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则域外随笔

前往特里尔途中的小镇

蒙古纪行

2日早6点即起，收拾行李奔机场，到时方早。8点登机飞乌兰巴托，一路看书，不觉中已到目的地，广播告知用时2个小时，不由感叹真是天地近呀，就像是在国内飞行一样。出得机廊，有蒙古国公务员委员会顾问等两人等候接机，嘘寒问暖，甚为周到。随后奔我大使馆，王小龙大使候着。因从晓初部长处久慕小龙之名，自像老朋友一样，未有见外之感。谈笑中顺将我离宁夏时战友相赠一把波斯时期鎏金银壶工艺品相送，相谈甚欢。

餐后，小龙大使知我喜好，便领路去看使馆之藏品，并告知系建国初期周恩来总理从国内精华中送藏，以展示中国灿烂文明和文化。一一观后，深感确属精品，大开眼界，并建议小龙大使登记作使馆画册，将瓷器部分示人。小龙也很高兴，欣然承诺此事。

此后去宾馆，放下行李。宾馆离国家宫很近，设施齐全，在房间可看到楼宇街市和远处山景。陪同我们的巴依儿（系倒插门的内蒙古小伙），很是热情，驾车带我们去看文化（庙宇），进商店（购物），庙宇人冷清，商店很热闹，于是匆匆进出庙宇，在一商店中待时间较长。欧阳也对此很有热情，后购得面包牛奶方回。

当晚的晚餐系蒙古餐风味，点一盘包子，一盘肉饼及风味菜等，吃得香喷喷。欧阳直叫未吃饱，又点了一盘包子。不知人家将下班，等了半小时未来。欧阳吃不了，请群洲、李鑫发扬风格帮助，直至吃得肚圆腰肥，方才罢休。夜晚休息甚好。

3号早就餐时，蒙古国中国商会商秘书长到了（其系呼和浩特市法官，有律师资格证书，爱人和两个孩子均在国内）。之后，商秘书长作为翻译，陪同我们到国家宫。接受蒙古国公务员委员会主席朝高等会见。

朝高主席肤色黝黑，两个眼睛很亮，牙齿很白，不是很健谈（后知其是土尔扈特部人）。在商秘书长配合下，交流中我尽量不超时间，择其精要，效果较好。

出国家宫去宾馆换衣后，巴依儿又带我们去一喇嘛庙和几个文物店、百货店，并为团内同事开张。

下午在巴依儿建议下去成吉思汗金鞭处。

晚上蒙古国公务员委员会宴请各国代表团，我团遵章守时，最早一个到达指定地点（比印度团早到一小时之多）。在蒙古公务员委员会主席朝高的祝词后，宴会进行两小时。我团最后一个离开，陪朝高主席到底，回宾馆已十点多。

此时，“硬汉”欧阳连呼肚子疼。匆忙找药给其吃之，我与李鑫又冒雨去人民广场走路40余5分钟。

回来后，入睡前，写诗4首。

4日正式开大会。蒙古国极为重视，其议长亲自接见并会见各代表团团长，待中午用餐前又专门听取大家意见（只是等待时间太长）。

会议由朝高主席致欢迎词，然后，按国家字母顺序依次发言，我国列印度、加拿大、越南之后第四个发言。按照发言不超15分钟要求，我与翻译商秘书长紧密配合，掌握节奏，落地有声，赢得足够掌声。下来后，欧阳评价长中国大国之威风（我就当自己表扬自己吧）。

午餐站着开饭后，接着发言讨论。我因鼻炎毛病犯了，请假休息片刻（中间看一石雕处），晚五点集合后，警车一路高鸣，到乌兰巴托正东20多公里一蒙古风情园用餐。西餐和蒙古歌舞，甚有特色。该园也建得极有品位。特别是餐中看到窗外祥云五彩斑斓，急呼李鑫将其摄入，此云之美丽多姿，黑色加红色又露白色其间，尚属首次看到，甚感祥瑞也。

晚间收视要返回的行装，写小诗五首方休。

5日一早到会场后，蒙古方通知我中午吃饭时代表各国致词，我当然不会放过宣传中国的机会，立即准备，反响良好，下午去机场路经商场购地毯，羊绒衫等。

晚登机后天气好，22点后顺利返回北京，途中写此小记。明一早，又要飞井冈山学习，匆匆忙忙较累，好在感觉还好。

夜在蒙古勒喜乐图根（外一首）

金秋9月，于2日至5日到蒙古国乌兰巴托，参加由13国公务员管理部门负责人聚首的“专业视角”国际会议，有感而发之。

昨夜齐聚蒙古包①，歌舞相涌兴良宵。

晚霞祥云万般妙，变幻人生无限好。

赞图拉河

图拉河水乌兰源②，孕育生灵万万千。

托起民族兴盛路，蒙古明朝力无限。

注：

①此地为乌兰巴托以东20余公里处HOTELMONGOLIA。

②图拉河为乌兰巴托生命之源。

到乌兰巴托（外两首）

黄沙尽染秋意浓，乌兰巴托公务行。似无国界疾若飞，总念大汗半圆中。

感怀

物价不太高，靓车满街跑。交通多拥挤，民众精神好。

晚霞之灿

乌兰巴托的东边，夕阳西下云若烟。似与蒙古包相伴，晚霞灿灿映心田。

胜迹（外一首）

大汗业绩惊地天，今日得见金马鞭。虎狼烈烈退“三敌”，风云不忘此奇缘。

思大汗

一根马鞭沉甸甸，奔腾万里啸世间。凭吊胜迹思大汗，江山一统重任艰。

乌兰巴托吟

乌兰巴托秋中美，建筑规划已成气。雨点飘洒人不慌，大汗塑像处处立。

车轮划出过草原，百里之外大汗迹①，猎鹰相伴势雄伟，万年功绩在心底。

注：

①位于乌兰巴托郊外50公里的索金包勒多格（TsonjinBoldog）。

异国秋风思

将军百战何其勇，功名所累事未成。温都尔汗黄沙垒，徒留空魂伴秋风。

当年开国大元帅，异国沉沙肆贰载。秋雁回鸣风绕梁，千年功过谁量裁。

蒙古国“专业视角”会议

欢送午宴上的致辞

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中午好！

有机会代表参会的各国同事们向主办国表达心情和谢意，我感到非常高兴。

值此喜庆丰收、秋高气爽之际，我们来自13个国家的公务员管理部门的同仁齐聚蒙古国，齐聚美丽的乌兰巴托，参加“专业视角”国际会议，共同交流切磋公务员管理的经验，研讨针对国际形势的新变化，解决公务员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集思广益，各抒己见，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大家感觉受益匪浅，收获颇丰。同时，这也是一次友谊的相聚，蒙古国提供的这次机会非常难得。

大家认为，地球是圆的，人类的认知无止境，探索无止境，发展无止境。公务员作为国家治国理政的主体和基础，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探索和研究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的措施也永无止境。公务员队伍建设好了，是国家的福音，民族的福音，世界的福音。

大家认为，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经济更加趋同的今天，各国的合作交流是增进了解，达成共识，增进友谊，促进团结，加强合作的有力平台，必须很好地利用这个发展的平台和友谊的纽带，使世界更和谐，发展更有力，更美好。

大家非常珍惜这次会议取得的圆满成果，期盼将其科学地运用于各国的公务员队伍的管理建设和发展之中。

大家期盼，这种文化交流合作更多、更广、更深。大家对于蒙古国对这次会议的高度重视和全力付出表示深切的感谢。对于朝高主席领导下的蒙古国公务员管理委员会的同仁们认真细致，热情周到的安排，表示深切的感谢。特别是对于蒙古国大呼拉尔主席赞达呼•恩赫包勒德先生百忙中亲切接见与会代表，并认真听取各国分管同仁的意见建议，表示衷心的感谢。对蒙古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展望未来，大家期盼有更多的相聚和合作发展的机会。期盼在不久的将来，大家再相聚。再续合作，再述友情。

借此机会，再次感谢朝高主席和同仁们。祝蒙古国国家更加富强，人民更加幸福吉祥！祝各国同事顺利安康！谢谢！

（于2013年9月5日蒙古国“专业视角”会议结束午宴上的致辞）

再感德国、土耳其

又到伊斯坦布尔机场6月22日，天气晴好，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机场候机室。

一夜奔波，中间连续颠簸。早晨5点多（当地时间）到达伊斯坦布尔转机。

因袭老的套路，仍是看书、睡觉、写东西，只是登机晚，起飞风大机摇，遂把休息作为第一位的事情了。

这次出国八天，应是在任现职中的最后一次。其间两次公务活动，一是与德国联邦内政部国务秘书罗加尔-格罗特女士续签部门合作协议；二是与土耳其国家人事委员会主席阿里•库姆布兹奥续签中土2014—2015年度工作计划，有一系列的会谈和考察。要先飞伊斯坦布尔，然后转机去柏林，参加完在德国的公务活动后，飞往萨尔布吕肯，然后乘车去特里尔参观马克思故居。再就近返回法兰克福，飞往安卡拉，公务活动后飞返伊斯坦布尔，短暂访问后，由伊斯坦布尔返回北京。部国际合作司欧阳宁同志告诉我们，行程紧一点，两头飞“红眼航班”，但尽最大努力安排了，力争多看多思多学习吧。

