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堰河村之源

坐了一夜的火车,时空从北京穿越到了襄樊。

我们一行人中有中国社科院龚益研究员、清华大学NGO研究中心博士后仝志辉、《绿色家园》杂志记者王佛全、清华大学环境政策研究中心谢蕾博士、襄樊环保协会会长运大姐、环保志愿者薛斌。大家很开心,一心想在五山做一番事业。这次上海师范大学陶康华教授、国际友谊旅行社富康、中国社科院郑易生先生原本要来,可惜因为都有事,不能同行。

下了车,我们直奔堰河村,路程好像很长,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开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到,大批人马安顿下来后就开始对村的自然和人文环境进行调研。

为什么总是说人文环境?就是因为在地球村时,书记张瑞军和主任王长江的关系不好,弄得我们的工作都没办法开展。在我们离开后,这个项目就基本停止了,这个教训一直像针一样深深刺在心里,让我真正明白人才是项目中的重点,也明白了人文的基本内涵。

现在做项目,最关心的是这个地方的人文情况,历史环境,而不是经济环境和被污染的生态环境。人文和历史环境是源头,不解决源头的问题,生态和经济就不可能齐头并进。

所谓历史环境,就是这里的历史和文化,村庄变迁的过程,是一个地区的生命线,就像我们见到一个新朋友,总要问他是哪里人?属什么?学什么专业的?父母做什么?就是想找到与他的共同语言,做项目也是如此。

一个地方的生活和生产环境会折射出当地人的某种特点,反映出这个地方的某种特性,特点与特性就是我们在考察中要寻找的项目路径,堰河的一草一木都能反馈给我某种信息。

来乡村调研第一件事就是,先要了解地方的村长和书记。农村与城市完全不同,乡村靠自治,村长和书记一定是地方的核心,而了解这些人才是进入这个村的最好的“绿色通道”。

堰河村: 农会主席(第一任)张广亮1949年

第二任: 农会主席黄裕昌、张虾子　1950—1952年

第三任: 李居林书记　1953—1958年　大队长: 熊学华

第四任: 闵代珍书记　1958年　大队长: 熊学华

第四任: 熊学华书记　1958—1972年　大队长: 王民银

第五任: 季发怀书记　1972—1982年　大队长: 王民银、任家应

第六任: 恭升喜书记　1983—1992年　村主任: 夏顺明

第七任: 闵洪彦书记　1992—1998年　村主任: 夏顺明

第八任: 夏顺民书记　1999—2001年　村主任: 李光明

第九任: 闵洪彦书记　2002—2008年　村主任: 熊修江

第十任: 闵洪彦书记　2008—至今　村主任: 李光明

这些村里的老干部是我研究的对象，只要了解他们，就能走进村庄。

堰河村换的最少的是会计，第一任是乐绪良(33年)，第二任是乐成立(2年),第三任是李益同(14年)，第四任是任安强(16年)。

村里近50年维持在900人。50年中堰河村有5例离婚。

在人们记忆中，村里最严重的一件事是: 1972年田河村的一个青年村民偷了堰河三组养的猪，被堰河村村民抓到，被吊起来，脚下放了辣面子(用辣椒磨成的面)，点上火，用烟熏，结果一个晚上年轻人就死了。那时是文化大革命,年轻人偷猪是极为严重的事，属于阶级敌人，是反革命，所以并未过多追究。

村里书记和主任每年有500 元的补助，副职(会计、文书、妇女主任、民兵连长等)连续工作10年以上补助400元。村里不会忘记他们的贡献。

50多年来，当干部、做主任一直没有特别强烈的竞争，谁担任大家并不是很在意,因为那时谁当村干部谁就会牺牲的多一些。大家还会你推我、我推你，因为在村民眼里当干部是一个吃亏的事，大家更希望出门打个工或做个小生意，最好能到镇里做干部。大家都认为闵洪彦是一个有思想、有能力的人。在农村，一个有能力的人，就会得到村民的尊重和信赖。农村就是这样，信誉好，就可能会做很长时间的干部。

村干部如果不停地换，就会有很多不稳定因素，矛盾也会很多。大多数情况下，村里出问题就是因为村里没有一个有能力的干部造成的。

古代的“保甲” 制度是村民自治的一种形式。村是没有法定地位的，因为这些功能性和地域性群体并行存在，是一个行政体制，它强加于村组织之上，我称之为事实上的体制与法定体制。

