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件事始终让我心里不适，就是年前我因为绿十字财务压力太大，给马黎部长写过一封信，批评政府在绿十字资金支持上不积极，在用词、用语上想想还是非常不适，我想马部长也会不适的。
现在想想，马部长也罢，余书记也罢，为了“五山模式”已经做了非常大的努力，这也是我在从事NGO工作以来给予最大支持的领导了。我真是一个感性的人，这一点很不好，为此我心里一直不安。嘿!不说了，遇事还是要豁达一点，要常常提醒自己，还要经常与朋友商议、交流。有什么样的领导，就有什么样的组织。如果绿十字像我，那也太可怕了!
余书记应该是宽容的人，我想他们不会把此事放在心上的!
三思而后行，孙君要记住!
今天是新年第一次五山之行，去年底在北大资源大厦讲座之后,我收到余书记的短信:我们之间的交流深深地影响着我将来的工作,谢谢你。
2005年春节之前，余书记说:“今年我们再努力一把，拿下“五山模式”，把《五山茶坛》、《五山日记》、《堰河故事》完成，特别是有马部长和县委周书记的支持，五山一定会有一个好的未来。”
我和堰河村的人都有一个心愿:“日子再过得好一点”。
这次来五山是因为“五山模式”在社会上、在襄樊地区影响越来越大了。但我与余有同感，就是工作做得还不够细、不够扎实，心里总是很虚。我们只做了一点点工作,社会就给了很高的评价，心里过意不去。
从北京到襄樊，我有一个很重要的转变，就是要学会利用政府的形式文明来做NGO的事。NGO一般比较反对政府的口号、标语、形式主义等，我在北京延庆地球村时就因为标语与政府官员吵得很厉害，结果一段时间很别扭。这次我与五山合作，镇党委书记和镇长他们很是认可绿十字的理念，我就在想形式与实践应该怎样结合。
我觉得一些环保组织过于否定政府的工作方式，口号与标语还是有它一定的价值的，它有发动群众、鼓舞人心的作用。于是我回到北京又把原来在地球村用的口号改了一下，交给了余书记。余书记一见就笑了:“好啊，艺术家弄出来的标语就与我们不一样。”
于是在堰河村出现了另一种形式的标语:
我相信只有当人类向自然的索取可以同人类对自然的回馈平衡时，人与自然才能实现和谐。
经济发展靠市场，环境保护靠公民。
我们不仅拥有一条万里长城，我们还要再筑一条生活中的生态长城。
文明人跨越地球表面，他们的足迹所过之处留下一片荒漠。
人类因砍伐第一棵树而走向文明，因砍伐最后一棵树而失去文明!
人类的欲望就是自然的消亡。
环保不分民族，生态没有国界。
善待地球就是善待自己。
把绿色带进21世纪。
与自然重建和谐，与地球重修旧好。
心动不如行动!
追求绿色时尚，拥抱绿色生活。
我们是农业大国，不是农业强国!
生态建设只求“绿”，不求“速”。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一个人与自然共存的地球村!
垃圾混置是垃圾，垃圾分类是资源。
保护自然，保存希望。
用行动呵护家园，用热情浇灌地球。
人类只有一个可生息的村庄——地球，保护环境是每个地球村民的责任。
让环保走进我们的生活!
“知情、明理、参与、持续”。
离开八亿中国农民谈小康是不现实的，离开八亿中国农民说中国就不能称之为中国!
没有今天的“三农”问题，就没有未来的“希望”。
发扬中国农民“勤劳、善良和奉献”的精神!
后来这些标语在这个地区出现了很多，我每看到这些标语就想笑，我笑这是环保者的政治、艺术家的政治。
当地农民常常说，孙老师啊，你知道为什么叫“政治经济学”吗?我笑着摇摇头,农民抽着烟、喝着茶、跷着脚在我面前摆起了龙门阵。他们说，三四十年下来，我们理解中国没有经济，只有政治，中国的政治就是经济，所以叫政治经济学，这叫学问。说完就笑着问我:“懂了吗?”我摇摇头还是不懂。
农民又抽了一口烟说，有了政治(官和权力)才会有钱，不然为什么那么多人想当官啊?有钱了就是经济，这就是政治经济，是一门学问，有钱有势就叫“政治经济学”,有钱没势那叫“经济政治学”，您懂了吗?我笑了，我暗暗称农民厉害。
农民还对中央电视台的新闻做了很形象的比喻:中央电视台的新闻是，前十分钟领导开会，后十分钟形势大好，最后十分钟国外大乱，目的就是告诉大家:中国形势一片大好!
