见他一息尚存,送到医院救了过来,但再也不敢回家。家人垒了个假坟头,说他已经死了。他从此别妻离子,四处流浪,以爆爆米花、修自行车为生。同时他也不断写信上诉,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以平反昭雪,安排工作。但是,又有不幸者,他在家里煤气中毒,抢救过来后,留下了后遗症。我见到他时,头脑已不完全清晰,老伴又患癌症卧病在床,危在旦夕。可怜廷方兄,命运如此多舛,我可怜他,我同情他,可又爱莫能助。蒋福泉得知我找到王廷方的消息,兴奋不已。他买了一个轮椅,从西安坐火车、转汽车去看望王廷方,还写了一篇长文《南召行》纪叙他的不幸。我也写了一篇《终于找到了王廷方》,记叙寻找他的经过和他的不幸遭遇,至今回忆,历历在目,情景悲惨,不堪回首。

还有谢世民,晚景也很凄惨。他是江苏无锡人,毕业后分到衡水地区的深县中学任教。调入河北省干校的子弟中学后患脑萎缩,每况愈下,由行走艰难到口不能言,生活不能自理。尤其是他的夫人刘东茹被小偷杀害于家,他竟然毫无知觉,独自在厕所地上躺了一夜,被东茹之兄发觉后,虽一息尚存,但已成植物人。他的两个女儿雇人伺候五年才去世的。他的晚景真是惨惨凄凄,可怜又可怜。

六

比起宋福纯、王廷方、谢世民,我算是幸运的。我在河北省度过了五十个春秋,经历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经历了河北省复杂的派性斗争,目睹了省委领导成员的多次更迭。我也由举目无亲到结识不少朋友,由一般干部一步一步地擢升为正厅级领导干部,由孤身一人到结婚成家,养育了一双争气的儿女,如今已有了外孙女和孙子,把根分扎在了河北省、北京市两地。

这五十年,尽管风风雨雨,但我坚守正直为人,踏实做事的准则。我的上司和同事,没有排斥我这个异乡人。当然,除了自己的努力,也离不开机遇。当我分到河北省,在石家庄地区藁城县搞“四清”时,先在清流村当“四清”工作队队员,不久被调入城关公社“四清”分团办公室作资料工作,适逢河北省委从“四清”前线选拔年轻干部,我有幸被选调到河北省委“四清”办公室。“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省委被造反派夺权,机关陷于瘫痪,两派斗争日渐升级,我坚守不参加武斗,不诬陷人、不打人的原则,度过了复杂的岁月。1968年春,我随省委机关的干部进学习班,接受工人、解放军宣传队的教育。因为我出身于贫农家庭,又无任何历史问题,还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文革”中没有打砸抢行动,所以不一年,就被分配到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政治部组织组工作。

省委组织部恢复后,我被分到组织处工作,后被提拔为办公室副主任、研究室主任,历经四任部长,长达十六年之久。在省委组织部工作期间,除了下乡下厂蹲点劳动,调查研究,还经常加班加点,有时通宵达旦为部领导、省委领导撰写讲话稿。由于工作的劳累,生活不规律,加上儿子小时不断闹病,我患了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疼痛难忍,连续服药五年之久,幸得痊愈。在省委组织部工作期间,无什么功绩可言,唯一觉得可以自慰的是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做了一些工作。当时部领导让我兼任“落知办”主任,我和同事们深入调查研究,解剖典型,撰写评论文章,为知识分子平反冤假错案,解决知识分子入党难和住房难而奔走呼号,做了一些实际有益的工作。

1986年秋,我被河北省委任命为中共邢台地委副书记。这是我在仕途上的一大转折。当时邢台地区辖十六县市,人口六百余万。地委分工由我管组织、宣传、纪检、地委办公室、研究室、党史办、统战、计划生育、工青妇等,还代管了一年的政法工作。我分管工作之多,几乎包揽了地委的日常部门。这对我来说,工作面之广头绪之多,是一次很好的锻炼,虽然工作劳累,好在两任书记对我都很信任。地委、行署其他领导和部门领导对我的工作都很支持,故而虽累犹乐。在邢台工作的五个年头,也无多少功绩可言,但在任用干部上做了一些改革的探索,力求做到公平公正,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没有卖官。这也是我离开邢台后不少干部怀念我的原因。

1990年夏,省委决定成立科教工委,主要是代省委管理高等院校领导班子建设、党组织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省委主管组织工作和主管宣传文教工作的副书记分别给我打电话,让我出任科教工委书记。我当然高兴地接受了这一重用。我又回到了离开五个年头的省委大院。我和两位副书记一边抓组建一边深入高校考察,调整高校领导班子,时不两载,对全省三十多所大专院校领导班子进行调整充实,同时起草了“从严治校,从严执教”的文件,由省委转发,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当时,科教工委的机构、人员不多,但省委赋予的权力很大,除了高校的书记、校长任免报省委常委会讨论决定,副书记、副校长则由科教工委决定,报省委备案。权力大,责任自然也大,所以在决定高校副职人选前,主动征求省委组织部、省教委的意见,避免了用人上的失察失误。

我在科工委工作期间,得知河北省新闻出版局局长缺职近半年,有几个人想去,省委未能决定,我便向省委书记和两位副书记提出请调省新闻出版局任职,省委批准了我的请求。这个局当时集编、印、发于一体,集行政管理和经营于一体,干部职工万余人。这将是我工作的最后一站,我想干点具体的业务工作,多出一些好书,为后人留下一些精神产品。在职六个年头,坚持“走正路,出好书,出人才,创效益”,把握了正确的出版方向,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时也为干部职工谋了一些福利,问心无愧。

我卸任河北省新闻出版局局长、党组书记、版权局局长之后,担任河北省第九届人大常委会委员五年。这是没有工作压力的五年,是轻松悠然的五年,当然,我也没有放弃自己的职责,无论是下去视察,检查执法,还是在常委会上,我都坦陈己见,提出意见和建议,尽到了作为省人大代表、常委会组成人员所应尽的义务。

2004年,我正式退休,结束了职业生涯。退休后,除了旅游,就是读书看报写文章。十年来,笔耕未辍,除了每天写日记,还写了不少杂感和回忆,出了三本《退居散记》,虽无多少文学价值,但也反映了我的心路历程和价值观,值得我的子女及其后代保留借鉴。

五十年,在人类历史上只是瞬息之间,而在人的一生中却占了大半生。回首往事,我怀念美好的青春岁月,怀念同窗共砚的好友,怀念在人生道路上给我指教的领导,怀念在工作上给予我支持的同事。回首往事,本人也曾握有人权、财权,但没有贪图钱财,退休后,除了分得一套福利房,有点老底也不多,此外,别无所有。所以窃以为:为官不贪才能心安理得,为官尽力尽责日子才能无忧无虑。从这两点体验来说,我知足了,一个农家子弟,当年苦读思温饱,何期入仕进官场?如今“终岁无公事,逐月有俸钱”,儿女工作也不错,每年收入也不薄,吾夫何求?吾唯有不忘党之恩情,颐养天年而已哉!

行文至此,话犹未尽,作《如梦令》为结束语:

毕业半个世纪,风风雨雨经历。青山依旧在,人却垂垂老矣。回首,回首,往事犹在梦里。

2015年1月于海口

2015年10月校改于石家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