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语境下的云南夙愿（节选）

高旗金子强

【点评】

高旗、金子强两位教授的这篇演讲稿充满了强烈的云南情结，它在梳理云南林林总总的过程中，完成了对“云南夙愿”的文化解读，这就需要作者有对云南素材的大量把握，有对这个命题的深度思考，如同他们在文内所述：“历史文化总要在扬弃中赋予现代意义。”这样，无论是经济成就的斐然、自然环境的优美，还是绿色生态的魅力、文明倜傥的风度，才可能成为云南夙愿的情采，以及中国梦的组成部分。学者的演讲，就应该这样高屋建瓴。

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中国梦是国家的，民族的，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因此，云南各族人民对中国梦的追逐正是民族精神的现代体现，“云南夙愿”是中国梦的有机组成。

一、云南夙愿是中国梦在云南的共同诉求

（一）实现中国梦是近代云南的百年期盼

人望幸福树望春，而百年前的云南，广大民众却与“幸福”寡缘，仅仅是“活着”而已。仅就外部环境而言，一是因为地理环境的闭锁。云南巡抚沈敬炘云：“今日之滇如在井底”（沈敬炘：《请蠲贡金疏》，雍正《云南通志》卷29，艺文三），加之距离僻远，那时由昆明至四川荥经的建昌道1860里，至沅州的普安道1890里，至南宁的粤西道2120里，而到京城的皇华驿道则达5910里。更兼道途险恶，所谓“上高山则疑为登天，下陡路则几同赴壑，羊肠小道，修之实难”（光绪三十三年腾越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雨季路泞、塌方，更使通行雪上加霜。二是因为瘴疠肆行，也就是疟疾的传染难以遏止。由于云南许多地方气候湿热，疟蚊成阵，凡海拔1200米以下的地方，几乎都为瘴区。光绪《续云南通志稿》称：“其瘴自春起，秋末乃止至时行旅裹足。”从而云南商品的流动交换大受局限，只在自然经济的土壤中刨食营生，数百年都谈不上有何长足发展。于是在这个所谓“万里遐荒”的边省云南，“民之困弊已极，米亦搜括无遗”（雍正《云南通志》卷29，艺文四）。这是文献中反映的云南穷蹙。而100年前法国驻昆明总领事方苏雅用照相机拍摄下的云南镜头，则是在生动的形象中让我们窥见了我们乡土的贫穷。所见的照片中，无论城镇与乡村的下层民众，几乎都是打赤脚，至多是穿草鞋，传递的是社会普遍穷困的信息。至于少数有鞋穿的官员、官差与富户，他们的养尊处优，恰足衬托社会在贫富悬殊中阶级的对立。百十张100年前的老照片中，患佝偻病而身形扭曲的男孩，瞽目的老者，因恶病浸噬而鼻子塌陷的茶客，肩扛着儿子、双手极度变形的残疾父亲，患“大脖子”病（甲状腺肿大）的僧人诠释的正是“贫病交加”这句老话。更不用说鹑衣百结、衣不蔽体的乞丐群，以及闹市喧嚣中也掩不住的简檐茅顶的陋屋。尤为令人悚然的是照片中近乎所有人员的表情：呆滞、茫然、麻木、压抑。是贫苦中的窒闷，是无望中的沉默，是地火在尸林中蜿蜒，是期盼在贫病中肃穆。但显然不争的是，人们希冀着有一天摆脱这“穷命”，这是云南人千百年的热望。

“穷”的一个重大根源是“弱”。1885年中法战争，中国军队在滇、桂战场均取胜，却“不败而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弱而招辱”深深刺痛滇人之心。嗣后，英法势力侵渗入滇，洋人取得通商设埠、减税、筑路等特权，蒙自、蛮耗、思茅、马白都设关立卡；采矿、倾销，英法为所欲为。洋人俨然“太上皇”，“弱便卑屈”重重伤害了云南人的自尊心。1910年，“一根道钉一滴血，一根枕木一条命”即云南等地筑路工以血肉代价付出而筑成的滇越铁路通车，“铁路到哪里，势力范围就到哪里”，洋人趾高气扬的淫威随着火车轰鸣的声浪呼啸压来。以省会昆明看，洋人塘（塘子巷）一带、巡津街周遭及翠湖之畔，一幢幢法式建筑傲睨老旧的昆明屋宇，建筑物用它骄气凌人的傲慢姿态也仿佛在诉说着“贫弱”的屈辱。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的当天，云南陆军讲武堂校长李根源率学员到现场作了沉痛讲话：“云南已沦为法国殖民地，亡国亡省之祸迫于眉睫，希望大家牢牢记住今天。”说完后失声痛哭，全体师生悲愤难抑，可见“摆脱贫弱”的愿望于云南之人是何等强烈。之后，各种带“洋”字的货品猛烈冲击云南：洋铁、洋油、洋火、洋车、洋装、洋房以及咖啡、法式面包、香槟、香水一时充斥，使有良知的云南人心情复杂而悲怆：新奇、时尚的刺激与贫弱、压抑的悲愤，五味杂陈。什么时候父老乡亲能摆脱千百年来的贫困？什么时候三迤大地能洗刷近代以来的屈辱？这是云南人的美好夙愿。它的实现，只能在今天全面建成小康的现代蓝图中来圆梦。

