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从这里起步

6262班　刘克昌

回首，记忆之舟把我载到五十年前，曾经学习、生活六年的工大校园。

1962年秋天，像往常两届一样，一群风华正茂的青年到工大报到。进入校园西北角的大门，几幢宿舍兼办公楼映入眼帘，一幢教学楼，中心位置一幢二层建筑是礼堂和餐厅，简易的操场和几项简单的体育器械，最南边的一幢实验楼尚未完工，这几乎就是全部，校舍虽然简陋，但氛围温馨。迎接我们的人们都是那样亲切，让我们感觉像到家一样。师长和学哥、学姐们帮助我们办理入学手续，介绍学校简况，把我们送到已经分配好的宿舍。《中国青年报》的记者舒野为我们留下珍贵的镜头。

学校当时设置六个系：一系机械系、二系电机系、三系无线电系、四系化工系、五系数理学、六系土木建筑系。我到六系报道，被分到6262班。当年招了两个班都是工民建专业。

土木系的潘松龄（右）担任了班级团支部书记，这是他在宿舍里和同学们交谈，以增进相互的了解

六系的师资力量是很强的，系主任吴华庆、沈参璜，一个是灯光照明权威，一个是建筑专家。众多的讲师、助教均具有多年的教龄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系党总支书记张毅、团总支书记朱炳鑫平易近人，班主任黄玉田亲如兄长。我们入学时，校长是李晨，党委书记由市委大学部部长宋硕兼任，副书记尹凤翔、李德文。后来接任李晨校长的朱兆雪，更是建筑界知名的结构权威。在这样的环境中，按教学大纲，我们完成了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学习，并进行相应的专业实习和社会实践。由于政治运动，没能进行毕业设计和答辩。几年来，在吸取专业知识和人生观、世界观的确立上，都打下了坚实基础，大学成为我们人生成长的关键阶段。

学校的安排是紧凑充实的，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入学不久，学校安排了认识实习，组织我们参观北京十大建筑、外交公寓及多个工程项目规划案例，让我们明确了学习方向和专业定位。每学一门课程，随之安排对口实践，效果很好。记得学完金属工艺学后，到校办工厂实习，工厂各工种齐全、配套。我被分配做车工，车床边师傅手把手地教，我认真学，几天下来，除了了解车床构造，还熟悉了操作规程。师傅用卡尺量着我车好的零件，不住地说：“不错！不错！达到了三级工水平。”随后嘱咐我：“学好一门手艺，就有了一个谋生手段。”记得学完测量学，老师组织我们承担了位于化工路西口的北京农机厂厂区平面图测绘任务，经纬仪、水平仪、塔尺、小平板练得使用起来得心应手，测绘下来，一次闭合，出色完成任务，看来到工地当个测绘员没问题了。

边学边实践，书本知识和现场实际结合的教学方法很好，也在我们心中扎根。我们帮助学校规划校园、种树栽花、砌围墙，还参与了一些正规项目的建设。学校操场原来只有200米跑道，场地坑洼不平，我们参加到了施工队伍当中，打好场基，平整、扩大场地，经过辛苦的劳动，一个总算标准的操场出现在了校园。

在这块场地上，举办了校运动会，全校师生员工竞技在新修的操场上，创造了多项校记录。一班女同学常洁玉成为明星。她身体壮实，胸脯挺得高高的，人称“大M”，但她风一样奔跑，在百米赛道上，拿下了百米女子冠军，成为学校当之无愧的“女飞人”。百米“男飞人”也出在一班，他叫刘福田。还有一位男同学身材瘦小，但万米长跑拿下了第一，他叫刘云耀，外号人称“小毛驴”。在体育竞技上，我们二班不如一班，但我们班也有足球边锋范永茂、射击高手袁祥音、女子花剑莫逢娜、女子跳高邵蕾、中长跑曹毅，我参加了投掷铁饼仅得了第六名，也为班级总成绩增加了一分。运动会后，我们班被评为风格奖，这其实是对我们修操场所流汗水的褒奖吧！

