饷馆码头的日光

在经历太多的流血后，朝廷与漳州海商的和解，最终以一种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税收来实现。

朝廷官员最终要学习的是一种全新的交际技巧——如何与雄心勃勃的海商保持一种利益谋求上的默契。

而对历史而言，向商人征税可以看做是文明的进步。

饷馆码头的日光过了400年，还是那样耀眼。尽管时间过处留下一副模棱两可的面孔和平庸淡漠的表情，但是，旧日的喧嚣总是适时地随着潮汐的起伏翻涌不止。

饷馆码头存在的现实意义，在于它见证了一个划时代的变革。中国近代海关的雏形就诞生在这儿，另外，它目睹了漳州海商阶层在商品经济中的成长。

月港开洋后的头五年，漳州海商的幸福时光。

夏季，上百条商船像候鸟一样陆陆续续从中南半岛、马来半岛、苏门答腊、爪哇、南婆罗洲、菲律宾群岛、马鲁古群岛、苏禄群岛和北婆罗洲回到漳州海面。在耀眼的日光和飞翔的海鸥中，一些名字奇怪的国家——猫里务、网中礁老、呐哗咩、班隘、美洛居、文莱的货物被簇拥进港。

大体上，这一年度的财富梦想，因为商人们回家而暂告一段落。

月港商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纳税人，是隆庆六年(1572)的事。

这一年，漳州知府罗青霄显然意识到，最富裕的商人阶层没有为捉襟见肘的政府财政出点力，几乎是一种疏忽。因为开洋放禁，海商在海外贸易活动中有了更精彩的表现。现在，国家需要他们为自己的成功埋单。

隆庆六年(1572)，海商向财政支付税收是3000两银子，这恐怕只是象征性的表示。万历三年(1575)，增加到6000两；万历四年(1576)，又增加到10000两；万历十一年(1583)，这个数字变成20000两；万历二十一年(1593)，又骤增至29000两。

美洲白银也在这时候成了支撑中国市场的硬通货。

这一年，月港设立督饷馆。

饷馆码头——月港黄金岁月的一个见证。当督饷馆的税务官们向泊岸的商船征收税银时，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他们正经历着中国海外贸易史上关税制度的一次重大的改革。

督饷馆在我国海外贸易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它标志着我国历史上征收海外贸易税已从实物抽分制度转向货币税饷制。事实上，督饷馆所制定的各种饷税制度已经是近代关税的雏形，为厦门海关的设置开了先声，它直接影响着广州和澳门的进出口税收征收。

在广州，官府开始改变沿袭数个世纪的抽分制，与月港实行的水饷制一样，根据船只大小确定税额，称丈抽制。在澳门，明政府的市舶司也采用类似的方法。

作为纳税人，海商需要了解自己应缴的几个税种，这是确保他们成为正当商人的代价。“引税”，一种获准出洋的许可证税。东西洋引税是银子三两，鸡笼、淡水只要一两。后来这个数字翻了一番。“水饷”，一种船舶税，这种税由船商支付，以船的梁头尺寸为标准。一般情况下，在漳州，十月是修船季节，税官会亲自达到船坞，实际丈量船的宽度。西洋船船体最大，面阔一丈六尺以上者，每尺征饷五两，多加一尺，再加五钱。一条万历三年的西洋船，如果面阔二丈六尺，缴纳水饷应是260两银子。稍小一点的东洋船，另减三成。鸡笼、淡水船型最小，面阔一尺，征税五钱。“陆饷”，就是进口关税，由铺商支付，税率大约是2%。“加增饷”，到吕宋贸易商船还要交的一种附加税，大约150两。这种船在通常情况下，除了携带价值高的墨西哥银元之外，很少带别的东西。

月港发船是有数量限定的。万历十七年(1589)，福建巡抚周寀核定为每年88艘，东西洋各44艘。东洋方面，吕宋最多，定额16艘，其他地方各约为2～3艘。

这种情况显然满足不了民间贸易的热情。以后又增加到110艘，加上前往鸡笼、淡水、占城、交趾，共117艘。等到万历二十五年(1597)再增20艘。

137艘，这是官方准许的月港商船每年出海最高限额，如果不考虑吨位，它几乎就是一支西班牙的无敌舰队的数量。

不断攀升的海外贸易收入，使原先不太在意的朝廷开始关注自己在这里的利益。恰好这个时候，泉州方面也提出分享饷税的要求。漳州河出海口厦门在泉州辖区。同安，海商聚集处，也是漳州河海外贸易活动的辐射范围。泉州在海防军费方面的压力使这种要求尤为迫切。