昨晚机上睡不着觉时，想了很多，刚结束山东一周的工作考察调研，回京一天后接着出访，正可谓披着齐鲁大地家乡的情谊和风光，一行又踏上了德国、土耳其公务员管理事务考察的途程。在热浪逼近的仲夏，可谓较为忙碌。

脑海里还是青岛、潍坊、诸城、临沂、菏泽、济南等，那山、那水、那亲人。特别是回到了离别38年的临沂新华印刷厂，分别了30年的济南日报社，以及见到了李群、少军、文松、国庆、张炎、老苏、老马、小丁、兴振、庆瑧、郝蔚、石英、晓梅等同志（同事），看望了老父亲及弟、妹，更令人难忘的是老领导张瑞风老省长及老同事郭兆信，以及人社厅公务员局一行安排细致，平安顺利，任务完成，心情舒展。这毕竟是家乡和亲人，这也会成为参加革命工作45年后离开现职前的较少一次公出，感慨万千。

回想1969年3月，雪盖沂蒙大地，路好滑，天好冷，唯有青春热血驱散严寒。3月24日，我们一行65人离开了临沂城，乘着敞篷车，奔赴90公里外的三线兵工厂，揭开了安身立命求索一生的历程。

老人常说，人来到世间，不容易。人的一生，充满“悲欢离合”，“酸甜苦辣”。15岁离开家门，尚不懂事。到了兵工厂，在荒山野岭之中，吃的菜常是拌辣椒面的萝卜条子，干粮常是小米干饭。正处春寒料峭之始，白天在寒冷中干活，晚上风声中传来野狼的叫声，倍加思念家乡、父母，尤其是我那善良一生、命运多舛的母亲（可怜她只活了47岁，死于非命）。工闲时，经常登上小山头，爬到那棵老椿树上，向家乡方向眺望。

那时间，正值“文化大革命”，一边学着《毛主席语录》，一边记着杨家将精忠报国的家训，一心想把事情干好。以至总凭一腔热血，但干事脑子不够灵活。记得那天天气晴好，进厂十天的日子（1969年4月4日，适逢父亲来厂里看望我），约上午10点左右，安装粉碎机外壳调装施工时，一声巨响，不幸将右手两手指挤碎（共伤4位工友，我算是最轻的）。鲜血淋淋，十指连心，截掉手指的痛楚，至今还在心间。父亲抱着我的手，让我咬牙默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毛主席语录的情景也历历在目。有时也还想起，我们60多个工友，大部分都在那儿玩，只有我和几个工友在干活，如果我不上施工平台作业，也就躲过去了。但我是能不上去的人吗？也曾叹，那个不负责任的张技术员，那个淘气的17岁工友刘克宝……

长长的路，常常的想。养好伤的3个月后，我又被调到临沂新华印刷厂。停工闹革命的岁月，父亲又遭不幸，悲悲惨惨，只能“老老实实做人，听从军代表指挥干点事”。在这个厂的六年间，看了一些书，干了一点事，也认识了很多人。直至因表现较好，1976年厂里推荐到济南上学时，苍长了许多。感谢杜流长厂长，感谢王树群老叔，感谢刘成英老师，感谢王晓辉、杨凤平；还有大海、王晓梅，感谢这期间帮助过我的所有人吧。那时，我常叹，感谢苍天有眼，让我上了学，入了党，转了干（去山东大学上学，毕业后被分到《济南日报》社，一干就是6年），这是人生中的关键之关键。

这次，我有幸回到临沂印刷厂和济南日报社时，面对老同事，触景生情，感慨地写下了《年轻与梦想》与《永在心间》小句，直抒心怀，分别如下：

年轻与梦想

曾经的美丽时光，

那些诗意的稚气的念想，

些许有些缠绵与悲壮，

青春的热血在这儿激荡。岁月的河流在心窝，凝聚诸多的回望，走遍千山万水，总有光明与力量。

弹指三十八年间，多少纯真与难忘，如梦如烟的血色年华，兄弟姐妹心底的希望。

永在心间

六年，三十年，无数年，报社永在心间。

相伴，好伙伴，友情伴，

牵着同事心坎。

到登机时间了，后面再写。

终到柏林

6月23日，在柏林酒店，天气晴。

昨由伊斯坦布尔飞3个多小时，终到柏林。落地时，心中想，这个曾经给人类历史带来无限辉煌，亦曾造成巨大创伤的地方；这个创造和引领世界精神物质文明，推动历史前进，波茨坦会议会议室亦滋生全球历史重大倒退事件的地方；这个造就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和著名思想家黑格尔及音乐家巴赫等历史巨匠，亦产生过臭名昭著的世界法西斯头目希特勒的地方；这个让我心中想起来就一直想来的地方，我终于来了。

记得，还是刚到临沂新华印刷厂的时候，就借下放到图书馆工作的父亲之光，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尽管像看天书一样）。在20世纪80年代《第三帝国的兴亡》刚刚出版，就用微薄的工资，将其由书店请入自己的书橱，当然，更多的是从大学开始，反复地读那引领工人阶级奋勇前进的旗帜性篇章《共产党宣言》，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著《钢铁是怎博斯布鲁斯海峡样炼成的》，也是心中的明灯。至今，最爱唱的歌曲仍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脑海中，忆及大学入党时的情景。因当时我们班个别人不团结，很难统一思想，当时学校用了在班内推荐党员候选人的办法，可能是我人缘好的关系，结果以43票（全班47名同学）成为推荐第一名，与后面得16票的同学成为入党积极分子，正赶上恢复党员预备期制度，在学校入党（又被评为全校学雷锋标兵），毕业到报社工作后转正（在《济南日报》工厂校对工作岗位上，由工人师傅党员评议合格后转为正式党员）。当时的激动心情无以言表，只记得说过，“因为马克思伟大，因为毛主席英明，因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党，所以铁了心，加入这个伟大的党……”

落地柏林，入住酒店后，高高大大的来先生（曾热衷于打篮球），以及两位不凡气质的女士，安排得非常周到，饭后即雨中行车前往波茨坦考察。波茨坦是勃兰登堡州的首府，位于柏林市西南郊，坐落于哈韦尔河边，人口14万，被易北河、哈韦尔河以及众多的湖泊和森林簇拥围绕。公元993年为斯拉夫人村落。十四世纪建市。腓特烈大帝（1740—1786）期间为皇室住地和普鲁士文化、军事中心，地位几乎同国都相当。十八至十九世纪为普鲁士王国的夏宫重地。勃兰登堡首府波茨坦与柏林仅相距半个小时的高速铁路的路程。

途中，先到一名为间谍桥的地方，其原名格里尼克桥，来先生讲当年曾在这交换过很多战俘。1945年它被苏联的先头部队炸毁，1948年由东德政府重建，并将此桥命名为“自由桥”。它曾是美国和前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交换间谍的场所。他介绍的一个场景是：1962年2月的一个早晨。铁桥的两端，悄无声息地站着许多军警，如临大敌。约定的时间一到，桥的两端分别跑出美国海军陆战队宪兵和苏联克格勃特警。他们同时跑到铁桥中间的白线处停下，持枪肃立……这是冷战时期美苏双方交换重要间谍的一幕。当时交换的分别是苏联间谍“千面人”阿贝尔和美国U—2飞行员鲍尔斯。除此之外，1985年美、苏曾交换了23名间谍。美苏最后一次交换间谍是在一年后，当时西方用抓到的4名特务换回同样数目的情报人员。可以说，在“二战”后的冷战时期，这座桥一度是东西德的边境线和战略要冲。

细雨蒙蒙中看桥梁造型独特，美观大方，河水宽泛，两岸沼泽、绿地、树木浑然一体，空气清新，人融自然，感受万千。在桥边有一“柏林墙”遗留之地，留影后匆匆奔赴普鲁士王朝的夏宫旧址。普鲁士王朝的遗址一路较多，均建于俊美山水之间，蔚为壮观。也被一位63岁的德国老大姐的耐心解说感动，赞叹德国朋友真的好认真。