（二）共享改革成果是云南各民族的现时愿景

分享和共享改革成果，是云南各民族实现“云南夙愿”的现时体现。

新中国建立时，云南各民族社会发展的起点和根基不同，如独龙族、傈僳族、怒族、景颇族、布朗族、佤族等还处于原始公社制残余的阶段；小凉山彝族中尚存留着奴隶制；傣族、哈尼族等则处在封建领主制时期；回族、白族等却已届封建地主经济阶段。经过新中国建立后数十年的共同奋斗，在跨越发展中云南各民族步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轨道。引领各民族追随这一共同趋向的内在动力，就是“富民强滇”这个共同的云南夙愿。

在改革历经30多年后，今天云南各族人民的云南夙愿，近期说就是2013年省两会提出的“未来五年云南发展的十大蓝图”，包括经济总量再翻一番，即从当前的万亿元到2017年跨上2万亿元台阶；包括“综合交通体系更加完善”，即发达的人口大县基本实现通高速公路，县县通高等级公路，农村路网通达率进一步提高，以及省会城市昆明面对180万辆机动车的压力，“公交优先”与城市地铁合力缓解拥堵的措施等，解决民众“出行难”的问题。包括“各族人民幸福指数明显提升”，即缩小城乡差距，尽力稳定物价，提高就业比率，坚持生态立省、环境优先、绿色发展，实施七彩云南保护行动，加速高原湖泊管理和节能减排工作，建设天蓝、云白、山青、地绿、水清澈的“美丽的云南”。这是以人为本、服务于民的宗旨意图，是切切实实的云南夙愿。

改革30多年之后，云南各族人民的云南夙愿，就内核说，就是追求各阶层、群体的公正平等，互利共赢，共同分享、共同富裕，而不是零和博弈。专家认为，中国自改革以来，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扩大中等收入阶层”到走向“共同富裕”，阶段变化的重要标志是出现四个方面的大趋同：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出现趋同，各地区公共服务水平出现趋同，衡量社会综合发展水平的人类发展指数出现趋同（胡鞍钢：《中国需要共同分享的改革》，《光明日报》2013年5月22日）。也就是说，无论是人均GDP、人均财产收入，还是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城乡恩格尔系数、人均预期寿命、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与人类发展指数都将出现趋同。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根本指向，这是民族复兴的核心体现，这当然是云南各族人民“云南夙愿”的共识。

二、追寻中国梦，云南必须克服地方文化的“痼疾”

云南地处西南边陲，古代被视为蛮夷之地，所谓“五月渡泸（金沙江），深入不毛”。而今亦属于“西部”欠发达地区。云南夙愿就是云南人的理想、追求、目标、愿景的集中表达，也就是要争取同全国一道步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境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云南的科学发展、跨越发展、和谐发展。而要达乎于此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分析云南的实际情况，了解云南的既往缺陷，方能因势利导跨越之。

对于云南的文化省情，云南省委作出的概括是：民族文化强省、绿色生态强省、面向东西南亚、南亚的桥头堡。简约而精到。但从实现云南梦的“跨越发展”看，要跨越，就不能不分析需要跨越的“文化故障”“文化痼疾”，则以下几个云南文化的特点不能不重视、不能不改造。

（一）实现云南夙愿必须认识的“文化痼疾”

其一是“立体气候下的坝子文化”。云南人把高原山地之上四边高、中间低的平地叫作“坝子”，云南1平方公里面积以上的坝子达1600多个，这种地形地貌，使人们从这一个坝子到另一个坝子，需要翻山涉谷、跋涉艰辛，所谓“望山走死马”，形成以往千百年来难以消除的“隔绝”象征。云南面积39.4万平方公里，而山地面积达94%。山地就是道路崎岖、交通不便、信息不灵、思想资料贫乏。地理的隔绝性导致文化的隔绝性。即便在互联网时代，网络的虚拟性沟通与亲历的实履性沟通依然不全是一回事。同时，云南具有“立体气候”的气候优势，拥有从中国黑龙江到海南岛除海洋性与沙漠性气候以外的几乎所有气候类型，于是形成“植物王国”等自然优势。林木葱茏，果实丰富，农耕年代自给自足的生存条件相对较好，既无大富裕，亦少大饥馁，守土大体温饱，外徙实属多余。结果自然优势反而助长了以往云南人的保守性，不愿背井离乡，殊少向外开拓，一个不小心便成了“家乡宝”：眼界狭窄，胆气不足。隔绝性与保守性相加，是以往云南发展相对停滞的地理与自然因由。