“保甲” 是早在宋代(960—1276年)就恢复的一种古老的行政体制，1929年6月5日，根据孙中山先生地方自治原则，南京国民党政府颁布了一个《县组织法》。之后1932年8月，在华中的剿共司令部发布了一个法令，规定在军事行动区的人民要在保甲制之下，组织起统一的自卫战，按照此制度，每十户为一甲，每十甲为一保(摘自费孝通《江村经济》)。目前韩国还基本保留着中国乡村建制的称谓。

堰河村的历届村干部绝大多数还健在，他们对村子比对自己的身体还了解，村如何改良，问题在哪，路径在哪，他们太清楚了。假定能得到他们的支持，堰河村的项目就很好做了。

堰河村、田河村20世纪80年代后以茶为经济主体。此时已进入冬季，山上光秃秃的，村里没有多少树，家家门前都堆着从山上砍来的树，听说这些树是用来做木炭和种木耳的。每家门前都有一个臭气熏天的粪坑，粪坑与猪圈连在一起，村里的厕所就是一个用破塑料布围起来的粪坑，厕所的门就是一个布帘子。第一次进去，我的头就撞到上面的木头，那个“痛” 到今天还记得。上到一半，突然一个妇女跑进来，我慌了,“腾” 的一下站了起来，笑着说:“你是流氓还是我是流氓啊?”

这种厕所在中西部是普遍存在的，农民兄弟这样形容村里的粪坑: 内赶蚊子外哄狗，上挡太阳下遮丑。

虽说这里是茶乡，可是一点没感觉出茶乡的意境。问村民这里有茶道吗?村干部笑着说:“没有，只有倒茶。” 没看到一户人家有茶具，他们都是用一次性杯子沏茶，开水一冲，全是塑料的味道。这些杯子是从地摊上买来的，卫生情况很让人担心，每次喝茶时眉头总要皱一下。可是农村招待最尊贵的客人一定是用一次性的杯子。

家门前、村路边、小沟、小堰到处是垃圾和污水，堰河?简直是一条污水向东流呀!村民的手指甲里是黑黑的，小孩和大人脸上是木讷的表情。我在心里苦笑，茶乡、茶人难道就是这样?

农村的污染不仅是农民自己造成的，更多的是来自城市的工业污染，来自城市为农村生产的石化产品。五山主要生产黄姜，其对土壤和水的污染可以说是灭绝性的，河流看上去是很可怕的。在近40年间，我们对环境的敏感性在降低，心在麻木，习惯于一天天经济超常规发展，忽视环境对人心灵深处的污染。

五山已经很冷了。我们住在镇政府招待所。招待所很安静，里面有两棵很大的桂花树，感觉这里的主人还是很雅致的。我们都冷得不行了，晚上就用毯子裹在身上和头上，看上去很像阿富汗人。

这些日子大家不停地与农民、干部、老人、妇女、外出打过工的和在村里做生意的人进行交流，对河流、群山、土地、茶场及现在村里的资源都做了最大努力的调查。在这个过程中，心里经常会说:“哦，他这么想的，我知道了。” 我们在做一次很深层次的调研，这基于在这以前看了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了解什么是调研，什么是深入,什么是实践，同时也明白该怎么做!

几天的调研，对乡村有了一些感悟，这些感悟渐渐地打破了我原来对乡村的感觉和认识，也对乡村这个名词有了另一种诠释。

乡村自治: 在农村，自治不是法制，更不是民主。自治本质上是家长式管理，是以血缘和亲情混合为一体的管理方式。可是今天我们把民主与自治联系在一起，来解决乡村基层管理问题，忽略了乡村的实际情况。我的理解，民主是城市概念，自治是乡村概念，两者有很大的区别。这样说，绝非指民主制度只适应于城市而不能适应于乡村。我的意思是说，民主是在公民社会下推行的一种制度，而乡村目前还不是公民社会，而是宗族社会、熟人社会。只是在道德层面上来看，还是很有公民意识。

自治是中国几千来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中国历来就是皇权不下县，农村就是村民自治。现在之所以上访很多，是因为村集体事业瘫痪，村干部自治能力下降，基层政权瘫痪所致。现在我们运用城市管理模式来管理农村，就会遇到很多解不开的扣。

