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在第一栋房子

在襄樊赵建荣老师那儿看到图纸已被天艺茶庄老板尤帮立改到面目全非，最后没法做下去了。马上给镇余书记、闵书记、尤帮立发了一条信息:你们要建最好的绿色建筑，做一个生态艺术品，请你们不要随便改图纸，不然房子就由你们自己设计吧!

我知道我走后他们一定会不停地改，这就像一场观念斗争，是一场观念和审美的磨合!

每做一件事都是对农民的教育。其实他们在观念上认可的还是城市模式，而绿十字推行的是田园式的现代化乡村。

之后，薛斌开车，约上赵建荣一起到五山，来到茶场，我一看他们砌的墙，差一点没气趴下，根本谈不上什么艺术，完全是一个农村最劣质的施工队的“杰作”!我一看就上火，骂开了: 尤帮立建什么破工程?见了村书记又骂: 你不懂不要乱说，你还能比我懂吗?

画不好我可以收起来，不给人看;可盖房子，好不好看，我怎么能收啊?我最怕这样的事，这个房子少说要存在30年，我孙君就会给人家骂30年!我知道结果，可是我不来设计又有谁来设计呢?我真的很无奈。

闵书记见了尤帮立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叫你看着看着，看看这是什么房子啊?这是人干的活吗?” 闵又转过头来对郑工头说:“你脑子怎么长的，砌的这是什么墙?”

红砖要找漂亮的那一面砌，可是你们砌的什么啊?一看就是只为挣钱，不是用心在做事。我又说工头老郑，缝、沟、砖……你就说得好，做得一点都不好!

一个上午都在吵架。工地负责人老郑是本地工程队的工程师，建过很多房子，说我设计的东西好丑，全部就改用红砖了。他表示，清水砖?哪有城市的样子，都是过时的东西，不好!“孙工!”(这是我在五山茶庄的另一个称呼)，老郑说:“这些红砖太不规整，没有一组墙能砌平的，能好看吗?” 我说:“我只看大感觉，不在意局部。你说最后粉刷，用欧式扣件贴一下，漂亮极了，可是你知道这房子5年以后的结果吗?建筑的外面只要贴上瓷砖就注定是次品，那些欧式扣件3年就破落不堪，粉的墙皮东落一块，西丢一块，你没有看到吗?”

我接了一口气又说:“你想想，李宗仁将军在中国的南避暑山庄建的薤山别墅为什么这么多年还是那么好看?明清民居建筑为什么几百年还是那么干净?就是因为用清水墙，门窗边有墙砖围着。我不想只两三年好看，我想十年、二十年、甚至一百年好看,你知道吗?”郑工看了我半天，最后直点头说:“有道理!有道理!”我又说:“再说我还想省一点钱做环境和内装修呢。你想农村盖完房子，屋里一贫如洗，四周垃圾成堆,你说行吗?这不是文明新村。要做得屋里屋外一样好看，卫生干净，将来有钱了我们再装修一下，你说呢?”

“孙工，我知道了，确实我们把钱全用在盖大房子了。其实我们住也用不了这么多房，盖个一百平方，玻璃、门窗、屋前花园、家具就都有了。我知道了，知道了。这房子全部用的是最难看的红砖，这行吗?我有点怕，我怕以后不给我钱，我找谁啊?你到时一拍大腿就走了，我呢?”

我没有说话，拉着老郑的手来到墙面前，操起瓦刀就在砌过的墙上修墙，清掉砖之间的泥，过了半个小时，在场的薛斌，赵建荣老师等都说:“对!对!对!这样就好看多了。”老郑把工地的工人全喊来说:“就按孙工说的这样砌。”他说这很简单，就是费时啊。尤帮立说:“孙老师，你看这一块。”他拉着我来到一面墙面前。嘿!这面墙砌得很好啊，为什么又不砌了呢?