其二是“资源王国中的边缘文化”。云南地处中原文化的西南边缘，青藏文化的东南边缘，东南亚巴利文化的北部边缘。从宗教上看，处于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佛教的边缘。边缘，则易于对其他文化吸纳不够，自身能量对外则放射不足，充其量只能在交互中形成一种“混合文化”而非“化合文化”状态，难以对异质文化用大能量的吸附方式将无序变为有序，将熵变为负熵，表现为文化能量的窳弱。加之云南后来享有“有色金属王国”“动物王国”等美誉，然而拥有相当资源却在长期的“隔绝性”中缺乏比较，就容易产生沾沾自喜的心态，“资源王国”反而助长某种自满性。两千年前滇王向汉朝使臣发问：“汉孰与我大？”（汉朝的版图大还是我滇王的版图大？）就是这种盲目虚骄心态的典型表现，看来这个痼疾长期以来多多少少都有些存留。文化能量低加上某些自满性，也许是以往云南长期发展较为滞后的文化原委之一。

其三是“封闭的移民文化”。移民，便是人口要素的流动，流动便有生机。“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就是这个意思。但云南历史以来的移民，一个大特点是呈现间断性，缺乏持恒性，就往往造成“文化失重”。比如近代最汹涌的一次移民潮，就是抗日战争时期，日寇侵略日甚，大片国土沦陷。抗战之初，“合计来云南者不下三四十万人；随后云南由后方变为前方，滇西抗战，各省军队陆续开入滇境者达60万人这样，先后涌入云南的总人数约百万以上”（谢本书：《近代昆明城市志》，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尤其西南联合大学等10余所高等院校在昆明期间，“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冯友兰：《西南联大纪念碑文》）。“移民”带来的动力，使云南、使昆明一度名声赫赫、生机盎然。但随着抗战胜利，各高校纷纷北返，移民迅速北移，产生了社会能量骤变的“文化失重”，使昆明从一个一度繁华的国际大都市骤然下滑，移民文化的优势陡然贫血化，长期封闭的历史状况在反弹中几近旧貌宛然。即使亦有留驻的外来者，在云南久远的闭塞空气中，其原有的文化能量也容易在缺乏激荡的沉淀中耗蚀。移民文化的间断性与沉淀性，无疑也是历史上云南发展速度不快的原因。

其四是“历史悠久的小城文化”。云南有不少历史悠久的城邑，如贲古（今个旧）、堂琅（今东川）、建伶（今曲靖）、叶榆（今大理）等，均为一两千年以上的历史城邑，却都是“小城”，即便到如今也不过属中等城市之列。以建城史相对短一点的省会昆明为例，迄今建城的可考历史为1248年。很显然，就城市规模、经济水准、人口数量等综合看，可以说以往1200年昆明都属中、小城市之列。1949年，昆明市区面积7.8平方公里，人口不过30万。有人总括那时的城市格局，谓之“城小、街短、道窄、巷多、房矮”（高旗：《中国社会年轮的雪泥鸿爪》，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第157页）。什么样的城出什么样的人，小城格局滋养了以昆明为代表的云南人的“小城心态”。老昆明人忠厚、老实、胆小、怕事、恬淡、随和，“天高皇帝远，先吃早点后洗脸”，小富即安、小器易满，一派安份怡然之态，而这恰恰不是解放思想、开拓进取、除旧布新、独辟蹊径的改革气质。加之陈陈相因的历史传袭，如同恩格斯所言：“传统是历史的惰力”，小城心态的因子即便在城市迅速扩大的历程中，都不免或显或隐地影响人们的心态气度。这或许也是影响旧日滇人行事风格的又一心理气质原委与文化因素。