与农村干部一起出差，都用酒店里的洗漱用品，农民反而不用，他们认为很不卫生，这个我没想到。他们出门时媳妇总是要交待不要在饭店里吃，城里的东西太脏、太不可靠。他们认为冬天就应该吃冬天的物产，夏天就吃夏天的，人是大自然生的，要顺天顺地，脚要站在土地上，那样就踏实了。现在城市什么怪病都有，就是因为城市人黑白颠倒，四季不分，没有戒律。很多农民在笑话城市的教授与官员没有文化，什么四季见绿、四季有花，人一年四季生活在空调下，科学家们培育的四个月的猪，三个月的鸡……

堰河村的村民忙于种植香菇木耳，这时的堰河村砍树很厉害

解决中国的农村问题是一个大课题，也是中国走向现代化国家面临的首要问题。城市化是由传统农村向现代化城市转变的自然历史过程，农业与农村的发展同城市现代化实际上就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从量上看，城市化表现为农村比重下降，非农村比重上升;从本质上看,城市化则是农村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同步发展的过程。牺牲农业推进城市化是传统的封闭型城市化特点，它必然会导致城乡二元结构的拉大，会阻碍城市化的进程。

城市化绝不能意味着农业的萧条和败落，相反，只有农业与农村的现代化才能真正为城市现代化提供坚实的基础。

特别是在人口众多的农村，人力资源丰富，应该走开放式的城市化道路,谋求农业、农村和城市化共同发展，最终达到城乡一体，这是一个社会发展的最高境界。

未来的城乡发展应该追求诗意的生活。农民的生产与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他们吃的是自己产的粮菜，住的是自己建造的房屋，所有生存状态均注入了自己的劳动，这一点与城里人有绝大的不同，这也会让农民在日常劳作中注入他们对家乡山山水水和自然环境的情感，他们的生活本身是诗意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这其中的“采” 就是劳动，也是诗意的感受;而城市是“买” 的过程，完全与自己的工作无关，是单纯的商品交换,自然也就缺少诗意了。

说到农村的贫富差距，从社会的多样性来看，不论是美国还是中国，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贫富差别都可能存在，也是合理的。农村的弱势群体一般占全村的1% ～2%,这些人群大约有四种情况: 一是天生生理上问题的占37%，二是无儿无女的占16%,三是天灾人祸的占13%，四是游手好闲的占34%。这个数字当然是指一般农村，不包括经济不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

其中占34%的人能说会道，村里闹事上访的大多数是这些人，很多扶贫机构帮助的也是这些人，可这些人越扶越贫。

农民只要勤奋、人品好，一般日子都还不错。解决这些贫困人群的事就是政府的事，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也是短期的。

草根组织的优势是能获取第一手资料。现在很多的项目数据都来自政府，来自一个地区性的综合数据，这对我们单个项目来说就不好用了。

现在NGO和基金会用的数据一般来自政府和学术机构，而绿十字的数据大都是自己调研来的，有的是请专业的评估机构提供的。比如政府数据中北京延庆农民的人均收入在5500元左右，实际农民收入在3500 元;襄樊五山镇堰河村的收入2004年是2600元左右，政府数据是3600 元;安徽省芜湖市大桥乡农村收入是2600 元，政府数据是4100元;浙江温州那里农民的收入是11000元，政府数据是8000元……

所以我们的项目如果是按政府的数据就会有问题，可是收集数据又需要政府的支持，还需要基金会的支持。这部分工作的重要性，基金会一般不认同，所以在资金支持上往往不包括这一块。可是前期调研恰恰是非常重要的，需要下很大功夫的。前期调研不到位，后期做项目的过程中就一定会有问题。

新农村建设的目的，就是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减少城乡差别。说到城乡差别，我认为先要搞清楚城乡之间的区别。主要有以下七点:

1． 农民的生活与生产是不分离的，他们一面做饭还可以在菜地里干活;而在城市只要回到家了，就不会管工厂、公司的事了。

2． 城市工厂只要有水、电、厂房和倒班的工人，就可以24小时生产;可是农村的生产周期是以年为单位，过了春天就不可以再种植，所谓“过了芒种不可强种”，一个生产周期就算过去了。