不过，这种可能引起管理混乱的提议很快遭到朝廷否决。

万历二十一年(1593)，月港海防馆改成为督饷馆。

随着这个朝廷常设机构军事使命的结束，一种基于利益均衡考虑的全新职能——督饷开始发挥作用。

在经历太多的流血后，朝廷与漳州海商的和解，最终以一种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税收来实现。朝廷官员最终要学习的是一种全新的交际技巧——如何与雄心勃勃的海商保持一种利益谋求上的默契。而对历史而言，向商人征税可以看做是文明的进步。

督饷馆的职责除了发放商引、征收饷税外，还负责对进出口商船的检验。

每年秋冬之间，商船扬帆出海，督饷馆官员都亲赴厦门，检验每艘船后，让它们移驻曾家澳，候风开驾。

春夏之际，商船陆续归航。在经过南澳、浯屿、铜山、海门时，巡司要随时将商船情况通报督饷馆，一路相送，直到白花花的银子进入督饷馆的库房。

因为饷税，一种被认为比较宽松的管理制度在月港成为通用规则。

当时，到西洋各地的航程比较遥远。比如到万丹，一般要走20天左右；到巴达维亚更长，要花费四十几天时间，商船走得就比较少。所以，一些领取西洋文引的商人，他们出海时向西洋航行，一出官府视线，立马转身折入东洋，吕宋才是他们喜欢的地方。

一些没有取得商引的，有时也会假借买谷、捕鱼，向县衙拿个引票，出海掉个头，径向目的地驶去。有的干脆一声不吭，一走了之。

督饷馆的税务官，对类似的情况比较明智地采取默认态度。

万历二十一年(1593)，因为日本侵略朝鲜，东南沿海实行一年海禁。但是，胡台、谢楠等很多海商还是照常行走海外。当时巡抚中丞许孚远也不过让人传话让这些人回来纳税了事。结果，一下子就回来了24条商船。

这一年，月港饷税上升到29000两。

万历四十二年(1614)，停在家门口待验的商船及数十万两价值的洋货，因为突如其来的台风损失殆尽。王起宗，那个邀请张燮写《东西洋考》的颇有远见的税官，在万历四十五年(1617)的时候，正以督粮通判的身份署饷。为此，王起宗干脆简化征饷手续，商船一进港，随即验货，风雨无阻。这种本不该发生的损失也就免了。他实行了一套“便商六法”，给月港商民带来好处。比如对被荷兰人拦截的商船，根据损失情况减半征税。因为海难全舟覆没的，不再征饷。

总的来讲，官员们看起来还算通情达理，海商们也知道如何在官府面前保持谦恭的态度，以便使自己能够放心去做一个正当体面的生意人。

一个从事吕宋贸易的商人陈升，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非常技巧地绕过陷阱，而不去缴那些他不想缴纳的饷税。比如他从吕宋返航时，因为携带银子，不得不支付150两的附加税。不过，他另外带回的五六百石价格极廉的番米，借口随船食用，在免交每石一分二厘的税银时，又从转手发卖中赚一笔。

这种明代版的合理避税法，在月港颇为典型。

从情况上看，朝廷和海商谨慎地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彼此不触及对方的底线。这样，月港在开洋后，又保持了将近一个世纪的繁荣。这种繁荣直接影响了当年世界贸易的格局。

但是，并不是任何时候，海商都甘作顺民。一次意外证明了这一点。事件的起因是一个叫高寀的御马监监丞出任福建税监，即为了弥补国库空虚而由皇帝派遣的税务宦官。

这人一到任就表现出皇帝宠信太监的一切不良秉性。

对金银的变态迷恋使他除了每年名正言顺地从海澄刮出数万财富——天晓得是否进入皇家库房，他所比较喜欢的另一种敛财方式是以个人投资的名义，用少量的金钱，从海商身上提取十倍的回报，或者，干脆取走货物，一走了之。这样的商铺，在海澄有几百家，涉及数额几万两，以致几千名愤怒的海商包围了税署。

他的恶劣行为最终在万历三十年(1602)不被月港忍受。当一群商船在清爽的海风中徐徐进入月港，满心欢喜的海商们被堵在船上，在没有履行冗长的检验手续之前，一律不许上岸。结果，人们还是上岸了，但上岸的人们在街上成群结队被追捕。这一次，商人们又一次表现出惯常的做派。人们扬言，要把高寀杀了，把他的爪牙扔到大海喂鱼。一片喊杀声中，高寀立即做了他应该做的——连夜走人。随后，高寀在南靖的爪牙邱九成也被驱逐出境。

然而这个人的流氓行径并没有为此收敛，他为害福建地方还得继续13年，直至撤职回京，不知所终。但是，他从此再也不敢跨进海澄一步。

较之发生在天肩六年(1626)苏州民众反抗缇骑的义举，戏剧性收尾的海澄商民的反抗斗争，人们似乎选择忽略不计。或许，因为他们正在强大，并且适时适度地表现出他们的强大。

所以，饷馆码头的日光，过了400年，还是那样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