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大改变了我的命运

6165班　高升

我出生在北京郊区，朝阳区平房乡亮马厂村，距城里不远，和工大在一个区。

我家是贫农，兄妹五人，我是老大。那时农村还十分贫穷落后，父亲对于我上学并不十分乐意。刚解放不久，上了两年私塾，后来考上黄杉木店初小。高小要到十来里地的平房小学去上，每天往返要走十多里地不说，还要穿过第二人民公墓，特别是夏天，走在玉米地里，可瘆人了。上小学时，要帮家里做农务。我本家大爷有不少线装的武侠小说，像“大、小五义”、《施公案》、《彭公案》……我借了看，一边帮妈妈推碾子一边看。我爸看见了说：“你成天看，是顶吃呀，还是顶喝？”要不是看在是大爷书的面上，早就抢过来撕了。1958年高小毕业后，我考上了北京市第十七中学，父亲也就不管我了。

那时，我们一家人都住在一间房里，睡在土炕上。等弟弟妹妹都睡了，我才能在墙柜上，小煤油灯下做作业。初中毕业了，班主任老师动员我上师范学校，说：“师范学校管吃管住，这样就不困难了。”我坚持要上高中，我说：“我可不想当老师。”在六个初中班里，我是班里最小、最淘气的，多次气得数学老师、生物老师没法上课，因此我最不爱当老师。在我初中毕业时，学校有了高中班，由于我的学习不错，被保送进了高中班。

1959年，农村吃大食堂，但不能随便吃，按人头分份，每天的粮食越来越少。放学后，要到村东头去打饭，定时定量，家家都分份吃。每个人一个多棒子面窝头，或一小碗饭。十六七岁的毛头小伙子，那点儿饭还不够塞牙缝的。高一的第二学期冬天，村里各家的白薯秧吃光了，能吃的都没了，榆树被剥了皮，我家最后找到了像干柴火似的辣椒秧。辣椒秧上的干叶子早就掉没了，用水煮半天还和干草一样。我就用饭盒装一把煮好的辣椒秧，再浇一勺咸菜汤，把自己那份小窝头，捻成不能再碎的细粒儿，撒在上面，这就是我要带的午饭。中午吃饭时，闻到别的同学带饭的香味，打心眼儿里往外馋。吃完午饭下午上课时，坐在座位上，笔杆挺直，嘴里好像只有出气没有进气了，脸色蜡黄蜡黄的。班主任是城里未婚的女青年，看到我这模样，有点害怕，又有点怜悯，就带我找校外的中医大夫看病。老中医号完脉说：“这孩子没病，缺嘴，草吃多了，消化不了，存下了。吃点粮食就能顶下来！”回到学校老师给我半个馒头，吃了馒头感觉好多了，那时能吃饱就是最好的药啦！

好容易熬到1960年的春天，每天放学都不走正经的路，而走在庄稼地里，瞪圆了眼睛，寻找野菜。只要见到一颗绿绿的，就好像发现宝贝似的，小心翼翼地连根拔出来，放在饭盒里，拿回家和份饭拌在一起吃，总算多了一点能吃的呀！柳树刚发芽，我和我爸一起把捋下的柳芽煮了拌米饭吃，不想太苦了，不仅没多吃，还损失了一些米饭。后来爷俩又把煮好的柳芽，用水泡上一夜再吃，好吃多了，这样又找到一种能吃的、解饱的好东西！

那时点灯用的煤油是凭购货本供应，每户每月二两。晚上，只有全家都睡觉了，我才有地方点着小煤油灯做作业、看书。这二两煤油实在不够我点的。那时爸爸不仅是种地好手，而且人缘好，生产队就派他跟着拖拉机翻地。爸爸看到拖拉机在加油时，油经常流在地上，冬天地上冻了就存在地面上，第二天父亲就把流在地上的油（机柴油）全舀在旧茶壶里，回到家找瓶装起来。这可真是宝贝啊！晚上，我有油点灯了！可以多看会儿书了！那时候的书，质地又黄又粗，点这种混合油的灯，又冒黑烟，又爆花。油是掺混的，舀油时，又有泥又有水，一点就噼啪噼啪乱爆，乱溅油点，本来又黑又黄的书和作业本更花得认不出字来了。做一晚上作业，不仅熏得脑袋又晕又涨，鼻孔下也长出了两撮“日本小胡子”。