其五是“深层心理中村社文化的情结”。即使社会已经大步向城市化迈进，人们心理深处那深深的“散漫性”与“短视性”的村社文化烙印依然难以在短期内溘然消弭。“散漫性”就是不习惯于严守规则，乃至“情面”大于规则，以“习惯”代替契约。今天从交通秩序的遵守到“托人办事”的通例，从食品规范的逾越到乱扔垃圾的恶习等事象，甚至敬业精神的缺乏等粗放随便的倾向与行为方式，莫不弥散着农耕年代的小农经济文化痕迹。这与强调游戏规则与契约精神的现代社会的要求相去甚远。“短视性”就是囿于自然经济时代“见子打子”的近视眼光，缺乏全盘统筹、长远规划、可持续发展胸襟的那一类决策。比如城市规划的随意、交通布局的偏狭、基础设施的脆弱、都市人文的漠视等。这些痼疾倘若不能清晰认识与审慎分析，则跨越发展、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就可能成为无本之木，实现“云南夙愿”的理想憧憬就可能虚浮化。

（二）秉承历史传统，变局限为优势，共圆中国梦

要实现云南夙愿，必须以“高原情怀、大山品质”的精彩，去解放思想、推陈出新。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来冲破曾有的文化局限。

第一，要将“山”的束缚变为山的优势。山高，是地理状貌。高远，是人文情怀。高瞻远瞩，便可远穷千里目。以往山地、坝子的局促与落后，要变成“敢为天下先”的雄姿，就要挖掘云南固有的“敢为人先”的大山精神以激励斗志。明初云南人郑和率60余艘巨船，最大的船长150米，排水量2万吨，船员2.7万余人，7次远航，最远到达非洲的木骨都束（今索马里摩加迪沙）。如此规模、如此航程、如此航次，称得上是“敢为天下先”。在世界“四大航海家”中，比其他人足足早了半个多世纪。著有《滇南本草》的云南人兰茂，其书早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100余年，所载药物正其名、辩其性、归其经、附其方，具独有的地域药物特色，体现的是不自我束缚的“为天下先”精神。聂耳，这位仅活了23岁的“人民音乐家”（郭沫若语），以“为天下先”的豪情，唱出面对民族危亡时“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时代最强音，创出了建立新中国成立以来每天奏响次数最多的《国歌》旋律，人莫能先。

1915年到1916年的“护国运动”，云南仍具“为天下先”的雄姿。首擎“护国”大旗，全国响应，使袁世凯的“洪宪帝制”83天就垮台。“护国首义”彪炳史册。1945年昆明的“一二·一运动”，成为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反蒋爱国民主运动新高溯”兴起的标志，以“为天下先”的壮举，显示了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的威力。

就经济而言，1912年建成的石龙坝电站，是中国的第一座水电站；昆明电工器材厂在抗战初期抽出了中国人制造的第一根电缆；改革之初云南鲁布格电站是中国第一个引进世界银行贷款的工程项目云南自古来便有突破“山”的制约，从而具有“山高人为峰”的“大山品质”：高远、坚定、担当、务实。而这正是今天实现“云南夙愿”须具有的情怀。

第二，要将“边缘”的劣势变为“前沿”的优势。云南历史以来存在“边缘文化”“混合文化”的特点从而势能低的状况，其实个中也蕴含某种“开放、包容”的文化气度。要实现云南夙愿，这种气度当然必须挖掘与发扬。

没有开放与包容，就没有吸纳与汲取中的发展和异彩。从云南传统中的“正能量”看：“金精神马”与“缥碧之鸡”的神话远在汉代就流传于云岭大地的民间传说中，而明初在昆明建盖的“金马坊”“碧鸡坊”是典型的飞檐斗拱汉式牌楼建筑，在这里，古代“西南夷”的文化符号与汉民族的建筑构式水乳交融、化合一体，开放与包容精神成就了“金碧交辉”的昆明城的地标性建筑，有建筑的前沿性。

专家认为，“开放、包容”的精神在云南佛教的涵容性上，尤显突出：公元8～12世纪，由于外族入侵，佛教在印度消亡，大批“天竺胡僧”逃入南诏、大理国，被尊聘为国师；公元842年，吐蕃王朝朗达玛毁佛，在400年“藏卫无法”中，大批僧众逃往滇西，成为密宗传播者；中原“三武一宗法难”（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周世宗“灭佛”）中，僧尼南逃入滇，却给云南带来佛教的新能量；缅甸蒲甘王朝的动荡，使不少上座部佛教僧徒避走入滇西南。如此，云南容汉传、藏传、南传三派、显密两宗，世界无出其右，其开放的程度，包容的雅量臻乎前列。

今天，“南亚博览会”在昆明的举行，也正是发扬云南蕴蓄的“开放、包容”文化因子，服务于三迤人民云南夙愿实现的一个体现。当然也是对历史因子的扬弃与发展。

第三，要将“移民文化”中的“间断性”变为“持续性”。事物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转换的。云南以往有移民文化“间断性”方面的局限，但“移民文化”往往带来人才，带来大脑，带来智慧，带来生机。云南夙愿的实现需要人才支持，因而必须在历史的溯思中吸取古代移民文化中的积极因子，避免以往“移民文化”间断的弊端，以便设计今天人才引进的“猎头政策”。