3． 城市是法制社会，是靠法律和警察来维护社会治安;而农村是靠人与人的关系来维护村庄的和谐。城市一天没有警察、环卫工人和红绿灯就会乱套。

4． 城市人生活中需要的东西都到市场去购买，一天没有钱，没有超市就活不了;而农民有地就能生存。

5． 城市是靠银行做经济运行，而农村是靠可怜的一点种田收入来维持发展，这是天壤之别。银行是为富人开的，农民贷款非常之难。

6． 城市是靠银行与国家的政策在发展(富城弃农);而农村是靠农民自己生产出来的一斤米一斤油换来的钱在维持。

7． 教育的差别也很大。30年前考上重点大学的农村学生占53%，成绩优秀的又占其中的73%，现在考上重点大学的只有11%，其中优秀的学生占不到3%，30年中回到农村的高中生不足4%，现在的农村教育在体系和质量上远远不如改革开放前的30年,农村面临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中的问题，同样面临着素质问题。

每过一段时间，我回到城里整理乡村调研日记，不断回味对乡村的感受，越想越觉得乡村和城市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我在农村和农民打交道有几年了，可以说有一定的工作经验了，可是我还是不太了解他们。这种不了解让我担心我们能否做好这个项目，同时让我想起我在延庆地球村不成功的原因。

调研在继续，感悟在加深。我觉得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多的是观念，是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生活环境、文化习俗在决定着城乡这两个不同的世界。于是我用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看待我眼前的农民与农村。

白天我与同伴在村里走访，晚上与专家交流思想，第二天早晨用文字记录下我的感悟，我越来越对这样的工作感兴趣了，要问、要学、要画的，一点点融入我的心。

我觉得毛主席说得好: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在农村做事，我们知道要用参与式的方法，要尊重农民，要知道他们想什么和要什么。为什么很多NGO参与的项目，只要NGO离开了，农民就又回到以前的状态了呢?那就是为了完成项目而做项目，不是为了农民做项目，这也是我常常思考的问题。

我们习惯了城市生活，刚来到农村，会觉得非常不习惯。就像很多80 后的孩子,他们与乡村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他们的根在城市。我之所以对这份事业很感兴趣，是因为我知道城市的根在农村，城市的生命之源在土地中，只是现在还没有意识到。我敢预言再过30年，中国人就会认为农村才是人类最宜居住的地方。

我在很多西方国家和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的豪华社区中，已经看到了未来人们希望的生活元素——那些被遗弃的水车、石磨、旧家具，农民的八仙桌、青石板，窗上的刻花、皮影、剪纸等，还有农民自留地的蔬菜、没有农药的大米、在门前屋后的土鸡、土鸭、农民伯伯过年杀的猪等，这些已成了城市人的奢侈品，这就是未来农村希望的前兆。

我感到城市不是人类文明的终结，而乡村中却保留着某种我说不清的文明和财富。正因为如此，我们选择了最简单、最没有特点，但最典型的堰河村。

在堰河和田河用了近7 天时间做前期的调研工作，我们不想完全凭感性去做，在NGO的工作中，这方面存在一些不完善的问题。比如，去做环境保护项目，只做教育,从学校到农户做得很辛苦，不过大家还是很开心的，走时也很感动。可是一年后又会回到原样，这并不是我们的初衷。

我们对镇里的余书记、堰河的闵书记、田河的杨书记有了全面的了解，我很庆幸,有这样一群感性和理性融为一体的领军人物。

这几年市县精神文明办还是做了很多事，村里的四改四建四通四进家工程(襄樊文明办20034号文件)就是文明办做的非常实在的一件事。我听郭主任说了很多，应该说这几年政府开始务实了，开始把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个建设相结合了。农民对文明办做的很多事是肯定的。这是政府与NGO最好的合作，政府做硬件，NGO做软件，得利的是参与的农民，“五山模式” 没有他们就不会这么顺利。

我不是党员,可是我认定我们的党,因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常听我父亲说,历史上都是百姓养政府,今天是政府养我们,我父亲现在每月有1600元,母亲有1200元的收入。我父母原来的单位全部都倒闭,可是他们还在继续领生活费。我经常听80多岁老人这样说,我相信政府,因为他们经历过共和国建立过程。我们的政府在办公大厅里挂着的就是“为人民服务”,从建党至今就没有改变。今天农民与政府的关系上发生了很多转变,我以为这是发展中的问题,就像一个家庭中女儿与母亲也要吵架,父亲与儿子也会动手,但他们还是一家人,因为他们的血缘关系永远没有办法剪断。