尤老板把手一摊，很生气地说:“原来你定好的全部砌清水墙，砌得很好。领导来说，怎么这样砌呢?你们是在偷工减料，不行，要全部粉墙!村支书也傻眼了，那怎么办啊!孙老师又不在，领导说了还能不听?那就不砌清水墙，瓦工们一听可高兴了。”

每个领导来都会说自己的看法，哪一个都不能得罪。这几个月每三四天就有领导检查，真累、真烦!这些领导为什么就不知道他们的一句话会给下面的人带来多少麻烦啊，真叫人头疼!

第二天上午去茶庄检查施工情况，基本达到我的要求。尤老板来，又继续谈主楼构造。每次谈到房子，我们之间都会发生争吵，再加上老郑总是站在他那边，这就让我觉得很累。

比如说大门吧，总共16间半的房子，他非要做一个5米宽的大门。我说太大了,门占了1/3，门大就显得房子小。老郑说要气派，门就要大。我说:“你们是想突出茶庄还是突出门啊?”尤老板说:“做生意就要做好门，招财进宝。另外，后门不能有窗子,要开了窗户，财气就会跑了。”我一听，吓了一跳，赶紧把后门的窗户堵上了。尤老板脸上露出了笑容。尤老板镶了一颗金牙，一笑那颗牙在阳光下就有光芒，很显眼，那笑容就有种在数钱的感觉。

中午县委组织部陈部长陪市委组织部雷副部长来堰河检查“小康示范村”，为的是要在这儿开现场会。市、各县分管领导及宣传部等近100多人要来这里参观。为了这次检查，也不知有多少领导来做前期准备了。一路上镇领导唉声叹气，叫苦不迭，今天领导叫这样做，明天领导又叫那样做……忙得头都晕。闵书记说他这几个月什么事都做不成，整天陪领导。

晚上我们在一起聊天，镇党委书记说，牢骚归牢骚，晚上还是要组织书记、村长开会，交代明天怎样向领导汇报工作。余宝军说，领导来检查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和支持，就是时间不够用呀，要不然我还想做一些事。

余说这些年来我们投入了不少钱，做了很多工作，可回头看看刚做好的事就落后了，群众又不满意了。可垃圾分类，这是多难的事呀，而绿十字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说服了群众。现在农民自己要求垃圾分类，这就是观念转变了。这些观念比钱重要，也是不能用钱来衡量的，观念比钱更有价值。

“五山项目”得到政府(市、县、镇、村)认可，并很快纳入政府工作计划、村支两委的工作重点。在十个月的时间内，五山镇政府专门下了两次文件，把此项工作提高到比计划生育还要重要的位置。2004年又专门下发了《关于开展垃圾分类处理专项督办的通知》的10号文件。文件中这样写道:督办初步定于10月25日开始，集中一个星期左右时间，逐步对单位、村、组检查。检查结果不仅在全镇通报，而且纳入年终干部考核。我想这也许是中国农村第一次把垃圾分类纳入干部考核制度。

圣人制定法律，聪明的人遵守法律，愚蠢的人违背法律，我与余书记做的就是制定乡村“法律”的圣人。我常常开玩笑说他当镇党委书记可惜了，他笑着谦虚地说:“正好、正好!”

这期间余宝军一直不愿叫“五山模式”。他说“五山模式”是你们NGO或社会的叫法，政府不能叫，我们还是叫“生态文明村或小康村”。我说一个项目应该有它自己特定的名称，就像孙君、余宝军，人们一听就知道是谁。而“生态文明村、小康示范村”是通用名词，全中国的村都能这么叫，这是什么名字啊?余笑笑不说，我也不再说了,于是政府和绿十字各叫各的项目名称。

我与余宝军、闵书记各自代表自己的利益，余是政府的利益，我是NGO的利益,闵是村里的利益，我们之间有时合，有时不合。在不合的时候，我基本是不让步的。

垃圾分类对增加村民的经济收入还是很遥远的，可为什么能在五山迅速推行呢?