2000多年前“庄跃开滇”，最终“变服从其俗”做了滇王，在异质文化的交融中，焉知楚文化就没有产生过对滇境农耕的技术影响？它无疑有潜在的持续影响。

南诏在今天昆明地域内建立的拓东城，包容吸纳了乌白些、么些、莫徒、阶荼、僰等族属，移民的贡献，也许是使拓东城迅速成为南诏“东都”的一个重要因由，也是今天昆明成为云南省会的历史性持续影响的结果。

有明一代276年，入滇军民逾300万，所谓“湖广填四川，南京填云南”，其屯垦辟植，人力与良种以及内地生产工具的引入，当然对曾经蛮荒锁昧的云南开发与进步有积极作用。今天昆明地名中诸如“张官营”“军刀营”“麻线营”“豆腐营”50余个带“营”字的称谓，还隐隐镌刻着移民文化的“实边”功绩，依然隐现着文化持续的印痕。

更不用说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华中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等10余所大学及大批内迁工业入滇，使边城昆明很快在那个历史条件下成为西南重镇和名高一时的“民主堡垒”。这在相当程度上表达了吸引移民，利用其智能对边陲城市发展的意义。

批量移民之外，单个性的杰出人才的作用也不可小觑。元初，云南第一任行政长官（平章政事）赛典赤·赡思丁莅滇，立即着手缓和在滇各府、司权力部门的矛盾与争斗，稳定政局；减免赋税四成，贷种贷牛，安民归田；治理滇池，兴修水利，疏浚河道；建文庙、兴儒学，推行教育。使云南尤其昆明的经济迅速得到恢复与发展，他治滇仅6年，赢得了悠长的口碑。功莫大焉！

明代谪滇状元杨升奄（注：“奄”为“庵”的异体字），在云南30余年，撰述、整理书籍400余种，流传于世的就有200多种，涉及天文地理、道途交通、民俗传说、生物医药、金石书画等，范围之广、文字之多、研究之深，令人叹服，都成为研究云南的珍贵资料。他的影响甚至造成某种人文风气，当时就有“杨门六学士”“连然（安宁）众门生”之说。他的名句“天气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断四时春”成为助添昆明的“春城名片”的一份力量。至今昆明犹有“升庵祠”，证实着他悠长的影响和魅力。

陕西三原人孙髯翁一副180字的长联，衬托了大观楼“万里云山一水楼”的无边美景，丰富了“果然一大观”风景的文化内涵，成为助推今天大观楼公园成为“国家级文化遗产”的强大人文动力。博学多识的名士孙髯翁，岂可小觑！

重视人才，就必须关注“移民文化”，包括整个城市化过程中人口流动带来的人才契机。

第四，要变“小城心态”为国际胸襟。20世纪初，云南全省只有“小城”（20万人口以下）而绝无“大城”。即使省会昆明，面积也仅仅3平方公里，城周九里三分，人口不足10万，形状像只乌龟。而今昆明，面积249平方公里，人口726万。城变大，心态必然变大。百年前，云南处于“马路时代”，笮桥、栈道、马帮，人们一天的活动范围不过百里左右；而今是“公路与立体交通时代”，高速公路使人们“日行千里”不在话下。目前云南是全国各省省内民用机场最多的省份，达12个机场。人一天活动范围的大小是胸襟气度宽窄的一个外置条件。在这样的背景下，“云南夙愿”当然要跨出山岭与小城心态的局限，大气魄地勾画更绚丽的色彩。“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是形象说法，“打造区域性国际城市”是目标性描述，而以坚定的意志，担当起面向太平洋、印度洋和东南亚、南亚乃至西南亚的“桥头堡战略”的精神，是其间云南夙愿表达的国际襟抱。2013年6月昆明举行盛大的“南博会”，则是一步重要的战略实施。云南要以山一般的坚定，从“边陲僻省”走向“面海前沿”，非此不足以圆云南快速发展之梦。如此，争取昆明作为中国——南亚自由贸易区总部的谋划，就成为实现云南夙愿的一个具体步骤。经过汇率协调，关税协调，要素自由流通，统一大市场乃至统一货币等必须阶段，争取让昆明成为一个中央协调机构即中国一一南亚自由贸易区的“盟总部”，从而得到“一次派生”机会的产业，如会议、展览、贸易、金融、保险、经济预测、数据预测、指数产品等。继之再得到“二次派生”机会的产业，如商业金融、商业保险、旅游、医药、护理、酒店管理、零售以及高校、科研等大文化产业。将昆明从一个以居民居住消费为中心的城市，变为集省会和区域性城市于一身的国际性大城市。昆明应充分利用自己气候优势的特点，像瑞士那样大力发展以休闲、康复为主的旅游业，根据自身的条件量身定制最适合的模式。云南的模式、昆明的模式应该是“两三角模式”（珠江三角、长江三角）加上瑞士模式的复合模式。这是可望实现的云南夙愿。