我们的农民很可爱,又很可恨。可爱的是他们离不开共产党,别看他们有时也说党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可是有什么事还得找政府,只要政府的人一到村里去,村里人就会高兴一阵子;要是政府的人能在哪个村或者在哪个村民家吃顿饭,那可是很长脸的一件事。

可恨之处就是农民很现实,只要一涉及他们个人利益,不管你曾经是他的恩人还是亲人,张嘴就骂人,不过他们不会背地里骂,是面对面地骂,这就是农民把党看成家人,打是亲骂是爱呀!

在与农民交流的过程中,有时不知道该不该说我们是专家或是学者,因为农民的很多话、很多观点都会让我们目瞪口呆。农民说的话我们会马上记录下来,还会有意识地找农民,想听听他们朴素而又富有哲理的语言。

一次到医院去看骨科,西医说要吃钙,中医说要吃鱼、吃骨头,农民说要晒太阳。农民说人与庄稼一样,需要阳光,比如大棚里养的猪就不好吃,因为不晒太阳;比如我们家菜地里的菜就香,大棚里的就不好吃,就送到城市去,城市人就会用很多调料,城市人都缺钙。

比如去年头发掉得很厉害,医院给我用101、针刺治疗;农民说到春天时,你剃光头,用春雨淋几次,就好了,因为人也是动物。

农民说现在城市人的病越来越多,那就是人不运动、不晒太阳了。人是动物,动物的特点就是运动,万物离不开太阳,不运动靠保健品和补品,根本不靠谱,城市人的健康靠医院,农村人的健康靠太阳。

农民说,不到孔庙不知道那里骗子多厉害,不到北京不知道首都人多冷漠。一个农民对我说,他在北京问路被指错路,住宿被骗到丰台,王府井吐口痰罚了款,天安门前钱被偷，公交车到站没人喊，坐过站了还被骂成傻帽。

他们认为城市除了能打工挣钱,那是坏人比好人多的地方,当他们来到城市时,城市人也把他们看成的坏人,不信任他们。

农民说乡下人看到城市人都会很客气,尽量把家中最好的东西拿来招待他们;可是城市人很自私,农民在城市只要挣到钱就会马上回家,钱放在城市银行不放心,他们觉得还是农民实在,不骗人。在农村骗子是生存不下去的,而在城市坏人比好人厉害,因为坏人太多了,所以城市才会有警察、律师、监狱等。

了解了农村和农民,了解了农民对乡村、对城市、对社会、对政府的看法之后,我觉得心里有数了,也决定了介入堰河村的方法。

离开北京时,正在申报“绿十字生态传播文化中心”。这之前我是以个人的名义与政府合作,很不方便。朋友们都说,你还是建立一个组织吧,在大家的支持下,就有了北京绿十字。为了这个名字,我还征求了很多人的意见。孙光玥觉得很好,封宁觉得一般,说有一点宗教色彩,温铁军先生说有一种信仰的感觉,21世纪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的陈琨老师说好!因为有个红十字,绿十字能注册下来,就是个无形资产,红十字关爱人类,绿十字关爱自然。

一天下午,余书记说想在田河茶场上建三个亭子。我感觉建三个太多了,一个还行,龚益和运会长都说不好!我没有说,还是想先看看,不能只说不好、不行,要反对就要有比他更好的想法。跟着梁镇长上山,一辆很破的吉普车拉着我们,很喜欢这种风尘仆仆感觉。

建三个亭子,费用大约在13万元。我直觉上要建一个比亭子更有意义的建筑。这些日子一直在想,农村应该有一种文化,一种信仰,或宗教也行,人就是要有想法,人就是靠希望活着,才会有发展!

