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文摘》1998年第12期到，放下手中的工作，立即阅读，阅读的第一篇文章是李慎之先生的《什么是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这是一篇与刘梦溪先生的《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一文进行商榷的文章。对于刘梦溪和李慎之两位先生的学术观点，我不敢妄加评论，但对其中涉及到的梁启超的观点，我却颇感兴趣。刘梦溪先生在其《要略》开首第一章中说道：
问题是到底什么是学术？学术思想究竟指什么而言？
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刚刚过后的一九一一年，梁启超写过一篇文章叫《学与术》。其中有一段写道：“学也者，观察事物而以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例如以石投水即沉，投以木则浮。观察此事实以证明水之有浮力，此物理也，应用此真理以驾船舶，则航海术也。研究人体的组织，辨别各器官之机能，生理学也，应用此真理以疗治疾病，则医术也。学与术之区分及其相关系，凡百皆准也。”这是迄今看到的对学术一词所作的最明晰的分疏。学与术连用，学的内涵在于能够揭示出所研究对象的因果联系，形成在积累知识基础上的理性认识，在学理上有所发明；术则是这种理性认识的具体运用。所以梁启超又有“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的说法。他反对学与术相混淆，或者学与术相分离。严复对于学与术的关系也有相当明确的界说，此见于严译《原富》一书的按语，其中一则写道：“盖学与术异，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则。术者据已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学主知，术主行。”用知与行的关系，来解喻学与术两个概念，和任公先生的解释可谓异曲同工。
我觉得，梁启超是一个大发明家、大创造家。他对变法、维新、新民、历史、文学、小说等的界说，都有开新之意，并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对于学与术的见解，尤为精辟和独到，对于我们今天发展科学技术，亦有借鉴价值。
1999年1月24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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