我在西湾、下七坪、黄垭、田河、堰河进行户访，问他们怎样看待村里搞垃圾分类。村民回答得都很简单，这是好事呀!原来村里很脏，到处是垃圾，门前门后、田间地头无处不见。现在好了，到处干干净净，比城里还干净。他们看到堰河村那么干净,都很羡慕，真希望他们村也能和堰河村一样。村民不停地给村干部压力，村干部也开始考虑本村的发展了。

我在陪一些记者来堰河采访时正遇上李大爷，他见我来了，就一定要我们去家里坐一下，我笑着答应了。

我们跟着到他家，他从墙角拿了把椅子放到离我们较远的地方，我笑了笑，又把椅子移到离他很近的地方坐下。其实生活中农民的感情是很细腻的，他觉得我们是专家和学者，与我们有距离，所以他很自觉地把椅子放远。当我又把椅子移近的时候，他的眼睛是笑眯眯的，会觉得我们是他们的一员。

他烟头在地上按了按，看看确实灭了，才走到屋外，把烟头放进七八米远的垃圾桶里。在场的记者看着这个细节一句话都没说，回到住处才对我说，这才是真实生活中的文明!

在堰河村原来是希望用垃圾分类来推动绿色经济，从生态农业到生态产品。然而一年多过去了，村民并没有多少经济上的收入，更多的是人力、物力的投入。但垃圾分类已融入了他们的生活习惯，这一点可能是绿十字最大的成就，也是我最值得骄傲的地方。

很多村民说，这是闵书记要我们做的，这几年他带着我们村民干了不少好事，只要他说要做的事就不会错。闵黑子(闵书记的小名)有本事。

“五山模式”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艰难地往前推进。这些条件就是余书记、梁河桥、闵书记、运会长这些干事的人在一起推进一件事。余书记说五山有今天应该要感谢茶叶专家刘显庭和前任镇党委书记陈炜波，是因为五山人杰地灵，才有可能更好地发展。五山是幸运的，要在其他地方早就停下来了。

河北定州瞿城村，北京昌平兴寿镇、怀柔神堂峪镇，南京六合镇、高淳，安徽马鞍山翟里镇……要建“生态镇”、“绿色村”的口号满街都是，可是一到做就很难有务实和实干精神了。机遇并不是天天有，机会却是绝对公平的，一定会给那些不停努力和实干的人留着。

堰河村在按规划一点点推进，谈不上科学。农村工作规律性很差，为什么?就是没钱。不过十个月来，两个村在没钱的情况下，靠村民双手的努力，镇政府用了吃奶的力气一点一滴支持着两个村的发展。特别是堰河村的村民，把梦想一厘米一厘米地延伸:垃圾分类、环境整治、沼气改造、茶庄建设、有机茶生产、兴修河坝……我有时都不敢见闵书记，一个一米八的汉子为村里的发展，为了钱，常常暗自落泪，我心里很难受!

规划在农村是最没谱的，有很多事没有落实，又有很多事是提前完成;很多是后来领导要加上的，更有不少是为了应付领导检查临时做的。从中央一号文件之后，政府很多工作有了新的改进。比如，村里要有各方面的标语，内容很贴近生活。建沼气池是好事，那是政府要做的事，老百姓很欢迎，村干部不能推诿，堰河村群众现在抢着要建。村里要建文化中心是宣传部要做的，很快推行了，群众很欢迎。比如农家乐就提前一年，而茶庄就推迟建了。

这里的一切渐渐地超出了绿十字的规划中，这是为什么呢?有时我在想，假设有资金(10万)注入会怎样?假设带来马上就能让农民致富的项目又会怎样?假设余书记调离又是怎么样?我不知道，农村就是农村，农村与城市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建设和规划的体系，生活、生产也完全不一样。城市是“集体”的概念，农村是“个体”的概念;城市的发展有金融的支持，农村的发展是靠田边地头一点点的收入;城市的大学生和高中生多找不到工作，农村——如堰河村26年了，几乎没有一个大学生回到这里，特别是乡镇主要干部每两三年就要调换一次，乡镇只是一个中转站……

