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蝉声不到兴安岭

时间:2022-01-2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内蒙访古》为我们展示的是历史学家眼中的大兴安岭。这一资讯已记载于《内蒙古大兴安岭林管局志》,想必是有所据的。遗憾的是,我虽在大兴安岭生活多年,却无缘亲往探访,故难以详述。因其规模不大,当时尚未经过考古发掘,人们称之为室韦古城堡。面对同一片山林,史学家称之为“历史幽静的后院”,文学家吟诵成“蝉声不到兴安岭”(老舍语)。我到兴安岭的最初几年,是在“文革”中度过的。

20世纪中叶,数十位文化名人内蒙古采风归来,在他们留下的文字中,最引人乐道的莫过于历史学家翦伯赞的散文《内蒙访古》。其缘由自然因它曾入选中学语文教材,扩大了影响力。但究其根本,当在于文章厚实凝重,不只新人耳目,更足开启心智。

翦伯赞先生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尤其注重民族史学研究。《内蒙访古》为我们展示的是历史学家眼中的大兴安岭。先生将大兴安岭与它所庇护着的呼伦贝尔草原糅合一体,精确标识其历史地位和价值,写道:“这个草原是游牧民族的历史摇篮”,而“森林是一个比草原更古老的人类摇篮”。“出现在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游牧民族,鲜卑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都是在这个摇篮里长大的,又都在这里度过了他们的青春时代”。又写道:“假如说呼伦贝尔草原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闹市,那么大兴安岭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幽静的后院”。

中国北方众多少数民族都选择大兴安岭作为他们最早的生息繁衍地,大兴安岭茂密的森林温情地护卫他们成长。大兴安岭西麓、额尔古纳河畔有一座小村落,唤作吉拉林,是室韦乡的所在地。1974年我曾到过那里。当时中苏关系紧张,这座隔河与苏联相望的小村落冷凝如冰。当地人告诉我室韦乡之所以出名,原只因室韦系我国北方众多少数民族之统称。《蒙古秘史》一书中便有“蒙古室韦”、“达斡尔室韦”等称谓。众多游猎民族均发端于此。数十年过去,室韦乡已更名室韦镇,成为中俄边境之一处通商口岸与著名旅游点。然而游人至此,并寻不着些许往昔室韦陈迹,吸引人的是国内唯一一处俄罗斯族聚居地之绮丽风情。倒是在距此地数百里处之黑山头,却有成吉思汗早年留存的陈迹。这一资讯已记载于《内蒙古大兴安岭林管局志》,想必是有所据的。况且根河流域确系成吉思汗早年活动之所,本属载入史书的史实。遗憾的是,我虽在大兴安岭生活多年,却无缘亲往探访,故难以详述。我曾经亲往踏访的另一古迹是位于乌尔旗汉林业局煤田林场施业区内的辽代契丹人古城堡。那是在1984年夏日的一个傍晚,我们一行人踏着盈尺的积水,穿行在一片草甸上。跋涉半小时,踏过一条浅濠,我们来到一座古城的废墟前。说它是古城口气未免过大,因其方圆不过一平方多公里;说它是古城却又属实。遗址上残砖碎瓦随处可见,护城沟壕虽已淹没仍旧分明。因其规模不大,当时尚未经过考古发掘,人们称之为室韦古城堡。确知其为辽代遗痕,则是日后的事情了。

翦伯赞先生指出:“从狩猎转向游牧生活并不是一种轻而易举的事,这要求一个民族从森林地带走到草原”。又说“人类从森林走到草原”,“要求改变全部生活方式”。对于从大兴安岭森林出发的少数民族来说,“呼伦贝尔草原不仅是历史摇篮,而且是他们的武库、粮仓和练兵场。他们利用这里优越的自然条件,繁殖自己的民族,武装自己的部队。”“假如整个内蒙古是游牧民族的舞台,那么这个草原就是历史舞台的后台。很多的游牧民族都是在呼伦贝尔草原打扮好了,或者说在这个草原装备好了,然后才走出马门。当他们走出马门的时候,他们已经不仅是一群牧人,而是有组织的全副武装了的骑手、战士”。他们打破长城缺口,走向黄河流域,建立属于本民族的王朝。而坚持居留在大兴安岭密林深处的民族,则任凭森林的障壁将自身与历史舞台隔开,在幽静的后院生息延续。正因如此,鄂温克人、鄂伦春人,直至新中国成立之前,仍旧生在原始公社制社会末期。

那些走出森林、问鼎中原的民族,也未曾忘却大兴安岭。《魏书》曰:“魏先之居幽都也,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洛侯国西北”。又说:“乌洛侯国,在地豆于之北……世祖真君四年来朝,称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室南北九十步”。“世祖遣中书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于室之壁而还。”这段文字十分珍贵,它记述了北魏太平真君四年,北魏王朝第三代君主拓跋焘派大臣祭祀祖庙的史实。然而1400年间,众多史学家都未曾寻觅到当年“刊祝文”的鲜卑石室之所在。直至1980年7月30日,呼伦贝尔盟的考古工作者才在大兴安岭密林环抱中的鄂伦春旗首府阿里河镇北10公里处的嘎仙洞内的石壁上发现了当年中书侍郎李敞祭祀留下的祝文。石刻分19行,201字,虽经千年风雨,字迹却分明可辨,实为传世之珍宝,史实之凿证。1981年我身临其境,在距嘎仙洞口15米的石壁上见到石刻祝文。“太平真君四年”几字明晰可认,一派远古幽情扑面而来。嘎仙洞内石室宽大,洞深将近百米,空气中分明荡漾着从这里走出去的北方民族对自己祖居地和发祥地的怀念和敬仰。

面对同一片山林,史学家称之为“历史幽静的后院”,文学家吟诵成“蝉声不到兴安岭”(老舍语)。我选择后者作为本文标题,并非只为偏爱其之优雅、含蓄,实为心中另有属于自我的情结在。我到兴安岭的最初几年,是在“文革”中度过的。山外一派火热、喧闹,我生活、工作的那座林场,却并无动乱场景:职工没有叛斗,学校未曾停课。任凭茂密、千古长青的大兴安岭森林,将喧闹阻隔在绿墙树障之外,学校的课堂依然宁静,林场的夜空照常幽远。从这所学校走出来的学生,大都记得那林涛庇护下的琅琅书声。他们没辜负这段令人留恋的光阴,各自创造着自己的业绩,有的现在仍在林业系统全国最高行政机关的领导岗位上工作着……

(原载《中国绿色时报》2013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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