后面时间有限，我们抓紧前往波茨坦公告签署地，看后更觉不虚此行。其地原名为采琪莲霍夫宫，曾是普鲁士末代王子威廉及其家人居住地。这儿地势平坦，林葱草秀，水天一色，景象宜人。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当时的世界盟国三巨头斯大林、杜鲁门、丘吉尔，在此签署了敦促世界法西斯投降，结束二战，迎来世界和平的庄严协议，史称《波茨坦协定》。中、美、英三国还发表了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苏联也随后加入。在1945年5月德国无条件投降的基础上，8月14日，日本天皇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盟军投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全面胜利，“二战”结束，波茨坦会议（亦称“柏林会议”）功不可没。我这个年龄段，是最崇尚英雄的时期。《斯大林格勒战役》、《列宁格勒战役》、《攻克柏林》和无数个卓娅、舒拉印在心底，还有美军登陆硫磺岛，盟军登陆诺曼底，以及中国人民英勇卓绝的八年抗日战争，是一幅立体的画，是血色朦胧中的交响乐。世界反法西斯、反侵略战争，付出的代价不可估量。不由赞叹，面对侵略，正义的力量必胜，人民必胜。中国需要和平，世界需要和平。来这儿考察最值。

晚饭到一中餐馆，名为“大明酒家”，店主为浙江老乡。饭后即返回宾馆，累了，一夜睡得还好。今天上午公务活动，要整装待发了。

柏林印象

6月24日，阴转晴，于晨光之中而作。

德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柏林是它的首都，它是古老的，也是悲壮的。现在，这儿充满了静谧与和谐。

昨日与今日的早晨，均是早起晨练。昨日四十分钟，今日一小时，昨日从最近的地铁穿过，今日沿地铁迂回一小时多，沿途印象有四。一是绿色葱茏，尽在自然之间，无人工堆砌之感；二是街道干净，交通井然，无拥挤噪杂之烦；三柏林墙1961-1989是周边建筑风格淡雅，自成一体，平淡随意中尽显匠心；四是商店布局合理，购物方便，处处与民居相连。

深感柏林这个曾经被咒万劫不复，遭过巨大生灵涂炭的城市，今日重现生机盎然，兴旺发展。除了德国人民对历史正确的认知度、改天换地的智慧和能量，也与柏林墙的拆除阻隔，重新统一有关。

昨日，酒店早餐后，直去德国内政部，在一环境优雅之地，与德国内政部国务秘书罗加尔—格罗特女士会谈。该女士热情大方，业务熟门熟道，谈得很投机。在两国国旗下，签署两国部际之间合作协议后，她与四位德方同事一起，在附近招待午餐，谈及业务，谈及历史，谈及相互关系，尽在自然。

午饭后到勃兰登堡大门（此处仍保留当年“二战”时，美、英、法、苏（俄）四国攻占柏林后分配的格局，四国大使馆都在显要之地）。到国家博物馆前后，把柏林墙残余部分看了个够，许多历史了然于胸。柏林墙系东德于1961年始建，至1989年拆除，存在28年，全长140余公里，生生隔断了东西德人民的来往（当然，心灵是隔不断的），现在好了。沿途，普鲁士王朝建筑遍布，展现了当年的辉煌，亦留下璀璨的历史遗迹和文化，美不胜收。在与历史博物馆那尊伟大导师列宁全身塑像、与广场中间的世界著名文学巨匠席勒像留影时，心里觉得很自豪，很踏实。

与昨日相同，一天的活动全结束后，晚间到中国餐馆就餐，过程中与德国同事交流甚欢。讲了马列，讲了中国的历史和改革开放，讲了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当然，有些的反复讲也是在无奈之中。如果朋友们对我国国情和我党情况有一个客观辩证的了解，去除负面因素，就不必费这些口舌了。所以，工作是处处要做的。

饭后，回酒店途中到一商店购物。晚上，躺在床上，围绕柏林，想到我们国家，想到曾经的汉唐辉煌，曾经的闭关锁国，曾经的“八国联军”，曾经的抵抗侵略，曾经的黑暗与光明，曾经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曾经的千山万水，曾经的燎原星火，以及先辈们用鲜血生命打造的新中国；想到“中国梦”与“世界梦”，又快到建党“七一”纪念日了，我们要继续为党的宗旨和目标奋力拼搏……想了很多。

到早餐时间了，上午公务，回来再续写。

断想一则

6月25日，于柏林飞往特里尔机上，雨大。

昨晚看世界杯球赛，又收拾物品，睡晚了，没休息好，一早6：00动身，早上略紧张。

昨天收获较大。早饭后即去内政部另一办公地点（德国同事告这儿曾经是普鲁士炮兵学院，有两个当年刺杀希特勒未遂的军官曾在此服役）。与内政部主管公务员事务的三位处长会谈。谈得很热烈，一上午时间显得较紧。

德国公务员系终身制，鉴于人口数量不断下降，为弥补公务员数量不足，德国政府还采用了雇员制公务员招聘的补充办法，尽显其国情特色。其他的大同小异。中午在一北非风味阿拉伯餐厅就餐，可口。就便环周高空照一些相。

下午，到1933—1945年间希特勒盖世太保大本营（也是希特勒自杀地）参观。对比德国与日本的关于反省二战的残留的柏林墙不同态度，很是感怀。

原来盖世太保和党卫军总部所在的建筑，在1945年初盟军轰炸中受损严重，战后拆除了废墟。美国和苏联占领区的边界沿着阿布雷契亲王大街，因此这条街很快变成了森严的边界，沿着街的南侧修筑了柏林围墙，更名为尼德尔克尔新纳大街，从1961年至1989年（毗邻恐怖地形图的这一段柏林围墙没有拆除，在现存的柏林围墙遗址中，长度仅次于弗里德里希斯海因的东边画廊）。在这儿有许多政治犯被拷打和处决，在建馆过程中，遗迹被发现和挖掘出来。于是此处变为露天纪念馆和博物馆，搭起了顶棚，向人们详细介绍了纳粹的镇压历史。并展示纽伦堡审判的历史过程。

看到脚下的这块土地，曾充满阴谋与鲜血，曾留下黑暗与野蛮，曾制造了无数个人类的悲哀。但德国人民充满反省意识，实事求是地面对历史，深刻反省历史，值得敬佩。我不由地对德方陪同的同事说，德国是伟大的国家，德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德意志民族是牢记历史、展望未来、襟怀坦白，对历史负责、对人类负责、对世界负责的胸怀博大的了不起的民族，由于它的高度负责任，能深刻地反省自己、总结自己，所以能进步、能发展，能够在经济、科技、体育、文化等方面领先世界。我们对德国人民由衷地钦佩；我们致力于共同建立和平和谐的世界，而我们邻近的国家日本的作为，却让我们和世界和平进步国家感到担忧，德国应是它学习的最好的榜样。

事实胜于雄辩，看那一幅幅照片记录的历史，曾经不可一世的希特勒及戈林、戈贝尔等，看那骄傲无比的墨索里尼、东条英机；看那被屠杀了的诸多犹太民族的精英，看那苏联红军和美英法盟军攻克柏林的坦克大炮的轰鸣，折射了正义的永恒，独裁野心家，刽子手的昙花一现，这就是历史，而历史规律是不可抗拒的。

要离开柏林了，小雨连绵，老天留恋。让我想起人生无数年无数次的风雨。想起参加工作45年中的最值得怀念之事，想起了1999年第一次出国培训到瑞士蒙特利尔小城，想起了法国国家行政学院的“西餐”，想起了英国伦敦皇家文官学院美丽的校园及南丁格尔医院的桥边等，均是在风雨中，均过去了多少年。风雨之间，正是收获和成熟之间。当然，2003年的美国城建考察，2004年的韩日友好城市之行，2005年的北欧五国教育考察，2006年的澳大利亚、新西兰环保考察，2007年的英国、荷兰、德国、意大利、希腊五国结构转型考察，2008年的埃及、土耳其文化考察，2010年的加拿大、古巴之行，2011年的阿根廷、巴西之行，以及回京工作后2012年金秋时节的“两俄”出访，2013年的蒙古14国“专业视角”会议等等，也多在风雨中，努力中，成功中。不能忘却，感谢党组织，感谢诸多同事，感谢人民群众，这是大要。

广播提示，飞机即将降落，落地就是特里尔了！啊，马克思，世界共产主义伟大的导航家，久盼到您的家乡，今终于成行，心中无比激动，要给您献上最美的花束，要给您表达我独特的纪念方式，要让您感受到来自中国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一名战士的祝福。感谢您，感谢您的旗帜，感谢您的家乡人民。

特里尔真小，法兰克福真大。

6月26日，在法兰克福飞往安卡拉的航班上。星期四，晴空万里。

昨一早从柏林机场雨中乘机飞特里尔，因特里尔无机场，飞一小时多，先落到靠近法国、卢森堡边境15公里的萨尔布吕肯机场（下机后阳光灿烂），然后乘坐大巴向特里尔进发。一路田园好风光，甚感清风入肺腑，沿途照相，经四个多小时行程，到达目的地。

陪同老乡系山东烟台人，她告诉我们，特里尔只有117.14平方公里，10多万人口，面积虽小，但历史悠久，文化灿灿。特别是公元16年，罗马人来到特里尔，到285年，罗马帝国西部凯撒君士坦提乌斯一世选作首都，君士坦丁大帝在306年至316年就在此执政，特里尔名气大增，当时就有“第二罗马”之称。