所以农村很难有一个长远的规划。人不稳定，心就不稳定，规划自然也就随着四季的变化而变化。

第二次来五山的时候，“五山模式”就已经基本有了定位。那时我的心里充满了信心，同时也有很多担忧。

充满信心是因为有余宝军、梁河桥这样有改革心愿，希望“三农”问题有新转机,渴望农村税费改革之后乡镇机构工作职能有所转变的领导。我的担忧也是因为余宝军。因为在余宝军的潜意识中，不能满足现有的工作和工资，在45岁之前，他还应该有新的选择。我们在交流的过程中，他多次说到，对做官没有多大兴趣，每天的事就是:开会、吃饭、喝酒、汇报、检查，想再往上的可能性不大。小官我又不想当，所以对做官就没有兴趣了。现在他就想再用一年的时间把“五山模式”、“五山日记”、“五山茶经”做完、做好，也算在乡村工作中划上一个完美的句号。我想“下海”、想“经商”，他女儿要上大学，现在的工资也只能对付。将来女儿还想要出国，没钱怎么办?她必须在45岁以前下海，否则就没有机会了。

我说:“你有这么多工程，难道没有一点灰色收入吗?”

“不敢!”余说，“我曾对镇村干部说过:给农民修马路的水泥谁敢多卖一分钱，就开除!这是没有商量的，我们镇正因为是这样，所以在全县五山的马路修得最好，水泥标号最高……我不想靠这些发财，太危险，我想当一个干干净净的官。钱多就多花，没有也能过。”

这就是我担忧的，因为我了解余的心思。余说:“有一位外商朋友想请我，台湾老板想把公司做大，已和我谈了，让我做总经理，我想试试。”

我问，他能给你多少工资?他说:“他们请台湾管理者,年薪是30万，我怎么也不会少于10万吧?不然对我太没有意义了。我现在的工资一年也只有2万多。我想做到明年五六月份，完成中水、茶庄、沼气改造、环保展厅、茶经、五山日记、凭风亭、茶坛，再有一个电视剧，我就能安心地离开了。这样将来到任何一个地方，我就有人生价值资本了。”

也正是这样，我在一年时间中来了这么多次，目的就想把这件事推向一个高度，不然这件事就会夭折。这件事只要基础做好了，就可以了，因为堰河村书记要做，堰河、田河村农民要做。文明、富裕，不仅是余和我想要的，也是堰河村、田河村的农民想要的。

通过余宝军、闵洪彦两个镇村书记的现象说明中国“三农”问题主要缺的是人，是有事业心、有实干精神、有文化、有思想、有觉悟的人才!

“五山模式”如果说成功的话，那“人才”占了99%。

14日的早晨我到堰河跟领导一起接待了一大群上级领导。闵书记汇报，开始还有点紧张，结结巴巴的，后来就好多了。他的大致意思是:

1． 堰河村党支部的堡垒作用，请领导放心!

2． 堰河在走生态经济、品牌战略的路子。

3． 堰河人从小事做起，从垃圾分类开始，促进了村民的文明，养成了好习惯。因环境好，带动了旅游茶叶经济。

4． 请领导放心，我们要依靠科学的发展观，把堰河工作做得更细、更实、更新、更深!

哈哈!最后几句话可是余宝军和我昨晚嘱咐的，还真派上了用场。这就是平时政治工作或观念转变的结果。他说完身上也湿透了。

看到闵书记讲话我笑了，一个原本说话很自然也很本色的人，硬是给同化成官味十足的人，环境的力量真是太大了。

施工停下了!茶庄的建设越来越让我无奈，离我的要求是越来越远了。特别是施工质量太差，我气得快站不住了。没办法，这是在农村，我只能面对他们。

我去看正在建设的茶庄，有佛像的那面墙，我怎么看都不对劲，就把老郑叫来。我对他说，现在我就是做4格也要2．88米，还差28厘米啊。我要他再下三块砖，郑工坚持不干，说除非闵书记加我钱。我是做活的，你是做艺术的，是吃饱再做事。你的笔画一下就是高楼，我要用好几年去盖啊!这些是你们的事，反正我按图纸做!

