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活点滴事

6415班　尹光宏

1969年春天，学校仅剩下我们64级、65级两个年级的同学，在上级的安排下，参加建设北京东方红炼油厂的大会战。东方红炼油厂简称“东炼”，就是现在的燕山石化的主体工程。工程位于北京房山周口店北面的山沟里，该工程是当时的重点战备工程。中央非常重视，调集了全国的专业建设队伍，如兰州炼油建设集团公司、抚顺炼油建设集团公司，以及北京三建、五建、六建等大型国企分别承担各个工程项目的建设。人大、石油学院、北工大等三所大学的在校学生，作为辅助工人，义务劳动配合各施工单位工作。几平方公里的山沟从人迹罕见到机器轰鸣，从寂静的田园到车水马龙，炸山的炮声绵延不断、震耳欲聋，各单位的高音喇叭里播放着各种捷报、喜讯，到处都是穿着各式各样工作服、戴着各种颜色安全帽的工人，汽车、拖拉机、马车、手推车一起上阵，各有各的高招。那种热气腾腾、你追我赶的场面，几万人同时参与的工程，现在已经很难见到。该工程当时建设速度之快，创造了全国之最、世界奇迹，我有幸为其苦干过五个多月，为之出过力，因而感到自豪。

我们班被分配在北京六建二工地，全班分成许多工种，木工、架子工、混凝土工、瓦工、钢筋工，等等。三至五人一组，分到六建相应的各班组，每人认一个师傅。我和于克祥、刘伯儒、殷大新、许国强等人是架子工（建筑业最危险的工种），我的师傅姓卢，是个五级架子工。我们的工作就是搭架子、拆架子为其他工种服务，有时也独立完成一些工地分配的特殊工作。

架子工用的工具叫钎子棍，和电工工具一样，用一皮套挎在腰间的牛皮带上，走路时在屁股后面一颠一颠的，业内人一看就知你是个架子工。架子工在建筑业是个受人尊重的工种。搭架子的材料当时主要是杉篙、木板和钢筋棍，耗材是8号铅丝（直径很粗的镀锌低碳钢丝）。现在这种架子在建筑业已经被淘汰，改成可以重复使用的二吋钢管和玛钢扣件，工具为双头死扳手。

在工地的第一堂课是安全课，由架子工班里文化最高、又比较年轻的魏师傅、母师傅主讲，分别给我们讲解这个工种要注意的关键问题，以及同伴死伤事故的教训，着实让我们吓了一大跳。

第二天我们就在凉水塔工地开始了架子工的工作，建筑物出了地平面一米高，就需要搭架子了。我们首先和师傅一起扛“杆子”（杉篙）。杉篙每根有7-8米长，大头有将近200毫米粗，每根重量都在五六十斤，要找好重心，才能保证不发生前后忽悠。扛来的杉篙大头朝下放在已经挖好的小坑中，然后立起来，负责绑架子的师傅临时扶一下，暂时不倒。等到站杆够数了，调直了，就能够绑顺水了。这些都是架子工的术语，竖直的起支撑作用的叫站杆，每1．2米至1．5米一根，把一排站杆连接在一起横着的叫顺水，搭在顺水和建筑物砖孔内与顺水垂直的1．5米长的粗钢筋棍叫排木，脚手板叫板子，铺在排木的上面。这个就是脚手架的基本结构，叫单批架子。两排单批架子、板子搭在中间的叫双批架子，还有什么吊架子，井架等。

刚开始扛杉篙还行，年轻、有把子力气，可毕竟一天要扛几十次走几百米，对于从没有干过这么重的体力活的我们已经是极限了，第二天就发现肩膀不行了，肿得不能碰，生疼生疼的。接下来的几天都是扛杉篙、扛板子的工作，大家互相鼓励着咬牙坚持，坚持完成了每天师傅分配的任务。当时的心态是多么想和师傅换换，绑架子比扛杆子轻松多了，起码能解脱一下肩膀的疼痛。师傅们虽然教我们如何绑架子，但始终不肯交出他们心爱的钎子棍。