稍事午餐后，进行参观考察，先到黑门，此处和沿街教堂均系罗马帝国君士坦丁的建筑，呈罗马建筑风格，只是黑门上的教堂当年被拿破仑拆掉。马克思居住了近20年的家现为一牙医诊所，很遗憾，只能在门前照相。好在马克思上在特里尔马克思故居参观后，怀着崇敬的心情写下留言中学的学校和出生时的建筑（现为马克思博物馆）可以参观。我对导游讲，我们此行是专门来看马克思故居的。所以才怀着这么虔诚的心情而来，不觉中拜谒参观了近2个小时。

马克思故居位于德国古城特里尔市布吕肯街10号，是一座灰白色的3层楼房，淡黄的粉墙、棕色的门楣和窗沿、乳白色的窗扉，是当时德国莱茵地区的典型建筑，始建于1727年。1818年，马克思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律师租用了这所房子。同年5月5日，马克思诞生在这里。当年，楼上是马克思一家的住室，楼下是律师事务所。马克思一家在这里住了一年半时间。1928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以近10万帝国马克从私人手中买下了这座当时已改为铁器店的马克思故居。以后将其改建成马克思、恩格斯纪念馆。1933年，德国纳粹上台，故居被没收，文物被洗劫一空。直到1947年5月5日，马克思故居被辟为纪念馆开放。

纪念馆的第一层有4个展室：第一室，里面为接待室、问讯处；第二、第三室，专门举办各种专题展览；第四室，为电视录像放映室。在第二展室中展出有马克思的出生证书、马克思与燕妮的结婚盟约和结婚证书，还有马克思家庭成员的照片、马克思的英文死亡证书等。

第二层的第一展室是马克思父母的卧室，马克思就是在卧室后的小套间里出生的。墙上挂着许多照片、文件、手稿，玻璃展台里陈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著作和有关的历史资料，其中包括马克思的毕业论文、博士证书等。第二展室介绍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建立友谊到逝世为止的这段时期的情况。第四、第五、第六室介绍了马、恩与同时代革命家们的交往、建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各国工人政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在第五展室里陈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身铜像。他们肩并肩地站在一起，深邃的眼神凝视着前方。

故居第三层第一展室介绍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玻璃橱里陈列着《共产党宣言》的各种版本。其中德文版《共产党宣言》在世界上只有3本，还有陈望道根据日文版翻译的最早的中文版《共产党宣言》。第二展室的展橱里陈列着马克思的《资本论》。《资本论》第一卷于1867年在汉堡出版，总共印刷了1000本。第三展室收集了马克思许多著作的第一版，马、恩赠给友人的书籍，马、恩照片原版，手稿，书信，马克思赠给父亲的诗集的手抄本和马克思为燕妮收集的民歌等珍贵文物。故居的展览，系统地展示了马克思一生的主要活动和业绩。1981年，在离故居不远的地方修建了一座现代化的大楼，成立了马克思故居研究中心。1983年3月14日，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之际，马克思故居研究中心还举办了关于马克思故居的特别展览。

在马克思的故居前，不由想起了当年的红军年轻将领吴焕先。1926年，吴焕先到县城去了一趟，听到学生在街头讲解马克思，宣传共产主义，他听得入迷。回到乡下家中，他就把家中所有的神坛、祖宗牌位拿掉，恭恭敬敬地换上了马克思的画像。父亲看着急了，生气地问他：“这个大胡子是谁？怎么把祖宗的排位都拿掉了？”让他把马克思画像拿掉，吴焕先说，“这是我请来的外国菩萨，它是咱们受苦人的救星。”从此，吴焕先投身革命，加入共产党，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创始人、领导者和骁勇战将，实现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目标（不幸在35岁时牺牲）。

在马克思居室铜像前，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著名悼言响在耳边，“马克思一生有两大发现，一是唯物史观，二是剩余价值。一个人一生能有两大发现，该是很够的了。即使只有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我们郑重地向其鞠躬致敬，购买纪念像，再无别的表达方式，只好在留言簿上写下了《志在高远——感悟马克思片段》的留言，以表达我们对共产党人老祖宗马克思的绵绵深情，他的名言永记心中。

到安卡拉就像到家一般。

6月27日上午，安卡拉希尔顿酒店。

昨上午当地时间10：30，飞机平稳降落土耳其第二大城市，首都安卡拉。受到人事委员会副主席的热烈拥抱（他曾在去年蒙古国会上一见），我驻土耳其使馆的王晓宁同志也来迎接，很受感动。到宾馆稍事休息，即去午餐地，受到人事委员会主席阿里•库姆布兹奥（去年他访华时曾见过面）热情接待，如同到家一般。

下午，瞻仰土耳其国父凯末尔陵墓。深感修得大气，建筑气宇轩昂。尤其是把守陵墓的陆海空三军组成的卫兵，选得十分精神，给人印象深刻。到陵墓纪念馆，选购凯末尔画像等纪念品，从心里景仰他。特别是土耳其伊斯兰教是国教，但却是世俗国家；土耳其语为国语。1932年改革文字后，实行拉丁化，在书写上与西语无大的区别，98%的居民讲土耳其语，等等。这些，全得益于凯末尔总统的改革。

安卡拉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上古世纪。从资料得知，早在公元前13世纪以前，一个称为“赫梯”的强大而好战的印欧人部落来到这里定居，筑起一些城堡，建立赫梯帝国，当时称之为“安库瓦”，后变音为“安基拉”。另一种传说则认为这座城市是在公元前700年左右为弗里吉亚国王米达斯所建，由于他在那里发现了一个铁锚，这便成了这座城市的名字。之后，几经变化就成了“安卡拉”。安卡拉一地区的历史是从青铜器时代的哈梯文明开始，又继承了公元前2000年的西泰特人、公元前10世纪的菲尔吉斯人、利迪亚人、波斯人的文明。其后，继葛拉特亚人之后，公元前3世纪盖鲁特人在安卡拉建设了最初的首都。在印欧语系中，“安卡拉”意为“弯曲的锚”。在佛里几亚王朝之后，一个叫加拉特的部落来到小亚细亚，也在安卡拉建都，当时这个地方被称为“安科尔”。

公元前3世纪，罗马人占领了安卡拉，当时，罗马帝国皇帝艾罗给安卡拉定名为“麦特罗波尔”，其意为“大都会”或“首府”。罗马帝国时期，在安卡拉修建了数量众多的教堂、赛马场、公共浴池和圆石柱等建筑物，在这一时期，市区不断扩大，人口迅速增加，成为一座文明而美丽的城市。从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到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这里一直都是重要的政治、军事和商业中心。

安卡拉正式定为首都之前，城市规模并不大，居民也仅有数万人。在显赫一时的奥斯曼帝国时期，土耳其的首都是博斯普鲁斯海峡边上的伊斯坦布尔。随着奥斯曼帝国的日益衰落和俄、英、法等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土耳其面临被瓜分的危险。首都伊斯坦布尔也经常处于欧洲帝国主义列强的炮舰威胁之下，1920年还曾被英军占领。被尊为“土耳其之父”的穆斯塔法•凯末尔，到小亚细亚半岛组织对外反抗外国侵略、对内推翻苏丹封建帝制的资产阶级革命。由于地理位置适中，交通方便，安卡拉逐渐成了斗争的中心。同时也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1923年土耳其宣布革命胜利后，当年10月3日，开国元首穆斯塔法•凯末尔放弃三朝古都的伊斯坦布尔，把国都定在安卡拉。16天后，在安卡拉，成立了土耳其共和国。

安卡拉以行政中心和商业城市闻名，工业不很发达，经济上的重要性远不如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阿达纳等城市。这里只有一些中小规模的工厂。安卡拉地势起伏不平，气候属半大陆性气候。主要农产品有小麦、大麦、豆类、水果、蔬菜等。牲畜主要有绵羊、安哥拉山羊、黄牛。安卡拉自古以来就是交通要冲，铁路和空中航线通向全国各地。

土耳其同事真的充满亲情。昨日晚间，又是主席阿里•库姆布兹奥招待晚餐（他匆忙从议会开会点赶来），尽管略显疲惫，但十分热情，席间尽显笑声，亲切之感四溢，随将所带的小礼品赠他。

晚上回来，与启明、李鑫散步一圈，看一酒店，民族音乐表演十分热闹，登门观看，片刻即返。

土耳其方面的重视程度印象深刻。我们此行一前一后两辆警车护卫，所到之处均有几位便衣警卫跟随，考虑的周密，安排的细微，令人感动。

山与海的呼唤，又到博斯布鲁斯海峡。

6月27日晚，星期六，晴天神怡。

昨日早饭后即到土人事委员会主席办公室少许寒暄后，即开始正式会谈，阿里•库姆布兹奥主席主持并亲自回答问题。约一个半小时结束，即签署协议。中午，阿里•库姆布兹奥主席又在一老酒店举行正式宴会，热情暖人、感人。分手时甚感留恋。后即去安卡拉博物馆，领略了土耳其历史文化。总的陈列亦很有特点，很精致。晚饭前顺便去一商店，购得一小花瓶，也算对土耳其文化的学习投资吧。