山上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这时看到一个圆圆的大石堆,对着大石堆看了看、转了转,忽然感觉很像个“坛”,一惊!此时我向天一拜,天意呀!真是天助我也!可能这就是一种缘分,一个艺术家特殊的敏感,就像2000年在地球村发现“地球石”一样,这个大石堆就是一个完美的“坛”,一个与当地文化、道教文化相结合的“坛”。

在这里建“坛”是为这里的农民建一个心中的家,这个家是心灵和精神的家,这在城市是没有的,城市人把“钱”作为心灵的家,那个世界就不会有道德,而只有法律和监狱。

什么是心里的家?有首歌:“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松花江就是他的家。有人问我,你的家在哪里?我说,钢城马鞍山就是我的家。问国外的游子们家在哪里?他们会说,“中国”就是他们的家。这里说的家是心里的一种情结,是一群人或一个民族共同的希望。

这里的希望、情结会汇集成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会变成一种默契的守则、公约和道德准则。

在这里建“坛”其实就是在上空建一个准则。在西方,一个社区和一个村最高的建筑一定是教堂。在中国乡村传统的民居中,比住房高的是祠堂,比祠堂高的是庙宇,比庙宇高的一定是塔。

乡村建设,规划一直是大问题。这二三十年中农村的建设基本是没有人管的,乱建乱搭已严重影响村组的水系和环境。规划这一概念已经完全没有了,而规划却是未来农村的重要工作之一。

规划要有方向。如果规划错了,投入越多、速度越快，那我们犯的错误就越大。

城乡规划也是一样,因为不同的降水量、不同的生态环境、不同的地理地域、不同的生活习惯、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宗教信仰,决定了总体规划与建设规划中的房子、道路、景观、材料、色彩、方位就不一样,这些都是我们在规划中需要了解、调研的。

我站在茶山上,微风习习,很凉爽。天空中云很少,很蓝,这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做坛!我当时更多是从经济方面来考虑的。后来我不停地在图纸上画啊画,对!为何不和茶联系在一起?建一个茶坛,一个五山茶坛!我在中心的位置放一个古代与茶有关的雕塑,四周有四方神……就叫茶坛吧!余书记和梁镇长听了也非常兴奋,梁说,你们做我去找钱!

在堰河村第三组定了做“中水回用”示范系统。第三组有100多人,住房前有猪圈、厕所。当地人从不在家大便,觉得不好。他们一般都住在半坡上,这样生活用水和猪粪便全部流入北河,北河又流入了南河、再进入汉江。随着社会和经济的繁荣,汉江的污染正在加速,这条河流养育了村里1000多人和襄樊580万人。我们把这定为生态示范村,那就要从今天做起,就要让污水不入河,还要让未来喝上汉江水的北京人知道汉江流域的人民,“中水回用”在这么差的条件下为五山的22个行政村和100多个自然村做出了榜样。

三组的猪粪便和厕所是直接对着家门的,味道很重。龚益说不如降低高度,扩大房前面积,把三位一体的沼气池建成“天蓬别墅”。好!这个创意太妙了!

绿十字在五山倡导垃圾分类,我们认为这在农村容易做,因为不需要多少钱,主要是观念,是要村民明白分类的意义。这个工作很艰巨,有了北京地球村的实践,我认为有可能。

对田河村的规划,龚益是这样设想的:庭院皆竹影,垂柳映青莲,茶桂飘香处,山水桃花源。那个村不就是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了吗?

田河村中心小学要扩建,杨书记要把原有的红砖黑瓦拆了。我说你先等等,因为我觉得这里最好看的、最让我有记忆的,就是这些旧房。村里的钱本来就少,要拆还要建太浪费!再说要建的又是贴瓷砖的难看房子。

杨书记对我说,那你帮我们画图纸,我说好。就这样,茶坛、亭子、屏风栏、茶庄、猪栏、中心小学,就成了我的任务了。

龚益提出一个重要的理念:先生活后生产。希望这次五山能做到求真务实。这是“五山模式”的精髓所在。

清华仝志辉说:你不是这里的主人,到时你还是要走,教会他们方法比教会他们口号重要。

两位老师的话我听进去了。老师就是老师,他们的这几句话正是“五山模式”的核心,也是要在项目中牢牢把握的。

这个规划我不停地与村里各方人士交流,与镇政府一起调整规划的可行性,与村里的茶商交流规划的想法。特别是村里的老人们,别看他们现在已退出了村务管理,可是村里的年轻人有什么问题,还得请教他们。于是我把这个群体看得很重。村里还有一个群体就是妇女,她们管家、管钱、管丈夫,与她们交流就等于与一个家交流。这些体会都是在地球村感受的。