我们住的是半山坡上的工棚和大通铺。全班的男生和工宣队、军宣队的队员共二十多人都住在一起，好不热闹。吃饭是吃的六建食堂，自己换饭票。这个食堂可能是有补贴吧，比学校吃的好多了。由于环境变了，又不搞运动，和军宣队、工宣队的队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关系紧密了许多，也融洽了许多。每天午休或下班后，大家坐在一起帮工宣队的老师傅卷大炮（用条形纸卷进烟丝做成的烟卷），我们班的不少男生也就是在那个时期学会了抽烟。轮休时和军宣队的小高一起爬山、摘野果、诉家常，听他讲述在抗美援越战场的故事。生活艰苦、干活劳累，却也还愉快。

我们几所学校学生穿的全是蓝色的再生布工作服，有一毫米多厚，夏天穿着在太阳底下干活，还要系住安全带，那叫一个热。每天下班后的衣服都湿透了，第二天也干不了，上面印的全是汗碱，馊味更是别提了。每天上班时大家都不由地唱起电影《十字街头》的插曲，“浪里格朗，浪里格朗，穿上我那破衣裳……”就走了，充满了无奈和革命乐观主义。

因为我们的衣服和其他高校的衣服一样，各单位也分不清我们是哪个单位的，也让我们占了些小便宜。夏天各单位都有防暑降温的保健饮品，有绿豆汤、盐汽水、酸梅汤等，师傅们只能喝自己单位的，我们凭这身工作服，想喝哪里的就喝哪里的，哪里的好喝就去哪里喝，有时也给我们的师傅弄点。

时间久了，我们的肩膀也练出来了，胆子也越练越大。一个多月后，我们已经不光是扛杆子了，还能上架子绑架子了。师傅们找来他们先前淘汰的钎子棍给我们用，我们也挎在腰间显得更加神气了。再到后来，像老一点的卢师傅等五、六级工，干脆就不上架子了，我们在上面绑架子，他们在下面扛杉篙，递杉篙。原因可能是：一是看我们已经能够干了、放心了；二是他们宁可受累也不愿意冒险了，毕竟岁数大了，又都拉家带口的。

我们碰到了一件事，就是凉水塔基本完成后，外架子都拆了，下面的一个部位要返工，需要搭一部吊架子。从什么都没有，到在半空中形成一个能上下人干活的架子，总得有第一根水平的杆子（杉篙），要伸出去三到四米作为基础，在这根杆的前部向下绑一根，这第一根杆让谁去爬？这是最难、最危险的。我们以为要年轻力壮的上去，结果大出所料，班里最老的约五十岁的六级架子工上去了，其余人打下手。

我们不得其解，问了魏师傅：“你为什么不上，而让老师傅上，得有点尊师的表现吧！”他说；“这是行规，一伙人干活，最难的、最危险的活儿，谁级别高谁上，若出工伤得到补助都比级别低的多，没有人打破这个行规。”至于一般的苦累没危险的活，老师傅是可干可不干，动动嘴年轻人就干了。我这才明白，各行各业都有规矩，千百年留下来的，要改也不是容易的事。

人的胆量是练出来的，实际上“怕”就是一个心理作用，克服了就好了。开始我们几个人在高空240毫米宽的墙上走时，全是挪步不敢迈步，下面3米处还有一层安全网，师傅们都扛着杉篙、板子向前看，从容不迫地走。我们怎么就不敢呢？形势所逼，不走不成，于是就咬牙走，有了第一回就增加了一分胆量，以后走一回就熟练了一回，逐步就克服了心理障碍。其实只要没有心理障碍，240毫米宽的墙，走直线迈大步实际上是最安全的，你越害怕越走不直。后来扛着板子、杉篙走，一点都不在话下。有时倒板子的活儿（就是将全部脚手板升高一层），师傅关照一句话，我们几个就给干了。干这种是要注意不能踩探头板，如果踩上了，就会造成板子重心改变，连人带板翻下去。拆架子比搭架子要危险，架子越绑越结实，拆架子则越拆越晃悠，搞不好前后次序，就会出危险，这里面学问也多了去了。我们几个人几个月来，虽然有踩过探头板的、有钉子扎了脚的、有板子倒了差点砸着的经历，但都有惊无险。