这期间我办了大量各种形式的培训班，有几人漫步，有喝酒吃饭，有闲谈聊天，有一起到天主教堂，有同坐一辆拖拉机，不过，更多的时候是在一起开会。以此给乡村政府、学生、农民、精英人群授课，给他们在精神上扶贫，让他们接受新的思想、新的发展观念。这个工作政府是能接受的，因为政府的大量学习和培训内容很空洞，学员不爱听，可是他们很爱听我讲课。于是我只要有机会就给他们讲课。绿十字在这里是播种,每一个听过我们课的人就是一粒绿色的种子。我也安排北京和上海的专家进入五山，五山在这一段时间所接待的专家和学者，可能是此前100年来的总和。
下午4点多到了五山界内。薛斌开玩笑说:“又到余书记的地盘了。”余说:“哎!不是我的地盘，而是周霁书记的地盘。”说话间车突然慢下来了说:“噢，这村工作做的就是不好!垃圾还没有搞好，真让我生气，看来还是要发火!”
我与薛斌看看地里、田边还好，只有两个塑料袋在飘动。余说，“认识你之后,人的审美发生根本转变，在农村、城市都是见不得垃圾，见到就头痛，也不知咋搞的!”
这次与余书记见面，最大的变化，就是他多次和我谈美国著名观察家布朗写的一本书《B模式》，谈到“京都议定书”，谈到本届政府的绿色GDP和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及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极限最多不会超过6年……
这些书是我们给余书记购买的，也是全世界最前沿的理念。这些理念很快由余书记传给了五山的干部，我们在从不同的渠道传播着绿色的文明。
我非常明显地看到:一个人的变化就是一个政府的变化，一个政府的变化就会影响一个地域的变化，这就是“五山模式”的意义。
5点到镇政府，休息15分钟就赶到“生态茶庄”。没有到茶庄之前，我心里就直打鼓，怕像上次那样给我打击。
来到工地，我眼前一亮，还不错，比我想象要好多了，房子基本按上次说的那样建造，谢天谢地!
我接受上次教训，不要一进工地就发火。施工的老郑和茶庄老板私下说，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吧!我要先表扬一番，明天在表扬的基础上，让他们做一些调整，哈哈，我认为我在工作方法上也有进步了。
5:35赶往黄垭村，去见那位信奉天主教的胡学文。他在床上一躺就是35年，人残心不残，一心为农民说话。路上余书记说:“上午还与市里领导在一起，下午就深入到最底层做工作。你一会儿在北京首都，一会儿又来到偏僻贫穷的山沟，你的工作很有空间感呀!”
在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听完了这个天主教教徒的述说。35年了，他依然健康，眼睛很有神，背板直直的，家里干干净净。特别让我吃惊的是他家有三套明清时期的家具，清清爽爽的靠在三面墙上，正对面是天主教的三幅画，画下有一盒很鲜艳很干净的塑料花……
在回镇的路上，余说:胡学文的35年就是一部中国农民的辛酸史，我们感觉在对待农民问题上，确实犯了很多错误。我们作为基层党组织真的愧对农民啊。1958年大跃进，搞人民公社;1995—2000年的农民税收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我心里一直在想胡学文说的话“我把余书记看成我的再生父母。”话还没有说完,余赶紧站起来，制止胡学文:“你别说这些，我会坐不住，不能说了!”胡学文说:“我也是一个人，一个健康有思想的人，35年没有哪一个领导来看我、关心我，我天天盼日日盼，哪怕看我一眼，没有!35年啊!我13岁就在南河水库上为国家贡献，腰杆子累得吱吱响……1972年4月20日我就再没有起来了……”
胡学文小学文化，卧床35年，思想却没有停止。他没有健康的身体，却有健全的心灵。听听他的心声:游子们快回来吧，生你养你的五山和往日相比，天更蓝、水更清、人更好，茶园风光多姿多娇，旅游胜地分外妖娆，沼气做饭全面铺展，不需燃料干净美观，硬化道路四通八达，环境优美风景如画，百姓安居各得其所。今日五山不是桃源胜似桃源，游子们快回来吧!