晚间，我们一行到土耳其大使馆与王晓宁代办告别，小饭方便，即吃即回，一点不耽误时间。回酒店后，散步稍许即休息。

今一早，收拾完行装，八点钟前即奔机场，赶赴飞往伊斯坦布尔的航班。

伊斯坦布尔系我2008年来过的地方，大气且漂亮，横跨博斯布鲁斯海峡，连接欧亚大陆，战略地位重要，历史文化厚重，旅游资源丰富，制造业和手工业发达，系土耳其第一大城市，正在打造世界名都。

博斯布鲁斯海峡位于黑海和马尔马拉海之间，长约30公里，最宽处3.6公里，最窄处0.7公里，航道中心水深50—70米，最深处120米。水流向由黑海向马尔马拉海，流速每小时4.32公里，水下流向由马尔马拉海向黑海反向流动，常有旋流、逆流，影响航行。两岸有众多宫殿、别墅分列。

波斯布鲁斯海峡沿岸

博斯布鲁斯海峡作为欧亚分界线一部分，扼守黑海唯一出口，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博斯布鲁斯海峡还是重要的能源和物资通道，每年有超过5万艘各种轮船从海峡通过，其中油轮超过5千艘，每年外运原油占世界原油消耗量的4%，是最繁忙的水运通道之一。

下飞机后即沿海看一些历史文化遗存，会谈，到大巴扎等，感受土耳其，印象很深。特别街头贴（挂）土耳其之父凯末尔的画像，所到之处，土耳其同事感受最深，谈的最多的也是凯末尔（包括我购买了一幅凯末尔骑战马征战的画像，登上飞机时乘务人员看到，还对我竖起大拇指）。大家为什么如此颂扬凯末尔？有同事提供的史书为证。

“土耳其共和国之父——凯末尔”

在历史上，每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难时刻，总会涌现出许许多多治世奇才和英雄豪杰。凯末尔就是这样一位在奥斯曼帝国近现代历史上，充满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他不但在最后的历史关头把奥斯曼帝国从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命运中拯救出来，而且通过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实行一系列以政教分离为宗旨的世俗化社会改革，最终把一个多民族军事联合体的帝国，演变成为一个民族性的现代国家，把一个具有伊斯兰性质的君主神权国家，演变成为一个立宪民主共和国，把一种官僚封建主义，演变成为一种现代资本主义，被人们誉为现代土耳其共和国之父。

一、以追求民族独立、民族解放为己任，抓住“枪杆子”。

在凯末尔的童年时代，奥斯曼帝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以素丹为首的专制统治集团的无能和卖国，奥斯曼民族的屈辱，外国统治者的跋扈，这时期在整个奥斯曼帝国表露的尤为明显。特别是巴尔干地区的政治动乱冲垮了他的家庭赖以为生的木材生意，父亲经受不起这个打击，在凯末尔7岁那年，不幸身染重病，虽多方求医，耗尽了家中的钱财，但终因病情太重，不久离开了人世。社会的动荡，家庭环境的险恶，都在凯末尔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于是，12岁那年，他违背母亲的意愿，偷偷考入了萨洛尼卡的一所军事中等学校。在军校学习期间，除军事课程之外，他对数学、化学、历史、文学也都有着浓厚的兴趣。他立下宏愿，要读尽天下的好书，以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为自己学习的楷模，长大后成为国家民族有用的栋梁之才。以后，随着眼界的开阔，阅历的增长，新思想的冲击，变得更加成熟，更加干练，从而为日后的政治军事生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热情的土耳其商贩

1895年，凯末尔在萨洛尼卡军事中等学校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其后，升入玛纳斯提尔军事预备学校。他在这所学校不仅表现出数学课程成绩优异，而且外语与化学等课程都获得优良的成绩。凯末尔的远大抱负与刻苦勤奋的学习精神，得到了校长与教师们的一致好评。从玛纳斯提尔军事预备学校毕业后，1899年，凯末尔进入伊斯坦布尔陆军大学学习步兵。不久，他的军事才能得以崭露头角，深得有关部门的赏识，所以又让他改学军事参谋专业。1905年1月毕业，被授予陆军上尉军衔。1905年，当凯末尔即将得到毕业证书时，由于他积极参与反对素丹专制统治的政治运动，不可避免地被人告发，他和几个同学一起被捕，关在皇宫里面拘押犯人的地方。经过长时间的审讯，毫无结果，统治者就把凯末尔和他的几位密友一起放逐到大马士革的第五军团去服兵役。为了把祖国从素丹专制残暴的统治下拯救出来，在这里，凯末尔又把在军校学习期间开展的革命活动恢复了起来。他和四位最可靠的战友，在大马士革成立起“祖国与自由协会”的秘密政治组织，并通过这一革命组织同许多朋友们建立起了联系，团结更多的人参加革命活动。1907年，凯末尔被晋升为少校，调往马其顿的第三军团任职，开始了他战功卓著，戎马倥偬的军旅生涯。1910年，凯末尔第一次访问欧洲，参加了当年在皮卡尔迪举行的法军军事大演习，亲眼看到了欧洲经济上的繁荣和军事上的强大，接触和学习到了许多欧洲的新思想，以及先进的军事科学。并通过对比，对奥斯曼帝国国事衰微、政治腐败、民众疾苦有了进一步较深刻的认识，这段经历对凯末尔日后树立治国平天下的雄心有着很大的影响。此后，在奥斯曼帝国对意大利和巴尔干地区的战争中，凯末尔亲率他智慧的部队奔赴前线，总是一马当先，身先士卒，屡建奇功。他的所作所为与军事才能，深得上级的赏识。不久，他就被上级任命担任大大超越他军衔的军事指挥职务（他当时仅是一名少将军衔的副官，战时上级却命令他率领一个团的军队）。由于凯末尔任人唯贤，不拘一格，为人宽厚，善待士兵，使得上下左右齐声交口称赞，深受广大官兵的衷心爱戴。

1911年，急公好义、嫉恶如仇的凯末尔被调离首都，任驻保加利亚大使馆的武官。1915年年初，由于凯末尔本人的恳切请求和大声疾呼，不久，被召回国内参加战争，奉命统率当时在马尔马拉海欧洲沿岸泰基尔达地区正着手建立的几乎属于空想的第19师。凯末尔经过周密、细致的研究部署之后，率领军队顽强地抵挡住了英国军队强大的攻势，成功地保住了达达尼尔海峡，为扭转整个不利战局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916年2月27日，凯末尔受命正式担任在迪亚尔巴克尔地方的一项军职，并被授予将军军衔。在同俄国人进行了一场速战速决的战斗之后，他为奥斯曼帝国夺回了比特利斯和穆什等许多地方，同时也为他自己赢得了新的荣誉。1917年7月，凯末尔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帝国第七军军长。他同时反对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认为那是幻想。他相信西方化，私下认为伊斯兰教在许多方面阻碍着社会的进步，他的思想比他的同事们更加世俗化。因此，可以这样公正地说，如果他早先还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的现实主义和独立意识也足以使他成为这样的历史人物。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凯末尔私下将其部属的军队尽可能地悄悄转移到托罗斯山脉已北的广大地区，并把余存的武器和阵地设施，采取发给奥斯曼帝国南部各省民众收藏等必要措施。这些在后来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尤其是为取得安太普、乌尔法、马拉斯等保卫战的全面胜利，提供了决定性的物质条件。1919年年初，行将崩溃的多民族军事联合体的奥斯曼帝国，到处都是各族人民的反抗，尤其是在黑海地区由希腊人组织的武装游击队的活动非常活跃，对素丹政府在那一地区的统治威胁极大。素丹政府为了彻底消灭这些由希腊人操纵指挥的游击队，启用了具有卓越军事才能的凯末尔，任命他为驻防在安纳托利亚黑海沿岸的萨姆松地区的奥斯曼帝国第九军团军民联合检阅使，全权负责这一地区的军政大权（虽然当时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政府领导人，对具有爱国热情与军事才能的凯末尔的这一任命持怀疑态度，但素丹政府为了维护他们摇摇欲坠的统治，也只能启用像凯末尔这样的人才，所以仍然坚持这项任命）。1919年5月16日，凯末尔登上了邦德玛号轮船，离开了使人窒息的首都伊斯坦布尔，前往奥斯曼帝国当时的民族抵抗运动中心安纳托利亚，并在那里做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最终成为奥斯曼历史上的一位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