五个多月的时间，我们练就成了一名初级的架子工，是值得骄傲的，师傅们都觉得我们起了不小的作用，改变了他们对大学生的看法。唯一遗憾的是没有学会拔杆子，拔杆子是绑高处的架子，向上输送杉篙的方法。五六个人分别站在各层架子顺水的同一位置上，同时用臂弯和腿弯将杆子夹住，又同时向上送、又夹住的过程，要喊着号子、齐心合力、动作协同，到了上边用脚一踢就横过来了，绑成顺水或垂直接成站杆。这一过程很是壮观，一般有拔杆子的时候，其他工种工人都放下手中工作过来观看，这也是架子工最为露脸和辉煌的时刻。

9月末，当我们还惦记梨子、栗子成熟的季节时，突然接到了上级的指令，全部撤离工地，开始了人员大疏散。至此，结束了五个月架子工的生活。这段经历一生中都是刻骨铭心的、难以忘怀的，也是我一生中的宝贵财富。现在回忆起我们经历的磨难，感觉是一种宝贵财富，它给了我们身体和精神的、作风的无形资产，给了我们各行各业的书本上学不到的专业知识，使得我们后来在工作中能如鱼得水、有所作为，直到现在也无怨无悔。

1969年是不平凡的一年。3月爆发了珍宝岛事件，中苏关系急剧恶化，摩擦不断。国内全面做着战争准备，全民备战、深挖洞、广积粮、家家窗户都贴上了防止玻璃碎裂扎人的米字形的纸条。战争马上就要爆发的气氛，越来越浓。

10月根据当时中央的一号命令，进行了大规模的人口疏散。大学生被当作重点保护对象，每个人都验了血型，并把血型章盖在学生证上。“十一”过后立即开始了疏散。第一批疏散的范围主要是大专院校，中央所属的院校纷纷迁往外地，我们北京所属的学校迁往本市郊区。北工大被安排到怀柔县，以系为单位分散在几个公社，以班为单位分散到各个大队和村。我们一系都在城关公社，我们班在唐自口村。由于情况紧急，学校和公社、村里都没有任何准备，真像三四十年代共产党八路军进村的情况，队伍到了选好房，记得当时没有讲条件的，也没有说三道四的，完全服从工宣队、军宣队的领导。

我和于克祥、殷大新、程尧海被分派到赵愉祥家，房东赵榆祥当时十九岁，他父亲在庙城的一个鞋厂做厨师，母亲在家做家务，他的弟弟十六岁初中刚毕业，也参加队里的劳动。我们班的九名女同学住在离我们很近的一个大婶家，她们占了两间大房，房东娘儿仨住的小房。就这样，同学们以及工宣队、军宣队的领导都分别安顿了下来。那个年代民风朴实、大公无私，没有一点铜臭气。没有人问我们要住多久，给不给补贴工分。由于信息的落后，他们当时都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到那里去。

怀柔的10月要比城里冷一些，冬天似乎也来得早。虽然都已经住下，可摆在领导和我们面前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过冬的问题。北方农村一般都是烧热炕取暖，没有专门取暖的设施。白天做饭时烧些柴火，其热量除去能做熟饭以外，烟火在炕的内部几经周转后才从烟囱排出，这样利用余热加热了土炕的土砖坯。土砖坯热容量相当大，一旦被加热很久都不会凉，这就是农家的暖气，几千年祖先留下的遗产，传了一代又一代。