到了高一期末，学校决定免去农村学生的一切社会工作，免上体育课，连值日扫地全都免除了，为的是减少体力消耗。即便这样，这些来自农村的孩子的身体还是不行，身体浮肿，脸肿的眼睛成一条线，上课看不清黑板，有的上课时就晕倒了，课堂因此常受到影响。最后学校党支部报请朝阳区教育局批准，为确保十七中学首批高中毕业生的质量，决定所有农村孩子住校，把农村的粮食定量换成粮票，不管在家多少，男生补到每月34斤，女生补到32斤。就这样我住校了，第一次在电灯（管灯）下看书，做作业！每顿可吃上两个纯粮食的、香喷喷的大白面馒头了。虽然每天每顿都要算计粮票，但吃的是粮食，不是草了！

我的学习劲头更足了！农村来的孩子都决心要为学校争光，打响高考第一炮！班级活动也恢复了正常。

说真的，高考报名时，对大学我一点都不了解，不知道有多少所大学，不知道什么叫系，什么叫专业。恍恍惚惚觉得工业要自动化，这就是发展方向，就报了北工大自动控制专业和土建系。当时，天真地认为，土建系要会画画儿，会美术。老师让我报土建系，我还说：“反正都不懂，老师让怎么报就怎么报。”还特意在报考志愿书上写“服从分配”几个字。

我们是北京第十七中学首批高中毕业生，学校从我们入学时就倾注了全部心血，到高考这两天，全校停课放假，抽调低年级的班干部做服务人员，随时准备送水、送毛巾；考场周边全部由服务人员围起来，不许任何人接近，不许在附近做任何事情，不许发出任何声响……。我们就是在全体老师和同学们的呵护下、期盼下，进行的高考。

高考完后，放假了。我和两个好朋友，坐在学校南面的铁路桥上，算了一天的分数，觉得没有希望，只能回农村干活了。当时生产队还不许回去干活，不许挣工分，要等生产队正式开会批准，确定每天的工分数，才能正式下地干活。我只好每天挑着自己做的三角形架子，到地边、沟边割青草卖给队里喂牲口。每送一挑过称，给一张条，一分八厘一斤。每天要割三四挑，草越割越少，越割离家越远，上午两挑，下午一挑，晚饭后天凉快了还去。

那年的8月20日，割草回来，快到家门口时，碰到一邮递员，问我：“有个叫高升的你认识吗？住哪儿？”我说：“我就是。”“这儿有你一封信。”我想除了村里和学校，哪儿都没去过，除了念书的同学，谁也不认识，哪儿来的信呢？我接过信一看，落款是“北京工业大学招生办公室”，打开一看，是录取通知书。我被录取为土建系给水排水专业，我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我把通知书和信封仔细看了又看，没错，是北工大录取通知书！我终于考上大学了！我是大学生了！

爸妈干活回来，我把考上大学的事情告诉他们。他们平淡地说：“考上了，要交多少钱啊？”我赶紧说：“书本费和伙食费是12块钱，我割草快够了，您再给添点就差不多了。”

这年，我们班的录取率是87％，没考上的二次录取去了外地大学。

这年，我们村（全是十七中的）共考上三个大学生，两个工大，一个北大，开创了我们村的首例大学生。

入学不久，我申请的助学金被批准了，一等助学金，每月14．6元，上大学我不缺钱了，能真正吃饱饭了！这14．6元不仅保证了我上学的吃、穿、书本费用，还能帮助家里一点呢，起码家里买盐、买购货本上的油，不用愁了！

大学的生活开始了，这是我人生的里程碑。

由于长久生活在农村，知识面实在浅薄，上基础课时，我感觉十分吃力，特别是电工学，对电的全部知识就是两年前见过、用过的电灯和管灯，什么电压、电流、电阻的知识，就像听天书一样。学校每天安排晚自习时，都有辅导老师到教室辅导。辅导老师几乎是清一色的清华毕业生，辅导时讲得既清楚又耐心；不仅辅导课程的内容，最主要的是教我们如何去思考、去理解，教给我们学习方法。电工学第一学期期末考试得了61分，第二学期抽题口试，这是生平第一次口试，紧张得手发抖。主考老师就是辅导教师谈根林，也许是平时的努力，老师的耐心辅导起了作用，我居然得了满分！哎，总有偶然性吧！

那时，老师认真细致地备课，上好每一堂课，当天还要到晚自习课堂巡视，解答疑难；学生上课时尊重老师的辛勤劳动，全神贯注地听好每分钟内容；下午上完课，全都到操场上锻炼身体，拣自己喜欢的体育项目和器械，或长跑。我们不仅如饥似渴地学习，像海绵一样吸吮着科学知识，还努力锻炼自己的体魄。大学生活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里，也为我后来参加工作奠定了知识和身体的基础。