二、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抓手，实现政教分离。

凯末尔不仅是奥斯曼帝国历史上一位具有杰出才能的军事家而且也是一位胸怀大志向，具有敏锐政治眼光的社会改革家。从奥斯曼帝国几百年来社会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凯末尔判断，要想巩固他对国家政权的控制，掌握国家未来的发展命运，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迫在眉睫的政治体制问题，即国家的形式与结构问题。

奥斯曼帝国是一个伊斯兰教国家，其封建专制制度的特点是封建神权的专制制度，即王权（素丹）和教权（哈里发）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素丹既是奥斯曼帝国的君主，又是宗教的最高领袖。奥斯曼帝国的素丹于1517年征服阿拉伯的哈里发末代王朝统治的埃及以后，又给自己加上了哈里发的尊号，因而素丹又成为整个穆斯林世界的最高领袖。这两个融为一体，形成了奥斯曼帝国封建神权君主专制制度，成为了奥斯曼帝国社会向前发展的主要障碍。

促使凯末尔下决心从此一劳永逸地结束奥斯曼帝国君主的政治权力，把它同哈里发制分离开的原因，是因为在召开瑞士的洛桑和会之前，协约国同时向安卡拉的民族主义政府和伊斯坦布尔的素丹政府发出正式邀请。而这种双重邀请，对在这紧要关头由于这一邀请而展示出来的国家权力行将分裂的前景，不得不使凯末尔下决心要彻底废除素丹制。凯末尔在进行重大政府改革时，充分表现出他的政治魄力和灵活的策略。他分两步来进行重大的政治体制改革：先废除素丹制，后废除哈里发制，以解决国家政治体制改革中的老大难问题。然后，当时凯末尔将要进行的这项政治体制改革所面临的困难是很大的，不仅封建神权专制的维护者们坚决反对这项政治体制改革，同时也遭受到凯末尔的许多忠于传统制度思想极深的亲密同事和一些大国民议会议员们的反对。

然而，凯末尔估计了当时的形势，得出了与他的那些亲密战友不同的结论。在他看来，素丹和哈里发由于在奥斯曼帝国民族解放战争中同外国势力相勾结，所以已经被弄得声名狼藉，威信扫地，成为过去的东西了。而民族革命派在战争中建立了崇高的威望，并且手中有强大的军队做后盾，所以逐步废除素丹和哈里发的时机已经成熟。特别是当协约国一方同以凯末尔为首的民族革命派政府签订合约，另一方面又顽固地继续坚持承认素丹政府，这种别有用心的双重承认，企图使国家陷入一种分裂的状态，促使凯末尔更加坚定了废除素丹和哈里发。

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之后，凯末尔决定把素丹和哈里发这两个职位分开，并先废除前者，从此将不再有素丹，而只有一位奥斯曼王子来担任哈里发的职位，他仅拥有宗教权力，而没有政治权力。凯末尔希望通过这项折中的办法来瓦解宗教分子对于政治变革的反对，来保持一个超越国家政治之上的合法宗教权威所具有的优点，同时又结束了素丹的个人专制。1922年11月1日，安卡拉的大国民议会通过了包含两项条款的决议。第一项条款宣布：“奥斯曼帝国的人民认为，在伊斯坦布尔的那种个人统治形式的政府，已不复存在，至此，已经永远成为历史。”第二项条款承认哈里发职位应属于奥斯曼王室，但规定哈里发只能依靠国家而存在，并应由大国民议会遴选奥斯曼王室中最属品学兼优的分子充任。同年11月16日，大国民议会又决定，以勾结英国的叛国罪，将把素丹及主要大臣交付国家最高法庭审判。素丹穆罕默德四世11月17日得到消息之后，见大势不妙，便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夜晚，带着不满10岁的幼子，仓皇从王宫侧门逃出，登上英国军舰逃离了奥斯曼帝国。留传了600多年的奥斯曼帝国素丹制，随着这位最后一代素丹的逃亡而一去不复存在。不久，素丹穆罕默德四世的堂弟麦吉德被选为新的哈里发。然而，此时的哈里发制，也随着素丹制的灭亡而形影相吊，摇摇欲坠了。

凯末尔在办完奥斯曼帝国素丹制的丧礼之后，又开始为下一阶段的政治体制改革做准备。他首先需要一个政治工具。虽然保卫权利协会曾经在奥斯曼帝国的民族解放斗争时期做了许多工作，但它却满足不了一个享有和平与独立国家的需要。凯末尔这时着手把它改变成为一个在现代政治体制运作中的真正政党。凯末尔经过走访全国各地，同国内各社会阶层的代表交换了意见，并在他的领导下，1923年8月9日，一个叫做人民共和党的新政党宣布成立，凯末尔担任该党主席，它是这一时期国家中的唯一政党。与此同时，凯末尔另外又准备进行着一项甚至更加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是在1923年10月29日，正式宣布定都安卡拉，其次是宣布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蓝色清真寺

共和。1923年10月29日，大国民议会经过许多小时的激烈辩论之后，当天晚上8时30分，成立共和国的决议案以158票获得了通过。投票时，虽然有许多人投了弃权票，但没有一个人投反对票。15分钟之后，也就是在8时45分，大国民议会一致选出凯末尔为土耳其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他任命他的亲密战友伊斯梅特•伊诺努将军为他的第一任内阁总理。同一天晚上，在全国各地发布了这项消息，午夜后，全国各地都鸣炮一百零一响以示庆祝。定都安卡拉和宣布共和，凯末尔的每个行动都象征着进一步割裂与奥斯曼帝国历史的联系，以及一个新时期的到来。

具有敏锐政治眼光的凯末尔，从奥斯曼帝国社会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判断出，政治体制改革仅废除素丹制是完全不够的，还必须要从政治角度考虑最终解决哈里发的问题。他认为，废除素丹制而单单保留哈里发制，使得国家元首问题不明确，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不论是在大国民议会里，以及其他的地方，许多人都认为哈里发便是合法的君主共和国国家元首，即一种立宪君主，特别是那些狂热的宗教维护者。

通过一段时间对局势的耐心观察，以及深思熟虑之后，凯末尔决心彻底解决作为封建神权精神支柱的哈里发制问题，从根本上消除国家政治制度中所存在着的各种模糊观念和混乱局面，不过，废除哈里发制要比废除素丹制困难得多，甚至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压力是来自各方面的，首先是宗教界的代表在大国民议会中公开声称：“议会应属于宗教，伊斯兰教就是一切。”1923年11月11日，国内著名的一家报纸《塔宁报》的一篇社论反映了一般人的心理状态，它写道：“如果我们没有哈里发，奥斯曼连同它的500万或1000万人口，将失去他们在伊斯兰世界的重要性，并且在欧洲政界人士的心目中，我们将会下降到微不足道的小国之列。”

此外，哈里发制问题所引起的关注，远远超出土耳其共和国的国界，并且从各方面，特别是从印度接到了对土耳其共和国政府意图不安的询问。1923年11月，印度什叶派穆斯林领袖阿加汗和阿米尔•阿里致函土耳其共和国总理伊斯梅特•伊诺努，要求将哈里发置于“能够获得各穆斯林国家的新人与尊敬，同时能够给予土耳其国家以特殊力量与尊严”的地位。这封信在送达伊斯梅特•伊诺努总理之前，伊斯坦布尔的报界已抢先全文发表。国内外反动宗教势力相勾结的这个信号，恰恰给废除哈里发制提供了最方便的口实。凯末尔决定抓住这个机会，排除一切干扰，彻底废除哈里发制，对国内的伊斯兰教教权组织进行一次毁灭性打击，不再让他们妨碍他的以政教分离为宗旨的政治体制改革，以便完成一项惊天动地的历史伟业。他首先同人民共和党和中央政府内几位职位显赫的主要支持者达成协议，然后说服国内几家具有影响的大报编辑们，发动了一场反对哈里发制的舆论宣传运动，把它说成是影响奥斯曼民族社会进行的最大障碍，呼吁把伊斯兰教信仰从数世纪以来惯于充任政治工具的地位中拯救出来，使其得到纯洁与提高。

1924年3月3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开会讨论关于废除哈里发制的议案。在会上，司法部长赛伊德首先作了长篇发言，论述哈里发制的起源及其发展，说明这纯粹是民族的事，应服从时代的发展要求。此后，议员们投票通过了废除哈里发制的法案，并决定将所有奥斯曼王室成员驱逐出土耳其共和国国境。第二天一早，天刚刚亮，神色慌张沮丧的麦吉德被装进一辆小汽车，前往火车站赶乘东方列车。至此，最后一位哈里发也随着最后一任素丹走上了流亡的道路。

三、以世俗化的社会改革为推手，淡化宗教色彩。

为了使土耳其共和国与人民更加世俗化、民族化、现代化，在国家日常社会生活中减少宗教色彩和伊斯兰教性质，凯末尔不断遵循以世俗化为核心的改革原则，在土耳其共和国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凯末尔十分清楚，一个国家仅仅具有一个现代化的政治外表是毫无价值的，如果土耳其想要立足世界于民族之林，那就必须从根本上来彻底改变整个社会和文化结构。凯末尔一生中两个最主要的信念便是：“土耳其民族和进步”。这两者的未来又都有赖于文明，而对于他来说，文明又只能是意味着西方的现代文明，此外不可能是任何其他东西。