我问图纸，老郑说找不到了，我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我对老郑说“你的工程很不合格，我没叫你返工，也是怕给你带来损失，可是这是一面最重要的墙!你就砌三层砖不行吗?”

“不行!不加钱，我宁愿不做，我只认钱，帮我干活的人也只要钱!”

老郑的话把闵书记给弄火了，脸颊红里透黑，翻着眼睛对老郑喊:“你不做就滚回家!”

天艺茶庄是在吵闹的过程中建起来的，很无奈，我对此没有一点办法。

谷城规划设计院赵程刚副院长、还有一个设计师和我一起在西湾、田河、堰河、黄亚村选茶场的地址，下午5点多钟到堰河。对堰河茶庄，赵院长发表了很多不同的意见:

第一，房子的方位不好，应该坐北朝南;第二，应该是开放式的，那样就与自然融为一体;第三，走廊应该是2．1米，现在1．5米太窄了;第四，四周的走廊应该是回廊才显得完整，主楼不能像穿裙子，从中间穿过去，要有一个点突出;第五，离马路太近;第六，四方形太难看，这样的房子谷城很多，没有独特的风格。

茶庄设计赵以为极不合理、不科学，需要调整。我听着基本没有反应，因为图纸与具体实施之间有很大的差距。特别是农民的审美观念、施工技术、资金的短缺等都在制约着实施。设计不考虑这些就没意义了。

赵程刚院长有一些想法很在理，走廊我马上改成1．8米，走廊主楼改成框架式，不能像穿裙子一样。其余的我就改不了啦，这房子能盖成什么样，现在只有天晓得，还有一个人晓得就是老郑!

茶庄设计了10个月已改了无数稿，每改一稿都会有很多次争吵——设计者、投资者和施工队之间的争吵。问题的关键是每次都是施工队获胜!而在城市正好相反。

这就是我面对的农村。

记得3月份去田河村，听说经费不够，给学生们吃的米有霉味。余书记知道后，大发雷霆，责备他们以后绝不能再发生此类事，可是校长小声回答:“如果不买低价米,饭都没得吃，怎么办啊?你给我吗?”

余书记转过头对我说了一句话，让我至今都难以忘记:“我们未来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农村的教育问题。我们这里还算是比较好的地方，人均2600元，这里的教育都这样,那西部或更穷的地方怎么办?”

同在蓝天下，同是九年义务教育，为何城市和乡村有这么大的差别呢?现在城乡人均收入比在3．6∶1，而教育竟然相差10倍!不可思议。

有这样一句话:再穷不能穷教育。可在我看来这句话应该反过来说，我们穷的恰恰是教育。

是啊，校长外出打工了，教师卖茶叶了，教学水平实在是令人担忧。我生活在都市，都市的孩子是什么样的教育啊!特级老师、贵族学校、家教、科技馆、少年宫，周末的美术、音乐、英语、奥数兴趣班;而在年人均收入2500元以上的五山农村小学还是如此寒酸。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朋友们，他们与我一样，一声叹息。

在堰河小学我与校长一起晒太阳。已是秋天，空气中有一股浓浓的稻谷香。我们俩靠在一面破墙上。他说，我们这里还好，在马鞍山村有一个小学，只有七八个学生，一个老师，从一年级带到三年级，那才叫艰难啊!

未来城市与农村的问题，不会现在显现，而是20年之后。那时中国农村可能有钱了、幸福了，可因教育的滞后，农村的科技、文明、文化必定会阻止农村奔小康。我所说的小康不应该只是有钱、有房子、有电脑，而是有文化、有品质、有理想和信仰、有优美的环境。如果仅仅有钱那就像现在的暴发户，就像现在某些有文凭没文化、有知识没信仰、有钱没道德的新一代。

这次五山之行基本完成了茶庄生态建设的框架设计。这些天，我深深感受到城市与农村之间观念的差距，强烈地体会到人与人之间的文化、审美的距离，这里不仅是指农村，同时也指城市那些学历很高的人。

堰河村的问题目前是什么?