1969年那个不富裕的年代，农民干活挣的工分，一天下来只有几毛钱，烧的柴火对于怀柔的东南部平原来说更是紧张，除去队里分一点玉米秸、稻草外，全靠自己解决。能买煤烧煤的家庭几乎没有，全靠社员捡些树枝、茅草和攒些其他能烧的东西，勉强过冬。

学校深知农民的困难，不能要求房东为我们烧炕取暖，就从市场为我们每一户购置了炉子和烟筒，还必须要解决的是柴和煤。工宣队决定自己打柴，挑选各班身体棒的同学去怀柔的北部山区打柴，此时大家都积极报名争取，谁也不甘落后，最后我们班是齐东伟和林延森同学入选，就像战争时被选上了主攻先锋队一样，无比光荣，也无比艰辛。他们去慕田峪长城一带打柴，一周后凯旋归来。对于没有真正吃过苦的学生来说，他们的苦和累是可想而知的，大家除去感谢还能说什么呢！

柴的问题就是这样解决了，煤的问题呢？学校决定让各班买煤，怀柔最近的卖煤的地方在庙城，离我们唐自口村有七里多的路。我们和生产大队协商借大车拉煤，由于大队仅有的几匹牲畜，白天干活都累了，需要休息，我们只能晚上用车，不能用牲畜。吃过晚饭我们全班都去了，有二十多人，没有一个人拉过大车。当时，我们二十多岁，每个人都有着一股革命热情，年轻胆大，自信不怕，深信没有困难能难住我们。粗粗的车把高高地翘着，必须有高个的同学跳起来将车把压下，我自告奋勇的承担了这个任务，因为我是我们班的第二高度，于是我就在驾辕的岗位上开始了拉煤的行程。女生和其他同学负责拉套，每条绳子后排满了人，大家有说有笑地拉着空车，奔向庙城的煤场。

当时从县城到杨宋各庄仅有一条四级石渣公路，没有路灯，也没有过往的车辆，我们一路畅行无阻。在煤场装了满满一车的煤末子，足有三吨多重，开始往回返了，这回真是要劲了。大家喊着口号，卖力地拉着。皓月当空，繁星似锦，天气不冷不热，真是一个令人陶醉的富有诗意的夜晚，却没有人能去在意、去享受。刚离开煤场不久，一个小坑一颠，重心改变，我被架到了半空，原来重车的辕不是那么好驾的，谁让咱没有马和骡子的体重呢！几个人费了半天力气才将车辕压了下来。于是我提出，让向可明同学（她是我们班最小最轻的）不要拉套了，上车坐在车的前部当配重，这样避免再次打天秤。一路上歌声不断，还夹杂着一些开玩笑的话，虽然很累，却充满了快乐。晚上10点多了，到了村里卸了煤还了车，我们才回去休息。

第二天开始分煤，大家用独轮车，装好各自的煤回到住处。煤末子是不能直接烧的，还有一道工序就是做成煤球。我和殷大新、程尧海都是老北京人，从小到处玩的时候就都去过煤场，看见过摇煤球的，哪知道居然用上了，要自己摇煤球了。我们这个家是全班公认生活能力、动手能力最强的组合。我们首先找来了黄土掺到煤末中，浇水混合成煤泥，摊成有一寸多厚的饼状，用铁锹剁成小块，放入一个平底的筛子里，筛子下面中间放一个花盆，蹲在地上张开双臂，让方形的小块在筛子里滚起来，一会儿就变成了圆圆的煤球了。摇好后均匀放在太阳地里晾晒，晾干后便大功告成。

我们将摇煤球的经验告诉了大家，他们嫌麻烦都没有采用，凑合着摊些煤茧（煤泥摊成饼划成方块），也将就了。安上炉子烟筒，并将老乡的窗户纸撕破一角，安上自制的风斗预防煤气中毒。

第一次生火点炉子，要等待命令。这天终于来到了，大家齐心合力、各显神通找来废纸，劈好柴火，房东还拿来了平日都不舍得用的棒子芯为我们引火，添上煤后急切地盼望煤球快快烧起来。一次又一次地打开炉盖看，你看后我还要看，差不多一个小时，呼呼的火苗直向上窜，小屋立刻温暖如春。大家高兴极了，分别奔走串门，一方面显示一下，另一方面也窥探一下别的同学，那种心态妙不可言。