车在不停地向前走，我心依然停留在他的家里。余说，农民真纯朴，真可怜。你只要给他一点点，你的心灵就会被震撼，人的良知就会重新被发现和升华。我的天平渐渐倾斜向生我养我的农民。
3月9日下午4点多，县委周书记、李县长、政协主席也来到五山。我正好在堰河村，我们在茶庄与县委书记周霁和县长见过了。周霁一见到我就说:“孙老师，我们又见面了，真的谢谢你为五山带来了一片春天!” 我说:“说谢谢的应该是我，是我有幸遇到了你们!”
在工地上周霁书记说:“我们不仅要建好五山，还要下大力气建好一个‘生态、诚信、和谐’的五山。我们想请你做谷城县的环境顾问，好吗?”
他说:“我非常赞成您说的‘大事要从小事做，从身边做，从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生产方式入手。’而生活方式将决定行为方式和生产方式。所以说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就是改变我们对生活的态度。今天你们倡导的‘五山模式’从垃圾分类开始，这对中国的农村来说就是一场革命，一场心灵的革命。”
余书记说:“‘五山模式’关键是做，在做的过程中还要想，在想的过程中又发现很多问题，在很多问题中再次修正‘五山模式’。‘五山模式’首先是农民接受，没想到他们轻松地接受了，这非常不易。农民比城里人更易接受，现在农民在推动我们全镇的生态文明新村工作，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开启民智和三方合作’的结果”。
吃晚饭时，我们约好明天下午2:30去谷城县考察。应该说推动谷城县的工作，对我来说还很遥远，目的是要继续促使五山镇全镇的垃圾分类工作，确保一镇五村的城乡资源共享、和谐发展的理想蓝图。
我很佩服余对很多问题上独到的观点，同时我也觉得余的自信，说不上是好还是坏。还有马黎的政治影响力和谈笑中成事的魅力。在襄樊的土地上我们是君子之交，又是知音，一切都进行得如此顺利，这些都是我想不到的。
与政府、企业、NGO、农民交流，矛盾和观念差异很大。这是我们NGO需要研究的。
3月15日早晨，我就要回北京了。这次来我还带了一位帮我做文字记录的志愿者孙男。我与周霁书记讨论了谷城近期的规划。就谷城高速路的两端进口再次交流，我们谈得很开心。周霁书记兴奋地说:“你对两端和街景的设想建议太精彩了，非常适合谷城现状。你的设想客观、现实、简单、大方，而且很国际化，太好了!”周书记一连说了三个太好了!
襄樊是我一生中最好的实践场，是绿十字梦想与现实的结合地。闵洪彦、余宝军、周霁、马黎，还有薛斌、袁肖武、王富安、杨光泽……让绿十字走进了五山。
回北京后，收到了好消息，世界银行北京办事处李莉来电话，说我们申报的“五山模式”培训项目批下来了，项目很有创新性、有实践性、有复制性，很难得。去年我申报的项目，给她们印象就很深，她们一直想给我们找资金，可惜都没有找到。今年6月，有一个乡村创新教育项目8万美元，她希望我们能申报，而且很有可能会得到资助。
太好了!虽然只有4500美元，可是对绿十字来说，却是件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事,这是对我们工作和立项的肯定。我赶紧把消息告诉远在瑞士的孙光玥，她开心死了!
4月14日我和封宁一起到张志新阿姨家。我跟阿姨说起“入党救绿十字”的事,我知道张阿姨是个忠诚的共产党员，她对党的信仰我们是无法理解的。阿姨问我们吃饭了吗?封宁说吃了，中午和晚上都吃的萝卜干和豆腐乳。张阿姨又轻轻地问，是不是又没钱发工资了啊?
我笑笑说还好，我喜欢吃萝卜干和豆腐乳。我不能说实话，一说，张阿姨又要给我们掏钱了。张阿姨听了“入党救绿十字”的事，想了想说，好!我做你们的支部书记,这是好事。爱国就是要从党员做起。有钱的温州人，想入党，符合条件就可以，如能接受“爱国从保护资源开始”就是落实胡锦涛总书记的科学发展观，就是可持续发展!
张阿姨一脸的认真严肃，以后不能说“入党救绿十字”，多难听啊，这叫“入党爱国，持续发展”。哎!对啊，还是阿姨觉悟高，好!
为了发展，为了绿十字的发展，申请成立绿十字党支部。
这是中国NGO组织中非常特别的举止，我实在不想做。可是绿十字6月份就没有钱发工资了，对我而言，只要能让绿十字活下来，只要是不做昧良心的事，我只能顾这么多了!
新农村建设严格的说失望大于希望。为什么呢?因为新农村建设的先天不足就是没有新干部!