第五，要将“村社局限”变为都市眼光。大都市是需要大规划的，而大规划既需要按科学发展的规律行事而非散漫、随意决策，更需要大前瞻、大眼光，才能使云南夙愿的实现璀璨而又扎实。

省会的定位是一个省定位的秤砣：东连黔桂通沿海，北经川渝进中原，南下越老达泰柬，西接缅甸连印巴。这是实现云南发展之夙愿的大眼光。

云南是高原，高原湖泊是云南生态平衡与绿色生态的环保要素，从云南发展的可持续性着眼，则从泸沽湖到滇池，从抚仙湖到洱海，从异龙湖到者海等30多个较大湖泊的生态保护与治理，以及以此相关的植被经营与维护、农牧平衡与规划，林木培植与延展、土壤评价与有机不容易体现GDP数据而又确确实实关乎百年大计的举措，当然是关乎绿色云南夙愿的荦荦大端。

昆明是面向东南亚、南亚、西亚、南欧、非洲的“五小时航空圈”的中心，云南夙愿的视野是面对这个拥有23亿人口（占全球人口的1/3），包括107个国家，占联合国成员国55.7%的领域。梦有多大，发展就有多大。这就能完全突破云南历史上村社文化的短视性狭隘眼光。而其定位凭恃的分析依据，当然是对过去以“习惯”和“经验”代替规范的村社式思维的突破，体现的正是云南人“务实”与“高远”结合的“大山品质”与现代“高原情怀”。

云南夙愿的圆满，一个最终体现是云南人的“现代公民”气质的基本养成。这是一项需要长效建设的素质工程。它当然需要领导干部的理念与素质示范，却又不仅仅是领导干部的人文素养这样一个层面，它更需要云南4000万各族人民适应中国现代化要求的整体综合素质的提高，包括职业素养、公民素养、文化素养乃至理论素养等，这是“群体无意识”状态下的社会文化展现。“素养”如空气，习焉不察却又无所不在，这是中国文化复兴的一个极其重要方面，这是云南夙愿的一个优雅境界。

三、实现中国梦，“发展”是云南的第一要务

中国梦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背景下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发展中国家基础上建设现代化，在10多亿人口的国度中实现共同富裕，是民族伟大复兴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统一。云南夙愿正是在这个语境下的展开，以“富民强滇”为中心，体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

（一）绿色经济强省、民族文化强省和桥头堡战略的现代蓝图

云南夙愿就是“富民强滇”的宏愿。富民强滇需要大手笔、大谋划、大战略，在当下就是“三大战略目标”：绿色经济强省，民族文化强省，我国面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

云南是素享盛名的“植物王国”，拥有丰富的生物生态资源，符合绿色经济强省发展道路的设计。如此，在“云茶”“云烟”“云果”“云咖”“云药”（云南白药、虫草菌丝及天麻加工品等）的根基上，将云南花卉产业做得更大、将“斗南花卉”品牌做得更响，是体现做强云南这个“桥头堡”的大基地即“堡”的重要一环。同时开发螺旋藻等保健品，深化生物制药产业，通过“绿色生态”的特色发展走出云南的路子，将地方的特色发展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是富边一一富裕边疆，是“固堡”一一夯实“桥头堡”这个大基地，是“富民”的重要体现。

云南是多民族聚居的边疆省份，将基层党的建设与巩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相结合，采取建设边疆文化长廊等方式，探索与落实党的基层组织领导下的基层群众自制，在“制度自信”中稳定边疆、繁荣边疆，是云南夙愿的一个重要方面。

桥头堡战略中，“桥”即“大通道”，就是从陆上的云南开辟一条通往太平洋、印度洋的贸易通道，为我国泛珠区域和西南各省区市与印度洋沿岸国家的交流合作打通一条重要的国际运输线。桥头堡的“头”即大前沿，就是依托我国面向西南贸易通道，使云南由开放的末梢变为开放的前沿，聚集云南和西部省区的资金、技术、人才，以开放促开发、促振兴。云南省在“桥头堡”大战略下，勾画了富民强滇大基地的宏伟蓝图：由于云南仅有昆明一个特大城市，单独的一个车头不足以迅速拉动全省经济发展的列车，于是构建昆明一玉溪一曲靖一楚雄即滇中城市经济圈作为主导，以滇西大理、保山、腾冲和滇南个旧、开远、蒙自等次级中心城市群为重要节点，同时以20个边境口岸为前沿和窗口，形成彼此互动、互补、相互连接、有机衔接的桥头堡建设的坚实根基，当然是从云南实际出发而融入“中国梦”的伟大实践。