有一次，凯末尔在土耳其境内的一些地方视察，看到有些地方的老百姓仍然戴着土耳其传统的费兹帽，穿着旧式的长袍，感到很不好看，很不文明。他在一系列的演讲中讥讽这样的服装是一种浪费，穿起来不舒服，是一种野蛮的表现，不配文明人使用。他气愤地说道：“我看到在我面前有一个人，头上戴着一顶费兹帽，帽子上又盖了一块绿头巾，身上穿着一件长罩衫，外头又穿了一件像我这样的上衣，我看不见他的下半截。”凯末尔喝了一口水，以质问的口气大声地讲道：“请问，这是一种什么装束？难道一个文明人会穿上这种荒唐的衣服，跑到外面去使自己成为天下的笑料吗？”凯末尔的话音刚落，会场上响起了一片经久不息的掌声。不久，土耳其政府有关职能部门遵照凯末尔的指令，颁布了有关服饰改革的法律，结束了土耳其穆斯林以传统头饰为象征，表明自己忠于伊斯兰社会，拒不承认任何其他社会的可以看得见的外部标志。这种在服装方面的关门主义，凯末尔认为它影响了土耳其现代文明的发展，使得土耳其人民在实质上和形式上完全不能采取像当代文明社会所要求的那种生活方式，所以应该彻底地改变土耳其人民原始的东方式外观。

在改变传统服饰的同时，凯末尔还果断地改变了一些其他旧世界的传统象征物。在历史上，土耳其的财政日历是结合了希腊式的月份与伊斯兰教教历的年份来制定的。虽然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末期，改用了西方历法中的月份，但其年份仍然依照经过修订的伊斯兰教教历。1925年12月26日，土耳其政府根据凯末尔的建议，废除了旧历，正式采用西方的历法和纪元。同时，还确定了以全世界通行的24小时国际时钟，作为土耳其国家唯一合法有效的计时方法。

凯末尔多次发表精彩演说，以他特有的俏皮语言对土耳其传统男人服饰给予抨击时，还一并对妇女戴面纱也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言简意赅地说道：“在有些地方，我看到妇女用一块布、一块毛巾或类似的东西盖在头上来遮住她们的面部，还看到她们在遇到过路男人的时候，便转过身去或者伏在地上缩成一团。这种做法究竟是什么意思，是何道理？”一些群众大声喊道“愚昧！落后！”“我完全同意你们的意见。”凯末尔继续演讲道：“各位先生，难道一个文明国家的母亲和女儿能够采取这种奇怪野蛮的姿势吗?这样丢丑的事情，把我们国家变成了大家的笑料，这种情况必须立即得到纠正。”

凯末尔在进行世俗化的社会改革中，所采取的另外一个步骤，是文字改革。文字改革主要是出于民族利益的考虑。因为阿拉伯字母不适应土耳其语元音丰富而辅音相对不够发达的特点，给人民学习和书写本民族的语言带来了巨大困难。

1928年1月，凯末尔正式任命曾经在废除伊斯兰教神圣法典时担任主要角色的激进改革家、司法部长埃萨德为土耳其国家文字改革特别委员会主席，着手研究关于采用拉丁字母的可能性及方式。特别委员会许多重要会议都是由凯末尔亲自主持召开，并指导讨论，因此这个文字改革特别委员会能够迅速高效地开展工作，无疑是和凯末尔的大力支持作用分不开的。

六周以后，新字母完成了。1928年11月，土耳其大国民议会通过了一项立法议案，决定从新的一年起采用拉丁字母。禁用阿拉伯字母印刷书籍，中学停止教学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一个月后，商店的招牌、广告以及报刊开始广泛使用拉丁字母。在以后全国的新字母普及过程中，身为共和国总统的凯末尔，又以学校教师这个新身份动身前往全国各地，出现在乡村的广场、学校的教室、市镇的大厅和咖啡馆里，教给人民群众识字，并对他们进行测验。凯末尔每到一处，都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动员号召民众积极投身到新文宇的学习热潮中去。“诸位朋友，我们丰富而和谐的语言，如今能够借用新的土耳其字母得到表达了。我们必须让自己从多少世纪以来像铁箍似的束缚着我们思想的那些令人无法理解的符号中解放出来，我们民族将以她的文字和她的思想，表明自己在文明世界中的地位。”凯末尔激动人心的号召，通过报纸，电台等新闻媒介传遍了祖国大地，在凯末尔的带动影响下，土耳其政府的其他高级人员也都群起而效之，不久，整个土耳其变成了一个大教室，国内的知识分子都带着黑板和板架，教人们阅读和书写新文字，将学习、推广新字母看作是一种爱国行为和国民义务。采用拉丁字母并不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毁灭了土耳其的民族文化遗产。所谓的奥斯曼语不是地道的民族语言，而是突厥语同阿拉伯语、波斯语的混合物，只是在知识分子中间通行。文字改革前，土耳其的民众平均识字率不足10%，文字改革后，两年内有大约150多万民众进人国民学校学习新字母，其中有一半人摘掉了文盲的帽子。在此后的短短10年间，土耳其民众的识字率提高了一倍多。在此后的几年里，土耳其出版发行了用新字母撰写的各类书籍1.5万余种，并开始有计划地用新字母出版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优秀著作，暂时无力或没有必要用新文字出版的古籍在各类图书馆中得到了妥善地保存。

为了表彰凯末尔在文字改革中的巨大贡献，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一致通过决议，赠送给凯末尔一块刻有新字母的金匾，并授予他“国民学校总教师”的光荣称号。凯末尔倡导的一系列关于世俗化的社会改革，体现了破除迷信与陋俗，提倡科学的现代文明精神，是土耳其从神权政治国家走向现代民主政体转变中的重大步骤。在凯末尔的晚年，他主要关注的是土耳其共和国的经济发展问题，但仍然还是非常关心更加深入的社会改革问题。一是要求所有的土耳其人都必须有自己的姓；二是所有的政府部门和公共机关均一律实行由星期六下午一时起到星期一早晨为止的每周休假制。这两项改革措施，尽管不如其他已经完成的世俗化社会改革那样重要，但都是根本不合乎伊斯兰教传统习惯的。例如周末休息的方式，是犹太人和基督教徒的生活习惯，而不是穆斯林的习惯。穆斯林的星期五，是一个公共祈祷日，而不是一个安息日，并且在传统上又是清真寺周围的市场最活跃的一天。凯末尔倡导由原穆斯林的星期五到以基督教的星期日作为每周休息日这一转变的社会改革，主要是考虑到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与行政上的管理，而且这也是土耳其采用了西方时钟和西方历法之后的必然结果。

此外，土耳其人多年来，也像其他国家的穆斯林一样，一向没有采用家姓的习惯，每个人都只有他个人出生时取的名字，另外加上一个幼时取的第二个名字，或者加上他父亲的名字。但随着土耳其现代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家姓制度变成了一种经济生活的需要，特别是土耳其采用新的民法之后，家姓制度便立刻成为社会交往中必不可缺的内容。根据凯末尔的要求，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在1934年6月28日颁布了一项法令，规定自1935年1月1日起，每一位土耳其公民都必须有自己的姓。并同时规定废除奥斯曼帝国遗留下来的一切非军事的官衔和爵位，而代之以先生和夫人等新名词。凯末尔首先带头放弃了过去奥斯曼帝国授予他的贵族头衔，并由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授予他阿塔图克作为姓，意思是土耳其共和国之父。

四、以宗教与法律制度的改革为推手，实现世俗国家、世俗社会。

为确保土耳其共和国社会的稳定与安全，并纯洁伊斯兰教信仰，把宗教信仰作为个人的行为，凯末尔决定采取进一步措施，使宗教同国家政权相分离。1924年3月3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接连通过数个法令，把宗教改革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宗教同国家事务相分离的思想，最早出现在19世纪中叶。当时的青年奥斯曼党人的支持者穆斯塔法•法泽尔帕夏在给素丹阿布杜尔•阿齐兹的信中指出：“如果统治者混淆宗教和国家，既会破坏国家，也会毁灭宗教。”