这几年农民的上访率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升温而提高。农民为什么在这么好的优惠政策下出现不正常的举动呢?就是对干部有意见，就是对干部不信任。
有些地方，农民称干部是“外星人”。这样的干部还很多，在农民家的门前竟然不准出现草垛、菜地，不准晒衣服，不准穿有补丁的衣服，不准养狗、养鸡、养鸭……老房旧村要全部刷白，远远看去像美国白宫。这是什么地方?还是农村吗?这种事只有不了解农村的人才做得出来，只有“外星人”才能说出来。
干部们理解的新农村就是像城市一样，什么都要新的，因为是新农村嘛!在他们眼里，凡是中央提出的20个字之后的都是旧农村，旧农村就是要拆!百年的古建设要拆,古朴的乡村也要拆!自然而秀丽的风光要改造，要做成城市的草坪和花园。农村把真的做成假的，而城市正在逐步把假的做成真的，唉!
我近期不知道参加了多少个新农村的会议，他们最关心的就是中央给了多少钱，说的最多的就是怎样教育新农民，建设新农村。很遗憾的就是从来没有人谈论要教育新干部。
干部好不好，问问农民就知道，就像老师好不好要问学生。我在一次与农民交流的会议上问了30个农民，对干部满意吗?28个农民说干部还不如农民;我又问干部，农民怎样?干部一致说农民需要教育，素质太差。
到底是农民问题还是干部问题，根本没法评说。干部和党员的作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问题是我们做了，可是农民不买账。所以现在的干部在群众中影响非常之差，原因应该很清楚了。
很多媒体和专家问我:“你能用一句话概括出‘五山模式’的成功所在吗?”“新干部!”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当我带着“五山模式”试点的工作经验，再与曾经交往过的领导谈推动小康文明村和新农村建设的合作时，他依然说:“你的想法是好的，但那是不现实的。‘三农问题’还没弄明白，‘五山模式’怎么复制?中央还没有弄明白，我可不敢做，做了会掉帽子的。”
绿十字的理念是客观的，是从实践中来的，是符合中央一号文件中的创新、开拓、客观的原则的。可是绿十字遇到的县、镇、乡、村干部的理念则是陈腐的。
继农村开始建生态文明村、小康示范村之后又开始了新农村建设。怎么建?县、镇、乡、村领导的理解各不相同，但总体上一句话:就是城市化。
在北京昌平区一位领导对我说:“你说的我理解，也知道很好，我支持。可是在北京让农民垃圾分类，不吐痰，不可能，因为他们习惯了。我们在新加坡不敢吐，怕罚款，我觉得那是一个文明的国家。”
我说:“你习惯随地吐痰，请问你在家里吐痰吗?会随手乱扔垃圾吗?”
领导不说话了。
在北京顺义区某村，一个很有历史的百年老村，镇领导指着这个村说:“我准备把这个村全拆了，建一个像北京‘欧典花园’那样的农民别墅村……”
在北京昌平区有一个菩萨鹿村，村书记说:“我们准备招商引资，在村里投上亿的资金建一个甘露园，规模比中山陵还大，里面有佛像、庙、庵。”
我问他:“你们这儿有僧人，有住持吗?”
村书记说一个也没有。
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农办的领导对我说:“你做地球村，我认为不好，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就是应该让人的行为完全自然和自由化，就应该能随便吐痰、丢烟头。地球村总是要限制人的行为，还叫什么自然啊!”我饭没吃完就离开了，因为我觉得我实在是无言以对。
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我认为是在县、乡、村领导的身上。改变他们的观念,就相当于建立起一片绿洲，否则新农村建设依然只是一阵春风，三月来了四月走。培养农民参与的新农村建设，求真务实，从小事做起，做新时代干部，是新时期农村工作的关键。
新农村建设最大的障碍就来自基层的干部，少数干部长期以来一是脱离群众，二是脱离实际，三是脱离市场，不然农民兄弟也不会说他们是“外星人”。
在理念和创新上，干部们还不如在外打工的年轻人，在吃苦和奉献方面不如留在村里的农民。高中生和大学生几乎没有一个人回到村里，而农村唯一的知识群体就是干部。绿十字倡导“开启民智，双向扶贫”，对农民是财力的扶贫，对干部是观念的扶贫。提高干部素质，加深对新农村建设的理解才是新农村建设中最重要的工作，也是最佳选择。所以说没有新干部就没有新农民，没有新农民就没有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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