五山镇版图面积250平方公里，耕地面积2． 16 万亩，辖区包括21 个村另加1 个居委会，计有人口3． 5万，其中农业人口2． 9万，农村户数8325户，户均劳动力1． 31人。2003年辖区人均收入为人民币2000 多元，相当于中国农村生活的平均水平。顾名思义，五山山地多于平地，村庄多是依汉江支流而建，主要经济产品是茶叶。目前外出打工的人数占总劳动力的27%。从劳动人口的文化程度看，具有小学水平的为大多数，占到总数的72%，初中水平的占23%，高中以上者仅占0． 5%。从行政建制和机构方面看，目前各村村委会、党支部、妇联等基本健全，具有较好的行政条件和管理基础。

五山在1987年以前叫五山区，分为: 田河小乡政府，放置在黄垭，含邱山、马鞍山、西湾、田河、黄垭、堰河6 个村;另有张湾乡、文畈乡、谢湾乡、东湾乡4 个乡，1987年后五山合并成两个镇，谢港镇和五山镇。谢湾镇由东湾、谢湾组成，五山镇由文畈、田河、张湾组成。2001年徐国平任镇书记时期，五山镇和谢湾镇合并成现在的五山镇。

镇党委历任党委书记: 向厚啟、杨泽生、唐太昌、马光荣、陈炜波(1987—1998年)、陈道均(1998—2001年)、徐国平(2001—2003年)、余宝军(2003—2006年)、胡海洋(2006—2010年)、唐萍(2010—2012年)、褚春明(2012—至今)。

与镇这一级政府交流得比较少,目前主要是与现任领导有工作上的关系,我们的政府就是一把手说了算,是一个高度集权的政府。不过集权和民主各有利弊,面对我们中庸之道的社会,集权有一定的道理。到今天为止当地人还传说陈炜波说的一句话:“一把手说话绝对是真的,二把手说话还能听听,三把手说的话狗日的是真的”。

农民对政府有意见是正常的,因为政府有时做事是太出格了,形式主义太严重,做事很不实际,花架子多,渐渐地政府在农民心里是没有诚信的。

我们想在七个村之间进行实践。我把重点放在堰河村和田河村,剩余村靠试点村来影响。在地图上可以看到两个村和五个村之间的关系,让我有了五个村和全镇经济联动的想法,也让我想起了英国埃比尼泽·霍华德先生提出“田园城市”的设想。未来中国的农村和城市一定有一块共享的地域,那就是农田、河流、山川、茶园等,这些地域就是“田园城市”吧!

要想解决一个地方的生态环境和污染、垃圾分类等问题,仅仅靠填埋和焚烧是不科学、也是不现实的,更没有经济效益。垃圾也是资源,只是人们对生产、消费、还原的生态结构的无知,也是把事情简单化了。比如我们说食品被污染、有毒了,那肯定是土壤的问题,而不是人在食品中下的毒;再比如说一个小孩出问题了(打架、赌博、骂人)那是他的家庭环境出问题了,我们仅仅在孩子身上找问题是解决不了的;鱼没有鱼味,那是水污染了,要先养好水才能有好鱼。现在的人,特别是政府的工作人员想走捷径,结果反而造成曲折。

村民说村里每年都会有山洪暴发,大水把桥、路、水渠都冲垮了。我们来的时候,大水冲的痕迹还历历在目。这时要是与他们讲植树造林、讲生态、讲环保他们是不听的。于是与政府和专家组商议,从生活、产业方面来与村民交流。

我拍了一张河堤被大水冲跨的照片,河堤有两处还没被冲垮,就是因为那里有一些树还长在河边的石头上。晚上给村民们看时,他们看着看着忽然明白了什么,说:“孙老师啊,是不是把山上的树都恢复了就没有洪水了?”我笑了。

我对他们说,现在田边地头到处是病虫害,农药用量很大,费用占收成的22%,你们知道为什么啊?他们都摇头。

我说是村里没有树,掉链子了,什么是掉链子呢?就是大鱼不能吃小鱼,小鱼没有小虾吃,小虾吃是的臭泥,知道不?