凯末尔领导下的土耳其共和国的宗教改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根据土耳其国民议会的有关法令，宣布撤销伊斯兰教法和教产基金部，成立隶属总理府的宗教事务局。并规定伊玛目、布道师、穆安津(宣礼人)等教职人员的任免一律由宗教事务局局长负责，宗教事务局也是穆夫提的主管机关。宗教事务局局长作为伊斯兰教界的最高首脑，可以解释伊斯兰教法，发表具有最高宗教权威的法特瓦，但作为国家政府部门的一名官员，他在采取重大决定之前，必须与自己的世俗上司磋商。由于土耳其国内伊斯兰教逊尼派缺乏严格完善的宗教组织体制，所以凯末尔设立宗教事务局不失为独创性的尝试，既消除了伊斯兰教凌驾于国家世俗政体之上的组织机制，又使伊斯兰教完全处于政府的直接监控之下。此外，按照有关宗教改革的规定，伊斯兰教的教产基金也一律移交总理府，由新成立的国家教产基金处管理使用，统一纳入国家的财政预算。二是根据土耳其大国民议会的有关法令，规定全国的教育机构统一隶属国家教育部，关闭所有教法和教产基金或私人基金会管理下的所有学校。为了培养高级宗教学者，国家教育部在伊斯坦布尔大学开设了神学院。此外，为培养称职的伊玛目、布道师等普通神职人员，土耳其政府专门开办了一些特殊的学校。这项宗教改革措施的理由既简单又有说服力，即一个国家只能实行一种教育体制，双重体制只能培养出两种人，从而破坏民众对国家思想情感的统一。

1928年，凯末尔领导下的土耳其政府感觉到伊斯兰教的礼拜仪式等也需要进行一些改革，使其更现代化和民族化，这个任务交给了伊斯坦布尔大学的神学院，并为此专门成立了以史学家富阿德•柯普吕教授为首的伊斯兰改革委员会。委员会建议为了使宗教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跟上时代的变化和发展，必须用突厥语进行祈祷和讲道，并着手用新文字翻译《古兰经》。1932年1月，在伊斯坦布尔的圣•索菲亚清真寺的尖塔上，人们第一次用突厥语发出了“真主伟大”的宣礼声，2月初，苏莱曼大清寺也改用突厥语讲道。1933年，土耳其政府明令全国所有的清真寺一律用突厥语代替阿拉伯语宣礼。

虽然在凯末尔的领导下，土耳其的宗教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国家的宗教教权性质仍然在许多方面表现了出来，例如，根据l924年4月大国民议会通过的新宪法，伊斯兰教仍为“国家宗教”，议会负有监督实施宗教法规的职责，教法仍然是调整人们社会关系，特别是家庭、婚姻和财产继承的主要依据。特别是许多教团，以其庞大的组织和对世俗政权的独特态度，成为干预国家政权事务的重要因素。

1925年5月，土耳其政府借口组织库尔德人起义。取缔了在东部地区活动的纳克什班迪教团。8月，凯末尔正式提出教团问题，认为只有建立在科学知识基础之上的文明道路才是真正的“道路”(此教团的突厥语名称“塔里卡特”的含义为“道路”)。他说道：“土耳其共和国不能是教长、教团教士、门徒和俗人教友这样一些人的国家。”凯末尔并从怎样教育启蒙民众，如何建立现代文明社会的角度进一步提出了宗教改革的要求。不久，土耳其政府和议会相继作出决定，取缔所有的教团，关闭道堂并没收其财产。新颁布的法律还禁止使用教长、教团教士、圣门后裔、教团首领等宗教头衔或称号及其服饰。此外，念咒、占卜、魔法、书写符咒、问卦等活动均被视为犯罪行为。

在1926年颁布的新刑法中，第163条还规定不得组织以宗教或宗教情感为政治基础的社团。凡“滥用宗教、宗教情绪或在宗教上被视为神圣之物，借此在人民中间进行不拘任何形式的煽动，以致发生危害国家安全的行动者，或为此目的而集会结社者”，都应按刑法加以惩处。在新刑法的第241、第242、第529条中，还规定禁止神职人员阻挠政府、国家法律的实施，禁止在礼拜场所外举行宗教庆典和仪式此外，在1938年通过的结社法中，还禁止政党参加宗教活动，进行宗教宣传，在宗教、教派、教团基础上组建社团。

1928年，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对宪法进行第一次重大修改，删去了“伊斯兰教是国家宗教”和“教法规则由大国民议会贯彻实施”的提法，总统、总理、议员的就职宣誓改为以个人荣誉进行。据此，土耳其共和国在法律上已成为一个地道的世俗国家。1937年，土耳其再次修改宪法，将包括世俗主义在内的凯末尔主义的六项原则纳入宪法。针对政教分离的世俗主义。直到今日仍然为土耳其共利国宪法的一个重要原则。

此外，在彻底改变土耳其人民的家庭生活方式这样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中，凯末尔认为有必要对国家的整个法律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革。随着撤销伊斯兰教法法庭，土耳其共和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制定符合现代社会发展需求的新民法、新刑法等法律，培养出具有新气质、新观念的法官和律师，为此，共和国政府在首都安卡拉开设法学院，凯末尔在开学典礼上提出“建立一套全新的法律，从而彻底毁掉旧的法律制度的基础”的任务，凯末尔主张制定全新的民法，认为“家庭生活是文明的基础，是进步和权利的基石，不良的家庭生活中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经济及政治生活的软弱”。1924年9月11日，根据凯末尔的提名，一个以26位著名法律界人士组成的委员会，开始根据瑞士公民法典草拟了一份适合于土耳其需要的民法。草成的法典在1926年2月17日由大国民议会通过，并于10月4日起正式生效。

土耳其共和国的新民法废除了多妻制和休妻制，承认并保证妇女在家庭、社会、经济生活中同男子的平等地位，为妇女解放奠定了法律基础。新民法中有两条规定同世俗原则关系最为密切，例如，第110条规定结婚要登记，领取结婚证，在出示结婚证书之前不能举行宗教婚礼。第266条对宗教教育作出规定，“子女的宗教教育由父母决定……成年人自由选择宗教。”此外，妇女社会政治地位的提高，主要体现在就业领域的扩大和获得政治权利上。新民法保障妇女可从事除军事以外的各项社会职业，于是在土耳其出现了女医生、女法官、女律师、女飞行员等。1925年妇女获得了在国家机关任职的权利，1931年妇女获准可参与地方市政选举。1933年大国民议会修改了农村法，使妇女有可能进入农村长老委员会。1934年妇女获得全国大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新一届大国民议会中共有l8名女议员，占该届议员总数的4.5%，这在土耳其和伊斯兰国家历史上是空前的壮举，甚至走在了某些西方国家的前面。

总之，土耳其共和国法律制度的变革，对于其社会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是难以形容的。传统的伊斯兰教教法被宣布无效；多妻制、休妻行为等一切妨碍妇女自由与尊严的古老禁例，都一律被废除了，建立了男女平等的结婚与离婚制度。另外，最令人感到震惊的是，从此，一个穆斯林女子和一个非穆斯林男子结婚，在法律上已是完全可能的了。同时，所有男子也都取得了自由改变他们宗教信仰的合法权利。

这，就是一个伟大的凯末尔，1938年，他因病去世，但，他开创的伟业，他制定的法制，仍在土耳其这个国度延续和遵循之中……

再看今天的哈萨克斯坦，通过制定《宗教法》，设立穆斯林事务局，向清真寺派遣线人以及管控穆斯林到阿拉伯留学等措施，严防宗教极端思想传播和渗透，以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取得良好效果，与当年的凯末尔如出一辙，值得仿效。

要分别了，为土耳其同事的热情直率、亲情所感动，在午饭时和在船上分别撰写小诗两首，已记之。分别为《忘不了，兄弟》和《远望》。

（一）忘不了，兄弟

山水相连，

晴空万里，

花开两岸，

大桥耸立，

鸥鹭起舞，

舟船鸣笛。

在博斯布鲁斯海峡中端，再横跨欧亚大陆之要地，相聚在韵味四溢的土耳其，相聚在漂亮的伊斯坦布尔的夏季。

一起享受阳光的日子，一起徜徉在友谊的海洋里，有你，有我，我们最亲的兄弟。丝路相连，历史奇迹，江河千古，传承友谊，两度来此，倍感心期。

在博斯布鲁斯海峡中端，再横跨欧亚大陆之要地，相聚在韵味四溢的土耳其，相聚在漂亮的伊斯坦布尔的夏季。

一起享受阳光的日子，一起徜徉在友谊的海洋里，有你，有我，我们最亲的兄弟。

（二）远望

今天，在海浪中，

在博斯布鲁斯海峡的渡船上，

一桥、二桥尽收眼底，

两岸数不尽的山岗、城堡、绿色楼房。

昨天，在会谈中，

在安卡拉起伏蜿蜒的小道上，

合作，友谊双赢的收获，

心中充满无限的感慨与希望。

明天，回到祖国，在新的职责和任务变更的地方，创业、忠于职守壮心不已。干事业还是要干出个名堂。马上，晚饭后又要乘机返回祖国了。所感尚需集纳。飞

机上还可以继续再写。主要感怀，德、土两个国家的民族自信心，民族自豪感都非常强烈，创新精神，发展业绩都为世人称道，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深厚，与我国合作发展的空间很大。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实施“一路一带”战略，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合作潜力巨大。我们必须用好友谊合作的平台，继续诸多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