操场修好后，北教学楼前合影

我们班在文艺方面还是不错的：绘画天才卫敬国在班级画展上为同学画肖像，他参与创作的伟大领袖的巨幅画像立于校园中心和校门口；手风琴高手、乐队指挥徐祖元名扬全校；系文化部杨致卿排练女生小合唱《俺是个公社饲养员》唱红校园，因歌词中有“小鸭子”，而称为鸭子队长；我们曾排练当时的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话剧，名字记不清了，内容是二战时反法西斯的，就叫它《山鹰之歌》吧！在校文艺汇演上成为压轴大戏，参演人员有蔡克宏、靳道知、徐祖元、孟昭栋，其中蔡克宏担任男一号，女一号是靳道知。大家自制道具，靳道知把家里的床单缝成裙子，人们永远记得。我们还经常利用周末组织联欢会，自编自导，说相声、演小歌剧，其乐融融。

学校游泳池也是我们参与修建的，从挖基础、运土、打基础垫层、做防水，到铺贴池底、池壁瓷砖，安装水循环系统和上下池扶梯到环境配套整治全过程，使我们懂得了基建程序和一些技术活的操作规范。我们还学会了检测瓷砖是否空鼓和防水是否渗漏。在施工中，也发生了错把池底泳线当成运动员分界线而返工的事情，但返工却给我们留下了更深的记忆。经过努力，一座标准泳池建成了，为大家带来快乐。

建泳池中，有一件题外事至今记忆犹新。我们班一位女同学，名叫刘松贤，当时还有风湿性关节炎，为了免除繁重的体力劳动，安排她为大家送开水。哪知她起早贪黑为大家熬绿豆汤，推着重车水桶，忙前忙后为大家送来清凉，比我们现场劳动还累，绿豆汤也使她吃的中药疗效全失。好在她现在身体还健康，否则我们这好心办错事永远留下遗憾。

泳池建好后，在泳池边留影

参加这些实践，大家都认为毕业后如果到建筑工地当个工长是没问题的。在校期间参加各种实践活动是很多的，我们到军营拔过正步，听老兵讲过炮击金门的战况；我们到农场收过麦子，插过稻秧；我们参加国庆体育大军，练得腿肿，喊哑嗓子，通过天安门接受检阅；“五一”“十一”节日之夜的广场狂欢，也是必去无疑的任务。

在校期间，我们曾三次下乡，一次是访贫问苦，一次去大兴“小四清”，还有一次去房山“大四清”。访贫问苦，我和王德章、郝启环、陈绍常一个组，住在农户家，白天参加劳动，晚上找贫下中农聊家史，整理材料。每天早起学习解放军“满缸净院”的活动。扫院子没问题，挑水却有些难度，扁担勾吊着水桶在井里一晃，水桶装满水，提上来，可就这么一个简单动作，越紧张小心，越做不好，经常把水桶脱钩掉到井里，还得麻烦别人拿长杆来捞。王德章由于在顺义农村长大，这“雕虫小技”的任务就落在他头上了。他熟悉农村、农民，说话、行事驾轻就熟，农民都愿意和他接近。陈绍常则另有一套，画个素描，剪个人影，还能来个扇舞表演，也讨人喜欢；他脑子好，可以下盲棋，还打得一手好乒乓球，人虽黑不溜秋，有人却叫他“小白球”。郝启环是个才女，遇事均有独到见解，我们组的访贫问苦的四篇家史都出自于她手，她毕业后“嫁”到新华社，可惜英年早逝，是我们班唯一过世之人。在村里每天晚上老乡爱串门聊天，一坐就很晚。有时我们熬不住了，上下眼皮打架，王德章吧嗒吧嗒抽着旱烟硬挺着。老乡对我说：“你也来一袋。”我看王德章挺自在，就说“来一袋”，拿起烟袋锅，点上火，没抽两口，就天旋地转，咳嗽、流泪不止，摇摇晃晃跑到院中找水，差点一头栽到水缸里，这关东烟实在是厉害，困意倒是全消了。