桥头堡战略为实现4000万云南人民的“云南夙愿”作出了具体的战役战术规划，那就是“一圈四带六网络通道”：“一圈”即滇中经济圈，争取国家扶助，在云南布局一批新兴战略性产业，如物流、生物、石化、新能源、现代服务等新兴战略性产业，对云南的产业结构与经济实力作出政策与实作层面的支持，给“强滇”的云南夙愿予实力性的根基。此外，争取央企入滇、壮大非公经济，争取国家对“走出去”到东南亚、南亚的云南企业的政策优惠，争取国家对优质云烟产量的某些政策倾斜与资金筹措等，都是实现云南夙愿的真切运作与筹划。“四带”，即加快建设昆明至河内、昆明至曼谷、昆明至仰光、昆明至加尔各答4条经济带。“六通道网络”即打造大区域协作的综合网络：在云南12个省内民用机场的基础上开辟面向印度洋周边国家的新航线，这是最快捷的空间联络途径。水运沟通，包括加快推进澜沧江一湄公河国际航运，争取伊洛瓦底江水陆一体国际联运以及中越红河航运，加强云南与东南亚方面的互惠连通。公路方面，在云南20万公里通车里程（居全国前列），2500多公里高速公路（为西部省份第一，居全国第七）的基础上，规划2020年云南高速公路将达4800公里，发挥云南面对西南的地缘与区位优势。铁路项目，则谋划玉溪一中老边境，保山一中缅边境，中一老一泰铁路及瑞丽一缅北一印度洋沿岸的铁路线路。空中、水运及公路、铁路的三向立体交通网络，将加速云南全面开放的历史进程，加快云南在国际合作中云南夙愿的实现。此外，在电网与通信网络方面，以建设覆盖全省的500千伏网格状骨干电网并与周边国家进行电力合作为目标，同时争取进一步完善国际通信网络建设，以便充分发挥昆明通信出口局的沟通作用。憧憬、设计、谋划、争取，使云南夙愿的理想扎扎实实成为云南人民的福祉，也使云南的“西部”欠发达形象改观，从而在桥头堡大战略中争取与东部地区齐头并进。

（二）新昆明建设是夯实桥头堡大基地的龙头

昆明，云南的省会，自元代以来至明清，都是云南的首府。昆明的发展，是云南发展的一个缩影，建设新昆明的夙愿当然是云南夙愿的一个缩影。如此，建设新昆明这个愿望、目标与蓝图当然是中国梦语境下云南夙愿的有机部分。

建设新昆明自要从昆明“六城”的现实出发。

昆明是“春城”。春天的最大色彩是绿色，由是，建设新昆明要抓“绿”。昆明当然就要拆围透绿、栽树种草，2010年以来种树500万株，造林105万亩，超过以往20年总和，全市森林覆盖率达45%。此外，五华区规划完成城市面山的长虫山、荷叶山、西山沙河水库、昭宗水库周边4个开放式生态主题公园及8个郊野公园。盘龙区沿盘龙江和小河公路规划绿化带，并新建虹桥、田溪、大树营、白邑寺、龟龙湖、清水河、春漫等7个公园。呈贡将沿昆玉线、老昆洛线、三铝线、斗南路等培植绿色林带，并兴建白龙潭山、张官山、七星山郊野公园昆明将争取在今年（2013年）昆明人均占有林木面积12平方米，争创“国家森林城市”，有效改善人居环境。同时提出城市公共地带80%绿化，绿化地带80%为乔木，乔木地带80%为常绿乔木。春湮绿浓，以致使昆明连续五年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均为100%。昆明人憧憬绿色梦。春城的又一色调是花色，所谓“天气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断四时春”。建设新昆明也要抓“花”。以斗南花卉为代表的昆明花卉基地面积9万余亩，1000多个品种，产量44亿枝，总产值50多亿元。鲜切花销往60多个国内外城市，烘托出“春风先到彩云南”的昆明愿景。

昆明是省城。它不仅是全省政治、经济的中心，也是交通的枢纽。于是省城要抓交通，改变以往“东西不畅，南北不通，一环很窄，二环断裂”的状况。2009年昆明用“休克疗法”加大建设力度，仅1年使二环快速路建成通车，有效地缓解了城市交通的大困窘状况。接着立即投入地铁开工建设，堪称昆明有史以来投资规模最大的一次民生工程。这座700多万人口、每4人左右便拥有一辆机动车，用时又充斥着近160万辆电动自行车的城市，必须营构新的交通格局。于是昆明以高瞻远瞩的气魄，规划“十三射五环五纵六横”的基础设施路网建设体系，以期达到大路通八方，昆明县县通高速。这是千百年来“滇道难”重压下的云南夙愿与昆明建设的实现方案。