大学二年级调整专业和班级时，我主动要求到了6165班城市道路和桥梁专业。

进入专业课学习后，充分体现了校风中的务实精神，教学与实践相结合是我们学校最优良的传承。

首先进行专业认识实习。邀请专家介绍全世界的道路和桥梁的发展情况。我国（当时）人均道路，包括乡、县级道路加起来，人均不足0．15公里，远远落后世界平均发展水平，连印度都不如。这大大激发了我们要为祖国道路建设事业奋斗的激情。献身祖国道路建设事业，成了我们共同的信念。老师、专家带领我们参观了各种道路，第一次知道了路的等级分类，路面的分类……参观了多种桥梁的形式结构；第一次看到了北京密云古北口的隧道。这些，为我们今后学习打下了形象概念和感性认识，使我们对道路桥梁专业产生了浓厚兴趣。

大学五年级真刀真枪的毕业设计，使我们在五年里所学到的基础课和专业课的知识融会贯通。

1965年六系宣传组在教学楼前的合影

我们的毕业设计项目是学校从公路管理部门争取到的已立项的工程项目，即门头沟上清水经张家庄到小龙门109国道的一部分。学校为我们配备了蒋璜老教授为总指导，聘请了市政设计院、勘查设计院的工程师做专业指导老师。同学们乘坐学校的大轿车从学校出发，一路上唱着由《我为祖国献石油》改词的《我为祖国修公路》等歌曲，个个精神饱满，充满着革命的激情。车过斋堂就没有路面了，是碎石路，到了上清水，也就是我们设计的起点。此时汽车便在河床上行走，大大的河卵石，车子颠簸使得不少女同学不断地发出尖叫。这样的路，一到雨季就完全中断。汽车又颠又慢，好容易到达了我们的驻地——张家庄。张家庄是一个十分美丽的小山村，背靠大山，村前是一条河流，风景很美。

我们分组住进了租借的老乡家，开始了毕业设计。在和村委会座谈时，村长说：“我们盼着修好公路啊！不丰收盼丰收，丰收了倒发愁，遍山的杏收获了，运不出去，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落在地上、烂了，捡杏核。”这话一直回荡在我的耳边，路太重要了。要想富，先修路啊！

我们的毕业设计从纸上定线、现场勘查选线、测量放线、土石方计算、桥涵设计……全部设计成果将正式上报公路局。

现场踏勘选线，就是在现场把纸上定线的位置，在现场用木桩钉在地上，定下来。全线大部分是滨河线，在河的北岸。到了张家庄，产生了两个方案：走北线将占村里最好的农田，造价低；走南线要修一座桥，走南边山脚下，土方量大，造价高。大家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指导老师决定，对两个方案分别进行直接测量，进行全面比较。

毕业前在颐和园留影

那时，我们自己开火做饭，每天早上吃完早饭，带上午饭——两个馒头一壶开水，背上测量仪器就出发了，直到测量仪器的数字看不清楚才收工。深山初冬很阴冷，不时还飘雪花，吃午饭前，先派一位同学去捡树枝，在坝节下点起一堆火，烤上冻成冰块的馒头和水壶，幸运时能捡到几个核桃，一起放在火堆中烤着吃。每天只有我们一组的五六个同学在一起，几乎没见过行人。由于我们都是刚刚从事测量，经常会读错数字或漏测，在满是荆棘的山坡上，往返几次，衣裤被刮破，手被刺破是家常便饭。测量结束时，不少同学穿破两三双鞋。我的脚磨得长了好几个鸡眼，每人没有一句怨言。晚上要在煤油灯下整理内业，为第二天外业做准备。那时计算的主要工具是算盘和计算尺，珠算拨得噼里啪啦，清脆动听，为了一个数据，有时倒腾到半夜。

山区的生活十分艰苦，开饭时看到我们吃白面馒头，很多小孩都眼巴巴地看着。有时给他们一个馒头，但每人都有自己的粮食定量啊！老乡连咸菜都没有，各家把嫩杏叶淹了一大缸。盐都买不起，淹的杏叶不咸，酸巴巴的。全村只有一口井，在井里打水都要排队。我们住在村里，不少人都不会从井里提水，路又远，挑一担水要两三个人，换着抬。洗澡是不可能的，即便是洗脸、洗脚都得省着用，时间一长，不少同学身上长了虱子，好几位女同学不得不忍心把长辫子剪成短发。

虽然艰苦，但这段生活成了我们终生难忘的记忆！

经过近三个月的努力，我们完成了全部设计。我们的设计被设计院和公路局采纳了。现在这条公路使用几十年了！2009年，我们班十几位同学重游故地，还认出了我们住过的地方，小山村变得比以前富裕多了。驾车行驶在我们亲手设计的处女作道路上，心里充满自豪和快乐感！