在村前村后多种一些松树、桦树,叶片分泌出的杀菌素可以杀死空气中的白喉、肺结核、伤寒、痢疾等病的病菌。大家现在不喜欢种桉树,其实桉树、槐树、皂角树等能驱蚊、蝇、跳蚤。

现在你们家家都很漂亮了,可是小燕子没有家了。你们觉得小燕子不干净,看见小燕子在家做窝就用杆子把窝给毁了。可是一只小燕子每年要吃60万只害虫呢。

村民都听傻了,一下明白了许多许多。这时我们已经不用多说什么环保和生态了,因为知情才能明理,明理才能参与。

一个村和一个地区总有不和谐的现象发生,贫穷、落后、上访,一定是这个地区的大环境“污染”了,是一个地区的主要领导和群众的观念不阳光,或者是太保守,知识跟不上时代了,这些都是大环境的问题。

香港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说得好,“今天的农民缺的不仅是钱,更是文化和知识。”

对于我们这些来自都市的人来说,怎样把知识平民化、科学生活化,是一个重要的自我转变过程。

经过了几个月的调研,我根据大家的想法,对“五山模式”做了最后一次系统说明。领导们听了很兴奋,特别是余书记说,“五山模式”就是五山的未来!

堰河村里的垃圾分类池开始施工

这个“五山模式” 的规划，是由中国社科院龚益老师，孙光玥，上海师范大学博导陶康华还有我共同完成的。主要是考虑三年实施所需要的工作量，我先做了一个基本方案，很大部分是依据地球村的经验来完成。大家根据这个方案进行修改，最后再回到我这里汇总。

这个项目中垃圾分类是核心目标。之所以这样考虑,是因为像北京、上海这样有文化、有素质的大都市都做不到的事情,要是这个村能做好,那就太了不起啦。何况现在的政府想做大事,结果是大事做不好,小事又不想做,所以这件小事能不能做好,在当下就显得很重要了。

要做好垃圾分类,搞好房前屋后的卫生,完善垃圾分类体系,形成源头(农户)到下家(有用垃圾回收中心)的资源循环再利用系统。具体如图所示:

每户人家各放三个桶,分干、湿、有害三类,村内建资源分类处。对于湿垃圾,采用堆肥和饲喂畜禽的方法进行有机处理、归田;可再生用品卖给垃圾回收中心;有害物品集中处理。农户实施垃圾分类,可以作为对外宣传、游人参观、实施环保教育的一项内容。

显然这是一个NGO与政府深层次的合作项目。这个合作中还有另一股力量就是农民。在中国做事没有政府支持是绝对不行的,而绿十字认为政府还是想做事的,他们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只是他们与农民的想法合不到一起,把为上级领导服务变成了宗旨,而现在要转变为为生态环境服务,为农村建设和农民服务。

五山项目就是想在政府与绿十字以及农民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把“上级领导”变成“人民公仆”。关系摆正了,农民与政府之间就和谐了。五山镇的领导明白我的意思,这就叫“知音”。

余宝军心情激动地对我和龚益教授说,这个五山模式要是真的能实现该多好啊!龚益笑着说,那可就看你了，接着回头看着我说，还有你啊!

余宝军对我说,要是能用你的《五山日记》,拍一部电影或电视剧那就不得了啦,“五山模式”要能成为“襄樊模式” 那就更了不起了。

这个模式能否成功,关键是这种综合性的规划也是一个与农民一起成长的规划,同时也是“绿十字”与农民共同成长的过程。很多时候看起来是我们成功了,项目和课题获奖了,可是农民还是农民。我不想这样,我想与他们一起成长。

我们是环保组织,我个人又是画家,所以我们的项目是从文化、艺术、教育和社会发展介入。规划中我们突出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交流方式。在农村我们常常是教育农民小知识,而农民教育我们人生的大道理。

谢蕾悄悄对我说:她喜欢余书记!说余书记很有魅力。是的,我也很喜欢!

在会上我提出,设计量太大了,我一个人完成不了,要请专业人士一起参与,需要设计费和策划费2万元。余书记说可以,这是应该的。

有人说就这几张纸要2万太多了吧!龚益说一点都不多,这是最基本的成本。要50万也不过分!这在我们单位做,没准还会要更多!我心里明白，这就是观念上的差异,五山刚刚起步，以后还会有更多的代沟。