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距离看到的周恩来

近距离看到的周恩来

在外交部工作的十多年中，我有幸四次近距离聆听和体察到了周恩来同志的教诲和风范。

第一次是在1953年初，外国记者联络处从南河沿搬到外交部西楼成为情报司的一科。当时外交部的食堂很简陋，食堂里只有桌子没有椅子，大家买好饭菜后都站着吃饭。周恩来同志是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有时候到外交部来办公。在西楼办公后的一天，我们刚下班来到食堂买好菜，总理忽然走了进来，这时大家都纷纷喊“总理，来跟我们一起吃”或“总理，到我们桌上来吃”。周恩来同志这天是到外交部办公，下班后来食堂看看大家吃得怎么样，当然不是来就餐的，只听见他指着邀请他的同志的菜说：“不错嘛，你们还有麻婆豆腐、黄豆炒粉丝吃啊！”当时吃的菜虽然不是很好，但大家很满足，有麻婆豆腐、黄豆炒粉丝就不错了。食堂很大，平常作为礼堂听报告或开大会，所以大家纷纷拥向总理，都争着请他到自己的桌上用餐。总理很忙，只是抽下班时间来看看大家的伙食如何，所以到各桌前看看后就走了。

第二次是在1953年秋冬之间，第二次文代会后，总理在怀仁堂会见与会代表。他从后面的入口处走进来，大家都站起来鼓掌欢迎，他还没有走到主席台前，看到后排站着的荣毅仁，就指着荣毅仁一边笑着一边风趣地向大家介绍说：“这是我们的青年红色资本家。”当时总理也正值盛年，从我们两排座位的人群中间走过时，英气勃勃，目光扫过人群，英气逼人，那种伟人的气度令人顿生敬佩之情！这次会见中令我记忆最清楚的一点是他指名批评当时的电影局局长袁牧之，当时的原话我记不太清了，大意是这样的，他问：“袁牧之来了没有？”袁牧之站起来后，他就说：“《翠岗红旗》这部片子，我们中央负责同志看了以后，都觉得很感人，但你们就是不批准放映。”总理非常自然地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中央领导同志说成是“中央负责同志”，这一点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现在，我们的报纸杂志或电视镜头中报道有的部门和单位公开招聘一般的科级、处级或厅局级干部时，口口声声都是招聘“领导干部”，“官本位”的盛行，成为一种风气，这种浮躁作风和舆论的失衡所造成的等级森严和特权风行的弊病与歪风邪气，令人看之和听之均甚为反感和生厌。和当年周恩来同志把自己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均称为“中央负责同志”一比，真令人兴叹，实在值得人们深思和反思。

第三次是1954年国庆五周年，越南民主主义共和国胡志明主席访华，我当时和外国记者一起在西郊机场参加欢迎仪式，周恩来同志到机场欢迎胡主席。然后我们就随同欢迎的人一起来到北京饭店，不知是原来安排，还是总理临时想起，这时他走到我们和记者所在的地方，突然问起今天有多少外国记者参加欢迎仪式，当时龚澎同志也在场，龚澎同志就问我，由于我只负责社会主义国家记者的工作，对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记者有哪些人去了机场，我没有统计，也不能随口胡诌，所以没有回答出来，总理当时没有再说什么。

第四次是1957年，在外交部干部下放京郊五县劳动锻炼之前，司里大鸣大放为领导提意见。周恩来同志有一天来情报司看小字报，一边看一边说：“看看有没有给我提的意见。”忽然看到有给他提的意见，就很高兴地说：“不错，也有给我提的几条意见。”

还有一些经龚澎同志上传下达的周恩来同志对我们的重要指示和要求，我在《亲身体会到的“恩来精神”》一文中写到，这里就不再重复。在外交部工作的十多年中，那是和别的单位不一样的，在政治上得到充分的信任。不仅情报司，整个外交部都是知识分子成堆，不管出身如何，只要勤奋工作，就会受到充分信任和正确对待。也就是周恩来同志一向坚持和实行的：出身不能选择，主要看自己的表现。但是在思想改造和对干部的严格要求上，那是毫不含糊的，当时周恩来同志曾把外交部下放京郊五县劳动锻炼的干部全部召回北京，在公安部大礼堂给大家作报告，以自己的出身和思想改造，现身说法，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做比喻，教育大家正确对待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也就是忠于信仰、忠于党，我认为这也可以延伸到忠于国家、忠于人民。但是，即使这样，当时不仅情报司、龚澎同志，甚至整个外交部，包括周恩来同志，仍被具有“左”倾思想的人诟病，认为他们“右”倾，甚至说是重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