大五的最后一个学期，全班分成六个小组，参加道路施工实习。其中一个组，就是到我们设计的这条路上施工实习。我被分到怀柔公路所，到怀柔北八道河参加一条乡级公路的施工。在深山里和测工一起放线，和民工一起掏炮眼、放土炮，爆破土方。1966年“文革”开始后，结束实习，回到了学校。

通过真刀真枪的毕业设计，在施工企业实习，融会贯通了所学的专业知识，为我们今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我更加热爱我们的专业，这是工大务实教学的丰硕成果！

我们61级是工大高考招生的第一批学生。我们入学时，只有四座宿舍楼、一个食堂和一座教学楼。我们既是工大的第一批学生，也是工大校园的建设者，我们栽种了大批树木和花草美化了校园；我们一起挖土修建了游泳池，一起平整学校的操场，使我们有了锻炼的场所。

而第一任校长李晨为工大的发展奠定了明确、坚定的方向。当时，在师资、生源不足的情况下，李校长招贤纳士。许多老师在学术、学业上都有专长，因政审不合格，不能留在优秀高校任教，而被李晨校长招聘到了工大。在我们这批学生中，也有许多人在高考分数线上接近清华、北大的水平，因家庭出身不好，未被清华、北大录取，却被工大录取了，这样保证了生源的学习质量。

作为学生，我和李晨校长没有过个人接触，李校长也不认识我，也不知道有个尊崇他的学生。只觉得校长是一位没有架子、和蔼可亲的领导，一位可敬的长者。有两件事让我对李校长记忆终生难忘。

1962年校运动会后李晨校长（前排右二）和记者组的合影

第一件，每次全校开大会时，他总是把教授请到主席台上。其中有曾给我们上过课的陈铭绍教授、系主任吴华庆教授。后来才知道陈铭绍是九三学社的民主党派人士、水利专家，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吴华庆也是民主党派人士、建筑灯光专家。可以看得出来李校长是很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在全校大会上，针对我们这届学生，因大部分家庭出身不好，多次宣讲党的阶级路线：有成分，不唯成分，重在政治表现。李校长这么做，是在身体力行地贯彻党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就是要把“可以教育好的一代”青年学生，培养教育成有用的人才，可鉴李晨校长为办好工大的教育事业招贤纳士、礼贤下士的一片赤诚。

第二件，就是在我党发表批判苏共修正主义路线的“九评”后，好像四系的一位60级的同学，不同意“九评”的观点，而称赞南斯拉夫的观点。晚饭后，在食堂的路上，我看到校长和一位同学散步，那位同学还很激动，很大声地说什么。我不由地产生了好奇之心，就跟在了后面。走近了，听到那位同学滔滔不绝地大谈对“九评”的不同看法，还说南斯拉夫的做法是正确的。李晨校长心平气和，十分耐心地听。我一听，这不是“反动言论”吗？校长怎么这么有耐心啊！我感到十分惊讶，也使我对李校长顿生敬意，他是在挽救和教育一位青年学生！即使在今天有哪位大学校长能亲自耐心倾听一个反潮流学生滔滔不绝的言论呀！

李校长以实际行动贯彻党的正确路线，是青年学生真正的长者和导师！使我对他充满了敬意。虽然我在我班三十四名学生中是仅有的三名工农子弟之一，在五年正常的大学生活中，还有两年的“文革”特殊时期，我都没有以出身好自居，没有任何优越感。尽管班里部分同学，认为我是地地道道的“土包子”，在我入团问题上多次为难我，在学习、生活上鄙视过我，但“文革”开始后，我从没有报复的想法，更没有报复的行动。当“反动血统论”在学校甚嚣尘上时，我对“反动血统论”充满了不屑，更没有同流合污，没有参与任何抄家、打人的行动。我想：我能这么做，是李晨校长谆谆教导的结果，李晨校长是我做人的榜样。

工大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工大给了我生存的技能，给了我报效祖国、社会的本领。我为有李晨这样的校长而欣慰！为是工大校友而自豪！

高升，1942年5月出生于北京市朝阳区。

1961年考入北京工业大学，1967年毕业于土建系城市道路与桥梁专业，1968年至1970年到部队锻炼，1970年分配到北京市政一公司，2002年退休。

工作期间曾参与北京市三元立交桥、建国门立交桥、菜户营立交桥、四元立交桥、三环路、四环路、五环路等重点道路、桥梁的施工；参与北京使馆区网球场的修建；参与英国、澳大利亚、爱尔兰、苏联（俄罗斯）使馆体育场地的修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