有了炉子，我们的邪门歪道又来了，除去随时有开水用，自己也有条件做些吃的了。开始只是烤个馒头、玉米什么的，后来发展到抓鱼吃。我们发现晚上用手电的强光一照，鱼就不动了，伸手就能抓到，于是晚间偷偷地出去，在稻田边的垄沟里抓到了不少的鲫鱼，放在盆里养几天，等到多了就做一回。偶尔抓到红鲤鱼，就放在房东的水缸里养，能活特别长的时间，好像是到我们离开他家时这鱼还活着，可能也是我们与愉祥家的缘分。此后的几个月学校专门有人负责后勤，用汽车拉煤，分给大家，再后来从市内直接拉煤球，我们也就无缘再锻炼了。碎了的煤末我们随时做成煤茧，搭着烧了。就这样渡过了1969年秋到1970年春在怀柔的岁月。

1970年1月的一天凌晨，气温零下18度，在北京郊区也算是数得着的大冷天。北京怀柔县城关公社唐自口大队的场院里一系6415班的全体同学集合完毕，今天要在工宣队和军宣队的组织领导下，随系里一起行军到三十公里外的顺义县焦庄户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那时还没有“拉练”一词，实际上就是一次长途拉练。那个年代有一双合脚的胶鞋就算不错了，根本不用做任何准备。

那天天气实在太冷，我们都带了一个口罩，刚走了没多远，大家你我一看就都笑了，因为戴了口罩，出气向上，所以眼毛、眉毛、头发的刘海全是白的了。军事化的训练，对于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我们来说，一点也不陌生，一路上按照解放军的习惯，行军、唱歌、喊口号。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行军，我们来到了潮白河边，那段河远离乡镇因而没有桥。一辆我校的南京小卡车也应约来到河边，这辆车是准备用来当船用的，因为河水不深，组织者想让我们乘车，然后让车涉水过河，这样分期分批渡过潮白河，继续我们的拉练。没有想到的是，此车将第一批人载到河中间，就走错了路线陷进了流沙中，动弹不得。工宣队的一位领导还真勇敢，第一个脱掉鞋袜下水来到车边，想站在车的脚踏板上指挥车上的人下来推车。他哪里想到那是零下18度啊，他的脚一沾脚踏板就粘上了，一移动血就下来了，整个一层皮粘在这脚踏板的钢板上了。这时，大家一下都明白了，靠这种方法过河是无论如何不行了。这时另一位领导对大家说：“同学们！大家都看见了，我们现在遇到了困难，怎么办？”同学们中不少人喊：“我们淌过去”，“这点困难吓不倒我们”。于是大家开始脱鞋脱袜子。这一情景真像戏剧电影中的场面。

我回头四下一扫，我们班有几个女生没有动作，露出非常为难的表情，大家意识到她们可能真的由于身体原因不能蹚水，而这形势逼人又难言退缩，真是为难极了。这时有人说了一句，男生背女生过河，我也毫不犹豫就对身边一个女生说：“来，我背你。”她没有推辞。回头一看，不少女生都让男生背了，也有几个女生自己开始蹚河。河水不深，水里也觉不出特凉，只是深一脚浅一脚，脚下的石子总在动，老是走不稳，挽到膝盖上面的裤腿褪了下来，一时谁也顾不上了，等到上岸，整条裤子全湿了。

跟我们过不去的是地形，河被中间的河心岛分成两段，淌过前一段后，本想接着走几步再下水，哪知道一只脚刚一接触地面就被冻上了小石子，由于身上还背了个人，这个重量让脚硌死了、疼极了，根本没法走。赶紧坐下来，也顾不上脚上是否干净，赶紧穿上了鞋，到了那条河边上再脱鞋下水。终于淌到了对岸，男生都一屁股坐在河边的冰面上赶紧穿袜子穿鞋，女生们眼含热泪，发自内心的感激难以言表，好像此时没有人说话。我背的女生竟然要拿自己带的毛围巾给我擦脚，真是令人感动，我当然不能接受，胡乱穿上鞋就集合出发了。