国庆节，由北工大组成的体育大军航模方阵整齐通过天安门

房东家有个尕小子说：“我们乡下人拉屎一大堆，你们城里人拉屎一坨坨。”他看我们不解，就做着鬼脸笑嘻嘻地说；“你们城里人吃的油水大哟！”他哪里知道，自然灾害刚过，我们学校的生活也是很清苦的。从农村回来，就放寒假了。我留在学校，早饭看到熬白菜里有几片豆腐，我和关文斌每人一下子买了六个熬白菜，算是享受了一次。有时花几分钱买一个“心里美”萝卜，削了皮当水果吃，把皮洗干净切了，到食堂要点盐，每人不是有二两香油嘛，点上几滴，也是一个美味的菜呀！尕小子哪里知道我们拉屎也是一大堆。

“小四清”去大兴，我们住在复员军人梁少尉家，名字记不清了，我们关系处得很好，成了朋友，白天一起备耕，晚上组织社员学习社教文件。朴实的社员们都很认真。村里有很大一片梨树林，春天，白色的梨花绽放成一片花海，美丽极了。秋天，梁少尉背着大口袋梨，来学校看我们，这时他已是大队的梁书记了。我们的友谊持续到我们毕业分配离京。如果他健在，已是耄耋老人了。

说一件邻村趣事，我班孟昭栋被分配到孔家铺。当时我们不懂得孔孟是一家，更不知回避政策，分村工作没有考虑那么周到、细致。“昭”字辈在孔家铺是长辈，他到村里成了为数不多的长者，被村民尊崇，因此工作开展异常顺利。爱称“孟片儿”的他，是一位标准的帅哥，也一定招来不少大姑娘、小媳妇的青睐，令同学羡慕。

“大四清”在房山县长沟镇，工大与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等单位组团、组队分赴长沟、东良各庄、西良各庄、坟庄、南正、北正、黄元井等大队。我到了北正大队。北正大队是个富裕村，还有村办石渣厂，每年都提前一年上交公粮、税赋，旧时俗称“上打租”。大队民风和环境都很好，不像有的大队比较艰苦，工作期间有时我招呼在穷村的同学，借口外调来吃顿饱饭。我们男工作队员住在老支书赵德顺家，我们吃派饭，参加农业劳动，访贫问苦，扎根串连，调查研究，每天都要开各种会议。工作依据文件很多，有“前十条”“后十条”“二十三条”，也没发现大的“四不清”问题。总之是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社教中，我真实感受到广大劳动人民的勤劳、朴实、忠诚，是他们支撑着我们的国家。作为一名大学生，在阶级感情、阶级觉悟上发生了质的变化。1966年6月“文革”如火如荼，中断了农村社教，返回学校。后来，我们曾两次组织文艺宣传队重返房山，深入山区农村，深入驻军连队，宣传毛泽东思想。

回到学校立刻投入到“文革”的“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中，社会上的每一个动向都及时反映到学校中。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文革”大军，对给他戴上红卫兵袖章的中学生宋彬彬说：不要文质彬彬，要武吗！下面很快就出现了改名风潮。一班有一位同学叫秀芝，多么富于中国传统的名字，是否觉得太柔弱，干脆改叫“钢”。我班的建华出于对老红军父亲的感情，改名叫“建军”，毕业后他真的参加了解放军。同学刘伟林的名字是非改不可的，当时最大的“走资派”刘怎么能伟过副统帅林呢？改叫“林伟”吧！可后来，林又折戟沉沙，又怎么改呢？想来想去还是父母给的名字好。还有改出身的，有主动的，也有被动的。一位工人的女儿变成了地主家的小姐；一位小业主的后代变成了工人的接班人。其实不管名字如何，不管家庭出身是什么，在我们的心中，他还是他，她也还是她。