昆明是水城。不仅是“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的水域浩渺，也不仅是盘龙江、金汁河、银汁河、宝象河、马料河、海源河等六河萦绕，单从昆明地名的存留中就可以窥见显然的水域痕迹：昆明叫“湾”的地名不少，如潘家湾、波特湾、倪家湾、董家湾、螺蛳湾“湾”多折射了水多；昆明叫“桥”的地名比比皆是，如霖雨桥、敷润桥、南太桥、交三桥、土桥、板坝桥、鸡鸣桥、靖国桥、护国桥“桥”多显见得水多；昆明叫“坝”的地名很多，如松华坝、西坝、南坝、大石坝、小石坝、柳坝、大坝、小坝“坝”多反映了水多；昆明叫“井”的地名常见，如大井巷、小井巷、双眼井巷、四方井巷、打水巷、汲水巷、吴井路“井”多表达了水多；昆明叫“龙”的地方更是熟视无睹，如盘龙江、双龙桥、黄龙寺、蓝龙潭、白龙潭、黑龙潭、龙王庙、水晶宫、龙泉路龙在传说中可是管水的，“龙”多也烘托出水多。建设新昆明，水城要抓“水”，滇池治理首当其冲。昆明提出了“治湖（滇池）先治河，治河先治污，治污先治人，治人先治官”，对36条入滇池主要河道及84条支流综合整治。党政领导担任河长，治污责任落实到人。采取雨污分流，铺设环湖截污管道，所设立的8个污水处理厂日处理110万吨以上污水，同时，搬迁沿水域污染源，沿河道绿化700余万平方米地带。更兼疏挖滇池底泥，引牛栏江水补水，建成湖滨湿地和林带5万余亩。从而由单纯治污向水生态整体优化转变。争取将滇池由水质劣五类到“十二五”规划未达到四类乃至三类水质标准。滇池恢复水清鱼肥，不就是昆明人的憧憬吗？不就是生态绿色的云南夙愿吗？

昆明是“边城”。与东部城市有相当的差距。要建设新昆明，实现昆明梦，就要按照党的十八大关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这“新四化”的目标迈进；就要解放思想，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和创新人才培养上着力；就要迈动公有经济和非公经济两条腿；就要提升文化软实力；就要按云南桥头堡战略建设“大基地”的定位发挥昆明的龙头作用，使“边沿”之地变成面向西南两洋（太平洋、大西洋）三亚（东南亚、南亚、西亚）的前沿。由“边鄙”变“前沿”，正是从以往“不敢想”到而今“必须做”的昆明愿景、云南夙愿。

昆明原是“小城”。昆明可考的建城史已经1248年，但是可以说直到100年前即20世纪初昆明都只是个小城（人口不到10万，面积3平方公里），而今的昆明人口增长近73倍，面积扩大83倍，俨然大城。于是出现了“城市包围农村”，从而“城中村”的改造就成了题中之义。城中村建筑大抵建盖无序，消防隐患极大，常成卫生死角，居住环境不佳，但改造难度很大。它牵涉住户利益，村社利益与城市规划的发展利益，如何化解矛盾，取得多赢之格局，是对政府执行力的考验，是建设新昆明的必需。昆明市对张官营等地的村民回迁，采取“先安置，先搬迁、后拆迁”的模式，是“城市化”建设的思路，是村民变居民在住居方面的一个显示。高楼广厦，是新昆明的一个体现。

昆明是中国首批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建设新昆明，不能数典忘祖，要圆昆明梦，就要继承传统。这不仅指有价值的典型历史街区的维护，不可移动的历史文物的保护，更重要的是历史精神的传承。如“云南陆军讲武堂”爱国精神的张扬，“西南联合大学”民主传统的继承，云南大学“会泽百家，至公天下”的学术包容的传延，郑和远航“高远、开放”情怀的嬗递，聂耳表达的爱国情怀的传扬，节孝巷中共云南特别支部会址表达的革命意蕴的流布历史文化总要在扬弃中赋予现代意义，总是要成为新昆明的一份精神财富，总是要转化为现代昆明人的一种文明儒雅气质。昆明经济成就的斐然，昆明自然环境的优美，昆明绿色生态的魅力，昆明人文明倜傥的风度就是新昆明的指向，就是云南夙愿的情采，是中国梦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