队伍继续前进，除去整齐的脚步声外，冻硬的裤腿迈步时发出的嚓嚓声也不绝于耳。大家不再喊口号，也没有了歌声，好像都在回忆刚刚发生的一切，也像是高峰过后的休整，总之大家都盼望早点到达目的地，处理一下狼狈的身躯。队伍从此一帆风顺，经过了木林镇、龙湾屯乡，到达了著名的焦庄户地道战遗址。吃过带来的午餐后，参观了地道战遗址，进行了步枪实弹打靶。完成了预定的程序，我们从原道返回了。

这次工宣队、军宣队没有再强调排队行军，因为有人体力不支了，走着走着队伍就散了，大家三五成群地走着，有说有笑。毕竟是没有经受过锻炼，来回近九十里路的拉练就拖垮了队伍，大部分人的脚上都打了泡，忍着疼痛往回走。好在卡车已经被拖拉机拖出来了，司机们选择了一条可靠的路线，帮我们渡河，使我们免受了第二次涉水之苦。

回到家（我们住的老乡家），都一头倒下，谁也不想再动了，大家用被子或枕头把脚垫高，这样血液回流快一些，此时，没有比躺着更舒服的了。吃晚饭的时间到了，其实也都很饿了，但又实在不愿动弹，你推我我推你去打饭，最后，脚上没打泡的去给大家打了些饭，此时走到食堂的一里路如同十里路一般。

四十五年前的这一幕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特殊的时间、特殊的环境给了我们特殊的历练，对于我们当初的青年人来说也许不是一件坏事，对于我们今天已经是年逾古稀的老人来说，在聚会时每次都能提起，并当成了一个美好的回忆，也是一大乐事。

1970年春季以后国际形势好转。7月份接到上级通知，回到学校，开始了毕业分配工作。八个多月的农村生活让我们学到了许多。每天我们除去开会、学习、搞运动清查“五一六分子”外，就是参加农业劳动，如收稻子、插秧、用鞋底抽蚂蟥，全都经历过。业余时间我们帮助老乡种自留地、放羊、喂猪。那时家中人口多尤其是男孩多的，粮食都不够吃，我们就把结余的粮票送给了他们。我每次回北京，房东大娘总是给我们准备鸡蛋、黏高粱面等，让我们带给家人。和房东的这段感情一生都难以忘怀，毕业后一直通信，也多次去探望。90年代初我们班部分同学还一起专程到怀柔看望了我们的老乡和房东。每当我回忆起那段在农村的生活以及住在一起朝夕相处的同学，都感慨万分。

1969年的经历令人难忘，我们虽然没有当过兵、插过队、去过兵团，但是我们也有过八个多月农村生活的经历，五个月在东方红炼油厂当架子工的磨练，还有淘粪、当售票员、长途拉练等各种社会实践活动。我们这一代大学生，不输给任何人。就在刚参加工作后工厂组织的拉练中，我会推独轮车、会用扁担钩着水桶在井内打水，会盘灶支行军锅，能做炊事班的所有工作，秒杀一起去的老工人、复员军人和刚毕业的中专、初中毕业生，让人对我们这几届的大学生另眼相看。这一切真的要感谢多事的1969年。

尹光宏，1946年2月生于北京，中共党员，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原北京工业大学机械系6415班学生，1970年分配到北京第二通用机械厂（该厂依次改名和隶属关系为北京重型机器厂、首钢通用机械厂）。历任车间机械员、设备组组长、分厂副厂长、总厂副厂长；高级工程师。1995年调入北京市机电研究院任副处长；北京机电院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事业部经理、基建办公室副主任等职。

2006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