北正工作队合影（前排左一是作者，左三是工作队长、新华社高级记者高洁，也是我的入党联系人）

文艺宣传队下乡归来，颐和园留影，留下时代的印记

随着“文革”的深入，“四大”的全面开展，出现了不同组织，同学间对问题的认识也存在不同的观点，也有过辩论，由于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没有影响同学之间的友谊。我们始终是同窗好友，即使多年以后，我们仍保持交往，经常相聚，畅谈人生，友谊常在。

尽管上了大学，其实我们仍是一群单纯、幼稚的青年，童心未泯，有时也会做出一些顽皮的恶作剧。记得一年三八节到来之际，男同学提出要有所表示。我们给女同学写了一封祝贺信，友好之心却在女同学中引起了不满，怎么把我们这些女生推入妇女行列。结果我们做了好多疏导工作，才平复了女生们的年轻心灵。还记得一位同室，晚上去会女友经常晚归，其他人就在他的被窝里放一把扫床笤帚，他回来不敢开灯，一钻被窝吓了一跳，用来警告他别回来太晚影响大家，可这一招没起作用。忘记了是同室的哪位“高人”，买了两块臭豆腐，抹在了晚归同室床铺的两头，等他半夜悄悄归来时，床铺两头的恶臭，使他两头调头，这时我们再也忍耐不住，打开灯，大家前仰后合，笑破了肚皮，这种顽劣没有恶意，反而增进了大家的感情。他从此转为公开，与女友正常交往，时常征求我们的意见，成全了一对好姻缘。如果没有“文革”，在学校成就不了那么多的好姻缘。

2009年靳道知（前右三）、曹毅（前右五）、莫逢娜（前右七）从美国归来后，在京留影

我们是67届毕业生，因“文革”1968年才正式分配工作。此期间交往较多的老师有姚民强、刘荷、关美梅、肖金林、李月光、韩铁成，他们也同前面提到的领导、老师一样，指导我们成长，永远是我们难忘的师长。

对于毕业分配，个人打算似乎很少，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我们的主导思想。当时国家包分配工作。袁祥音主动要求到了最远的新疆，白达成、王德章、尹敷、陈祯等到了内蒙古，潘松龄、陈蔚森到了青海，沙建华去了四川，我和孟昭栋、杨致卿、徐中原则去了甘肃，也有去浙江、福建的，他们是卫敬国、李倩倩，还有部分没有直接分配单位的，如刘振海、孙肖鹏去了山西部队农场。总之，原来为首都建设培养的人才，纳入了全国统一分配的计划。

曾经同班的还有吕淑芝、许丽华、陈雪英、王湘生、许世宁、李芳忠、李全吉，我的记忆中，他们都有各自的故事。

毕业分配后，大家走向社会，各自在不同岗位工作，都建立了自己家庭，创造出自己的业绩。

随记忆之舟穿越回来，如今我们都已进入古稀之年，永远留在记忆里的是大学生活，因为我们的人生成长从这里起步。幻想着如果能回到那个年华多好呀！只好寄希望于在校的学弟、学妹们，一定要珍惜在校时光，如饥似渴地学习，拼命实践，探求真理，强健体魄和心理，融洽师生、同窗友谊，因为你们是国家的未来，是国家未来的学者、教授、高科技人才；是国家未来的管理者、部长、总理；是未来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知名人士；是未来世界财富的创造者。以实实在在的成果，不辜负改革开放的大好时代，感恩于党和国家对教育的倾注投入，不辜负学校创造的一切教学条件，感恩于师长们的精心呵护和培养。如有可能，担任一些社会工作或参加一些志愿者的社团活动，它有助于提高自己的统筹和组织能力；如有可能，培养一项业余爱好或技艺，它可以丰富自己生活内容，陶冶高尚情操。总之，珍惜这几年以后再不会有的时光，不应虚度年华，不应碌碌无为。期盼在主流媒体和《校友通讯》上能经常看到你们的好消息。

刘克昌，1962年至1968年在北工大学习。毕业后，先后供职于甘肃省建设总公司、燃料化学工业部、石油部、中央军委办公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