垃圾分类做得还不够细，对垃圾的后期处理还有待深化。

我不赞成马上推广“农家乐”，如果管理不好，会有很多麻烦。在农村，每户的利益非常重要，这一点在地球村就曾遇到。

村里有人打野兔、野猪等野生动物，还津津乐道地向客人介绍，吃的人更是没有感觉，这是严重的问题。

完成五山茶庄工作就要返回了。余书记说:“每次你来五山我都很忙。这次再忙也要陪你在城里转转，唱唱歌，跳跳舞，放松放松，晚上我送你上火车。”路上，余书记说，他月初去杭州考察作了一首诗，也不能叫诗，因为从来没有作过，我读给你听听:

偏安一隅南宋国，万千佳丽难吞戈。

靖康血耻早已过，彩蝶纷飞绕城廓。

我笑道:“你这最后一句‘彩蝶纷飞绕城廓’写得非常棒!很形象、很美，突出了杭州有‘爱情城’美称的特点，好诗!”

下午我们在唱歌时余书记对我说，这次去杭州感受很深，特别是和你接触之后，对美的概念大不一样了。在杭州我看到六和塔、钱塘江、岳庙、古树秋色，觉得非常美,原生态的自然之美;杭州的一草一木都与三潭印月、许仙白娘子的美融为一体。杭州之行也使我在这四十多年中第一次写了十首诗，这叫有感而发，也叫借景抒情吧!

这一点不仅仅是余书记，闵书记和堰河村的村民都在接受乡村自然美的概念。一个不爱美和不爱花的民族是一个不善良的民族，这是小道理，也是大道理。可是有时要想转变一点点都非常艰难，特别是还处在相对贫穷的农村就更加艰难。

前些日子，余宝军对我说，以前我们看到秋天地上的树叶感觉是垃圾，很脏。现在思想转变了，有了秋风扫落叶，黄金铺满地的念想。我笑了，笑我把美的眼光与视觉付给了一方地域或政府，余书记转变了，一方土地就美了。

有一点我不明白，就是中华民族的审美能力在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而逐步倒退。我们回头看看中国明清时期的建筑、用具、家具过了几百年了，依然经典。我们再往前看看唐宋时期的诗歌、词赋、雕塑等文化遗产到今天还在深深地影响着全世界;春秋战国时的诸子百家，哲人圣人层出不穷,他们也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精神遗产。河北定县翟城村普通农民住房的建筑工艺的精美会让你想到100年前的国人对生活和美的态度。而我们今天的城市建筑很多属于建筑垃圾，农村建筑更加谈不上实用功能和美观，所以农民每十年就重建一次，这是中国民间财力巨大的浪费!

傍晚我在镇社区看茶庄选址。时间晚了，有一个茶老板非要请我吃饭，并叫了五个老师陪我。吃饭之前，茶老板问我:“孙老师，你认识我吗?”我愣了一会儿说:“记不准!”茶老板喝了一口酒说:“我听过你的课，还做了笔记。”“是嘛?你爱听?”我问。“爱听爱听，讲得好!从那以后我就天天找社区干部，吵着嚷着要垃圾分类……”哈哈!我笑了，还敬了他一杯。

在真诚沟通和良好互动的基础上，规划中的各项生态工程建设得以顺利实施。“五山模式”也许不可能直接解决五山农民的所有问题，但希望在剧烈变化的社会背景下，激活“农业、农村、农民”宛如一潭死水的困局，激活即将沉睡和迷茫的灵魂，尤其是广大农民内在的生活和生产积极性，通过小事牵动大事，来改变观念、改变生活方式，谋求政府、民间环保组织和农民所共同渴望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